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咸”旧说之批判——屈原赋“彭咸”考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彭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彭咸是屈原研究中的重要人物。迄今屈学界在屈原的思想、美政理想、人物性格、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乃至殉国投江的研究中，之所以难以科学彻底，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彭咸的研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下最大的障碍，就是古今一部分屈学大家的观点遮住了许多学者求索的视野。
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对于楚辞学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关于“彭咸”的注文却成了千古疑案。他在《离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句下注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宋代的洪兴祖及此后之诸多学者又以王注为遗则。洪兴祖于《楚辞补注》中云：“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云‘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洪兴祖还引颜师古的话作为补证：“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经此一流的屈学大家的一唱一和，衣被千年，遂成古今教材的首选注文。但遗憾的是，这千古“定论”，实在无法自圆其说。
一、考屈原赋文本，“彭咸”绝非投水之臣身份
《离骚》中有“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抽思》中有“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离骚》中的四句，属于古代诗、赋文体中的“马蹄格”互文笔法，即一四句、二三句互为表里、并列对举之法。因此“前修”与“彭咸”，是对等并列的关系。“前修”在《离骚》其他句中，所指为三后、尧舜等古代圣明的“前王”。《抽思》中二句，文义上“像”“仪”通用，在关系上“像”“仪”并列。这和《离骚》四句中“前修”与“彭咸”的关系，属于同一种类型。换言之，屈原在《离骚》与《抽思》篇中就已明确交待了“彭咸”的地位，只是我们的学者不敢怀疑或过于疏忽而已。“彭咸”在屈原时代的文化背景下，他(或他们)的位置与三后尧舜、与三皇五帝是并列并称的。并同时受到各国与国民的敬仰尊崇。在当时社会的凡夫俗子中，有谁可与三皇五帝、三后尧舜相提并论呢?在先秦及上古的典籍与文化遗存中是没有的。即使是国王(如怀王、襄王等)，也只能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为像为仪)，努力按照他们的法则办事(“及前王之踵武”)。那么很显然，第一，“彭咸”不属于人间，或不只属于人间；第二，“彭咸”应属于天国玉皇大帝以下的神灵世界中的善良而极有法力的人物。鬼国可以排除，因为他不可能是一般的鬼，作为鬼一旦到了“鬼雄”的级别，也就成为神了。因此，王、洪者流将“彭咸”指实为“投水而死”的臣子，是极不恰当的。其实，早在明代，屈学家汪瑗在《楚辞集解》中就提出了质疑：“夫断咸果投水之人，屈原又安得轻与三皇五帝而并言耶?”
有一种可能，《楚辞章句》在年淹代替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讹错，洪氏及其下者不知其错，于是定成了铁案。
二、征《史记·屈原列传》，考屈原生平事迹，屈原《离骚》等篇作于“壮”年，而不应萌此“死”志
《史记·屈原列传》自“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至“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给人们透露了《离骚》的写作时间。第一，文中的“一篇”，显然是指《离骚》。“三致志”，是对怀王说的，一致志：“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二致志：“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贻”；三致志：“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离骚》的“三致志”正好与《屈原列传》吻合。第二，《离骚》作于怀王朝。所谓“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正是《离骚》的写作动机。屈原希望打动怀王，让他重返朝廷，再担重任，达到“存君兴国”的目的。第三，《离骚》作于屈原流放之后。“虽放流”，是已然时态。屈原一生两次被放，那么《离骚》是作于哪次被放之后呢?其实司马迁《屈原列传》已作了区分。屈原一生来自于楚王的打击有三次，在传中是这样表述的，先言怀王“怒而疏屈平”，再言“虽放流”，后言“顷襄王怒而迁之”，脉络十分清楚。可见《离骚》是屈原“放流”(汉北)期间的作品。
