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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作为人的精神和意识形式，无疑是和人性的基础层面——伦理道德紧密相关的。一方面，科学从问世之日起，就以一种强大优势改造着人本身及其本性构成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伦理道德力量的刺激与推动。所以，自从科学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后，诸如科学真理与道德判断、科学进步与伦理价值、科学中的善与恶、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心、科学对人类伦理道德准则的改造等问题便成为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
科学与道德的统一
为什么科学需要人们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什么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同时应该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归根结底是科学与道德有统一性，是两者都同属于人性的构成层面，都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可分割，是科学离不开科学家的良知良能和善心善性，是科学的世界观制约着人的道德观，人的道德观也反作用于人的科学观。
首先，就构成人性的不同层面而论，科学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和人类文化的独特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 ①人类在其自身逐渐获得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既保留了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所拥有的属性，又形成了真正体现人类本质的各种文化层面，科学就是其中之一。所谓现代人，实质上就是科学化的人。他们与传统的人相比，拥有更先进、更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技能，更乐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更能适应社会的各种改革和变化。他们头脑开放、不墨守陈规陋习；他们守时、惜时，讲求工作效率，追求人类实践活动的精确性、简单性、和谐性、实用性和普遍性。发展科学就是推动人类自身的进步，同样也只有不断地完善人性自身，充分地体现人性，才能使科学不断发展。如果把科学与人性割裂开来，或者仅仅把科学当作工具来使用，那么人类就既不可能拥有科学，更不能推动科学。就象希特勒，虽然可以运用法西斯暴力强迫科学家为其使用，但结果只能是摧毁科学。因为他运用科学的目的只是旨在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决不是为了发现真理和正义。
至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固有属性、一种联结个人成为有序化程度最高的纽带构成了人性的本质特征。没有道德的约束，一切人都将不成其为人。道德不仅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复杂关系的认识。所以，不仅就构成人的本质层面而论，科学与道德有统一性，就是就人的认识而言，两者也是统一的。它们都是人类理智的产物，是理智在成长过程中所开放的两枝不同的花朵。
其次，就科学和道德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是由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决定的。科学之所以问世较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作为一种高级、复杂的认识形式，必须在经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通过劳动获得的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两大人类事件，使一部分拥有剩余时间的人能够从事精神生产活动，它才能够获得萌发和成长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只是在人类进入古代文明之后，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发展程度，才能够为一部分人提供。所以，在西方只是到了古希腊时代才真正进入科学的萌芽时期，而后又经历二千多年的孕育时期，才最终于近代诞生。同样，科学的发展也受着经济基础的制约。在近代科学的成熟阶段，它是有钱富人的精神追求，在当代科学的发展阶段，它几乎变成经济大国的“附庸”。现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从被一些经济大国垄断，原因就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
至于道德的本质直接就表现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表现在人类社会私有和公有相统一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为此，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所以，即便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只有在物质生产达到极为丰富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找，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③一句话，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总是随着生活条件、物质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
经济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繁荣的基础，又决定着人类的伦理道德的变化与进步。这就自然地将科学与伦理道德在一个共同的根基上连接起来。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必然改造着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又一直是激励科学家为科学和真理献身的重要因素。这就是经济、科学和伦理道德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从科学实践的角度上讲，科学活动一定要以经验事实、严格的论证、判断的客观性、认识与活动的真实性等为前提，这就决定科学与道德拥有内在联系和一致性。比如客观性，既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评判真理的诚实性标准。没有客观性，就不会有科学和真理。同样客观性也是评价道德公正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条件。任何人“为了合理地、公正地判断别人，指摘或肯定别人的行为，诚实地评价自己的行动，简言之，为了采取正确的道德立场，就应当善于客观地分析已形成的情况，正确地理解别人，用事实来检验自己的观念和结论。因此，在科学中以及在道德中的客观性都必须以善意、诚实、自我批评精神、正直为前提。”④这样，如果人类的科学活动确实同客观分析诸过程以及对真理的追求联系起来，那么道德上的纯洁、谦虚和善意就总是符合科学性质的。严格遵循经验事实和结论之间的逻辑性的科学家就总是正直和诚实的人。诚实和客观性的道德标准激励科学家从事成功的科学活动；科学活动反过来也要求科学家的行为要诚实和客观。
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同是道德和科学的首要准则。因为科学作为一项公众事业，是人类全部智慧的结晶。科学进步有赖于前人的劳动和后人的发展。随着科学的不断进展，这种个人对社会的依从性愈来愈使科学家自觉地将科学实践服从于科学发展的总体目的和协调一致的集体劳动。离开社会整体，任何孤立的个人或科学家都不可能生存。孤立的个人可以伪造事实、虚构科学，但这既与科学的本质格格不入，也是违背做人的良心和道德准则的。所以，马克思在论述科学与道德的统一关系时说：“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而马尔萨斯“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⑤
