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3)03-0054-06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初由希腊语“观念”和“学说”组成，其本义指观念形态的思想，是分析现实而得到的学说或抽象的理论体系。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使用它，后来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都做了发挥，迄今没有一致的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它主要有3种较普遍的意义：1，指某特定阶级或阶层所共有的信仰体系；2，指与科学的知识或真理相对立的虚幻的信仰体系，称之为虚假意识、虚假观念；3，泛指一般意义上的产生意识或观念的过程。意识形态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曾得到了众多批评家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尤以意识形态批评见长。美国文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k Jameson)极为重视意识形态的阐释视角，而且他曾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在意识形态这个理论舞台上，他和当代诸批评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锋、对话。
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
当代意识形态理论主要以特拉西、马克思、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特拉西使用该词时，已经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人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其实践功能和政治意图。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有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与被剥夺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这种支配关系形成了阶级。一方面，社会需要通过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持特定的阶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还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来调节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而意识形态调节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作用方式更隐蔽，作用效果更明显。它能够容忍在一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供被支配阶级获取必要的东西及其发泄不满的途径，使他们能容忍自己的处境；同时也使支配阶级相信其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合法性，能促进他们做相对的让步，以长久地维持这种状况。意识形态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统治地位，因此便具有了阶级性。同时也不能否认，有时可能会因符合实际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马克思主义要求从经济基础决定的各种要素出发去理解意识形态。
葛兰西对阿尔都塞有直接的影响。葛兰西重视领导权——“政治，知识和精神上的领导”——的作用，它要求领导阶级不但要有能力阐明各阶级的利益，而且还要有能力成为领导“集体意志”，后者的作用更大。由此出发，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意识到自身及自身各项任务的领域”，其领导对象包括国家、道德和知识指导作用的发挥等。他进而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不仅应该有对资产阶级正面进攻的“运动战”，而且还包括与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的“阵地战”。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瓦解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全民集体意志，知识分子要承担起阐释有机意识形态的任务。建立起“文化霸权”有利于获得人民与同盟力量的支持，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成了革命成功的有效手段和保证。因此，无产阶级要把“文化霸权”放在战略地位上对待。这也意味着对领导权、知识及道德等文化因素的重视，这有助于克服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政治斗争的狭隘作法，使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和地位。重视文化对革命的积极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转向，这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研究也由此丰富起来。
阿尔都塞是对当代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家，他的理论也影响到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曾说过：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30页。）
据此，阿尔都塞强调，法律、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保证。意识形态的功能，“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是通过教育、宗教、文化建设等国家机器实现的，它属于私人领域，有相对的自主性，各阶层的人能在此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权利。他认为，意识形态有其规定性：首先，起作用的条件的无意识性。人总是存在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意识形态先于个体而存在，并对个体发生作用，但作用的方式是无意识的。因此，“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03页。）一般情况下，形象或概念的表象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其次，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基本结构。阿尔都塞认为，特定的历史主体形成了该时期社会的主体，并呈现出不同种类总体的形式，再由某种更复杂的特殊类型将其统一起来。