公元前304年，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与秦昭王盟于黄棘，而屈原也于本年流放汉北。[1]两王会盟后，“秦复楚上庸”(《史记·楚世家》)。汉北属上庸。这就是说，会盟前汉北为秦占区，而在怀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前，因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归又引发了秦楚在汉北的战争。因此，屈原在怀王朝放逐的三年，当在黄棘会盟之后，在怀王二十八年秦楚交兵之前。据《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七谏·自悲》(“隐三年而无决兮”)、《七谏·谬谏》(“念三年之积思兮”)可知，屈原在汉北滞留了三年。先后写下了《抽思》、《思美人》与《离骚》等三篇作品[1]。这三篇作品，通过形象比喻隐括着共同的本事，诸如，《离骚》：“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抽思》：“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同时这三篇作品，有着许多类似的语言。尤其是《思美人》与《离骚》的“结构全似。”[2]而“黄棘之盟”以后的史事，此三篇又均未提及。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考屈原之生卒年在公元前353年至公元前278年。[1]而屈原流放汉北的三年，屈原的年岁是50～52岁。[1]许多学者在确定《离骚》作年时，往往受到“老冉冉其将至”一句的束缚(当然还有生卒年考证等问题)，将《离骚》定到了顷襄之世，甚至投江之年。“老”字在《楚辞》中凡七见，屈赋《离骚》、《大司命》、《涉江》中均有老字句。《说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七。言须发变白也。”《礼记·曲礼》也说“七十曰老”。殊不知在春秋及以前，五十六十以上都可称老。《管子·海王》注：“六十以上为老”。《论语·皇疏》：“五十以上曰老。”我们既有了这样的前提，那屈原流放汉北时的年龄确定就最恰当不过了。即使是去掉大小取其中，因例句中有“将至”的“将”字(未然时态)，其年龄也是合理的。
此时的屈原，已届天命之年。他一方面有着“恐年岁之不吾与”的紧迫感，他深知实现美政理想任重而道远。诸如：(1)为楚王“导夫先路”；(2)让百姓结束流离“多艰”的生活；(3)继续培养和正确使用人才(见《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愿俟时乎吾将刈”6句)。(4)革新政治，推行法治。(5)辨诬明志，建立“修名”。他另一方面也充满自信，“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同上)。像屈原这样肩负着重大的时代使命的人，在此人生途中“抚壮弃秽”的黄金岁月里，根本不容自疏，哪里还会念叨着要投水而死呢!至于洪氏说其死志“先定”，更是无稽。何况在蒙谗忍诬之时去死，也不符合屈原的“伏清白而死直”的原则。
三、《悲回风》中相关四句证疑
屈原赋《悲回风》中有如下四句诗：
凌大波而流风兮，讬彭咸之所居。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
按照王、洪的说法，“讬彭咸之所居”应释为“我要投水而死，去追随贤大夫彭咸”。可是话犹未了，接下来的却是登山的念头，而且要坐到彩虹的顶上去。才思投水又要登山，这到底是屈原的死志不坚呢?还是脑子有毛病呢?抑或“凌大波而流风”与“上高岩之峭岸”都是从彭咸之所居呢?(其实都不是。说详拙文《彭咸新考》)这里王、洪旧说之误已见一斑，尚且早已为先贤指实。
四、屈原投江之年的作品，无一篇提到“彭咸”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是屈原投江殉国之年，时年76岁。这一年，秦将白起攻楚，占领了楚国郢都，烧毁了楚先王墓夷陵，又向东攻占竟陵，秦以郢为南郡。楚顷襄王窜至陈城。屈原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他那存君兴国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化为了泡影，他死意已决，忍着悲痛与愤怒，于本年投江前写下了《哀郢》、《怀沙》、《天问》、《惜往日》等壮丽诗篇。[1]
按照王、洪的观点，在投江之年的诗篇中必多“彭咸”之谓。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洋洋洒洒的四篇诗赋里，却找不出一句“彭咸”云者。奇怪的是，在《天问》(“比干何逆，而抑沈之”)与《惜往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悟而追求。”)中却找到了三位屈原仰慕的前贤，即刀死的比干、水死的伍子胥、火死的介子推等。由此可知，“彭咸”在屈原的心中，根本不是“投水而死”的殷贤大夫彭咸。另外，东方朔《七谏》中有“弃彭咸之娱乐”句。可见，在东方朔的笔下，“彭咸”也不是投水而死的大臣。不然，屈原投江殉国不恰好是“共彭咸之娱乐”吗?何“弃”之有哉!
