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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几年前，一个熟人兴冲冲地告诉我，我(白彤东)对我的老师之一、施特劳斯的一个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的采访(《作一个聪明人——与Rosen教授谈理想国，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载入《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第106-158页)以及施特劳斯的学说在中国学界“很流行”。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这种小众的、要求辛苦工作的东西得以迅速流行十有八九是哪里出了什么毛病[读者若有兴趣，请见我在“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的葬礼”(《多元》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253页)一文中给的一些诊断]。尽管我对施特劳斯主义在美国的流行有保留，但它至少是几代耕耘的结果，而不是勃起的。后来我对中国施特劳斯主义者的观察更加深了我的担忧。其领潮者多是热衷文学的人、“偶在论”者、或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他们学术背景的单一使得他们对施特劳斯的理解很可能有偏差，并且他们“前生”的信仰与施氏的观点又是如此地背道而驰。当他们振臂疾呼复兴经典哲学并痛击那些痛击经典哲学的人的时候，我的当下反应是想笑。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掮客，他们领来的浪潮往往针对的就是中西经典，尤其是对中国经典的肆意攻击。他们掀起的一波波的浪也是摧残有根基的研究的祸首之一。他们中有些人自称是文化基督徒，这使得他们缺乏先痛击自己一下的忏悔精神更显滑稽。
施特劳斯学派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对经典的用心。受其影响的老师教一门课就只用有数的几本原典。上学期我教全校本科生公选的哲学入门课程，只用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学期结束，我讲到了第五卷(英文译本有150页左右)，这差点把我们系的系主任吓死。他也曾从学施氏的几个弟子。他教另一门哲学入门课程，大半个学期讲不完笛卡儿的《方法论》(英文译本不到50页)。当然教这种本科公共入门课程，一般我们会选几本原典。但不可能都讲，就挑一些章节，总页数讲得再快也超不过150页。其实这种对经典的用心并不是施特劳斯学派特有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的注疏传统也讲这个。我的一个心仪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奎因的老师德来本(Burton Dreben)讲研究生课向来也只用一本原典，一学期往往连100页也讲不到。但是，我听说，一个中国号称受施特劳斯影响的老师(我不知道他/她是谁)，讲政治哲学只用施特劳斯等编的、汇集一些二手研究的《政治哲学史》的中译本。并且这个老师自己跟学生说中文翻译的不好，大家凑合着用。我听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施特劳斯学派干的另外一件好事是认真翻译了一些经典。当然，有的人翻译得还是很不认真。有的人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有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用心翻译的东西晦涩得根本不是英语，并且“忠实地”硬翻原文，翻得英文里的句子因为语法结构、词汇含义的不同反而扭曲了原意(比如下面提到的伯纳代提的一些翻译)。但是，由于他们对经典的重视，他们译的质量总体上要好些。不像有些现代译者，滥用不属于古人的近现代哲学术语；把古人说的、现在听起来很冒犯的话“洗白”了；自己妄作决定、把一段话不译了而自己总结出来，等等。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倾向同样有导致曲解古人的东西，他们的译本只是一般来讲要好些。可能是受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影响，中国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也开始译书。但是，在一些领潮者的兴风作浪下，译书以丛书、系列的形式铺天盖地泄了出来。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能好好翻译这么多的经典。其解决办法，我猜测，是译些不经典的现代英文书，并且就连译这样的书这些领袖人物恐怕也找不到足够的好译者。其结果十有八九是出一堆选材上主次不分、翻译上良莠不齐的书。其翻译、介绍的又恰恰是强调经典(选材)、推崇忠实翻译的施特劳斯学派，这就不能不让人甚感其荒诞。这种介绍的结果也许是对传播施特劳斯学派思想、回到古典根源的最大威胁。无能的“好人”常常比坏人还危险。
虽然我对施特劳斯学派有所保留，但是我觉得让人跳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读读似乎遥远的古书并不是坏事。所以我希望这个学派能在中国有些正面影响，也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偶然的机遇，我翻了翻有关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中译本，使我觉得也许我不是在杞人忧天。这是刘小枫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的系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中的一本，中文名是《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下面简称《走向》)，译者肖涧。在翻译选材上，我觉得重要性的次序应该是古代经典→近现代经典→现当代的人的评论(包括施特劳斯学派的作品)。《走向》一书恐怕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这么多经典还没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急着译它。这本书的英文比较直白，其对象又是号称追随施特劳斯、追随西方经典的中国学人，其翻译的重要性就更小。并且，更要命的是，我随意翻了几页，发现连这么一本书都被译得一塌糊涂。我向来不太同情挑别人“硬伤”的人。因为我总觉得一些人满足于指出别人的硬伤是由于他们没能力看出深刻的、“软”的东西。而他们热衷此道往往是基于个人恩怨、或要证明自己的(不太有价值的)价值。历史上颇有伟大哲人有硬伤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反而常常是那些没有硬伤的人没被历史记住，也不配被历史记住。并且，任何人的知识都有限，即使专家也难免犯初级错误。在翻译里尤其是这样。另外，同样的东西，各人的角度不同，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我是对翻译中的错误或不同意见倾向持宽容态度。但是，大家在附录里可以看到，在任选的几页中，就有这么多明显的错误，这实在难以原谅。另外，这本书的主要人物(现已去世的)伯纳代提(Seth Benardete)是以翻译(过于)忠实著称。他若是知道关于他的书被翻成这样不知会作何感想。译者可能还年轻，经历不够，但这里编者就应该在选译者、校对上负起责来。
