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总产值保持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1996年平均增长15.1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工业产业结构的重心实现了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移，1996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已达到56.97%；工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已由1994年的第34位逐年上升到1995年的第31位和1996年的第26位。
但是，中国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借用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采用汇率法及国际购买力平价(PPP)法对中国现阶段人均GDP水平进行了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大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一、中国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但是，中国工业增长的质量较低，粗放型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推动工业增长的因素中，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占有较大的比重，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据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81年～1995年，即“六五”至“八五”计划期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年均增长11.8%和3.6%，它们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2%和22%，即全部要素投入的贡献率为70.2%；综合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2.9%，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从“六五”计划期间的30.9%和“七五”期间的13.2%提高到“八五”期间的37.8%，但是15年平均对工业增长的推动作用仅为29.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目前的较高水平，也低于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的水平。这种状况说明，近年来中国工业增长中生产要素投入推动的份额占到7成，其中有5成的份额是由资本投入带来的，它在实物形态上表现为巨量装备和资金的投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占有2成，劳动力增长主要表现为就业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乡镇工业就业人数的增长。综合要素贡献率的较低份额，说明工业增长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能力较差。在这种粗放型增长条件下，经济和资源、环境三大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是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矛盾；二是未来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不足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矛盾。这两个层次的矛盾，既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普通性，又有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性，它们已成为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工业化对自然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1.对资源过度耗费的现象比较普遍。我们以土地资源为例。1949年全国共有耕地14.68亿亩，人均约2.7亩。40多年来，开荒造地5亿亩，合计耕地面积近20亿亩。随着近年来城市占地和“开发区热”的兴起，乱占耕地的现象急剧增加。到1995年全国耕地仅为14.24亿亩，比解放初期实有耕地少0.4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18亩，比解放初期减少了1.52亩。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均耕地在0.6亩以下。又如，淡水资源。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随人口增长而下降的同时，工业和农业用水量却在大量增加，使全国缺水城市已达3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在100个左右，北方缺水面积已超过60万平方公里。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近年来北方各大城市地下水位普遍下降了10米～30米，全国有了20多个城市发生大面积地面沉降。由于流经区域用水缺乏有效管理，黄河发生了长时间的断流，对于下游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再如，林业资源。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已由解放初的3.5亩下降到1.6亩。据有关资料显示，到90年代初，全国林木年生产量为2.75亿立方米，而消耗量达2.94亿立方米，每年林木赤字为0.19亿立方米。对林木的过量开采已使天然林区的面积急剧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破坏。
2.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目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日本的七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的估计，目前中国每取得100美元GDP消耗的能源相当于187千克石油。而日本为13千克（约为中国的十四分之一），德国为18千克（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美国为35千克（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中国的水平。目前中国12种主要原材料工业产品的物耗是发达国家的5倍～10倍，有的甚至高达百倍。例如，钢铁的物耗强度是发达国家的5倍～8倍，是印度的1.5倍～2.5倍；塑料是发达国家的1.5倍～2.0倍，是印度的1.5倍～2.5倍，合成纤维是发达国家的10倍～20倍，是印度的4.4倍。而资源的利用效率普遍较低，煤炭的回采率仅为23%，铁矿仅为45.4%，10种有色金属矿分别仅为23%～70%。
3.工业发展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一是为了支持国内的生产能力和需求，不得不大量进口国外资源。例如，1995年中国进口原油3600万吨，净进口（进口减去出口）石油已达1200万吨，约占国内消费量的7.5%。又如，近年来，全国进口富铁矿的数量逐年增加，1985年、1990年和1995年分别达到1011万吨、1419万吨和4115万吨，10年间增长了约3倍。若根据2000年粗钢产量1.05亿吨、国内铁矿保铁率下降到65%计算，届时每年需进口富铁矿7000万吨，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铁矿石进口国。二是现有的矿产资源，除煤炭外在下世纪将先后面临枯竭的危险。当前已有不少矿区因资源枯竭，资源性城市面临着产业转换的沉重压力，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当前，工业化和资源永续利用的矛盾已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二）工业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1.污染物排放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大气污染和大气环境。1995年全国废气排放量123407亿标立方米，比1985年增长了67%。同年，烟尘排放量1478万吨，粉尘排放量639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37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超过了美国全年的排放量。