恩格斯认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意识形态通过强制、调和等手段发挥功能，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从这种意义看，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基本结构，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其内容可能不同，但作为社会历史的基本结构，其作用是其它领域难以替代的。再次，“意识形态是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多元决定的结果”。（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03页。）即“个人与其生存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在于“体验自己的行为”，通过概念、形象体系借助于想象性机制再现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人的行动。意识形态还可以再现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想象机制是意识形态实践中的支配因素。因此，意识形态的性质是想象性的，它支配、主导着真实关系，有浓厚的虚假、主观和非科学的色彩。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特定的主体的相互作用中。个人成为主体是意识形态产生作用的条件。阿尔都塞指出了形成意识形态的4个步骤：1，社会召唤个人成为主体；2，个人把社会视为主体，屈从于它，并最终形成主体；3，主体与社会主体间的相互识别，以及主体对自己的识别；4，主体把想象当成现实，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行为。阿尔都塞进而指出了意识形态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反思意识形态时也难以避免其局限，不可能有纯客观的、中立的“事实”和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承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即自称掌握了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多个视角说明了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方式，理论本身的包容性增强了其阐释有效性。它克服了其他意识形态理论的脱节：“那就是精神状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脱节，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识形态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各种历史性制度中所发挥的功能之间的脱节。”（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81页。）他强调意识形态的想象性本质，对于分析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有明显的亲和力，由此提出的“症候阅读”大大增强了其理论的实用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症候阅读”都为詹姆逊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选择的余地。
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弗洛伊德和拉康对詹姆逊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较大。弗洛伊德认为，意识与潜意识处于对立的状态，意识是对潜意识进行改造和装扮的产物。阐释的目的便是从文本的表象中寻找出潜意识的信息，这种阐释模式的基础是“表征与被压抑的思想之间，显意与隐意之间，掩盖与被掩盖信息之间的差别”。（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3页。）它吸引詹姆逊去寻找意识形态表象下掩盖的潜意识内容，即真实的动机和意图。
詹姆逊对拉康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主体的不确定性，即主体是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受欲望和本能冲动的支配。但拉康认为，主体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标志（即他者）相互作用，它们的作用形成了主体的无意识。因此，相对于主体来看，“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主体的建构离不开自我的想象；自我不是孤立的，无意识（或语言）是联系自我与他人的中介。这样，主体成了自我与环境之间作用和重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詹姆逊赞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即“个人与其生存的现实环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注：《保卫马克思》，第203页。）这意味着他也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事实上意识形态自身在主体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
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便是在那些秩序的国度里植入主体的地方；无论符号秩序（换种说法，社会自身的共时性网络和位置与角色的运动系统）还是实在秩序（换种说法，历史本身的历时演进，时间与死的国度）都在它们的结构上激烈地超越了个人经验。（注：贝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第258页。）从这个角度看，由于人是在先在的社会形式与语言中存在的，通过意识形态的“体验和想象机制，个人主体建立起与社会集体系统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断定，作为“必不可少的幻想和叙事的地图”，意识形态必将在任何社会中为主体安排好位置，从而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其二，拉康的真实概念和象征概念也影响了詹姆逊，这使詹姆逊能恰当地看待意识形态的功能。我们可以从构成拉康的人的主体性的想象、象征、现实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象界主要关涉个人与自我之间的想象（或意象）关系。象征界是种秩序，它规划了个体的生命活动。语言的介入是象征界发生作用的前提和主要方式，语言表达出了无意识的信息。现实界指未经语言作用的原始世界。“现实”指直接的生活机能和作用，由于没有通过象征和想象的环节，它没有名称，不能被言说。想象和象征是产生现实性的前提。事实上，詹姆逊强调，拉康的现实绝对拒斥任何象征的再现，这种象征的再现最终要退隐到想象中去，我们处于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象征秩序中，任何思想都不能脱离象征秩序。这样，“拉康的真实实施时拒斥任何象征化，而象征却不是虚假的。象征在结构上既为真实所决定，又为真实所解构。若在真实世界的迷宫里行动，象征是一幅不可或缺的地图。”（注：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3页。）对于詹姆逊而言，由于意识形态仍然是个体与现实之间的建构过程，所以它必定受制于先在的社会形式，在结构上由真实所决定，但本身又被真实所解构，这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有助于建构主体和指导主体的行动，这种实践功能使任何人都离不开它。鉴于此，很难对意识形态作出价值判断，这样，对意识形态的关注需要转化为对意识形态如何满足历史需要的关注，即意识形态运作的语境，这必然建立起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关联，这也构成了阐释学的主要任务。
