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怪”“怪异”之谜——重看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其人其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其人论文,怪异论文,诗人论文,象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一直被称为“诗怪”。对于这位日渐被重视的诗人，大多数论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怪诗”本文的某些层面，对其成因则疏于系统的索解，因而“诗怪”自身的面容仍然是模糊的。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上，从诗人主体、诗的本文结构和接受者三个密切相关的环节入手，我们或可揭示李金发其人其诗“怪异”之谜。
[关键词]李金发 怪异 象征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一个长期被毁誉的诗人是李金发。对于这个特别的人在中国现代诗史中占据的特别的位置，新时期的批评家已给予了日趋公允和客观的评说。但是，在人们的视野里，被冠以“诗怪”的李金发的面容依然是模糊的，这与研究只关注他诗的本文有关。对于他的诗，尽管有高层建瓴、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阔大背景中宏观比较的；有就其思想内蕴深入挖掘的；有着眼他变化莫测的章法技巧而进行细部剖析的，但是对李金发其人其诗的共识——“怪异”这一特征，做完整而系统把握的探索，至今则仍然显得不够。
站在20世纪最后一个5年的山顶上，我们有信心对此作出努力。本文试图凭借作家传记批评、本文批评和接受美学批评的利刃，剥落“诗怪”头上厚重的面具，还诗人以真实的颜容。
一、脆弱和乖张交织起的灵魂——传记批评角度观照下的创作主体
美国学者韦勒克称传记批评方法“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①]这种方法认为，作家无论是反映生活，还是抒发情感，其作品无不深深镂刻着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审美趣味乃至家庭出身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往往又成为准确理解作家创作的坚实依据。通过对他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及其思想观念的研究和考察，常常可以对其作品作出较为中肯和客观的评价。这种朴素的批评方法，为我们探索李金发诗歌现象，提供了可靠的工具。
不能说李金发是一个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人，事实上他的经历与早年留学异域的大多数青年没什么两样。然而，当与他同窗就读的林风眠创作出一件件激动人心的艺术品的时候，李金发却象一个彷徨在阴雨中的怪客向我们走来。他的诗的世界是如此愁惨、荒芜、恐怖和绝望，那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和歇斯底里的氛围令人窒息。正值青春年华，他的身上却仿佛附着了波特莱尔的幽灵。原因何在？让我们把目光从他痛苦的诗行里移开，仔细审视这个蜷缩在70年前的尘埃中孤独的背影，我们感到，答案就在他那暝暝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过分脆弱又过分敏感的灵魂。李金发怪异的诗首先来自他这种个性特征。“恐怕是先天的遗传，我从小就多愁善病，对一切都悲观，没有勇气向前奋斗……我好似有特权似的，躲在书房里，看《玉梨魂》、《牡丹亭》之类的书籍，倦了就睡，醒了再看，养成徐枕亚式的多愁多病的青年。”[②]对鸳鸯蝴蝶派缠绵故事的痴迷，映衬出他性格的阴柔和纤弱。他的忧郁和多愁善感，使他的审美趣味更接近花间词人或婉约词人，属于那种“看花落泪，见月伤心”的一类。这种深度抑郁质心理特质，实际上是我们揭开“诗怪”奥秘的基础。
当19岁的李金发带着一颗驿动的心来到自由法兰西之后，他在惊叹卢浮宫的华美，领略资本主义高度文明的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堕落与罪恶。他理想的小船触撞到黑暗险恶的礁石上——他的个性、修养、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与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这种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个人与环境的对抗上。他的憧憬是徘徊在幽园曲径，缱绻在秋梦与美女之间，却被卷入喧嚣混乱、冷酷疯狂的世界。我们能够想得出李金发从一个受尊敬的富庶人家的公子一夜沦为贫儿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生活的困顿、学业的艰难、物质上的穷愁已足以扫尽他的少年意气，而来自环境方面精神上的虐杀，更使他的心充满了浓重的悲伤、忧戚、甚至是仇恨。作为弱国子民，站在曾奴役过中国的列强的土地上，李金发所遭受的偏见、岐视、侮辱是无法隐忍的。在帝种美专，华籍学生被嘲笑为“戴禽兽之冠”的“化外顽民”。在巴黎美院他们又被高年级的法国学生强罚酒费、劳役，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展览……，作为下等公民，这种人格和自尊被践踏的屈辱和悲痛，使脆弱而敏感的李金发内心发出的悲号有甚于《沉沦》中的主人公，然而他没有勇气蹈海，却把这种没有祖国的绝望感留给了记忆。
