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为主、动钱为辅——如何在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中避免经济“欧洲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为辅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动人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3)05－005－11
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问题，而其中的政策焦点就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户籍和土地制度都能够向有益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向改革，那么，就目前的趋势，人口可能还会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因此，引起了人们对于区域“平衡发展”的担忧。
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现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多局限于两方面：一种观点仅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支持劳动力自由流动；另一种观点主要来自于人口流入地，认为外来人口将要分享本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带来交通拥挤、污染等“城市病”。然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意义并非如此简单，本文要讲的道理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化解中国经济“欧洲化”趋势，并防止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经济“欧洲化”的风险
(一)欧债危机的经济学逻辑
中国经济“欧洲化”是笔者近来一直在提醒公众和政府注意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从欧债危机说起。
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劳动生产率的国家间巨大差异；第二，统一的货币。欧洲劳动生产率的国家间差异之大可以由数据得到证实。希腊与法国、德国的人均GDP的差距，大约在两倍左右；若将卢森堡、爱沙尼亚等非常小的国家一并分析，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人均GDP的差距大约在五倍左右。①欧洲为什么没有实现劳动生产率在国家间趋于一致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虽然欧洲在制度层面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国家间自由移民、自由投资，但在各国之间存在重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在民间也存在富国对穷国移民的排斥，阻碍了劳动力流动。
而在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欧洲却已在欧元区形成了统一的货币和汇率。在成立欧元区之前，各个欧元区成员国汇率经过加权平均得到欧元的汇率。而这一汇率形成机制必然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是偏低的，而对欠发达国家是偏高的。
上述两个条件共存就埋下了欧债危机的隐患：在经济扩张期，特别是低利率的时候，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强的冲动借债；一旦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债务危机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经济增长动力欠缺的边缘国家，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方式让自己渡过难关，进而爆发欧债危机。与此同时，欧洲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则导致救助危机国的步伐放慢。
(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相似性
对比欧债危机的形成机制，中国存在极其相似的问题。由于户籍等制度原因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同样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的地区间差异。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只有一个主权货币——人民币，反映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东部来说是偏低的，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却可能是偏高的。中国虽然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但如果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政府，使其渡过可能发生的偿债危机，最终，实际上是由老百姓为地方政府债务买单。这并不能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低效率，甚至可能形成“道德风险”问题，使地方政府借债更加缺乏约束。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地区间差异之大亦可从数据中显示出来。对比欧洲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上海的人均GDP大约是贵州省的6倍。长期以来，中国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巨大与劳动力不充分流动有关。如果劳动力能够充分自由地流动，内地人可以到东部沿海打工，提高收入；而内地未迁移的人口数量下降，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量上升，人均收入也得到提高。尤其对于资源丰富，但在地理上不利于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省份，最好的致富方式就是减少人口，让人均资源拥有量提高，发展农业、旅游、矿产资源等产业。这三大产业依赖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以农业为例，农业人口减少后，农民可以变成农场主，从而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然而与欧洲由于语言文化差异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同，中国是户籍等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使得中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非常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有与欧元区一样的东西：单一的货币。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汇率在根本上是由其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本币应升值，否则就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下降，则本币应贬值。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本质上反映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这一汇率对于东部来讲实际上是偏低的，对东部的出口有利。而中西部的出口则受到了抑制，人民币汇率相对于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来说是偏高了。