任何时代都有自身的需要，这种需要常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实践，形成了文本意识形态的语境。这要求面对具体的语境，辩证地思考意识形态的历史性。作为阐释的主符码，历史始终是意识形态的决定因素，它表现为个别主体的个案史或社会群体的集体历史。对詹姆逊而言，一方面，历史意味着对那些“从必然王国进入集体王国”的集体抗争的事情的叙事，从未来的意义上重估的社会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还意味着诡计：“历史就是伤人的东西，它拒绝欲望，给个人和集体的实践设定了无情局限的东西，它将其公开意图变成了可怕的、颇具讽刺意味的逆转。”（注：Fredrik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Cornell University,1981),p.102.）历史也因此具有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但作为缺席的原因，历史始终起着决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历史化意味着要恢复遭受意识形态压制或歪曲的历史特殊性。任何文本都充满了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的空间，可由此展开对文本的意识形态的分析。
詹姆逊的意识形态观
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广阔的理论背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他是在与当代诸理论家的对话中确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詹姆逊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难再继续套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了，阶级难以反映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且很难找到马克思时代的贫困阶层了。但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思维比喻方式，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来使用，这样，它仍有其阐释的有效性：可以用它进行认知测绘，以分析个人所属的群体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注：Jameson,Marxism and Form:Twentieth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1974),p.7.）因此，应该以相对的辩证的态度对待它。对待其意识形态概念也应如此。意识形态有如下的规定性：
其一，由于不能用价值判断和绝对的观点对待它，就需要针对社会语境，在各种互动的关系中去理解它。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是阶级对话的产物，为了达到维护某种局面的目的，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对话表达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在双方都有所妥协的情况下达成共识。
其二，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素”(Ideologem)体现出来。意识形态素是“社会之间基本上是敌对的集体话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自行显现出来，需要通过文本叙事表现出来，但叙事文本常把“意识形态素”作为表现对象，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了“意识形态素”与叙事文本的中介，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叙事文本体现出阶级之间对对方的批判性反思。称为“意识形态素”还意味着是能够被辨识出来的最小单位，例如，在《失乐园》中，弥尔顿试图证明上帝对人类是公正的，同时上帝也是迫害人类的暴君。詹姆逊把体现在文本中的这个矛盾称为“意识形态素”，由此作者展开了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沉思。
其三，意识形态带有阶级的偏见性，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任何阶级的理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自己的合理性，并极力贬低其它阶级理论的合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歪曲打上了意识形态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文化或文本（包括理论文本）都有其意识形态性。正因为如此，需要指明这些偏见，同时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其原因在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需要，这种需要都要通过该时期社会中的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表现出来。通过自己的言说，支配阶级试图证明目前的状态是最好的：“我们的社会秩序并非总是你们想变成的那种形式，但在眼下它是你们所能希望的最好形式。”（注：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p.56.）而且将其价值和体制普遍化和自然化，并不惜歪曲现实。而被支配阶级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通常以偷偷摸摸或欺骗的策略，企图抗争和破坏支配性价值体系。为此双方都要对现实进行削足适履式地剪裁，以自圆其说。从这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其四，由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与其背后的历史现实及社会活动实践密切相关，因此阐释就是要找出思想——形式产生和实践的历史语境及辩证逆转。前者表现为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后者表现为意识形态如何被使用和利用的。如：追求个性、自由，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有力地反对了封建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建立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体。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自由和个性的观念也得以扩张，它掩盖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主体精神分裂的事实，实际上参与了资本主义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共谋，或者说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诱使个体选择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实际上以资产阶级的价值重写了尊重个性的普遍价值，结果，这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现实的作用。因此要从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把握其“辩证时刻”。