与被蔑视的民族有关，李金发用眼泪浇灌的爱之花结下的是酸涩的苦果。和洋姑娘失败的恋情在他心灵刻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他的情诗主要是哀歌。他的悲观、颓废、厌倦、自暴自弃、绝望的思想，相当程度来自这段不幸的感情经历。
李金发自幼所受的严谨的家教使他形成的文化观念，在放浪的法兰西社会也遭到了严重戕害。金发成长在儒家中庸节制、仁义忠恕等思想的熏陶之下，言行举止以正人君子为楷模，但环境却改变了一切。人情如纸、尔虞我诈、金钱万能、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吞噬着李金发，尽管他一再想保全自己，独善其身，力避“举世都是”的“诱惑”，痛斥异国学生玩弄女性的“化妆舞会”，而且“抱了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从没有参加过这个盛会”[③]。但是我们在他的诗作里也看到了他传统思想的坍塌和精神世界的迷乱。
李金发是一个心灵上的失败者。他柔弱的个性、寄情于爱与自然的浪漫理想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在生活的实际层面上他无法回避又无力解决这种痛苦，于是只能退回内心，将黑色的愁惨的情绪郁积并沉淀在潜意识里，他等待着释放和渲泄的契机。
这恰恰是一个注定要产生李金发的时代。20年代初席卷法兰西文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他提供了抒情的突破口。象征主义艺术揭示的正是现实生活的喧嚣丑恶，以及人们内心的孤独、苦闷、冷漠、感伤和绝望。以恶为美，将诗作为“所能表达的一切‘恶劣’情感的阴沟和粪池”[④]，追求飘忽不定、神秘朦胧的瞬间感受，是其创作的宗旨。这种颓废、悲观、虚妄的艺术追求与李金发愤懑、忧伤、绝望的心迅速产生共鸣，“加上印象派和象征派在艺术上追求‘新’与‘怪’的特征，这又极容易和文艺青年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心理一拍即合。于是，李金发一下子在美术上成了雷诺阿的追随者，而在课余读诗时，又一下子对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手不释卷’了”[⑤]。
这样，当李金发借助象征主义诗歌释放胸臆的时候，他那颗由于深刻受挫而扭曲的心，在陡然外化时就呈现出强烈的攻击和自虐的特征。笑唇亲吻了死神，脆弱交织着乖张，反叛屈膝于虚无。我们认为，这恐怕就是一个文弱书生笔下喷发出狂暴、污秽、歇斯底里的诗句的根源。
二、分裂紊乱的黑色情绪，怪诞无稽的游戏艺术——李金发诗作本文的特征
我们认同把“灰色”看作李金发诗作的基调，把孤独、感伤、颓废、忧戚、绝望视为其思想的总体特点。纵观李金发的诗作，尤其是早期，无论是吟咏爱情、描绘自然，还是感叹人生，莫不浸淫在这种黑色的情绪中。但我们并不把他的思想看作一种封闭定型的体系，这不仅因为他善感的个性，远未干涸的年龄、以及时代的影响，还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就是矛盾的、分裂的和紊乱的。这样，我们就会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灰朦朦的《微雨》中还会飘出甜美的吟诵、明丽的小唱，就会容易把握他后来所谓的“变化”——譬如他的第三部诗集《为幸福而歌》如何由晦涩转向明晰，甚至在抗战时期“令人惊异的变化，终于进入了他的诗国”，他的诗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阳刚之气……弥漫着正义的‘殉道者’的凛然正气”[⑥]。我们不大赞同这是一种“走向现实的足迹”，或者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文学现象的“复杂性”。我们更倾向把这种乐观和热情看作是他内心漫漫长夜中挣扎点亮的几束火花，而且很快就消融于绝望和虚无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即便是他投笔从戎，奔赴国难，为救亡呼号，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的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我们仍能找到诸如：‘生命就是悲剧的试演／没有选择的自由……／失败则是名利波涛中一刹那浮光／成功不过是意欲的陷井’（《生之迷》）之类有波德莱尔遗风的诗行。”[⑧]
我们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李金发诗作的两种主要题材及其内蕴：
对于爱情：虚幻的赞美，毒恶的诅咒。