由于人口没有充分流动起来，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也需要发展经济，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借债便成为一种融资方式。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实施四万亿计划，地方政府为配套投资项目加大了举债力度；但由于部分地方——尤其是中国内地——投资回报率低，没有足够高的经济增长帮助它获得税收来还债，就带来了不断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若发生经济衰退，地方政府难以再依赖土地收入来偿债，而单一的货币制度使得欠发达地区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就可能加大债务偿还压力，这时，只能进一步借债。
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严重，因为中国地方债务占GDP比重不高。然而，应该看到，中国缺乏降低不断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的机制。西方国家的银行破产加上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是自然的纠错机制，相比之下，中国不会让地方政府或是借给地方政府钱的国有银行破产。最终，在中国，解决日益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的方法就三种：核销债务；政府给出现坏账的银行注资；通胀。有人提出第四种方法——变卖政府持有资产，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不太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核销债务和政府注资这两种方法会带来地方债务的道德风险，会使地方政府借债更加不受约束。于是，通胀成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可能被采取的出路，而这实际上是全体人民为地方政府债务买单。
所以，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带来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收入差异，加上统一的货币制度，就形成了今天中国滑向“欧债危机”的机制——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累积型地增长。而要化解这一逻辑链条，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促进经济增长，并消减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才是根本的出路。
而在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去弥补地方政府债务漏洞的机制中，相对来讲，交税更多的中国沿海地区承担的成本高于欠发达地区。最终，不断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将由老百姓，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买单。对于这个机制，沿海地区的居民应该要充分理解。如果出于本地居民的短期利益考虑，为劳动力自由流动设置障碍，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内地通过借债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最终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化解债务危机的成本实际上还是沿海地区居民承担更多。因此，沿海地区居民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应从国家的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不应一味地抵触。
二、中国的地理与政治
上述逻辑背后，实际意味着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尊重经济规律，充分重视地理的作用，让人动起来，让人找到他最能发挥能力、能生产更多的产出、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未流动的人口，再通过转移支付来提供其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第二条路是“动钱”的路，劳动力没有充分流动，还有大量的人滞留在内地和农村地区；而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就需要大量财政转移支付给他们；如果还有地方债务无力偿还，则还要经过财政转移支付买单。国际经验表明，这两条道路没有必然的对立，完全可以结合起来，那就是本文主张的“动人为主、动钱为辅”的道路。而在中国的背景下，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动钱”却成了可以取代“动人”的机制，以为完全自由的劳动力流动是不好的，如果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就不需要自由的劳动力流动了。这种思维方式就将“动人”与“动钱”这两条路对立了起来。
为什么“动人”的路比“动钱”的路更好？如果走第二条路会有怎样的经济后果？影响上述两条道路选择的根本力量就是地理与政治这一对关系。在“地理”和“政治”这两个力量中，地理就是市场力量，其中人口密度和港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地方政府的“政治”②是反市场力量，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先来看市场的力量。
(一)地理的力量
1.世界不是平的
首先，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流动不充分，中国没有太集聚。对比美国人口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很多农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密度低，整个中部也人口稀少，但这是集聚后的结果。美国真正人口集聚的地方就三大块，美国东部(包括延展到芝加哥附近的五大湖地区)，美国西部，以及近年来人口增长较快的美国南部，但主要是东部、西部两大块。纽约市在783.8平方千米的面积上聚集了834万人口。而在大纽约都市区17400平方千米的面积上，则聚集了近1900万人口，③分别占全美国面积和人口的0.18％和6％。与美国类似，在日本，东京圈(东京、神奈川、千叶、琦玉)以及名古屋圈(爱知、岐阜、三重)和关西圈(京都、大阪、兵库、奈良)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50％。
发达国家的人口比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大都市周围地区的集聚度更高。因为国家越发达，工业、服务业比重越高。一个国家如果处在农业生产阶段的时候，因为土地是不能动的，人口只好分散。但是工业、服务业高度依赖于资本；其中，服务业由于需要面对面的消费，所以对人口集聚的要求更高；而且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对信息流和技术依赖度高。而资本、人口、信息都是可移动的，所以，越是工业、服务业发达的国家，人口越是集聚在少数地区。中国的集聚程度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见，中国并没有太集聚，而是集聚得不够。