一切科学的理论和真理只能来自科学自身内部合乎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主观地去力求使科学适应于从科学之外引出的或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因此，是科学的本质要求科学家要正直、无私、忠诚和满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要勇于探索真理，不要被权威和偏见蒙住眼睛，同时又不要固步自封，时刻准备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美德是做一个真正的有益于社会的人所必须的；也是不断力求认识和坚持捍卫真理所必须的。爱因斯坦说，道德上的纯洁与纯朴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保证。这是最贴切地道出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统一性。
第四，科学和道德之间的统一性还表现在科学对形成和发展道德标准、对制定道德行为的规范所产生的强烈的震撼作用。可以说自近代科学以其独立形态战胜旧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之后，它就逐渐成为近现代人类文明道德行为的准则和源泉。英国数学家K·毕尔生甚至认为科学在未来的普遍胜利将是保证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的东西；科学所具有的高度的教育和道德意义必然会使它成为培养现代公民的一所最好的学校；并促进真正的文明发展，从而保障社会制度的稳定。他说：“用科学方法培养出来的有才智的人，无意听从单纯激起热情或引起盲动的号召，无意赞同最终可能引起社会灾难的行动。”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旧的伦理道德不断遭受破坏，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不断确立。今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很少有人会再把日心说、生物进化论等科学理论看作是异端邪说。今天的科学技术告诉人们应该优生优育，控制人口的自然生殖，方能更有利于人类的整体生存，从而使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日益发生改变。至于自由、平等、博爱，之所以能够长期为人类所始终追求，根本原因，也是这一口号的真理性与人性的一致性。总之，科学在它问世的几个世纪，每前进一步都在改变着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在激发着人类对未来、对自身的尊严、对公正和人道主义的胜利产生坚定的信心和信念。
道德对科学的阻抑作用
科学与道德有相互统一、相互作用的积极方面，也有相互对立、相互阻抑的消极方面。首先，从历史上看，科学和道德在人类进化史上不是同步发生的。有了人类，就有了属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准则。尽管人类之初的伦理道德带有原始、本能的情感或者非理性性质，但它毕竟是属人的。然而，科学的情形则不同。它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新近产物，特别体现了人的理性特征。在科学中，本能和情感不具有重要地位；居于基础地位的是经验事实、抽象思维、逻辑论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科学之所以一度沦为伦理道德的奴隶，尤其在中世纪，科学长期是神学的婢女，就因为在近代之前，人类文明史总的来说，是由宗教情感和非理性占据统治地位。
其次，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上看，科学的目标是追求、发展和完善真理，是为人类提供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其目的是要有效地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预测和展望人类广阔的未来；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和适应其生存环境，逐渐地从单纯地受自然支配的必然王国走向由理智认识和能动改造的自由王国。然而，伦理道德在社会实践的意义方面与科学的价值有很大不同，它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日常行为进行指导、约束和限定作用，它是维护家庭、群体和社会稳定、团结的重要因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其具有常规和保守的性质，而科学则通常具有非常规的、开创性的、革命的和否定的性质，同时科学真理又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因此，如果不是不断地破坏旧的伦理关系，不打破旧的道德规范，人类社会就一定会停滞不前。而科学则不同，它本身固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理性因素决定着它要不断地否定自身，也同时否定一切落后、愚昧的东西，从而不断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就知识性而言，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利用归纳、概括、分析、综合、抽象、推理等方法所获得的，单纯的猜测和假设不是科学；科学只有依据经验事实及是否具有普遍性所作出的真假、好坏之分，没有善恶之别。而伦理道德则主要属于价值判断领域，严格受情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限制。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和个人针对同一个事实可以完全作出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即便同一个人对同一事实在不同场合与时间也可以作出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判断。然而科学则不然，它没有国界，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持久性。比如原子武器的制造，这只是科学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是人类认识的一大成就和进步，对于从事原子武器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科技人员来说，他们没有罪过，只有肆无忌惮地使用诸如此类的武器从事罪恶行径的人，才是不道德的，才是科学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敌。因此，美国的物理学家E·特勒和R·奥本海默在出庭为自己积极改善核武器作辩护时一再宣称：“考虑制造氢武器在道义上和其他方面的后果——这不是科学家关心的事情，而只是政治活动家、美国人民的当选者关心的事情。”⑦
第四，就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对立性而言，由于科学能够深入地认识自然和人类本身，因此科学的认识是内在地与人类特有的本质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构成人类文明四大支柱：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哪个国家拥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它就一定拥有繁荣、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一定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然而道德，尤其是旧道德一般都是与权威、权力、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紧密相关的，因此旧道德通常都是与自由、民主和博爱背道而驰的，因而也是违反人性的。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还在科学处于萌芽时代就与旧的伦理道德规范展开激烈争斗。
在古希腊时代，信奉上帝和神创论，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和道德观念，但是大凡科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中世纪，对于科学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却不是一个无知的时代。自从公元四世纪起，罗马教皇就下令禁止一切异教活动，禁止人们学习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教会宣布数学为一种“魔鬼的艺术”，教徒们亲手烧死了女数学家海帕西亚，并把其他的数学家全部当作异教徒驱逐出境；1220年教皇又下令设立宗教裁判所，审判科学和理性。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科学毁灭。近代，虽然科学获得独立地位，宗教和旧道德并没有停止对科学的迫害。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到布鲁诺、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的捍卫，从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拉马克、达尔文到这一理论学说的保卫者无不遭到宗教和旧道德的卫道士的羞辱和围攻。甚至今天，在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也仍然存在着宗教和科学的冲突。