李金发曾把他的全部诗歌分成“个人牢骚之言情诗”和“卿卿我我”的“情诗”两大类[⑨]。他自称是“爱秋梦与美女之诗人”，“愿永久做爱情诗，因为女性美，是可永久歌咏而不倦的”[⑩]。李金发的诗基调是感伤主义的，但是在他充满萧杀的诗的荒野中，我们有时竟会吃惊地发现几朵沾着希望露水的鲜花，几丛显示生机的绿草。他对爱的赞美是这样温柔、飘忽和虚幻：“你明彻的笑来往在微风里／并灿烂在园里的花枝上／记取你所爱裙裾般的草色／现为忠实之春天的呼唤而憔悴了／……你低微的声息／叫喊在我荒凉的心里／我，一切之征服者／折毁了盾与矛。”这是一颗多么孱弱卑微的心，那样空灵无痕的爱，都会使它“憔悴”，如此“低微的声息”，听起来竟如同“叫喊”。倘若能触摸到爱情裙裾的一角，那么他作为征服者的盾与矛也立即可折毁！然而，尽管如此，爱神还是无情地嘲弄了他。
于是，李金发受伤的心，一面在回味那永失的温柔，另一面早已喷射出毒恶的诅咒，“悲愤纠缠在膝下”（《夜之歌》），他的仇恨“如强盗磨其心剑在我心头”（《远方》），他希望“海深的世界之眼，满溅着女人之泪”（《给蜂鸣》），希望过去的“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夜之歌》），甚至希望“世界将从此灰灭”，自己也“终将死休于道途”（《恸哭》）。
这种病态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生的恐惧，对死的讴歌。
生命是如此无常，命运是如此不可测度。他发出战栗的呻吟：“我们的生命太枯萎／如牲口践踏之稻田”，“如残叶溅血在我们的脚下／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一切生命流里之威严”将成为“无牙之腭、无色之颧”，并“为草虫掩蔽、捣碎。”面对死神的威胁，正常的心态是抗争或逃避，但李金发却欢呼雀跃，纵情歌唱：“死！如同晴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若你没法逃脱／呵，无须恐怖痛哭／他终久温爱我们。”（《死》）“温柔的‘死’之酝酿／歌唱在小心里／……呵，多么可爱”（《懊悔之谐和》）。
李金发曾撰文赞誉过几个西方雕塑家，“其一是吕德（李译：律特），李金发认为他最能呈露全部天才的作品‘是卡来那墓上的铜像，而像上是一个骨瘦如柴、冷森可怖的尸体。’其二是罗丹，李金发最欣赏的是他那怵目惊心的丑陋‘老妓’”[(11)]。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揣测李金发心中郁积着多么黑暗可怕的情结，也就易于明了为什么李诗充满死尸、枯骨的原因了。
作为这种思想的载体，他诗作的表现形式也是人们长期论争的焦点。我们认为，李金发的诗使人感到“怪异”和“不懂”的原因在于他的诗本身就是排斥理性的。他所表现的完全是内心细致的变化和瞬间的感受，一种超验的感觉。冯汉津先生对象征派诗歌艺术的一段阐述对我们索解李金发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说：“象征派的许多诗歌都是神秘的，诗歌语言成了文字密码，理解诗歌无异于破译密码，象征派认为没有必要把诗歌主题和意境理解得一清二楚，诗人对自己作品的含义也可以不甚了了。他们允许读者以同一首诗有多种解释，而最好的答案是‘未知’二字。一些好心的评论家逐字逐句力求准确地诠释某些诗歌，结果都是枉费心机……”[(12)]李金发的诗是符合这种认识的。我们对他的诗从语义层、句法层、音位层再作一下简略的分析。
在语义层上，李金发对词语意象的使用是极其随意的，几乎是一种下意识。朱自清先生感觉到李金发的诗“虽用文字，却朦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13)]。读者面对李金发的诗，百思不解，他的诗成了一个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李诗词汇中的“能指”（文字笔划本身）和“所指”（概念、意义或实物）往往是脱节的，是一种任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全凭感觉和意识的自由流动。表现在外在直观上，这就形成了很多人所提及的“远取譬”。而“远取譬”的实质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喻和暗示，而是一种想象力的衔接。诗的某个词的象征性并不是该词固有的特性，而是诗人自己随意赋予的，有时也许就是一个符号，这样，凭借传统的审美方式来鉴赏，读者自然会感到晦涩朦胧、神秘莫测了。
而且李金发又是一个崇尚印象派的雕塑艺术家，他写诗，与其说是用文字填充，还不如说是在用画笔涂抹，是一种排斥艺术提炼，循着直觉的感官活动：“黑与白之荫影下／任人们往返／悉抱着微笑与天才神秘／在阳光里旋转、证实／创造，及祖先历史之修明”（《作家》）。这样的诗的意象，只有李金发自己，或者连他自己也不能确切阐释——也许，这正是他创作的宗旨。
