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辩证法”超越“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变革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路径
文/王国坛 高卓坤
摘要： 马克思主张回到政治经济学中对市民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他既不是从古典经济学家们抽象的，将劳动视为谋生意义上的，以获得一切价值目的的“物”的劳动；也不是站在“无人身的理性”立场上，将劳动放进纯粹概念和思辨逻辑的范畴中加以表述。马克思认为,只有深入到劳动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对异化劳动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才是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以劳动为本质的劳动辩证法超越以资本为本质的劳动价值论，是在古典经济学止步不前时，寻找并提供的一种变革政治经济学的合理的思考范式和全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 劳动辩证法；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一生关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身发展问题，而对于人的问题的理解，马克思主张回到政治经济学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从而获得答案。但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和批判，马克思既不是在古典经济学家们抽象地将劳动理解为谋生意义上的、以获得一切价值目的的“物”的劳动层面去理解，也不是站在“无人身的理性”的立场上，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出发，只是将劳动放进纯粹概念和思辨逻辑的范畴中加以表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下，深入到劳动的本质性的那一度中，从对象性劳动的视域出发，对异化劳动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探索人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建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是马克思破解人类历史之谜、打开人类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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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马克思以劳动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以资本为本质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以劳动为内涵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开了被资本所笼罩着的神秘面纱，将颠倒着的人与物的关系又重新颠倒过来，并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原给现实的人自己。因此，一般说来，劳动辩证法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对于马克思展开以劳动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实现的范式革命：就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的特点和深远的重要影响而言，堪比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或是力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1]那么，马克思以“劳动辩证法”超越英国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则是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止步不前时，为“劳动政治经济学”提供的一种全新的阐释路径。在这种意义上，“劳动辩证法”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超越，为马克思阐释他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思考范式和革命性的解读路径。
一 劳动价值理论的“合理性”
一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一门产生于17世纪中叶而完成于19世纪，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其基本分析工具的西方经济学派别，这一派认为任何物的真正价值应该表现为获得该物的劳动和所付出的努力，从而真正地将商品的价值与劳动联系起来，其实质是以产业资本代替商业资本的统治。也就是说，英国古典经济学继承并超越了在流通领域代表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性质的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使财富以劳动的形式在生产领域固定下来并充分代表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本质。这样，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便不再是外在的货币形式，而是由最初的货币形式转向以劳动为本质的生产形式，从而使商业成为分配全部社会财富的负担者转到劳动决定全部社会财富的支配力量上来，于是，古典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把生产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人类物化了的劳动，把作为价值生产的劳动局限在社会生产领域内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因而，劳动价值论在社会现实生产中触及了价值实现的规律与形式。这样，劳动价值论便出场了。
古典经济学真正实现了以“劳动”代替“货币”，以“生产过程”代替“流通过程”，开启了从国民财富的来源和性质出发进行探索的先例。在经济史上，作为国民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首次撇开了人类历史上的具体的劳动形式，将社会中特定生产部门下的劳动设定为抽象的一般劳动形式，并且认为无论是某种形式的具体劳动，抑或是抽象的一般劳动，都能够凝结成一切价值，因而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2]在斯密看来，劳动不仅能够创造财富，一切价值也都是由凝结起来的劳动所创造的，并且等量的劳动获取等量的财富。劳动不仅表现为作为物的价值尺度，并且“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一切劳动量的价值”可以交换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3]与此同时，斯密又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构成作为要素加以确定，构建了对资本进行分析的路径。而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也严格地遵照劳动价值论原则，坚持物的价值的增加与减少是以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增减为依归的，他不仅将一切价值赋予由耗费在物中的劳动，而且认为在生产资料中也相应地耗费了人类的一般劳动。最后，价值不是通过生产劳动中所耗费的实际劳动展现给我们的，而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展现出来的，即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了商品或者物的价值。因而，在李嘉图那里，尽管他固执地认为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的最高原理，但是却与斯密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缺乏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只是停留在“浅尝辄止”的表层将产生一切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劳动。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当古典经济学陷入困境时，马克思以劳动为本质的劳动辩证法却带给了我们希望。对于马克思来说，仅仅依凭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真正地为其找到合理而有效的依据，换言之，只有“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5]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异化劳动入手并对之展开解构式的清理与批判性的超越，从使人不自由不自觉的异化劳动中揭示出人不仅是自身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整个人类历史也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历史过程，从而为马克思找到打开人类历史的奥秘提供了可能。随后不久，马克思便在对象性的劳动中揭示出了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以便为继续探寻并追溯剩余价值的真实根源，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并为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打牢了根基。就像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批判时使用的一个形象的比喻那样：“相修斯需要一项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6]在这里，马克思要求我们所做的即是：“我们不是模仿古典经济学家，用‘隐身帽’来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而是超越古典经济学家，把真正的‘妖怪’（资本）捉住。”[7]