这篇小文里提到、影射到的人，我大都不怎么认识，所以也没机会有个人恩怨。如果事实是我只是碰上了一些个别现象，小题大做、以偏概全，那我会很高兴地承认错误。这不是假装客气，而是因为我写这篇小文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近现代中国已经有太多的浪潮、太多的宗派斗争了，而读历代先贤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教给有点聪明的人正确的谦卑与正确的傲慢。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傲视虚名，宁可谦卑地坐十年板凳，也绝对不写半句空话。
附录：《走向》翻译错误的例子(中文页码/英文页码；错误用黑体标出，括号内附英文原文与解释)。
1.题目
原英文题目中根本没有“走向古典诗学之路”这句话。编、译者或出版社加上它可能是为了吸引读者。但这样做与把《水浒》改名为《一百零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的低劣商业做法有什么两样呢？并且，这与施特劳斯学派要挑战今人的浮华的作风是背道而驰。编、译者觉得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作者更知道给书起什么题目，这也是与施特劳斯学派尊重原作者的风气相违背。
2.1/vii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you extraordinary being”， “你这个超乎寻常的人”)，要证明(“indicate adequately”，“充分地标示出”)任何真正重要的(“bigger”，直译“较大的”)事物而不使用例证(“paradigms”，“范例”)很难。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梦中观察事物，以为自己完全认识这些事物，然而，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知(“for it's probable that each of us knows everything as if in a dream and then again is ignorant of everything as it is in waking”，“很可能[译丢了]，每件事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在梦中那样地知道[原文根本没有“观察”这个词]它，然后，在醒来时，又对每件事情一无所知”)。
3.1-2/vii
我们的谈话如涓涓细流，总被伯纳德特字字珠玑的简短评论打断(“punctuated”是提纲挈领地做段落的意思)……这里指的学者世界比我们所知的学术界要小很多，它主要由欧洲人组成，他们中大多数人经历数次历史的转折，最后执教于战后美国，了却余生(“teaching 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students after the war”，“教了战后美国的一代学生”)。
4.2/viii
这些年的学术(原文中没有这个词)生涯不仅磨砺了他的语言(“philological”，意为“文字学”或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学”)技巧，加深了他对古典(“ancient”，“古代”)思想的理解，……
5.2/viii
我们自己的学生必定能够更近一尺(“would stand at a further degree of remove”，“又要站远了一步”或“又要隔了一层”)。
6.22/18
他[罗蒂]在所有事情上都非常谦逊(“self-deprecating”，“自我贬损”)，总是对别人道歉[“apologetic”，由上下文应译为“(自我)辩护”]。他的论文做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潜能观，有六百多页；其实可以很短(“actuality”，“现实”或“现实性”；这是伯氏开的玩笑，指要写关于亚氏的现实观可以很短，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与潜在可能相对的)实现的现实只有一种，失去了潜能的(或许是罗蒂任意编造的)任意多样性，罗蒂(这么一个随便的人)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7.55/42
萝娜：所以他[施特劳斯]很坦率(“open”)。
瑟特：毫无保留(“completely open”，“open”直译是“开放”，指施特劳斯接受由阅读思索导致的变化；译者的翻译不但错误，还很滑稽，因为他形容施特劳斯这个喜欢隐藏的人“坦率”、“毫无保留”)。
8.56/42
瑟特：[在指出施特劳斯理解文献开始时的偏失是受其起初洞见的影响后]所以他不得不再次将这种方法贯彻到底(“work through it again”，“从头到尾地再弄它一遍[指相关文献及对其理解] ”；上面已经提到他开始的路径有毛病了，这里怎么可能还要把这个方法贯彻到底呢？)。
9.57/43
我说，“在《王制》的结尾，‘Eu prattomen'。”(“in the last words of the Republic”，“用《理想国》结尾的话说”。另外，舍通用的《理想国》不用，而用《王制》，打着回到根本的旗号，却改不了无根的本性，说要回到古朴，但骨子里是想标新立异，这恐怕又是领潮而浮躁的一个表现。《理想国》是个有毛病的翻译，但它已为人熟知。施特劳斯的学生Allan Bloom的英译用的是通用的、有毛病的“Republic”(“共和国”)的书名。尽管它有毛病，但他并没随意抛弃一个已有了根基的名字，而只是在注释里指出这个题目的真正含义。这本书更早的希腊语题目的意思是“政体”或“政治制度”，而其对话者寻求的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其寻求后的一个结论是这个最好的制度是由一个或几个合格的“监护人”(“guardians”)来统治(故可以类似于通常的君主(王)制，但也可以类似于贵族制)。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国”还算有理，其偏失是将译者的理解加到读者上，并且自以为要比原著者更知道怎么表达后者的思想。这恰恰是施特劳斯学派反对的。“王制”之偏失则更甚一步。以“王制”来取代“理想国”是以更偏失的、奇异的东西取代有偏失、但已约定俗成的东西。
10.66/49
瑟特：我想是的，但是不确定(“I thought it was，but I'm not sure”，“我曾这么认为，但现在我不确定”)。
11.102/75
他拼命地追赶旧日时光[“trying to catch up the night before”，在前一天晚上赶出来(对第二天要教的新课的准备)]。
12.136/99
罗伯特：……你那时想过你自己研究哲学就是要做出对希罗多德的解释吗(“Did you at the time think of yourself as doing philosophy in working out this interpretation of Herodotus”，“你那时想过做出对希罗多德的解释是在做哲学吗”)？
瑟特：当时只是以非常机械的态度(“manner”，“方式”)。我认为，希罗多德是与前苏格拉底相关的题目(“the coherent text for pre-Socratic philosophy”，“是[表达]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内在一致的文本”)。你可以利用希罗多德进入前苏格拉底哲学，因为他在相关的(“coherent”，“内在一致的”)论证中使用他们发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