在句法层方面，对李金发的诗行建筑，朱自清先生是这样看的：“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感情，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14)]陶长坤先生则认为：“李金发的某些诗篇，具体到个别诗句或诗节，有的很难懂，或根本不知所云，但整个诗所体现的意蕴却是比较明晰的，即有‘串儿’，但串起来的不尽是‘红红绿绿’的珠子，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泥球。”[(15)]朱先生认为李诗中没有一条思想线索，——已故意藏起来，而陶先生认为诗中本身就有“串儿”。我们觉得李金发写作的时候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串儿”的问题。正象他在语义层对词汇意象使用没有规律那样，他对句法也不会留心。他的诗句与句、节与节之间的联系，完全是一种潜意识流动的自然结合，如，“你杂乱之小径／与随风之小磨／在深夜之底／如黑色寡妇之孤儿”（《朕之秋》），很难说这是凭借什么线索或依据什么方式构筑成诗的。苏雪林先生经过仔细辨认，惊喜地发现李诗无序的句法奥秘原来是没什么了不起的“省略法”[(16)]，但我们不愿苟同。苏先生之所以看出诗行建筑的“闪回跳跃”、“省略法”等，无非是因为文字符号本身“能指”和“所指”具有相应的涵义，使他能按照语言的约定俗成，揣摸诗的意义，做出了上述推断。这一则未见得符合李金发创作的初衷，另一则用起来未免大而笼统。我们的看法是，所有试图规律性把握李诗句法关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的诗，原本就是一种神经质的梦呓。
如果说李金发不注重诗词汇的语义功能和句法构造，对诗的音乐性，他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称“音乐超于一切”，“他在《木马》、《泪落在我心里》、《秧之歌》等代表诗作中，常让‘ou’、‘eu’、‘oen’等在每一行诗中频繁出现以构成乐音，或在短短的诗行里让同样的子音和母音交替使用，特别是浑浊的鼻音an、on反复出现，使人或有一种抑郁的音乐感，或有一种音响上单调沉闷、心绪繁乱的感觉。李金发的诗也很注意音乐性，但汉语与法语的语言结构毕竟不同，于是他只得借助于古汉语中‘吁’、‘兮’、‘之’等叹词、虚词来加以强化。虽然这些古字在诗中出现‘没有古的或文言的观念，只要适宜于表达一个意志，一种情绪，或甚至是完成一个音节’。”[(17)]这无疑是一段精辟的论述！长时间以来，众多的批评家都在诟病李诗的“食古不化”、“食欧不化”、囿于语汇句法层面，而没有把这种情况上升到音乐高度来理解，没有意识到李金发本身在力求剥夺词句的表意功能，而仅是用文字符号来表现韵律和节奏，“表达一个意志，一种情绪，或甚至是完成一个音节”，洋文和古文被大量使用，就是为了达成上述目的，实现一种高度抽象的音乐效果。倘若能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诗人魏尔伦》总共17行，就用了15个“之”字，《给X》共24行，用了13个“之”字，《诗人》26行，用了20个“之”字这种现象了。对他古怪的，如“在Lenfan之园内”、“叹气之候”、“的咸的盐”、“终无已时乎”等令人困感和气闷的句式，也会产生一种新的看法。
李金发的诗思想紊乱、颠狂，语言怪诞、句法无常、音节佶屈聱牙，使人读来鲜有美感，充满不可索解的失落和痛苦。而这种失落和痛苦，也许恰恰是作者所期待的，因为象征派诗人，从来不想给人带来希望。
三、没有踏上沟通彼岸的桥——接受美学对读者的认识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不只是创作和艺术的表现史，也是两种主体（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互相作用的动态史。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单纯取决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追求，还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意识。对于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估定，读者拥有最后的审决权，而他的文化意识、审美情趣、思维取向又支配着这种权力。我们认为李金发之所以被冠以“诗怪”，一方面有他本人及作品怪诞的实情，另一方面，读者在理解和接受上也存在着毋庸置疑的问题。而这重要的一点，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
读者缺乏接受象征诗的鉴赏视点和心理基础，是其感到李诗“怪异”的首要缘由。
尽管在当时白话新诗的阵地已经稳固，直白浅陋的散文化倾向已引起人们的反拨，对语言凝炼、蕴籍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过分深奥的诗句，还是阻碍了一般欣赏者与诗文的沟通。李金发的诗无疑是20年代乃至后来最难懂的作品，语意晦涩，文白相间，“中西”交错，句法离奇，自然令大多数读者如行雾中，如坠泥潭，莫不惊呼离谱，怪异。肯定者觉得他的诗新奇怪丽，令人瞩目，但“起初就已是那样觉得它不大好懂了”[(18)]。否定者更认为他败坏了民族语言，诗成了“笨谜”。其实，如果把这个问题放置到一个更阔大的背景中把握，得出一个较为实在的结论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李金发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在表达一种超验的情绪和感觉，而我们试图把它纳入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理性范畴加以索解，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正如只有音乐的耳朵才能听懂音乐一样，只有具备了象征主义的欣赏视角，才能看懂李金发。