中国人口集聚不够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有关。和过去比，人口流动当然多了，但是，如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进一步放开，农村人口还会更多地进城。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意愿，返乡是因为城市不接纳他们，这是现有体制的结果。如果农民工进城后能够长期定居，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工在进入中年之后返回农村，也不需要在春节时大规模返乡。
2.密度的意义
在城市经济发展中，为什么人口密度变得非常重要呢？答案是四个字：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最为可见的反映。规模经济有三个作用机制。第一是分享。越是集聚，越能分享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企业生产中的固定投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城市建地铁、有大型演出。第二是匹配。越是集聚，市场范围越大，供给与需求越能够实现多样化与专业化，从而越能实现供需匹配。为什么温州有很多私营企业长大以后就跑到上海，不留在温州？因为企业长大以后，需要升级，它需要的就是金融、贸易、物流、信息、咨询等产业，这些产业上海更专业化，更发达。所以，中国很多地方说要打造总部经济，但实际上可以打造总部经济的城市不会太多。第三是学习。它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其一，干中学。越是集聚，业务量越大，越能积累经验，越做越好；特别地，越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经验带来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大学生向大城市集中。其二，跟别人学。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便于员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所以，越是依赖思想和知识的行业、个人，越愿意在大城市。
从图1可以看到，在中国，城市就业密度(每单位面积上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与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正相关。虽然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不会愿意留在大城市，支付这一高工资。
图1 就业密度与工资[1]3
图2展现的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即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如何影响个人的工资水平。图中上面的线和用黑点表示的城市是2007年的数据，下面的是2002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一个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城市的收入水平越高，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相互之间的学习和信息知识的传播所导致的。
图2 人力资本外部性[1]55
大学生更愿意呆在大学生多的地方。图3横轴是1982年人口普查中城市的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比重，纵轴是2000年人口普查中一个城市的大学生比重，两者是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可见，越是大学生比重高的地方，后来人口中的大学生比重也会越高。这个现象跟美国是一样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大学生人口比重最低的城市，其大学生比重几乎没有变过，美国新增大学生都跑到大学生本来就多的地方去了。这就是因为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效益，特别是对于大学以上的人所产生的学习效应。
图3 人往高处走[1]56
3.港口的重要性
在人类目前给定的技术条件下，水运成本最低。为了满足贸易的需要，港口就会成为经济集聚的地方。哪怕原来的港口城市——比如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今天已经不以制造业为主，进入了发展服务业的阶段，但由于在发展制造业和贸易的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和人才优势，随着时间推移还在累积，所以它们仍然是最强的经济中心。
中国今天处在发展国际贸易的阶段，经济高度开放，所以，一个地方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跟它到港口的距离有关。在图4中，横轴是一个城市到中国的三大港口(香港、上海、天津)的最短距离，纵轴是城市的工资水平。我们得到两个结论：第一，随着离大港口越来越远，工资是下降的，从大港口到500千米之外的城市，工资下降一半；第二，500千米以外基本没有差别。实际上，从上海到安徽西部就是500千米。这就从实际数据上解释了为什么泛长三角范围“泛”到了安徽西部，为什么没有“泛”到湖北去。
图4 港口与生产率[1]4
这里还要纠正一个误区。不要认为中国发展内需了，就是发展“内地需求”了。即使要发展内需，地理也还是重要的，东部也是“内需”的一部分。从图5我们可以看到，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到港口的距离确实没有工业那么依赖了，但是，负的斜率还是存在的，所以港口还是重要。为什么大多数服务业不能贸易，到大港口距离还是重要呢？因为服务业就两种：跟着制造业走的生产型服务业，以及跟着人和钱走的消费型服务业。中国哪里制造业多，哪里人多、钱多呢？还是东部。所以，中国今天越发展服务业，恐怕东部越重要。哪怕要让内地发展服务业，由于服务业对集聚的要求，也是要发展内地的大城市，而不是中小城市。
图5 港口与生产率(服务业、工业)[1]97
(二)政治的逻辑
对于区域平衡发展，政治的逻辑是“动钱”，这条路背后是对于地区间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的混淆。对于经济发展平衡这个目标来讲，重要的是人均差距，而不是经济总量等规模差距。
人均意义的平衡有三种含义。1.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含义，一个国家应尽力缩小地区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差距，但人均差别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绝对消除。2.考虑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的人均实际收入，在劳动力流动时，考虑到地区间的物价差别后，地区间实际收入的差别也就没有那么大了。3.生活质量差异，大城市在带来高收入的同时，也存在拥挤、污染、犯罪等城市病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实际生活质量差异要远远小于两者间的收入差距。城市病需要通过管理和技术来缓解，但它的存在恰恰是阻止城市无限扩大的机制。利弊共存，才有城市最优规模的均衡。
然而，现在中国地方政府追求的是经济总量最大化。这既是因为经济增长率是上级考核地方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税收最大化的追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成为一个零碎分割的市场。中国在政治是统一的，经济上却是分割的，生产要素的流动遇到障碍。
