探析中国农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国论文,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5）12—00—0028—0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缘起于“三农”且致力于促进“三农”发展进步的中国农职业教育，必然也应有大的发展。但目前，中国农职业教育总体上仍相当薄弱，发展形势严峻。高等农业教育大幅萎缩，农业中专和职业高中的农业类专业濒临绝境；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效益偏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与机制建设亟待完善。整个农职业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从多个层面，分析中国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已经遇到且仍将遇到的主要障碍，以期对未来农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制定和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一、职教理论研究滞后
中国农职业教育包括农业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制约农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职业教育理论的严重滞后，从而使其系统内改革创新出现重重阻力。专业结构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模式单一、师资素质缺陷较多等不利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农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而且，要改变这种状况困难仍然很大。
1.专业结构调整底气不足
专业（专业群）结构是人才结构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中等农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已经过两次大的调整，先是由园艺、园林、果树、农作、畜牧、兽医、水产等划分过细过窄的传统专业群，调整为农村家庭经营的大一统专业，经过一段时期后又调整为现代种植和现代养殖两个既有分工又有较强包容性的专业类别。但即使经过这两次调整，目前这种专业结构仍然没能给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科专业注入强劲的发展活力，农类专业招生依旧不景气。五年制高职出现后，农业、农机学校设有农业推广、畜牧兽医、农艺、园林、农作、畜牧、种植等专业，但多数专业的招生数都很少，且三年内很少有连续招生的。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就业市场需求信息不全，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前景展望和人才需求预测的准确度不高，许多学校既不能改造旧专业，也无力开辟新专业，以至于随着传统农科专业的自然消亡而使整个农类专业销声匿迹。高等职业学校兴起后，湖南25所高职院校有3所院校设有农林类专业，出现了诸如特种经济动物养殖、园林建筑工程、花木盆景等专业。由于大多数高职学院办学条件比中等职业学校优越，招生情况要稍微好些。但课程教学改革也相对滞后，学院没能为毕业生创业素质培养打下较好的基础，农类专业发展仍然处境艰难。可以说，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农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方面还没有建立起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
2.课程内容选择迷雾蒙蒙
影响中国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人才培养系统性的偏差，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距离，而导致这一偏差的直接原因是课程”[1]。如何把反映现代农业生产、科技、经营的最新知识和技能及时纳入课程教学，无疑是农职业教育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目前，由上而下的农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还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关于农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研究由于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正在向“工作过程导向”发展的课程开发模式尚未理出清晰的脉络，学校课程结构缺乏农职业教育特色等，农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在理论上就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实践中难度相当大。而且，农职业学校的校本研究严重滞后，校本教材开发进展缓慢。一方面，现有教材不能适应农村和农业发展需要，不对路；另一方面农职业学校又无力开发新教材。
3.教学模式改革步履艰难
“产学研一体化”已被普遍认为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既体现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又体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基于此，高等农业教育需要走出“象牙塔”，去与农业生产、农业科技相结合，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或至少是农业近亲人才，更好地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目前，已有个别高校（如近期组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产学研一体化提供了超前意识和经验，但大面积推广还差得很远。而且，高等农职业教育如何走出象牙塔？走出多远？走出后回不回来？等等，由于理论问题没有理清，种种困惑常常纠缠着众多实践者。
在农村职业教育中，许多学校在教育观念、教学机制和培养机制等方面仍相对单一、封闭，教育教学长久地停留在老套上，不敢创新也不知如何创新。而且，即使有一些创新方案，也难以完成科学论证或通过实验加以印证和遴选。一方面，许多教育理论没有建立和完善，所谓的“科学论证”难免苍白无力；另一方面，教育实验本身是理论和实践陷于困境的产物，也是力图走出困难的一种努力，但由于农职业教育实验本身的复杂性，很少能有人坚持下去，更何况“中国的教育实验至少目前尚不具备进行大型、超大型实验的条件”[2]。
4.师资结构优化进退维谷
一是教师培养培训制度不完善。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既应培养和引进一批献身农业、献身科技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一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团结务实的学术队伍，又须形成一支掌握高新农业技术，具备很强示范、指导能力的技师队伍。为此，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发挥高等农业教育在现代化农业中的学科优势，并使传统农业科学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资源环境、经贸管理等学科结合，形成富有高等农业教育特色的学科体系。同时，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尤其贴近现代农业的高、新、尖技术研究。在保证农业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下，注重农业应用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农业科研和高新农业技术的教学，都将成为高等农业（职业）学校教师培养的主要途径，但现实情况与之并不完全吻合。2004年，包括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在内，湖南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仅占38％。而且从长远看，由于受到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的制约，有关农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的妥善引进和校内培养制度建设的研究还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二是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最近，周济部长在全国县级职业教育中心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目的是要广开“才”路，唯“才”是举，使学校已有的人才活起来、动起来，还要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教育领域。要“按照‘总量控制、微观放权’的原则，科学设置学校内部机构和岗位，实行灵活的编制管理办法，推行固定岗位和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和兼职相结合，逐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这里，关键是科学设置岗位的问题。中国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推行多年，但由于教师安置问题以及一些既得利益关系没有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不少农村职业学校还是因人设岗，科不科学无人评说。同时，在分配制度改革和公办学校校长负责制的落实方面，也难以取得重大突破。除了高等农职业教育外，农村职业学校由于办学自主权相对较少，学校分配制度改革和校长负责制的落实阻力很大。而且，一部分学校的校长轮换频繁，根本谈不上实施什么治校方略。