二 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对劳动价值论的超越
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合理分析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而言，实际上这一派是从资本主义这个应当给予阐明的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普遍性，以及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对资本存在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并加以论证，因而古典经济学从资本出发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始终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自然的和永恒的超历史性的存在，认为异化劳动现象是资本主义应有的经济事实。而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在扬弃英国古典经济学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并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合理来源的观点，同时，马克思又依凭德国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一步推进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从而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革命。
第一，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超越性贡献。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渊源上看，可以说是斯密和李嘉图原理的进一步推进。但是，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却并非只是囿于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做的形式上的延展和改变，而是超越古典经济学立场上的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在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8]只不过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与批判中注入了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更为深刻的，以劳动为本质内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可见，在对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方式上，马克思借助于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的深入思考中，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察人类劳动的历史生成过程，从而得出人的诞生过程实际上是人通过对象性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这里，当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进行革命性的批判时，却是借助于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合理形式来代替和超越古典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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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通过借助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同时将其运用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在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上实现了对对象性劳动的批判性重构。马克思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出发，对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劳动价值论学说给予重新“清理”并“划界”，而且借助于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形式的辩证法，将黑格尔哲学中特有的表达方式接受过来，并将其运用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就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而在被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力图通过在劳动中建立的主奴关系辩证法来达到对整个人类解放的拯救，但是黑格尔最终并没能实现人类从劳动中获得解放的目的，黑格尔所做的最多也只是在思维的自身运动中使绝对精神实现了自我的救赎。但是黑格尔通过劳动拯救人的理念却使马克思受到很大的启发。随后，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与绝对精神重新从天国拉回到尘世之中，将具有具体内容和历史性的感性生活世界赋予自己的新世界观之中，通过对象性的劳动使在被遮蔽的物与物背后被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显现出来，以改造世界的劳动辩证法超越了黑格尔用以解释世界的思辨辩证法，使自身实践的新世界观高于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观。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紧紧地抓住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资本与劳动的现实对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和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本质，这样，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并逐渐澄明。因此，我们不得不说，黑格尔抽象的概念辩证法，对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第三，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是在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探索劳动、人及人类历史自我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通过前面的分析与论证，我们从中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古典经济学，是由于马克思跳出了囿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始终把资本视为前提的雇佣劳动体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理解为具有否定性一面的异化劳动，这样，在外化、异化的劳动统治下，工人生产出的不是自身真正的劳动对象，而是一个受制于他自身的，同时处于劳动之外的人即资本家同这个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见，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因而也是由人进行生产的产物，而人又能够在对象性的劳动中生产出自身，所以，人类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自身的劳动而生成的历史，在这其中，真正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人。因此，只有真正理解人的发展与劳动及历史生成之间的关系和运作机制，才能真正地认识劳动辩证法，从而揭示出劳动是打开人类历史的一把秘匙。
最后，劳动辩证法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在关于人的理解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0]这就是说，人不仅在他的劳动中起到主导性和支配性的地位，人在感性劳动中通过对象化的关系，能动地在劳动产品中复现出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也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创造属人的对象世界和属人的本质性力量。因而，在感性对象性的劳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赋予自身以生命力，而且人的本质力量也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确证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属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便可以将人理解为，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是在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活动中获得实现的，所以，人的存在就可以表现为人是自身对象性劳动的产物。这样，人就可以理解为人是通过自身的劳动而演绎出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的历史主体。而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外是一部血淋淋的，通过异化劳动展现给我们的剥削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通过资本剥削人、压迫人的自然演化过程，不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表征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发展史，也揭露了以雇佣劳动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消亡是资本自身运动的必然性结果的历史，从而资本在矛盾着的自身内部通过自我否定的圆圈运动，演绎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历史逻辑。而在这里，矛盾的内在规定性在辩证否定过程的自身扬弃中正孕育着产生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条件。