由于二氧化硫等氮氧化物排放量逐年增加，酸雨区的面积扩大，目前已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我国的西南和华南酸雨区已与欧洲、北美并列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与此同时，全国500多座城市大气质量达到1级标准的不足1%，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和广州等5座城市总是悬浮颗粒浓度分别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3倍～6倍，属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70个城市中大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列。(2)水质污染和水环境。1985年～1995年，全国废水排放量由341.5亿吨增加到372.9亿吨，10年间增长了9.2%，其中，工业废水占60%左右，生活废水占40%左右。目前工业废水经处理后仍有一半达不到排放标准，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则更低。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使大量的水体受到了污染。在全国有监测的1200条河流中，850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更加严重，有近86%城市河段水质污染超标。(3)固体废物。1995年固体废物生产量达6.45亿吨，比1985年增加了1.20亿吨，增幅达22.8%，其中有害废物在3000万吨以上。此外每年产生的城市垃圾1.5亿吨。到1995年工业固体废物累计堆存量已超过60亿吨，占地达5.5万公顷。由于目前固体废物的利用处理能力比较低，大部分只能简单地堆放，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
2.环境污染有日益严重的趋势。70年代中国的污染现象尚局限在企业的范围。80年代出现了城市范围的较大污染现象，例如80年代辽宁省本溪市的大气污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90年代以来，在某些经济比较发达和相关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流域性的污染事件。例如，1994年淮河流域的重大水污染事件，严重危害了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地表植被遭到人为破坏，荒漠化现象有所发展。例如，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荒漠化的发展，也带有区域性生态破坏的性质。
3.治理环境污染难度很大：(1)环境污染，特别大气污染与能源结构有关。中国的能源属燃煤为主的结构，因此中国的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粉尘和酸雨的污染危害大。然而，这种燃煤在一次能源中占较大比重的结构，短时间难有改变。(2)环境污染的加剧也与现有的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步伐加快，重化工业的特征十分明显。在近年间，建材、冶金、化工、石化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增长较快，它们恰恰是自然资源消费多、“三废”产生量大的部门。(3)随着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有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据资料显示，1995年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30%，污染物增长速度已高于全国工业污染物的增长速度，有的地区乡镇工业污染危害已十分严重。
这些因素增加了我们环境治理的难度。
（三）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1.产业组织结构中矛盾依然突出。产业组织结构，一般是指工业企业的规模和各种规模企业的比例关系，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关系等。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是工业增长中的地老问题，它突出表现在生产集中度低、专业化协作水平差两个方面，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大而全”、“小而全”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在全国产品集中度较低的主要是技术——规模指向的行业，即技术条件和经济规模要求高的行业。国内有的学者用区位商方差LQS[2]来测量产业的生产集中度，区位商方差越高表明集中度越高，反之则反然。一般认为LQS[2]的值小于1则明确表明集中度较低。据1995年统计资料计算的结果，中国大部分的技术——规模型工业LQS[2]的值均小于1。在这些行业中，交通设备、电讯设备、仪器仪表、电机和普通机械行业属于高加工度的组装型工业，它的生产协作过程比较复杂，技术含量比家用电器类组装业高得多。另一类行业一般都是以超大超重型装置为主的装置型工业，如冶金、化纤等，一次性投资的数量比较大。在当前它们的发展受到技术——资本约束，在各地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的条件下，难以实现生产能力的集中。在对产业组织结构的研究分析中，通常还用绝对集中度来表示产业中最大的前几个企业的产出等指标占整个产业相应指标总数的份额比重。1994年冶金工业生产粗钢的最大4家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即CR4仅为31%，1996年汽车行业CR4为50%，家用电器行业的集中度稍高，1996年家用电冰箱行业的CR4为50%，彩电的CR4为58%，摩托车的CR4为59%。这种状况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而差距最大的也恰恰是技术—规模指向型行业中的装置型工业和高加工度的组装型工业。
专业化水平，主要是产品的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水平，在中国这两项指标均较低。在80年代中期，机械工业的外购零部件价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4.9%，外购零部件价值占主要产品的价值的比重为52.09%，铸钢、锻造和热处理的比重分别为39.5%、24.7%和10.2%。这些比重大大低于工业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近年来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现状，虽有提高，但未有明显的变化。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机械工业铸造、电镀专业化水平在30%～40%，大部分工艺过程仍由企业独自完成。
2.重加工工业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在工业高速增长的20年间，重加工业的产出是明显提高的，这一趋势大体与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中重加工业产品不断增长的趋势相一致。但是这一时期，重加工业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发生了较大偏离。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在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结构中，重加工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36.58%，分别下降到1985年的30.84%、1990年的25.70%和1995年的24.48%，15年间下降了12.10个百分点，下降的幅度是1980年的33.08%。同期，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分别增长了6.03个和2.78个百分点，原料工业的资本比重上升了3.58个百分点，采掘工业资本比重变化不大。在这一期间，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重加工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5.35个百分点，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3.60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基本保持不变，采掘工业下降了1.42个百分点，原料工业上升了2.98个百分点。