二、经费投入渠道不畅
经费投入不足造成学校设备设施匮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农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2000年全国职业高中实验室达标率只有53％，校园网普及率只有18％，而且这几年许多农村职业学校在农类专业建设上并没有较多的投入。现实中，学校教育重书本、轻实践，重灌输、轻启发，重讲授、轻直观等现象的产生，就与经费不足造成教学手段落后有较大关联。
农职业教育是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联系最紧的教育类型，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反映了财政、企业和社会对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建立完善状况。
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来看，上世纪末，财政预算内农民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6年的11.5％下降到2000年的8.4％。目前，在农民培训方面，国家只有“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项目经费，而“绿色证书培训”等农民培训项目都没有安排专项经费，且农业部每年只有5000多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不到0.1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农民培训的费用。这种状况近年有些改观，如2004年由农业部和财政部等六部委共同启动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已培训转移250万人，中央财政对参加培训的农民人均补助100元[3]，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应急之策。农村职业教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国多数地方还没有落实利用银行贷款举办农村职业学校的政策，也没有建立专项经费或利用助学贷款资助职校学生。近些年，地方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一些地方把职业学校学杂费当成财政预算外收入，并且要统筹调控学杂费的15％～20％用于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使本来经费不足的农村职业学校运转更加困难。
从企业投资来看，1997～2000年，全国的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经费由32亿元降至17亿元，企业办职业教育的经费占职业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6年的11.3％下降到1999年的7.5％。各种所有制企业承担农民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普遍没有建立起来，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引进以及农业开发的扶贫资金中用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经费很少。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弱化，办学规模缩小。邮电、电力、公安、金融等许多行业停办了中等职业学校或大幅度减少了招生规模。企业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也出现了停办或减少招生规模的现象。
从社会投资来看，1997～2000年，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从3.83亿元减少到0.83亿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1999年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的经费占职业教育总经费的1.57％。目前，农民职业教育基本上仍属由国家投资的纯公共物品。这势必导致两个不利后果：其一，农民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单一且投入不足，提供的教育服务十分有限。中国是有着8 亿农民群体的农业大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过大。尽管国家在《职业教育法》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缺乏具体的办法保证社会力量办学利益的实现。其二，国家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资渠道不合理。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基本上走的是部门渠道，这种资金流向部门内消耗过大，农民职业教育经费到达办学单位时已显不足。再加上办学单位的提取，真正用于农民的经费所剩无几。
这些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即农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渠道还没有畅通。而且，要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农民也无力承担全部办学经费。近年来，农民家庭教育支出潜能已经顶到天花板。据2002年湖南省城调队的调查，60户农村贫困家庭户年均教育支出2324.0元，占户均年收入的92.1％。而且，贫困家庭学生有90％以上没有接受学费援助（2001年，在贫困家庭子女中，得到教育贷款的，农村和城市分别占6.3％和4.0％）。因教育负担过重，农村贫困学生失学率高达30.4％。看来，这样一个经济收入微薄的巨大的弱势群体，要支撑起农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极其困难的。
三、行业企业依托机制缺失
长期以来，教育行政人员和职业教育专家学者们在论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措施时，都认定了“农科教结合”、“学校、公司＋农户”等办学模式，最近几年从上到下又提出了农村职业教育要实行“订单式”培养，等等，这之中隐含着一个基本观点，即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仅仅依靠学校是难以为继的，需要有所依托。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湖南怀化等地将原来由教育部门主办的农职业学校，逐步转为以农业部门为主办学，形成“政府统筹，农委主办，教委统管，科委和有关部门配合”的新体制，出现了“农科教结合”的雏形，后经推广在全省农村职业教育中形成了农科教联合办学的新模式。邵阳市的“十百千万工程”和“学校、公司＋农户”模式的大力推广，也为农村职业教育培养适销对路的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寻找和拓展就业市场，谋求个体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原来的“农科教联合办学的新模式”，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了。当年轰轰烈烈的农科教相结合“运动”在多数省、区已趋于沉寂。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出来[4]，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如条块分割、布局分散、多头管理、统筹乏力等现象仍然存在。