首先，劳动辩证法是在批判异化劳动中探索劳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同我们讨论过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异化劳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在劳动中难免会产生并分裂出一个与自身相对立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会自我二重化为一种外在的、与自身相异的敌对力量，反过来与自身相对立，折磨并且摧残人自身。这是马克思在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分歧时，在私有财产和探索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时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正是由于无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与之相悖的私有财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才导致认识不到异化劳动的主体性本质。通过发现异化劳动的主体性本质在私有财产中，马克思便将理论的视域转到私有财产中，即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视域下完成劳动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索的。不久，马克思以人类的一般劳动为起点，率先在人类的一般劳动中实现了对于商品价值的理解，并且在人类的一般劳动中发现了决定价值的二重性原理，以便通过人类一般劳动实现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批判。
第二，作为“一门科学”登场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建立探索实现劳动解放新路径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不仅表征了工人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等进行直接谋生性的劳动，而且就劳动过程和劳动意义上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成了外在于工人的东西，因而劳动是被强制进行的，并且劳动产品表现为属于资本家所有而非工人所有的持有物，这样，异化劳动使人不但表现不出人应当具有的种的属性和类的规定性，而且将人设定为否定自身且丧失自我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无疑使人在劳动中感到受限与压抑。于是，对于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而言，劳动无非是使工人痛不欲生的工具，在劳动这一假象背后，工人无法将自身具有的禀赋和精神目的转化为能动性力量使自身获得满足，劳动中的工人表现为单纯的劳动的抽象的人的存在，而不是具有能动性的类存在物，活动也变为受动的，而不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样的劳动也因而成为一种抽象的、简单的机械性的劳动。由此，异化劳动产生的结果则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自身相互分离，人也“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11]也就是说，人变成了毫无感觉的机械存在物，因而，“劳动的结果意味着人的价值的丧失和人的无权”。[12]可见，异化劳动无非是为资本的存在而奠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理想模型”，在这种意义上，为资本积累创造财富的异化劳动认为雇佣劳动是合理性的存在便无可厚非。这样，古典经济学将异化劳动当作应当存在的前提，就看不到劳动所具有的否定性的一面和真正解放的力量，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的解放便意味着人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因而，只有借助于劳动本身的力量，通过扬弃异化劳动，重构以劳动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可能的。
大中型轴流泵站由于叶轮直径大，一般要求运行转速较低。而低转速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较低，因此,目前多采用同步电动机作为主电机。 同步电动机的特点是：其运行转速恒定不变，除非改变其电源频率f或电机的磁极对数p。因此，轴流泵站反向发电运行时，其运行方式一般有：同转速运行、变极降速运行、变频运行3种方式。
三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注重经济事实分析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还是注重形式逻辑推演的德国古典哲学，尽管两者都是在不同的视域下对劳动加以陈述和表达的产物，但是实际上两者却是具有同质性的，即它们都是借助于概念与范畴的推演来达到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普遍性的目的，因而，它们分别在经济学意义上和哲学意义上完成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终结。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以异化劳动为内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历史性存在给与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在对于资本逻辑的论证中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契合点，即在异化劳动批判的视野中变革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打破传统经济学和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赋予辩证法以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劳动的意义，即是说，以资本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学到以劳动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合理范式的确立。
第一，劳动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以劳动代替资本，以自由劳动超越雇佣劳动，实现劳动彻底解放的“一门科学”。在资本统治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雇佣劳动，一般表现为工人成为劳动力商品的活劳动运用其手中的生产资料共同获取新的使用价值的过程。资本的本性促使了资本能够成为一种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增殖的活动的资本，这对于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来说，也许是资本对于自身做出的一大贡献，然而对于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来说却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我们展现了资本家无情地剥削工人、对工人创造的一切无偿占有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得不说，资本家会毫不犹豫地对这一切中饱私囊，包括超出工人自身为了维持生存所需而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在对资本主义现存的、建立在剥削关系基础之上的生产体制的批判与清理中，有产阶级占有的全部资本无一不来自于产业工人在雇佣关系下的全部劳动创造所得，因而，马克思得出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本质，使社会有产阶级通过雇佣关系剥削、占有无产者的无偿劳动，而对于社会无产者而言，他们根本无法获得他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在这种意义上，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则是工人无偿劳动创造的一切。由此看来，全部资本便理所应当地归还给全体工人所有，而不是由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这样，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会奋不顾身地夺回理应属于他们自身的劳动果实。为此，马克思认为，以劳动为本质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以雇佣劳动为本质的资本政治经济学，使人在对象性的自由劳动中获得自身的解放，从而实现劳动的彻底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马克思以劳动为本质的劳动政治经济学超越英国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以资本为本质的资本政治经济学是合乎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性逻辑，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门科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不仅复归了真正的人的本质，而且使人从劳动中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其次，劳动辩证法是关于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马克思一生思想演进的重中之重，青年马克思早在巴黎时期初步探索经济学时便将人的异化问题作为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一并最终确定下来。