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三个代表”的两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论文,理论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卓越的理论创造性。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思想，需要在理论上下苦功；要认真实践“三个代表”思想，需要决心，恒心，信心。不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就容易水过地皮湿，不深不透，不痛不痒，没有实效。在当前，我以为有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应该在思想上明确：一个是在当代中国谁能做到“三个代表”？另一个是如何做到“三个代表”？
一、谁能做到“三个代表”
我听到一些人议论，“三个代表”思想我双手赞成，谁不赞成发展先进生产力？谁不希望发展先进文化？谁不愿意自己的根本利益能得到满足？问题在于：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比尔·盖茨式的人物，是科技人员、白领工人，还是共产党官员？是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还是欣欣向荣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文学家、艺术家、歌星影星，还是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共产党人还是文化工作者？国有企业的一些工人在下岗，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则在安排工人就业，究竟谁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问题都是很尖锐的，但应该给予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说明。
毫无疑问，比尔·盖茨式的人物、科技人员，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先进生产力，这是不错的。可是在中国，能够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创造一个适宜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的是谁？能够把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组织起来的是谁？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80年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个安定、适宜的环境，就没有科教兴国的政策，就没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他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这种力量。
先进文化也是这样。艺术家、文学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是文化战线上的“兵”。可是在中国，通过改革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经济和政治的动力，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指出正确方向，通过“双百方针”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织、调动起来的是谁？也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正确的文化方针和政策，文化是不可能按照先进的方向自发地前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在中国大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旧文化到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都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荡涤文化领域中的污泥浊水和各种文化垃圾。
一个乐队、一支军队都需要指挥者。在我们国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比尔·盖茨式的人物，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他们都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力量，按照江泽民同志讲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不是“代表”，把他们组织起来、调动起来，指挥他们朝着先进方向前进，使他们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代表”是个政治范畴，指的是整个社会前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重任。
也有人说，你看共产党中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受贿、腐败的官员不在少数，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省长、副省（部）长，还有党的某一组织整个烂掉的，这怎么能做到“三个代表”？我认为要正确看待这些问题，也必须首先弄清“代表”的确切含义，是指某个共产党员、某个党组织，还是指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显然只能是后者。作为其中一员的某个党员，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某个党组织可能腐化、堕落，但“三个代表”思想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论述，始终抓住并强调的就是这些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实现“三个代表”的保证；我们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我们立足于中国会相当长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但又始终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目标；我们的方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当代中国，离开了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三个代表”就会流为空谈。
有人会问，如果党风不正，党员腐败，甚至党的组织腐败，所谓路线、方针、纲领、政策谁来执行，不都落空了吗？这话不错。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践“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关键所在。正因为有些党员腐败，有些党的组织丧失战斗力，才有党的建设的问题，才有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党组织、要求党员做到“三个代表”的问题。否则，一切都好，何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何必提出整顿和改进党的作风问题。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就是为了真正落实、实践“三个代表”。所以我认为，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存在个人的或集团性的腐败，不是不能实践“三个代表”的理由，而恰恰是应该实践“三个代表”以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形象、改进党的作风的理由。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正因为有病，所以才吃药；而不能从有病推论出不必吃药或吃药无用。这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从结果上讲，有两种循环：一种是恶性循环，由于存在腐败，因而不能坚持“三个代表”；由于不能坚持“三个代表”，所以更加腐败。一种是良性循环，由于实践“三个代表”，改善了党的形象，因而能有效地反对和克服某些党员和党组织的腐败习气；由于克服了腐败，改进了党的作风，所以能更好地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我们要力争实现良性循环，防止和克服恶性循环。我们相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魄力有办法通过实践“三个代表”实现党风的良性循环。
还有人问，“三个代表”思想能坚持到底吗？因为江泽民同志讲的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始终”两个字很重要。“始”的情况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它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终”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终”是什么意思？“终”就是永不变色的意思，不能像苏东那样半途而废。我们如何保证这个“终”？如何保证我们党永远坚持“三个代表”？世界上半途而废的共产党、工人党并不少见，苏联、东欧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80年来是“三个代表”，何以保证或证明100年后仍然是“三个代表”呢？80年证明不了100年，正如不能由昨天太阳出来证明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一样。其实，太阳明天会出来并不是由昨天出来推论出来的，而是由地球物理学规律来决定的。同样，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由以往的80年推论以后的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是从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规律性结论。我们不是历史宿命论，也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科学的辩证决定论。并没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共产党之外支配着共产党，它的兴衰成败完全在于党自身的状况。如果不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任腐败滋生蔓延，那蜕化变质的危险就是极其现实的。相反，如果着力于党的建设，坚定地实践“三个代表”，就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历史经验证明，执政比夺权更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掌权比夺权时更应该严格治党。在保持先进性与“三个代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只有保持先进性才能实践“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只有真正坚持“三个代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三个代表”不是从“先进性”这个抽象概念中产生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锤炼、提炼而成的。我们党通过自身的历史，通过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前进的历史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加以认真实践，这就是我们始终能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和事实依据。
