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环境下国际收支危机传染防范与策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收支论文,危机论文,策略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国际收支危机传染的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国际收支失衡的传染是多个国家危机同时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20世纪90年代的三次影响较大的国际收支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看，国际收支危机的传染性明显增强，其中又以东南亚危机的传染性最强，也可以说是集中地体现了贸易、金融、预期三大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东南亚危机从泰国开始，在很短时间内波及传染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甚至殃及东欧和南美一些国家。尽管存在季风效应（1995年中期至1997年美元对日元的持续升值，日本经济的低迷），但研究表明，国际收支失衡的传染才是多个国家危机同时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贸易渠道角度分析，这种传染十分明显。东亚国家间的直接贸易联系很强，1990-1996年期间，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从31.7%上升到41%，如果包括日本则为51%，这种密切的贸易关系使得某一个国家的危机会通过波及型传染传播到其他国家。同时，许多东亚国家的产品结构相似，出口市场一样，因而竞争性贬值也是东南亚危机传染的渠道之一。
相形之下，金融渠道的传染也同样不可忽视，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有着共同贷款人，相互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联系，从而为国际收支危机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传染创造了条件。而预期渠道的传染，则取决于东亚国家经济基础、经济政策、汇率体制、金融体制甚至文化间的相似性，使得预期纯渠道的传染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总体上说，90年代的三次国际收支危机传染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受到传染的国家和地区与危机国常常有密切的贸易联系。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的传染。对于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国来说，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使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据统计，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出口占欧盟总出口的比重超过60%。
受到传染的国家都选择了盯住一种外国货币的汇率制度，同时还保持了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为国际收支危机的金融传染提供了渠道。
首先，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尽管不同国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所有受传染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将本国货币盯住某一种外国货币。在受传染的欧洲国家中，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国家都将本币与埃居挂钩。在拉美和亚洲，受传染的国家都将本币与美元挂钩。在欧洲，由于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固定汇率给投机者提供了便利；在拉美和亚洲，未能及时进行汇率调整也给投机者创造了便利。
其次，受传染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都比较高。不仅欧洲国家如此，受传染的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也如此。如前笔者分析危机传染的金融渠道所指出的，在金融传染渠道中，外债的变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外债情况看，墨西哥和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都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到90年代虽有所好转，但债务负担仍然沉重。1994年6月，墨西哥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高达173%。亚洲国家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也出现了偏差。1997年6月，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分别为：韩国214%；马来西亚62%；印尼182%；菲律宾88%；泰国153%。考虑到这些外债是相对集中于特定的共同债权人，危机的金融传染显然就不可避免了。
危机发生国和传染国都存在经济的基本面的不稳定。
尽管稳定的经济金融体系不能保证一国不受危机的传染，但是至少可以减低危机冲击带来的损失。同时，经济基本面的不稳定（如政治不稳定、实际汇率高估、短期外债过多、银行体系不健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财政赤字超过临界点等等），不仅会诱发危机，而且还会放大危机的冲击等等。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部门过于脆弱常常成为国际收支危机的先导，国际收支危机爆发更使银行部门雪上加霜；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部门出现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监管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操之过急。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为国际收支危机的传染提供了条件。这主要表现为大量投机资本的存在、金融全球化导致的资金流动加快、各国宏观当局的调控能力下降等等。
据统计，80年代以来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2%，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而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为20%，这一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另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纽约、东京和伦敦的金融市场每天约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仅有18%用来支付国际贸易和投资，另外82%则用于国际金融投机。长期金融抑制造成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金融深化促使各国政府普遍制定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套利和套汇投机。迄今世界外汇市场流动资金的75%是私人资金，在外汇市场交易额中投机与实际需求之比为50∶1；一旦外汇市场发生剧烈波动，这些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如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干预。
同时，随着金融手段现代化，特别是国际信息网络化和电子化，极大地加快了全球资金流动的速度，提高了各国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加强了各市场间的互相依存度，也增大了国际投机活动的效率和危险程度。当前外汇交易额已上升到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可主要工业国的外汇储备仅有6000-7000亿美元左右。这种国际金融市场几乎与实际经济领域即与工业和农业生产全脱离的现象，日益加大国际金融的风险性。同时，随着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和外资不断流入，货币当局干预市场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正在削弱，同时也相应增大了被危机传染的可能性。