其实，关于人的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不仅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成为被对象奴役的存在，也使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而对于人来说，人的劳动无非是将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物，并且把人自身的生命活动仅仅理解为维持人自身生存的一种手段。可见，“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9]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异化劳动导致的人的异化不仅揭露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实质，而且人的类本质与社会关系被虚假的物的形式所遮蔽和掩盖。这样，物便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不仅控制着劳动者，而且支配着劳动者的命运，成为劳动者所崇拜和痴迷的对象。因此，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包裹在异化劳动中隐现的，马克思正是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出发，通过揭露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实质，使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实质以及商品拜物教产生的实质，从而确证了人是具有在劳动的推动下向着自身类本质的实现而自我发展的能动性的存在物。
第三，在劳动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过程中，正是具有批判意义和革命意义的劳动辩证法，使对象性的劳动在最新的形态上和实践中获得了合理的表述。在马克思之前的以资本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辩证法那里，无疑是借助于商品、资本以及货币的权力来实现对人的压迫和宰割，尽管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以资本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辩证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始终囿于古典经济学无法走出的概念性论证以及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对劳动局限性的表述，这样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没能正确表述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关系而止步于空想，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当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困惑不前时，马克思以批判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政治经济学”的登场，使马克思以劳动为本质的劳动辩证法得以确立。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推动人本身、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环节，雇佣劳动被对象性的自由劳动所取代，表征了劳动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本身不再仅是表现为用来糊口和营求生计性的方式，同时，劳动作为表征人类自然禀赋和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因而这一历史过程，是劳动通过自我二重化的运动而使自身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过程，是劳动代替资本的必然性结果。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对以资本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学做出批判后，“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13]这样，当以剥削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被对象性的自由劳动超越后，“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4]从这种意义上看，劳动辩证法可以说为人类开辟了一条使人通过人自身的劳动而获得自身发展的现实之路。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弗朗西斯·惠恩：《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N个感知半径为Rs的传感器节点S1,S2,…,SN随机部署在长为L,宽为W的矩形区域内,假设该无线传感器网络具有以下性质:①所有传感器节点随机部署后为静止状态;②可以通过定位技术确定每个节点的位置;③相对于节点的感知覆盖范围,目标区域的面积足够大,边界效应可以忽略;④节点采用布尔感知模型,网络采用网格覆盖模型;⑤无线传感器网络为同构网络,所有节点(不包括Sink节点)具有相同的参数和初始条件,节点的最大通信半径Rc和感知半径Rs无特定关系;⑥网络无时钟同步的要求。
综上所述，劳动辩证法超越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那里，可以说是在批判以资本为本质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并确立以劳动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路径，只有作为“一门科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深入到劳动的本质性一度中对以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为内涵的资本政治经济学给予批判，并建立使人获得真正解放的规律性科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以劳动超越资本来阐释建构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可以说是具有终结性的意义，它不仅赋予了人以真正解放的内涵，也使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辩证法获得了劳动维度上的合理阐释。
虽然劳动价值论被古典经济学家们发现，并且这一发现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不免被诸多局限性所束缚：“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4]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英国古典经济学并没能说明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与前提的依据和理由，而这个事实与前提却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它经常把应当加以说明与推论的东西当作必然的事实予以承认与肯定，这样，古典经济学就成为了一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科学”，因而，古典经济学没有也不会站在劳动的立场上，恰恰相反，却把劳动视为满足资本增殖的目的与手段的工具。另一方面，从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出发，可以说古典经济学不外乎是探究如何使国民发财致富的理论，因而也是一门保持利润能够最大化的“资本政治经济学”，而这样的以资本为驱动力的政治经济学怎么会不掩饰剥削呢？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会陷入资本的泥淖与困境之中无法自拔，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永恒性出发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865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liver tumor
[7]白刚：《回到〈资本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注释: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5页。
显然，农舍成为有地阶级在乡村庄园和伦敦城市住宅之间的小站。克拉克认为，农舍的空间是幻像的空间，充满了夹杂着希望和幻想的不确定与含混，并加以真实的面纱；这也是隐藏着距离与不贞的私密空间，体验爱情、失去爱情的空间。[21]农舍的内外景观重塑也正是圈地运动在农业和情感上的趋势。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2页。
因此，本文尝试将OPNET运用到计算机网络实验教学中，以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教师的教研水平。
3.创造性地提出要增强“四种意识”。报告提出：“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12]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质谱条件：离子源选用ESI源，选择正离子模式扫描，喷雾电压为4000 V，毛细管温度为270 ℃，检测方式为SRM（选择离子扫描）模式，鞘气为30 psi（氮气），辅助气为5 arb（氮气），碰撞气为1.5 mTorr（氩气），扫描时间为0.2 s，化合物离子对信息如表2所示。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2-0021-07
作者简介： 王国坛，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市，110036；高卓坤，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沈阳市，110036。
责任编辑 顾伟伟
标签：劳动辩证法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劳动政治经济学论文;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