其实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将“三个代表”思想真正落到实处。如果我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到“三个代表”，就能充分显现出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力量。少数人对此所持的种种疑虑就会消失。
二、如何做到“三个代表”
如何正确实践“三个代表”思想？这之中涉及到的问题，更为困难，也更为复杂。既涉及到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也涉及到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可是，不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难以在认识上准确地掌握“三个代表”思想，就会影响“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落实。恩格斯说过：“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先说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一个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自身的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很清楚，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了，社会才能发展，才能提供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没有疑义。可是当今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什么？认识上往往分歧很大。有的人说，在当今中国，生产力发展要求实行私有化，因为实践证明公有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私有化才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的人则说，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制止继续私有化，反对不断缩小国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认为国有比重下降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从分配角度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十分突出。有人说，收入差距还应该拉大，这样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的则认为，收入差距再拉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政府职能上看，有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有人则反对政府干预和调控，主张一切问题均由市场自行决定。
在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上，矛盾也很突出。这里不仅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原则与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原则的矛盾，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矛盾，文化主旋律与文化多样化的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和享受文化的权利。当学费昂贵、文化消费昂贵，只有少数人消费得起时，我们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如何才能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呢？
至于如何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情况就更复杂了。在以往的任何时期，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非常明确的。利益关系很简单、很明确。抗日战争时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此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解放战争时期，打败三大敌人，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为此而流血牺牲的就是革命烈士。反对什么，拥护什么，是很明确的。唯独在改革开放时期，利益关系极为复杂。谁失利？谁得利？谁付出代价？不能说都是很清楚的，都是很合理的。改革的沉重负担，有时候会落在一些基层群众的头上。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改革？为谁改革？改革的对象是谁？从而影响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这是20多年来的改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特点。这样，改革中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目前利益，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矛盾有时候就很突出。由于劳动的性质、就业方式、收入分配等条件的变化，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不同方面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有时候还非常尖锐。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群体的具体利益，如何按照“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落实“三个代表”的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上的差距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西方实行的是：把效率交给市场，把公平交给税收，把灵魂交给上帝。实际上在私有制条件下，真正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我们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收入的差别，但我们实行的是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原则。人为的公平只能导致普遍的贫穷。我们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税收制度来防止两极分化。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国强民富，先富帮后富才能使公平问题、教育问题、文化权利的共享问题落到实处。
而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不能撇开所有制问题。生产力是不可能离开生产关系单独发展的。毫无疑问，私有化既不符合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不能否定的。全世界实行私有制的国家有多少，全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又有多少，但其中有几个能达到美国、日本的水平？在我们国家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一定程度地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须明白，正是因为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才使得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处于不景气的情况下，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能在中国发挥出它们的能量和作用。我们不能撇开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撇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去抽象地谈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作用。在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经济原本落后的中国如果全面实行私有化，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可以肯定地说，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会失去它的神奇效力，至多是和世界上其它一直实行这种制度的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一样，甚至还不如它们。旧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和富有成效的。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是中国80年的历史经验。至于如何科学理解、有效实践社会主义，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挫折、失败，只能引导我们正确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已经得到创造性的解决。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在公有制主导下的经济。我们关于生产力发展，关于文化建设，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等等，都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自我完善这个立足点和根本点。
所有我们上面提到的问题，从深层看其实都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如何处理的问题，从实践看则是关系到如何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何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同时发展的基本政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回答，都不能离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七一”讲话，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一系列论述，掌握“三个代表”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并把它落实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中去。只有坚决实践“三个代表”，才能加深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