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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6-0017-05
全球化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当代世界耳熟能详的话语，其使用频率之高，可谓妇孺皆知 。但作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可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全 球化浪潮如此风靡世界在国人的认识上是始料不及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20世纪80年 代中期，某个权威人士就曾经提出过中国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问题，除从政者和经 济学家外，对此，一般人均不甚了了。现在也不好认定，“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就是 对全球化的某种先觉和认同。但我们现在可以作这种理解：即当时人们仅仅从改革开放 大背景下，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必要同世界经济“接轨”，或参加国际分工，将其作 为一种商务活动或者商务谋略。当时在学术界、理论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文论，几乎也 是一片空白。在我国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也从未看到过关于“全球化”一词的出现，也 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国内提法，会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诠 释，当属于精神垃圾之列。现在我们无需去探研当时已是对“全球化”临近的超前睿智 。就是事情发展到现在，人们对“全球化”的内涵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十分科学、深刻的 把握。因为人们的认识总是受着历史的局限和历史进程的变化所左右。不难看出：前苏 联和东欧演变前，美苏两霸对立的改变，多极化开始显露，中国虽非一极，但却明显地 区别于西方世界，无论东方和西方，全球化问题无不认为至少在政治层面上缺乏现实的 基础。然而，时势易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论东方和西方，为什么人们可以超越于 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对抗而津津乐道“全球化”问题呢?人们也有理由质疑，东 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所谈的“全球化”是否就是同一概念。西方政治家原本渴望的“世 界主义”是否已经纳入到全球化的概念之中?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在谈“全球化”问题 ，同《共产党宣言》中昭示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是否为同一范畴的问题呢?如果 对于“全球化”问题不作一番哲学的思考，廓清其来龙去脉，那么，有一种十分让人警 惕的危险：在“全球化”的旗帜下可以任意偷换概念，甚至可能抹煞在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的真理中所需要坚持的东西——实现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
概念的科学性以及内涵的准确性，总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作理论上的科学和逻辑论证。 在这方面，学术界和理论界论述颇丰。笔者拟从全球化和国际化(在此特指全球的共产 主义化)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对应关系来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丰富内容以及这两个概念之 间的区别和联系，并赋予其哲学的底蕴。
首先，应该将全球化和国际化所概括的本质区别开来。“全球化”(Globalization)完 全是个新近的概念，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国 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却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进程，是以人类的彻底解 放为标志的。国际化当然不是全球化所表述的经济特征。国际化可以包容全球化的经济 成果却不是全球化的自然产物，特别是全球化不能取代国际化，国际化不仅仅是从经济 意义上去理解，更重要是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根本制度的变革，是包含有物质 的制度和文化的内涵全方位的整体架构。通俗地讲，国际化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大同” 。但无论东方和西方却绝不会把全球化等同于世界大同。马克思曾经从世界历史的高度 指出：“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它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 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实践与“世界大同”不可同日而语。但经 济全球化可以认定为是为未来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根本变革创造了物质的前提。马克思 主义者应该看到全球化同未来的“世界大同”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在19世纪预见到 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形式和趋向，列宁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 的扩张，但却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应该顺应这种扩张，更没有想到在落后国家爆发革命 已经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却要按照国际通行的经济活动“ 游戏规则”，在产权和体制上做出改革和调整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因此必须承认 ，经济全球化，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概括的实际资料 。全球化和国际化并不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或完全对立的概念。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全球化是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客观规律，全球化应该看作是国际化的一个必经环节和过 程，并为世界大同提供必要的经济的物质的前提。只是这方面的哲学的理论论证，还有 待给出系统的回答。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即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可以为全 球化提供哲学论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是当代世 界经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世界经济中各国之间的互相渗透和相互依赖不 断加深；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全球性的市场正 在快速形成之中，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已经越出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 ，无论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纵然差异很大，但经济增长方式却有 着“趋同性”的特点，它所引发的影响则是整体性的和全方位的。然而，笔者认为：这 种全球化的进程趋势和实现，仅仅是就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而言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 不能外在于这种联系而可以独立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们在更大程 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特别是跨国大公司大规模发展，几乎消除了经济中的国家 界限。因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马克思曾经指出：“为了不致消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 ，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 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1](p65)“资本主义生产是不 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1](p283)资本向全球扩张既 是资本的本性，又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这在客观上要求各国资源的配置要不 断地进行，并不断地扩大世界市场，所以，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 性的一种表现，以前我们所理解的生产社会性是就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国家而言 ；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进入到信息社会，使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由社会性扩张 为世界性的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这是从经济层面相互依存上求“同”，即世界 资源配置的统一、资本流动的统一、市场的统一、科技发展的统一、人才流动的统一、 经济管理模式的统一、货币的统一、交往方式甚至是语言的统一以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与趋同，然而，这种统一性都是建筑在巨大差异、充满矛盾的对立以及丰富的多样性的 基础之上的。