重加工业主要包括机械、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和大型成套装备制造等部门，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总装备部”。这些部门一般在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并在工业结构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加工业逆向发展动向，在经济生活中已经明显地反映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机械电子等部门产品的市场占有额明显下降，国际竞争力普遍较低。机械产品的实物质量普遍较低，液、气、密产品的平均寿命只有国外产品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国产数控机床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仅为3000小时左右，国外产品平均为1万～1.5万小时；国产汽车市场故障间隔仅为1万小时，根本无法与国外产品相比较。国产装备工业的现状，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也必将给下一轮工业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依靠设备引进，是不可能全面实现工业化的。
3.技术结构落后。中国工业技术结构落后，主要表现在技术装备落后和产品开发能力低下两个方面。(1)根据1985年和1995年两次工业普查资料，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未有重大变化。从装备使用年限来看，1985年～1995年10年间新装备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较新装备比重有较大提高，但是1995年仍有9.5%的70年代及以前的老装备在运转。从装备技术状况来看，10年来，尽管中国工业装备中处于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3.2个和5.9个百分点，但是工业中仍有46.2%的装备处于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如果我们再来分析机械工业的装备的技术状况，更是令人担忧。在机械工业独立核算的大中型企业的重要装备中，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和铸造设备数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47%、3.21%和4.90%，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仅为8.88%、12.20%和11.55%，分别比国内工业装备的平均水平低8个～11个百分点和9个～12个百分点。机械工业先进装备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处于国内落后水平的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和铸造设备的比重分别为38.67%、23.09%和32.3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个～25个百分点。机械工业大中型企业的情况尚且如此，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状况将更加低下。这种装备技术状况，是与前文所述的重加工资本比重明显下降的趋势相一致。(2)工业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明显不足。根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平均为0.6个，技术人员（不仅仅是R&D人员）仅占职工人数的3.2%，研究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3%。这些数字与1985年第二次工业普查时有了提高。但是在相关的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差距。一是在企业从事R&D的人员比重过低。例如，1993年在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别为24.8万人、22.4万人和8.5万人，各自占总数的41.47%、37.60%和14.20%，企业从事R&D的人员分别是前两者的34%和37%。这一比例不仅低于美国（1988年）75.4%、英国（1988年）68.5%、日本（1990年）64.8%，也明显地低于印度（1988年）26.2%的水平。二是科技费用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低。1995年仅为0.5%，不仅低于日本（1991年）3.0、美国（1988年）2.9、韩国（1994年）2.8、德国（1991）2.6的比重，也明显低于新加坡（1994年）1.1、巴基斯坦（1987年）0.9、印度（1990年）0.8和埃及（1991年）1.0的水平。三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也明显偏小。到目前为止，中国高* 技术产业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3)技术结构落后带来不利影响。第一，众多基础产业曾较多依赖于引进二手设备和利用“三来一补”等手段实现了产业和主要产品的数量扩张，技术结构存在着的中低级适用技术为主的特征和研究开发投入不足，是造成产业竞争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第二，重大装备过分依赖了引进现成装备，而较少地实行技术引进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在装备引进后缺乏消化和吸取的转换，致使全国的成套装备开发能力很弱。第三，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家电业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或技术尚停留在较低的档次，或产业规模较小、产业链较短，尚难以拉动整个工业技术档次的提升，这种低技术结构致使中国工业在高速发展进程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获取的经济利益相对较小。
4.区域发展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以非均衡区域突进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策略，资源配置权力的下放又使地方政府成为产业发展和投资决策的主体。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各地区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性也日益显现。(1)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增长的差距拉大。东部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50%左右上升到1990年的52%和1995年的58.3%，中西部的GDP的比重迅速下降。(2)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据1996年国家计委资料表明，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35，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系数为0.979。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前地区经济越发达。工业相似系数越高。例如，从三大地带的省级区划来看，东部12个省市的工业结构平均相似系数为0.88，中部为0.83，西部为0.74。又如，从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前10位的省区看，除辽宁和浙江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低于0.90以外，其余各省市均在0.90以上，其中最高的为四川省达0.96，10个省市平均为0.91。工业总产值居全国前10位的省市，除前面提到的地区外，还有山东、江苏、上海、广东、河南、湖北和河北等省市。这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使大量的工业企业达不到最小的经济规模，大量生产能力闲置。