目前，国家正在推进县级职业教育中心的改革与发展，实现“政府统筹、部门联办、教育协调、多校一体”，试图做大做强一批中等职业学校。这些无疑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从长远看，21世纪的农职业教育发展更多的应依托农业企业或农业行业。近些年，长沙县职业中专等学校，成功地探索出在农业产业化运作过程中培养农业类技术人才的新的教学模式，安化县职业中专、汩罗县职业中专等学校与大型农业类企业联合，开设园林花卉、种养精加工等专业，从而使农业类专业的招生有了转机。
问题的关键是，当今中国，真正能够受得起农职业教育依托的农业企业少之又少，农业行业也没有谁能组织起来牵引农职业教育的发展。更何况，在最近几年的企业改制过程中，许多国营企业都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包袱尽力想甩开，如果不能建立有效机制，新兴的农业企业又怎会主动把它扛上肩头？
四、毕业生就业岗位严重短缺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已伴随人类社会走过了几千年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历史。从18世纪后期至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三次技术革命，世界农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现代农业已拉开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序幕，农业的内涵大大拓展，从生产初级产品发展到包括产前生产资料的准备和信息与技术的咨询服务以及产后产品的分级、加工、贮运、食品技术、分配与销售等过程，形成农工商一体化，农业与工业的概念日趋模糊。但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的组织规模不大，地域分工、企业分工不明显，管理企业化程度不高，农业领域和整个农村还不能为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比如，农村基层专职技术人员的缺少和断层，在某种意义上讲主要也是由于农村和农业领域技术岗位的严重短缺。从统计数据看，自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国家培养中高级农业技术人员累计达247万人，而从事农林业的仅76.8万人。
促进就业既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更是农职业教育的工作重点。中国13亿人口，有7.5亿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农村从业者，且又是农民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则主要是在高中阶段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农业人才，两者都以农业和农村为教育服务对象，如果缺乏就业岗位（大量的技术和管理岗位），毕业生或结业人员不能就业，农职业教育仍然是发展不好的。
五、农民主观需求空间窄小
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农村人才需求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领域内部，农民对农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将发生显著变化。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相对封闭落后地域的群体，多数农民的教育选择行为仅处于维系基本生存的层次，而农民职业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的职业素质，属于农民自身发展的范畴，在现今巨大的就业压力、家庭压力和经济压力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尚难以把极为有限的经费过多地花在职业教育上。而且，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及普遍的小规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与其收益的关系并不明显。因而，农民自身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需求与客观需要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当代中国，农民更多的是身份概念而不是职业概念[5]。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等级差别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无法平等地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然而，把农民作为一个职业，由于缺乏广泛的认同感，必然降低农民职业教育的实效。农民对从事农业生产职业评价偏低，其理性反应就是尽量脱离农业和农村。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往往只立足于农业的简单再生产，缺乏进行农民职业教育的内在动力。即使有机会进入城市打工，一般也只能得到一些短期的、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再加上我国城市失业率高，进城务工难度加大，也使农民对接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下降。
同时，劳动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不仅占用了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也弱化了农民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职业教育法》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实行劳动者在就业前或者上岗前接受必要的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然而，由于执法力度不够等原因，法律条款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施职业资格制度方面，目前，国家职业资格类型相对单一，主要适用于操作型工作岗位，且划分较细，面向较窄，体系尚不健全。职业资格标准与学历教育要求之间整合不够，职业学校学生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有一定困难。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有关行业部门尚未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为整个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带来不利影响。在农村，由于区域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低，农民的职业分化水平不高，目前还难以按照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设岗和进行分工分业。
再者，农民职业教育与“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概念上的滥用，也使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受阻。一是人们习惯于把农民职业教育简单地看作是农业职业教育或是农村职业教育，各实施主体都基本围绕农业技术的培训、推广而展开，对二、三产业领域内相关职业技术的培训则相对要少得多，难以适应和引导农民职业分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也使农民职业教育长期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目前，我国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户家庭收入的34％左右，有大约46％农户的主要收入依靠二、三产业，而且今后希望接受这一方面培训的农户也会日益增多。二是把农民职业教育仅仅看作是生计教育，过分强调农民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了其在培养农民的个人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主体功能，背离了农民职业教育是以农民自身的持续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以提高农民的择业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宗旨。而且，各种途径对农民进行的职业教育，主要侧重于提供前期的技术指导、项目投入等环节，而后期技术保障、产品的营销以及项目的管理经营等环节却明显不足。这也挫伤了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此外，农民最关注职业教育的直接效应，即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而目前农职业教育针对性较差，农职业学校毕业生不能尽快融入当地的经济活动，也弱化了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