中国谨慎应对国际收支危机传染的策略提示
为了有效抵御国际收支危机的传染，降低危机冲击带来的损失，笔者建议，目前经济界有必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抵御危机传染的侵袭。
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各国加强国际合作；由于金融传染渠道在国际收支传染中的重要影响力，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是为了解决各国的经常项目问题而创设的，对巨额私人资本流动导致的资本项目问题乃至金融危机办法不多。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正视这一问题，加强彼此间的协调合作和对话，加强信息披露和信息交流，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并遏制危机传染，并吸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私人部门参加经常性的国际沟通，要发挥国际性多边组织的作用。另外，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正在迅速发展，但各国在立法、法律、会计制度以及监督管理的基础结构的前景和运用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加强这一领域的沟通。
推动对外贸易、金融联系的适度多元化。
由于贸易、金融、预期等国际收支危机传染渠道的存在，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想完全不受其他国家国际收支危机的传染，可能只有回复到闭关锁国的状况下才行。因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立足于全球化的风险与收益，在分享全球化的收益的同时，通过推进对外贸易和金融联系的适度多元化来适当分散风险，不能过分依赖少数经济强国。
保持国内经济的健康运行，稳步推进经济金融改革，谨慎调整利率。
尽管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并不能保证不受国际收支危机的传染，但是，却能够增强抵御国际收支危机冲击的能力；同时；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金融运行中基本面的恶化；必然会增大由于国际收支危机传染而导致的损失和风险。因此，维持严格的财政纪律、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保证银行体体系的健康，协调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等，对于抵御国际收支危机的传染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政府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动向，及时披露真实的金融信息，有意识地引导公众的投资行为。
从总体上说，推进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是，在宏观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过快地开放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或者过快地开放金融领域，就必然会增大国际收支危机通过金融渠道传染的可能性。因此，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以及金融领域的开放应与该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金融调控水平相适应，采取渐进方式。
从国际范围看，一国政府在应付危机时通常都会提高国内的利率水平，但是，为了有效抵御危机，利率的调整应当谨慎并适度超前，以恰当控制利率对于心理预期的诱导作用。事实表明，尽管高利率可能会稳定汇率、减少资金外流、防止投机冲击，但是这常常只是理论上的假设，一般利率对汇率的作用只有在市场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当对货币的冲击开始后，市场的羊群效应已经出现，利率的提高就往往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会引发相反的心理预期，导致资金更快更多的流出，同时使得国内的企业面临偿债困难并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可能使得市场认为政府的干预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已有国外经济学家研究了1960-1997年期间75个国家货币共186次遭受冲击的案例，在102次提高利率的案例中，投资成功次数为35次；在82次没有提高利率的案例中，投机成功次数为34次。事实上，即使政府为提高投机者筹集国内货币的成本而提高了国内利率，但是投机者如果能够成功冲击货币，其获得的回报会远远高于利率成本，因而在市场动荡时期提高利率的政策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应当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国际收支危机的快速传染，事实上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如投机资本的大量存在、多边金融组织对于国际收支危机的爆发缺乏超前预警。因此，应当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国际性金融组织在信息披露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地区性经济金融合作，加强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监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建立一套关于国际收支危机及其传染的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和传染前就采取措施，并提供政策建议和紧急磋商的渠道。世界银行也应当更多地关注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充分汲取中国在抵御国际收支危机传染方面的政策经验。
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东南亚危机的影响，但相对较少地受到其传染和冲击，值得经济界予以总结和关注。首先，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确实存在一些隐忧，如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偏高、潜在金融风险大、综合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偏高等。其次，从贸易状况看，中国与东南亚危机国家的出口都依赖美国、日本等国的市场，危机国家的货币贬值，是使得中国对日本、美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从金融渠道看，中国与东南亚发生危机的国家有着“共同贷款人”——美国和日本的银行贷款，存在危机从间接金融渠道传染到中国的可能。
现实地看，中国经济之所以基本上顶住了危机的冲击，主要在于中国及时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促进内需来平衡外需的不足，总体经济金融运行比较健康平稳，增强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改善了投资者的预期。
从贸易渠道看，尽管中国与东亚国际的直接贸易联系较多，但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只有8%左右，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了出口的多元化，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受东南亚危机冲击后依然保持增长的态势。从金融渠道看，中国继续保持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国际资本不能自由进出，而且中国与东南亚危机国家没有较强的直接金融联系，这就使得国际收支危机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传染的可能性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