经济全球化内在地包含着巨大的“差异”，经济全球化绝不像《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全球化就是世界‘麦当劳化’”，能够提高人 们的生活水平那样轻松，而是可能会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甚至会造成类似中东那种由来 已久的民族仇恨与民族冲突，事实上全球化现在就存在着剥削、掠夺、侵权、非人道和 贫富悬殊的对立。因此，经济全球化不应是也不可能是未来社会在当代的一面旗帜，更 不是某些文章所论述的：全球化概念已成为一个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综合性范畴。 笔者认为：如果把国际化作为理想主义去把握，那么全球化就应该从现实主义去作理性 的分析，而不能沉湎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繁荣而沾沾自喜，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 客观趋势，无论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都是机遇与挑战、获利与损失、 合作与斗争同时并存。只是由于国际经济的不同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存在着 极大差异。如果按照某些观点无视全球经济中各国经济利益的对抗，进而把它说成是“ 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综合性范畴”，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中 ，我们中国哲学所讲的“和而不同”是“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则更能 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二
经济全球化的哲学思考在于提醒人们认识它的本质属性，它是一个中性概念，正如市 场经济的社会属性不能简单地回答为姓“社”姓“资”一样，经济全球化既不姓“资” 也不姓“社”，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它所反 映的经济事实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包括各种成分，既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又 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还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它是一种世界资源配置的客观要 求。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大生产走在全球的前列，因而，它又属于发达国家主导型、发 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但不论任何国家、民族、地域都要顺应世界经济大潮，都不同 程度地纳入全球化过程，又都从各自本民族本国的利益出发，各取所需，在其中受益、 获利或受损，至于各国家发展状况如何，它是不顾及的。因此，许多人赞成经济全球化 又反对经济全球化，既说它的好处又说它的坏处，争论不休。但法国《费加罗报》的一 篇社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评论得非常精辟，它说：“琢磨全球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 本身就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人们应接受这一现实。只 有有益的思考才能问出另一些问题：如何适应这种不断的竞争，如何利用这种形势?”[ 2]以下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作为后发国家的印度、巴西、墨西哥被认为 是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的，故被西方媒体经常称呼为几个“全球化成功的故事”(globa lization success story)。也有如泰国、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曾几何时是何等的令人羡慕憧憬，然而到了上世纪末，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国家几 乎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可以叫做全球化失败的故事)。
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收益份额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 如美国的经济收益是举世瞩目的，2000年《财富》杂志排名的世界企业500强中，美国 就达179家，其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11%，为1998年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利润也增加了21 %。全球100家大公司中，美国占有36家。其中第一、二、三、四名分别为美国的通用汽 车公司、沃尔玛特百货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福特公司。([美]杰里米·卡恩： 《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全球500强排名》，载《财富》杂志2000年7月24日)英国《银 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美国达到199家。([英]《银行家》杂志，2000 年7月号)，这些大公司和大银行，每一个都是一个巨大的金融帝国，富可敌国。美、日 、欧的跨国公司，在收获着国内经济9年持续增长及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经济强劲增长 的成果。[3]
但是，即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 它们之间的摩擦、争斗。美日的矛盾、美欧的矛盾，有时达到白热化程度，在20世纪80 年代出现了以汽车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价廉物美的日本货充斥美国市场、日本投资商疯 狂收购美国产业的情况，1989年，日本“不先生”石原慎太郎得意地发出了“美国没有 希望了”的预言。但到了20世纪末，美国通用电器、通用汽车、福特等老公司仍然巍然 屹立。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因特网”很快成为发达国家互相沟通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同 时也成为无可匹敌的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种手段以及出类拔萃的信息来源，迫使其 他国家迅速接受美国的这项发明。[3]在经济全球化中，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与日 本的拼杀终于走出了80年代的低谷。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欧洲是全球化的中心 ，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中心，主张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针锋相对，而反全球化的各种观点 如同主张全球化的同样多。马克思主义左派、自由左派、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 义等，都是全球化的批评者。他们的观点五花八门。并且反全球化的运动本身已经全球 化了，如在美国太平洋城市西雅图、瑞士小镇达沃斯、泰国首都曼谷、英国首都伦敦、 澳大利亚墨尔本、捷克首都布拉格、韩国首都汉城等等都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 的示威。[4]凡此种种都说明，发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对其自身也并非如鱼得水 ，收益满贯，也会给西方国家带来负面效应。世界经贸的原则也并非完全有利于发达国 家。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经济运作过程中，世界市场将重新分割，利益 格局将重新调整，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后来居上，特别是世界各国的资源配置和流动，将 出现百舸争游、千帆竞发、新陈代谢、强弱易位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 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是资本主义的痼疾，全球化进程不可 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却 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的矛盾，并延缓它的激化。全球化带给他们的负面效应，也会 从反面促进西方经济学家和当政者采取应对措施，消弭其消极影响，出现新的“凯恩斯 主义”。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说那种“应变能力”和“创新精神”特别是西方经 济学的微观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通常讲是 机遇与挑战并存，核心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同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相关效应，从建立经济特区到 全方位开放，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我国实现参加WTO，这不能不依归于经济全球化 浪潮的推动，人们在欣赏和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物质成果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 同世界经济并轨的同时，“经济安全”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