生产过程有三大要素投入：人、地、资本。前文已说明，户籍制度导致人口流动不畅，不能有效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与“地”相对应，中国的土地制度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严格规定每个省级单位的农业用地数量，并配以建设用地指标制度，每一个地方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不能突破当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中国是要有粮食安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方都要种粮食。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就应该让一些特大型城市和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服务业，把人吸纳进来，然后缴税给中央，中央再补贴给农业发达的地区，由适宜发展农业的地方种粮食。不同的地区按各自的优势有所分工，协调发展，这才能发挥“一个国家”的优势。
根据科斯定理，产权初始分配不重要，只要能交易就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国际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就是科斯定理的重要应用，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指标不够用，可以向指标用不完的发展中国家购买。然而，我国的建设用地指标不仅不能跨地区交易，甚至在往市场导向的反方向配置。以图6为证，可以看到，在1998年，越往远离大港口的内地走，开发区企业数量越少；但随着中央在2003年、2004年压缩开发区，并规定未来开发区建设更多地倾向内地，2004年、2007年远离港口地区的开发区企业比重突然明显增多。
图6 土地配置(以开发区企业为例)[1]112
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倾斜带来了内地“人的城市化”和“地的城市化”的脱节。中国东部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比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快1.8个百分点。然而，在中部，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和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差距达到了2.94个百分点(每年)；西部更是高达5.23个百分点(每年)，城市面积扩张速度是城市人口扩张速度的近三倍。⑤
如果人的城市化速度比地的城市化速度慢，一定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以图7为证(纵轴为每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上的二产、三产的产出)。与图6惊人相似，从大港口到500公里之外，土地利用效率还是下降一半。
图7 土地利用效率的地区间差异[1]117
与“钱”相对应，中国在做的两件事情阻碍了资本的流动。第一，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近十年来，政府将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注入内地。第二，大量金融资源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但实际上，被政府行政管制的低利率是在保护缺乏效率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而这些低效率的投资往往在内地。
图8中以中国每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非开发区企业为样本，纵轴以每个企业的人均资本占有量为指标，纵轴越高说明企业越是资本密集型；横轴为到港口的距离。从图中可以看到，1998年中国各地区资本深化程度(即人均资本数量)的差异并不大，但在2003年、2004年、2007年整个中国都是在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西部更快。虽然由于在东部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能够达到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而会使得东部的数据偏低，使得这一数据并不完美，但西部如此明显的资本深化还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在这样不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产业转移往往是一厢情愿的，政府希望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内地走，但是没有走过去。
图8 内地的资本深化[1]117
开发区企业也存在严重的资本深化。从图9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3年的过程中，市场化导向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增加，所以资本和劳动比在下降，但到了2003年以后，资本劳动比再度上升，内地更快。可见，资本深化在中国内地非常严重。
图9 开发区建设下的资本深化[1]160
资本深化进程过快并不能充分创造就业，这便是中国“高增长、低就业”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以就业弹性(即每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为反应经济增长吸纳就业能力的指标，中国的就业弹性甚至低于人均GDP更高的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这反映出，中国的资本深化进程有点过头了。不仅就业弹性的水平是偏低的，总的来讲，中国的就业弹性在时间趋势上也是下降的。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高增长、低就业；纵向来看，中国的就业弹性还是下降的；这些均与资本深化有关。
中国的大量小城镇位于内地，因此，将资源引导向内地和支持小城镇发展的思路是一致的。但实际上，要想带来小城镇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无缝对接大城市，不能把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割裂开。图10是笔者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以一个城市到中国14个最大城市的最短距离为横轴，以该城市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纵轴。将核心大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作为基准，设为0，可以看到，离大城市越近的地方增长越快，这就是大城市的带动、辐射效应。发展小城镇是对的，但是发展小城镇是结果。不能认为把大城市资源拿到小城镇，它就发展更快了；恰恰相反，大城市集聚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它就可以带动周围的小城镇更快地发展。所以，即便发展小城镇，也还要考虑它离大城市的距离。小城镇能从几个方面实现无缝对接大城市呢？首先是基础设施，减少物流和人员流动的交通成本；第二是制度，不要设置制度去分割市场。
图10 “无缝对接”的重要性——到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与增长[1]160
三、如何避免新的危机
——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