历史、叙事与乌托邦
根据历史自身的需要分析文本的意识形态，这可从詹姆逊阐释学的3个视界表现出来。第一视界把文本视为象征性的建构，意味着对不能够解决的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第二视界把文本视为个人话语的言说，要从个人的言语中揭示出其阶级依据；第三视界把文本视为文本意识形态交锋的场所予以阐释，这是生产方式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结果。这样的阐释意味着詹姆逊把阶级及其斗争视为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历史也依据自身的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新编码。但贯穿这3个视界的是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任何文本都是历史困境的象征性反应，因此要在社会历史与观念之间建立起叙事的中介，并且把美学趣味的变化置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这样，通过对形式的分析，以找出形式的意识形态性及形式中积淀的意识形态，从而把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置换成对其叙述形式——政治无意识——的研究。
詹姆逊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无时、无处不在，有其历史规定性，具有多种功能。海登·怀特认为，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源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不是——对詹姆逊而言——对可感知现实的谎言、欺骗或歪曲，而是屈从或超越难以忍受的社会生活关系的意图。”（注：《抵抗的文化政治学》，第92页。）鉴于意识形态对文化和文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詹姆逊把意识形态视为结构性的存在：
意识形态是一种双重结构，其基本结构特征可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描述为自我展示的可能性——一种观念或信念系统、一种抽象价值、一种意见或偏见——也可描述为一种初始叙事、一种有关对立阶级集体性格的最终阶级幻想。（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92页。）
由于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残余，这决定了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这种语境中产生的文本必然会带上这种信息，有的文本以理论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有的通过文本的表层内容（如作品的主题、人物的观念等）表现出来，有的通过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意识形态表象表达了潜在的政治无意识内容，而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析便可以揭示出其潜在的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充当了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形式。
詹姆逊承认，任何文化实践及其产品都有其社会现实的背景，都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质性或想象性的解决，这反映了人要求克服现实异化状态的愿望，文化反映了人们对集体统一体的“乌托邦”追求，文化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乌托邦的。因此，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密不可分。
乌托邦的作用可以从詹姆逊释义的3个层面表现出来。在个人欲望的层面上，乌托邦常表现为对自由和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但欲望和自由总有其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据、其语义和语境的历史性，这也就使乌托邦同时获得意识形态性。在阶级社会中，以赋予价值自然性和普遍性为手段，或通过对社会整体的承诺等方式来抹杀差异，乌托邦就作为一种因素参予了意识形态的具体运作，成为为意识形态霸权或反霸权辩护的工具。事实上，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的斗争中便能看到乌托邦所起的作用：当支配性意识形态以自然化和普遍化的策略确立自身合法性和统治地位的时候，实际上也承诺了通过维持现状实现决不可能达到的理想，从而成功地利用了乌托邦的力量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实践。同样，对抗性意识形态也通过瓦解现行价值体系和体制来作为承诺达到某种理想的条件，可以说，斗争双方都把乌托邦作为手段来抹杀社会的差异或导致社会的分化，在借用乌托邦力量的过程中，乌托邦就参予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在这里，乌托邦、普遍性和始源性代码都被用作使阶级话语获得自然性或普遍性的目的，以期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在詹姆逊释义的历史层面上，同样能看到乌托邦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从社会形态的更替看，每种社会形态都是不平衡的，是对抗性意识形态与生产模式共存的状态，这种状态为未来的更合乎人性的理想社会形态留下了空间。这样，各阶级操纵的意识形态就会出面，声称自己是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代言人，这种承诺形成了有利于维护自己意识形态霸权的历史观。尽管如此，詹姆逊仍看到了历史发展对这些乌托邦承诺的拒绝。一方面，意识形态纷纷标榜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历史现实总是无情地粉碎了这些乌托邦承诺。乌托邦存在并参予了社会实践和文化革命，但总被否定，这种矛盾也反映了乌托邦欲望持久存在的现实。詹姆逊倾向于从共时性的角度来描绘社会状况及其中的冲突，这较好地阐释了意识形态的运作。但从历时性上看，詹姆逊仍认为生产方式的替换是“不可避免的”。这反映了其历史观对终极的社会集体统一体的乌托邦理想的诉求，这种乌托邦在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方的意识形态中都能表现出来，只不过支配性意识形态标榜自己更靠近乌托邦的目标而已。这可以从詹姆逊的解释中得到印证：