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的确引出了许多以往所没有触及到的课题。 例如，我们以往集中考虑的是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问题，而对经济安全问题知之甚少 。就一国范围内，政治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前提，政权的稳固是经济安全的首要条件。然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国家甚至提出了模糊和淡化国家主权的概念，而当代 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确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拥有主权的国家却不一定能够保证本 国的经济安全，这是很值得警惕和深思的。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上层建筑，服务于并保卫其经济 基础。因此经济安全不能自外于政治(主权国家)安全之外。政治安全往往界定为行为主 体，例如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甚至全球系统的生存没有或很少受到威胁的状态，这里 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安全即防务或国防的同义词。但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却成为国家 安全的重心。经济安全不同于政治安全(即国家主权、领土、防务不受到威胁)，而是指 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本 土)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生态危机、经济不稳定、失业、金融市场紊乱、通货膨 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主要是各种移民)的冲击等而处于稳定、均 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内部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 源的供给获得有效的保障，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暴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同时由于全球 化、一国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国家既要保护、调节控制本国的国内市场，又要维护本国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所以 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的获得在一国范围内已难于保障，而需要超出国门，规避风险， 这就不是一国政治行为所能企及的，也不是军事保障力量所能奏效的。
从前几年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我们已经看到，各国经济状态的相互依赖程度的紧密 性，缺少防犯措施和预警系统，有可能使一国经济在很短时期内陷于全面崩溃的危险境 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又如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本身不考虑国界，一国长期积 累的国民财富在顷刻之间大量流失，已成为现实可能。
因此，以往我们在一国范围内审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传统视觉，到了经 济全球化时代两者的关系已变得十分复杂了，我们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无疑正在开始打 破一个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对经济安全保护的神话。其表现是，首先，在国际上出 现了新的政治单元与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特殊的政治 力量(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集团)。这些非政府国家行为主体正在试图侵入国家管理的传 统领域，分享相应的领导权、管理权，从而构成对国家的主体性挑战。从长远看，这种 侵蚀“可能对主权国家的存在价值本身构成挑战，而使主权失去国家主体的依托”。其 次，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与效忠有所质疑，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认同，非国 家的社群、种族、性别认同，从两个方面扩散着对国家神圣地位的怀疑。这种心理和文 化的影响虽然是隐性的、潜在的，但作用不可低估。[5]它们都在威胁着一个国家的经 济安全。
当代国际机制的强化和日益增多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除了人们最为熟悉的关于国际 生产、贸易、金融领域的经济机制外，还有与政治、安全相关的联合国机制(主要指安 理会机制)和今天正在出现的环境保护机制、国际干预机制、反毒品机制、反恐怖主义 机制、防治艾滋病等新机制。并且国际机制的规范、整合国际事务的力度在加大、强制 性在提高。如世界贸易组织对违反贸易规则的行为有惩治权、对贸易纠纷有仲裁权等， 可以说，在应对当代重大全球问题方面几乎都建立了相应的国际机制。[5]但笔者认为 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国际机制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 ，改变国际法、国际公正原则难以实施、甚至联合国的协调也难以实现等状况。在国际 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进程中逐渐提高其各国的认同度，使处于经济全球化中的各国在国 际机制的运作中得到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保障。
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既不是世界资本主 义制度的全球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力超越国界发展 的客观进程，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相联，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 置和流动，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这是社会主义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统一性虽不能使不同 社会制度趋同，但却出现了非制度性交融，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带来了更大 的宽容性。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在运作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推 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又试图对社会主义实行“西化”，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 把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最终取消社会主义。然而，西方政治家总是一厢情愿地 错误地估计形势，尽管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国际力量向资本主义体 系进行挑战的全球运动的前景，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中非常清楚地描述的那样：“当资本主义第一次侵入一个传统社会的时候，它瓦解和 破坏旧有的体制和习惯，同时迫使该社会的人民进入现代社会，并最终唤起他们为自身 的解放和社会主义而奋斗。”[6](p766)这一信念是对历史的必然性的理性分析，社会 主义仍然是21世纪的使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始终是历史自身 运动的产物。如何描述和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前景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逻辑则需要进行 新的理论概括。
收稿日期：20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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