所以，科学与道德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只是必须认识到：道德对科学的发展既有积极、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保守的阻碍作用。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要弘扬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和积极、肯定的东西，克服其对立、消极和否定的东西，使两者在不断的和谐状态中，达到相互促动、共同进步。尤其是学术民主和自由，这对于科学来说是最重要、最珍贵的因素。如果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干扰和破坏，使得科学家们不能自由地发挥其聪明才智，“那么人类就会停滞不前，一个新的中世纪就会接踵而来，就象在辉煌的古代时期之后接着出现上一个中世纪一样。新的真理往往使人不舒服，尤其对当权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充满残酷和偏执的漫长的历史记载中，它是我们聪慧而刚愎自用的人类的最重要的成就。”⑧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心
如果说在近代之前，多数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不是基于某种社会责任心，但至少从16世纪起，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清教徒中就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思想感情：“颂扬上帝便是存在的目的”；并提出“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的口号。⑨而在公益服务中，最高尚的职业就是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这两种职业恰好要求人们要刻苦、勤奋、克尽职守、抑欲扬善，要抬高理性、贬损狂热，要认识到通过理性对大自然的认识，就是对伟大创造者的最高赞颂。
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之后，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杠杆，就更加强化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心，也就更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今天，无数的科学发明使整个人类生活变得丰富多采、光怪陆离。然而遗憾的是：科学并不只是为人类带来好处，它也同时给人类带来危害。这正反两方面就使得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置身于科学的社会问题之外，也不能莫不关心地看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公民的职责之间的矛盾。尽管每个科学家由于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同，可能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把自己的科学研究与一定的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坚信并满腔热情地捍卫这样一种思想：“任何人都无权推卸自己的责任和拒绝参加决定人类的命运……坚持把科学家隔绝在密闭实验室和办公室的门内的人们的理由，无非是一些陈腐的偏见、禁忌和社会习俗。统治集团关心的是自己的特权，竭力利用这些陈腐的东西去保持自己解决政治问题的垄断权。”⑩而科学家为了能够真正影响社会进程，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确立崇高的道德信念，应直接参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工作；“各国科学家应当处在比具有执行权和行政权的责任更加重大的岗位上”，“那种以为科学家应该尽力把自己的发现交给政治当局以便政治当局利用这些发现去为所欲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11)。科学家们应该建立各种组织形式，包括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组织以有效地影响和干预科学技术的社会利用问题。这些组织的建设宗旨应该保证科学家能够有机会参加各方面政策的制定和监督科学知识的正确利用。虽然科学家不应该同时是政治家，但是任何科学家都不应该失去作为人所应该拥有的良心、善性、理智和热情，不能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从事科学发明的机器人。应该把一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修养当作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动力。缺乏社会责任心的科学家决不会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任何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因此科学家应该首先明白个人和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再一方面，科学本身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要求科学家必须把自己置于具有社会性的认识主体之中。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开普勒等人为什么会为科学无私献身，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什么诸多科学家会置爱情、家庭、金钱、荣誉、地位、权力于不顾，尝尽人间磨难，潜心致力于科学事业？原因就在于他们心中怀着追求、捍卫真理的社会责任心和道义感。
看看今天为数众多的科学家们！他们不仅把科学研究立足于社会现实，而且立足于人类未来，力求让人类日益摆脱饥饿、疾病和战争等各种困境，避免毁灭性的灾难和有一个光明幸福的明天。他们研究球外天体，以给拥挤不堪的地球找到一个分流的空间；他们研究能源开发，以预防因能源枯竭给人类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黑暗；他们研究环境污染，以避免人类陷入绝灭的边缘。总之，科学家们从事的每一项科学研究都带有明确的社会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常常超出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而达到广泛的国际主义。
也正是由于科学家们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心，使迄今的科学主要是以一种真、善、美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绝大多数人都崇尚科学。自从科学于16世纪逐渐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不论各政党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发生怎样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但几乎普遍地都对科学家持有一种例外的尊敬。这不仅因为科学是有用的，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心中主要装的是全人类的事业。他们常常将科学与社会道义揉为一体。这既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统一性，也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要发展科学，就不能不考虑伦理道德在正反两方面对科学的影响和推动。
注释：
①E·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1页。
③④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0页，第23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7页。
⑥⑦［苏］A·拉契科夫：《科学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257页。
⑧B·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5页。
⑨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⑩(11)［苏］A·拉契科夫：《科学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