就其表达集体统一体而言，不管什么类型的阶级意识都是乌托邦的……不管什么类型的已成形的集体或有机组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完全一样——在自身之内都不是乌托邦的，而仅仅就此而言，那就这些集体自身是某种获取的乌托邦或无阶级社会的最终具体的集体生活的轮廓方案而言。它们才是乌托邦的。（注：《抵抗的文化政治学》，第91页。）
从意识形态与历史构成的反讽关系中，詹姆逊看到了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
从詹姆逊的3个释义视界都可以看到文化与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共谋，其关系密不可分。实际上，这还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反映了詹姆逊的文化观，即文化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双重功能。作为对现实压制的反弹，文化必然要给人以理想和希望，这种承诺必将指向集体统一体的无阶级、更合乎人性的乌托邦，也许从目前看，绝无实现的可能，但现实的维度会促成人类对这种“集体梦想”的永远追求。而文化的历史维度又决定了文化作为阶级象征的功能，意识形态对乌托邦的利用使二者处于共谋关系。这样，文化、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便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同构关系。
詹姆逊意识形态理论的困境
在詹姆逊意识形态理论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动机，这种动机也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矛盾性，从而使其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局限。晚期资本主义把人们置于一个特殊的后现代语境，对詹姆逊而言，要回应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还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效性，这使他只得调和两种阐释主符码。他试图努力超越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这促使他的理论“实践”局限在理论文本的建构上，相信理论能代替实践对现实发生作用。在这种调和中，其理论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锋芒，即对不平等现实的批判和改造。结果，詹姆逊便遭到更为严重激进的理论家的非难。由于仅限于理论上的操作，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只能作为阶级话语冲突的符码而存在，这种象征性结构既为真实所决定，同时又消解了真实，但又需要它的示意。这种意识形态观与其历史观密切相关：历史是存在的，但永远不可能被把握，人们只能通过文本去接近历史。当以对待历史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时，詹姆逊便只能从文本的意义上来看待意识形态了，结果造成了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或乏力。詹姆逊对乌托邦的矛盾看法，也源于其历史观的矛盾。他认为，一方面历史的发展无情地粉碎了个人的欲望、集体与社会的规划；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这种运动中能把握到历史的真实。这种历史观决定了他对乌托邦作用的怀疑，尽管他强调乌托邦的功能有助于调动起社会集体的力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乌托邦的不适当强调仍然可能造成强势话语的压迫，也有可能使集体力量被导向歧途。
詹姆逊意识形态观的矛盾更深层地源于他置身于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有明显的特点：国家削弱了对政治、经济的干预，社会本身的调节能力增强，这有助于预防、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阶级的区别也不太明显了。商品逻辑渗透到一切领域，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空前扩张，科学技术从思维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处境，这都加剧了人精神上的分裂。同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给人以更多的民主与自由的承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民主也加强了，人们在平面化的生活中有了更自由的感受。而且中产阶级大量涌现，这都使确立无产阶级的标准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力军地位变得困难起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詹姆逊认为发达国家中已不存在阶级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已经过时，需要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它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对抗话语有极强的包容性，为此，有必要通过在限定的文本空间内的努力以发挥其政治潜能，詹姆逊及其同道就在象征和形式的层面开辟了文化革命的空间，以实施其反霸权的战略。正因为如此，他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模式，把文本实践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把现实视为无法把握的客体，仅限于在文本内把握现实，但文本化的现实毕竟不是现实，文本的实践有助于现实人们的审美实践，通过社会活动达到改变和改造现实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大小是确实应该受到质疑的。同样，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主要是在象征和形式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这样，他通过文本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利于开辟文化的反霸权空间，但这种努力对现实中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就要受到质疑了，因为文本把握的现实与现实之间毕竟有差异，我们就要考虑文本中意识形态的实践价值。此外，还与他对现实阶级状况的把握有关。我们认为，阶级之间界限的模糊并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不是否认阶级存在的理由，意识形态及资本仍然是划分阶级的重要依据，而且承认阶级划分的意识形态标准和资本本质的不变，也就意味着阶级分析的有效性。鉴于此，就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詹姆逊对马克思阶级理论有效性的怀疑和否认，正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他在理论上进行调和的必然结果，也许这正是其理论的意识形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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