粗放型增长方式及其造成的结构失衡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出来，表现在供需关系上就是1998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产品全面过剩形势。据国内贸易局提供的数字，1998年一季度，在601种主要商品排队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4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总数的25.8%，供不应求的商品几乎没有。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普遍回落。带动价格指数下降的原因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普遍下跌，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为97（以上年为100），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为96。工业产品的产销率较低，生产能力大量闲置。1998年上半年轻工产品的产销率仅为94.11%，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4个百分点。主要工业生产能力大都在50%～70%之间，有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更低。在较低的设备利用率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商品积压，1997年底成品库存已达3万亿元之多。“产品过剩”是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转变为需求约束的表现，是中国以往工业化进程中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问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这种“过剩”并不表示经济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相反，它说明今后中国工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任务。
（四）经济发展不足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1.经济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盾。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工业化的水平是较低的，正处于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均GDP约750美元（1997年），居民普遍的消费层次不高。此外，尚有6000万人口未摆脱贫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因下岗等原因在城市中也形成一个生活困难的特殊群体；全国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约1.4亿人（1996年）。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看，经济发展不足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为了推进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政府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根据国内的一项研究，在目前能预料的科学技术进步情况下，到下一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实现6.0%增长，其中，1996年～2000年为9.4%，2001年～2010年为8.1%，2010年～2030年为6%，2031年～2050年为4%～5%。按照现有结构下工业增长的经验数字分析，工业增加值一般要高于GDP中2个～3个百分点。这样，1996年～2000年工业增长速度应为11%，2001年～2010年应为10%，2010年～2030年应为8%，2031年～2050年应为6%。依照这样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可望提前实现。
2.加快工业化进程和资源、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矛盾。(1)传统的重工业的增长仍需维持较长的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演进到中期阶段后，重化工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的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在重加工业比重上升的同时，原料工业仍将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例如，日本7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保持了世界钢产量第一的位置。国家计委能源所、中国工程院等单位预测了中国能源的需求量，2010年分别是20.5亿吨和22.7亿吨～24.0亿吨标煤，2020年分别是25.5亿吨和29.0亿吨～31.5亿吨标煤。有的部门对中国2020年的钢材需求量进行了预测，他们根据1980年的不变价格和现有条件下钢材消费强度（亿元GDP与消费的钢材的数量之比）预测，2010年全国钢材需要量为1.35亿吨～1.4亿吨，2020年约为1.5亿吨～1.55亿吨。尽管这些数字仅有参考性的意义，但它们说明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传统工业产品（如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仍是十分巨大的。而这些传统重化工业部门，一般自然资源耗费和三废产生量都较大，因此，到下一世纪30年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日益增大。(2)在处理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关系上存在着较多的困难。发达国家大多走了一条“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完成了工业化目标时才开始大规模地研究和着手治理环境。例如，美国在70年代初大规模研究环境问题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万美元左右；日本在大规模实施污染控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达4000美元。而当前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50美元。因此，在发展经济和环保投入上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实行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的发展方针。
1.正确确定经济发展的方针：(1)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较多地反映了增长的最终指标，特别是实物性指标，而对过程性因素及现有指标获取所付出的成本，例如自然资源的耗费程度、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反映较少，对其应作必要的修正。使它既要在总量指标上反映增长的真实结果，也要在分类指标中给出自然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的指标体系有利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建立这一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评价功能和指标构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到了纳入政府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2)制定合理的工业增长速度指标。近年来，国内有的学者针对资源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的事实，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思考出发，提出了“经济适度增长”的观点。我们认为，从中国的资源条件和防治污染的目标出发，经济的适度增长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我们已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力争避免盲目攀比增长的高速度，防止工业增长速度的大起大落；二是在工业实现了数量扩张阶段后，应着力把增长质量目标放在首位，避免单纯数量意义上的扩张，用增长质量来带动数量的增加，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三是增长的速度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要求，对于过度耗费资源的行业要限制其发展，对超量排放污染物的行业和企业要控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确保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1)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源无价格、使用无补偿的痼疾，加快资源利用的市场化改革。加强资源的普查和详查工作，搞清楚我国资源的家底；将勘查工作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建立资源的评估和核算体系，改变资源开采中的无政府行为，确定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资源开发使用机制；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的执法工作，进一步加强执法的力度。