区域发展中各自为政的“政治”逻辑将导致中国出现一个零碎分割的市场，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得内地出现人的城市化和地的城市化脱节以及过度的资本深化，进一步带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就业。这种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在市场分割的状态下，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巨大，欠发达地区通过举债来发展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最终不断累积起地方债务，可能将使中国走向“欧洲化”的泥潭。
(一)在发展中化解危机
中国唯一的选择是，要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化解经济“欧洲化”的危机。而在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战略中，要以要素自由流动为主，财政转移为辅。
中国是否必然进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经济增长有两个因素：要素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前者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增长。由于人口老龄化和降低储蓄率的预期，中国经济在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增长方面确实有低增长的压力。但在生产率增长方面，中国经济大有可为。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是通过教育和技术革新；而中国今天拥有西方国家没有的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图4、图7中反映出，从大港口到500公里之外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劳动工资均可以降低一半，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通过区域间资源再配置来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巨大。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但这一城镇化并不是地的城市化。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结构性的调整，来自于解放劳动生产率、解放阻碍生产要素再配置的制度。中国今天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战略选择。继续今天的发展模式就会带来低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进而走向难以避免的大通胀。相反，通过制度变革，可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经济高增长的保证下，避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爆发。
(二)动人为主，动钱为辅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中国今天恐怕要以动人为主，动钱为辅，通过土地、户籍制度的改革来改变将人和地的资源引导到内地和中小城市的配置方式。所谓动人为主，就是以要素自由流动为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让资本与劳动的流向、土地指标的流向一致起来。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滞留人口的生活质量，中央政府就需要动钱，实施以财政转移为辅的政策。但要注意，在这个动钱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动钱是以动人为前提的；第二，动钱不是直接开企业，而是服务到人，投资教育、卫生，并改善基础设施，让人有能力找到他最能够挣钱和改善生活的方式。
在人没有动起来的前提下，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图11中，横轴是特定省份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占的比重，纵轴分别是省的当年和次年的经济增长速度。⑥可以看到，财政转移多少与当地的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小；即使有相关性，也是负相关，有更多的财政转移，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了。所以，中国若只动钱，并不能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有关的研究，内地得到财政转移支付多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更多了。⑦
图11 财政转移并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
(三)为了公共利益
笔者在最近的新书《空间的力量》中开篇便写了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大国的公共利益是建立在统一市场的规模经济基础上的，这样的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
中国自古以来便深知大国带来的好处，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大国的好处又多了一条：我们希望未来人民币可以成为继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货币，甚至某一天可以与美元分庭抗礼。要实现这一宏伟的蓝图，必须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否则，正如本文所说，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加上统一货币，必然埋下经济“欧洲化”的风险，最后可能会使中国面临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中国谈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以国家利益作为至高点，战胜短视和地方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2013－05－20
注释：
①数据来源：欧盟统计(eurostat)网站，参见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 tab=table&init=1&plugin=1&language=en&pcode=tec00114.
②本文中的政治是“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强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影响。
③数据来源：维基百科对New York City的介绍，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City.
④参见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⑤图10中的短期是指年度的增长，长期是指1990～2006年期的增长。
⑥图11中包含了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数据，并且经过了面板数据的去均值处理，去除了地理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⑦图11参见范子英和张军，《粘纸效应：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2期，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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