从深层意义上看，李金发的诗被视为异端，是因为他的诗同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冲突。我们传统的审美取向注重重建和弥合，渴望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契合，营造一种“和”的情调。即或有不平矛盾之音，也应遵循“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原则。一条光明的尾巴和一场大团圆的结局，是我们对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最理所当然的要求。因此，郭沫若诗那样天狗般的战叫，彻底摧毁旧世界的涅盘精神，为大众所接受，而李金发对生活歇斯底里的破坏却为人所不容。这不仅是一个意识积极或消极的问题，还在于人们宁愿看到一个虽经血雨腥风，但最终丽日高照的世界，而不想走进遍布污血尸骨没有尽头的长夜。
此外，我们诗的至高理想是“和美”，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恬境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悦目形象，方是我们传统诗学的追求。而李诗中却充满了荒坟残血、污泥丑丐的意象。“它在美学上属于我们民族的诗史上缺乏根基的‘丑怪美’的范畴”[(19)]。这显然背离了读者的审美愿望和心理接受体系，因而不能不让他们感到不适和“怪异”。
不能和读者沟通的因素还有地域的问题。李金发震动诗坛的三部诗集《微雨》、《食客与凶手》、《为幸福而歌》都写在法国。他的取材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光怪陆离、丑恶冷酷的生活，吟咏的是他作为一个弱国子民，一个艺术家在其中的独特感受。法兰西的地理、气候特点，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以及时代氛围，与处在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有着太大的差距。我们本土的读者更习惯面对周围惨淡的人生，思考我们民族和自我的命运，开掘忧患的本位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因而对海外传来的李金发的诗作主要是瞠目于其新奇的形式，异趣的内容，很少达成一种心与心的沟通。这也是李金发的诗一旦失去新鲜感，即被遗忘的原因。
李金发的诗被视为“新诗发展中的逆流”[(20)]，盖棺“怪异”的原因还在于其思想、意识等与时代的脱节。
作为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李金发不是那种把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的人，他的创作纯然是自我渲泄或欲望的升华。尽管他的诗中也不乏有对资本主义世界丑恶现象的抨击，对下层人民不幸生活的同情，但这并不是他写诗的目的，他的本意是在进行获取心理平衡的文字游戏。这不可能不与国内的文学主潮发生冲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每一页，几乎都渗透着思想上或文化上的论争。“始终为创造彻底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而奋斗”，“肩负着反映现代中国社会面貌的重任”，“建立现代民族新文学”[(21)]，是现代文学的贯穿线。而李金发却反其道而行之，明确地自白：“诗人能歌人、咏人，但所言不一定是真理，也许是偏执与歪曲，我平日做诗，不曾存在寻求或表现真理的观念，只当是一种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意。”[(22)]“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是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我不希望人人能了解。”[(23)]因此，他的诗自然要遭到严肃的新文学的厌弃。
李金发的诗拘于内心，只受自我感情的驱遣，不愿走出对自身遭逢际遇的苦吟，抒情视角始终是“小我”，这也与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中国社会进入政治密云期，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五四初期的思想斗争。表现在文艺思潮上，是‘文学为人生’、‘革命文学’形成了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我们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在这里，痛苦与丑恶不需要诗人去刻意开掘，而是只消睁开了眼睛看。波德莱尔式‘恶’的咏叹在这里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有闲阶级的无病呻吟。时代需要于诗的是激越的鼓号。蒋光慈和蒲风的某些‘标语口号式’的诗之所以也能发生经久的震撼，就因为这是一个缺乏并需要‘标语口号’的时代。”[(24)]在这样一个血与火交织、充溢着呐喊与奔突的时代，李金发的诗自然难觅容身之地。