(2)提高自然资源转化率。当前，中国资源耗费巨大，但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低于工业发达国家，原因除产业结构的差异外，自然资源转化率低是主要的。提高自然资源转化率，就是要通过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等集约方式，以较小的资源投入转化出更大的产出量。(3)加快资源过度耗费产业的结构调整。例如，中国的纺织业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内纺棉的供给能力，棉花的进口和纺织品的出口又受到国际市场的约束，压缩棉纺业的规模，提高棉纺业的质量和附加值就是棉纺业实现产业内升级的必然选择。当前还有一些过度耗费资源产业的结构调整问题，值得深入地研究。例如，煤炭开采的数量如何适应市场的需要，就值得认真加以研究解决。又如，钢铁行业在大量进口铁矿砂的条件，如何限制低附加值产品产量，提高产品质量，也是一个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4)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为国内资源的永续利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3.推进环境的治理与保护：(1)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在工业化过程中，目前要根治污染是困难的，但是在工业发展中实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是必需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为此，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制定控制数量目标、努力实现污染物排放的零增长。(2)推行工业生产对污染的全过程控制。工业生产的实践表明，工业企业污染的程度与生产工艺、技术路线、管理水平、污染控制技术等均有密切关系。因此，以终端处理为主来治理工业污染是不经济和非常困难的，推广工业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是一个重要原则，要在生产和污染治理中大力加以推广。(3)增加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在财政资金增加的同时，在国家政策性投资计划中要安排必要的优惠贷款，用于某些跨地区跨流域的重大环境整治工程；要安排必要的低息贷款，优先用于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污染治理。(4)加强对乡镇企业污染的监控和管理的力度。帮助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鼓励他们采用先进技术，加大环保和污染治理的投入，建立必要的排污收费制度。对达不到排污标准的企业要停产治理。
（二）加快结构调整，提高工业增长质量。
1.加大技术进步方面的投入：(1)要加快大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力争使支柱产业主要装备在本世纪末达到国际90年代初期的水平；到2000年大中型企业R&D的比例要达到3%的水平。(2)健全和完善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鼓励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的多种渠道的合作，提高科技成果的生产转化率，从而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3)针对机械行业等设备严重老化的现状，国家应制定重点企业装备达标的具体管理办法，对老化装备应实行强制报废的制度。
2.推进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1)加快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加工业的发展。把工业投资的重点由原料工业转向制造为代表的重加工业，尤其是机电产业部门。(2)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针对传统工业资源消耗大、产品档次低的缺陷，用高新技术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路子。(3)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做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组织协调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加快培养适应高新技术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4)大力发展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物资综合利用产业，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物质条件。
3.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1)逐步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差距。通过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加大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引导外商直接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科技优势；积极推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协作。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应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2)促进地区产业布局的合理化。通过深化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从而改变增量投资和存量资产调整服从地区利益和长官意志的现状，使其成为顺应市场、追求企业利益的企业行为，从根本上扭转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不合理现象。
（三）大力推广清洁生产技术
1.要广泛和深入宣传清洁生产，将清洁生产的思想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之中，并在中长期计划中要有总体性的安排，在年度计划中应有具体推广的可操作性的指标。
2.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清洁生产标准，并以此为依据确立配套的技术标准，逐步在工业企业中推广清洁生产的审计制度。
3.加快清洁生产的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重点应放在工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化方面，以实现工业增长不增污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目标。
4.要把推广清洁生产和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要吸取环境专家参与，提供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综合评估意见，避免工业调整中出现边调整、边破坏、边污染的局面。
5.在企业技术改造方案的审议中，要增加清洁生产方面的指标，要从行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力争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环境资源利用科学性的统一。
6.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在现在煤炭生产和消费占较大部分一次性能源的条件下，要大力推广清洁煤技术，要重点推广煤烟除尘和脱硫工艺，提高原煤的入洗比例。另一方面，要提高煤炭转化为电能热能的比重。同时，要加强水能、风能、太阳能和天然气的开发，在沿海缺电省区要加快核电的开发工作。
7.在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的同时，要积极发展清洁产品，促进绿色标志产品的使用与普及。
8.提倡“绿色消费”新观念。要根据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在居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消费，避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费，以减少对资源和环境可能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