李金发其人其诗在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是罕见和特殊的。他分裂的人格、病态的思想特征、骷髅一样的诗作确实令人怪异。李金发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史中最有争议的人。然而他既不是那种严肃认真的人，也不愿沽名钓誉。因此，我们不必把他看成“东方的鲍特莱”（波特莱尔），也不必把他斥作破坏民族语言的“罪魁”；不必赞誉他是“中国抒情诗的第一人”[(25)]，也不必批评他缺乏波特莱尔那种直面惨淡人生，“透过天堂，可以挖出地狱”的犀利目光。他从未让自己的诗负载过任何使命和责任。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他把自己的诗作仅仅当作“弱冠之年的一种文字游戏”[(26)]。我们认为，对他的一切评说，应该基于这样的基础。
怪异的人，怪异的诗，读者却以寻常的视角进行剖析，这就是诗怪之所以“怪异”的谜底。
本文于1995年8月10日收到。
THE MYSTERY OF “THE ECCENTRIC POET”&“THE ECCENTRICITY"”
Zhao Guo—ho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ith Audio—Visual Aid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SYNOPSI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is a poet named Li Jinfa who has always been known as"the eccentric poet".While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is being attached to the poet,most critics payattention only to certain aspects of his eccentric poems,but fail to give systematic explanations to the cause of his eccentricity.As a result,his true colours remain vague.If we start our research in the lightof today’s history with the three link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i.e.the poet(the subject),the structure of his poems and the audience,we may reveal the mystery of Li Jinfa,the poet,and his poems.
KEY WORDS Li Jinfa eccentricity symbol
注释：
①[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8页。
② ③ ⑨李金发：《三十六年前在香港》、《邂逅》、《为幸福而歌·弁言》。转引自宋永毅：《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走向世界文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395、387页。
④ ⑩ (14) (15) (18) (22)陶长坤：《论象征主义文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54、121、122、122、142页。
⑤ ⑥ ⑦ ⑧ (11) (17) (19) (24) (25)曾逸：《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406、402、407、393、400、403、403、384页。
(12)冯汉津：《象征主义诗歌》、《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13) (16)朱自清：《新诗杂话》，苏雪林：《论李金发的诗》。转引自龙泉明：《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文学评论》，1996年1月刊。
(20)唐韬：《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21)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