五、“彭咸”在屈原赋中的表达
“彭咸”其人在王逸、洪兴祖看来，是“自投水而死”的“殷贤大夫”；屈原赋中凡有依其遗则、从其所居处，皆被训为“效其水死”之义。其余凡是对于“彭咸”的“造思”、“昭闻”、“为仪”等语，都被认定为屈原关于人生终结的预设宣言。这一观点，绳之以屈原赋本体的表达规律，也是不能成立的。
笔者在屈原赋表达学研究中发现，凡有“彭咸”出现，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心有冤(之日)；身处荒(之际)；国有待(之时)。
在屈原赋二十四篇[1]中，《招魂》、《大招》、《桔颂》及《九歌》(十一篇)是属于缺乏“心有冤”条件的，因此不会出现“彭咸”。《招魂》与《大招》是姊妹篇。均为招楚怀王亡魂之作。当时屈原不退居三闾大夫世职，主祀招魂是职分内事。《招魂》作于“小敛”之际，《大招》作于“大敛”之际，同在一年中(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一两月之内。此时，汉北三年早已结束，而江南之“迁”尚未发生。屈原对于怀王虽然曾亦冤亦爱亦待，但人既死矣，曾经的恩怨便成一笔烂账。屈原心中只余下悲痛与惆怅而已。《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它语言明丽，情感愉悦，无一郁艾语。《九歌》作于“蓝田大败”之时[1]，是一套祭祀的乐歌。这里只有对于天神的歌颂，对于地祗的呼唤，对于鬼雄的祝祷。它因其功用的限定和诗人必须作为局外人的规定性，使得心中有冤道不得。
《哀郢》、《怀沙》、《天问》、《惜往日》诸篇，是屈原国破家亡之际，投江殉国之前的作品。屈原之所以能活到76岁，能过愁苦终穷的日子，就在于国家还有振兴的希望，还有实现其美政理想的可能。白起拔郢，宣告了屈原理想的破灭，以及“冀幸”的落空。虽然这四篇同时符合“心有冤”与“身处荒”的两个条件，但“国有待”一项缺失，因此不见“彭咸”。
再看《惜诵》。它作于怀王朝初被谗见疏之时。屈原刚免去左徒，退居三闾大夫职，与后来流放汉北相距甚远。虽然也有冤于心，有待于君国，但由于缺失身在荒凉僻远的条件，便与“彭咸”无缘。
我们用这三个条件去验证《离骚》、《抽思》、《思美人》、《悲回风》四篇(7处)，都是准确的。“心有冤”与“国有待”自不必说，仅核写作地点，亦均在流放之地。只《涉江》例外，它符合三个条件，却找不出“彭咸”来。这就是说，屈原赋中有“彭咸”出现者必合于三个条件，而合于三个条件者则未必定有“彭咸”。研究结果表明，“彭咸”的出现，都在屈原存有希望的时候，都在不想死不必死的时候，它与投江无关。
从上述分析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彭咸”的几点特质：一、他能进行心灵导引，为你决疑解惑；二、他能够让你在荒凉僻远处，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力量；三、他与有为、求索有关，与楚国有关。这样，便从反面证明，“彭咸”是神不是人，更不是“自投水而死”的“殷贤大夫”。
六、屈原投江并非效法“彭咸”
如果真有王、洪所说的彭咸其人，那么屈原投江便是巧合。在那特定的历史与人生环境中，屈原投江并不是效法“彭咸”，而是有不得已之情在。
第一，屈原认为自己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屈原流放江南多年，对他打击最大乃至于崩溃的，便是秦将白起拔郢毁先王墓夷陵事件。楚国已振兴无望，屈原的美政理想彻底破灭了。屈原想“进路北次”回老家，但秦军已控扼了洞庭入江的水路。秦攻楚势如破竹，既已占领了长江中上游两岸，向南推进只是早晚的事。屈原为了楚国的富强，一直与秦国为难。自己既不能“变心”用事于秦，亦不愿为秦之刀俎。秦国大军压境，密探如梭，楚之重臣屈原，必为侦查之重点。屈原若仿当时风气，早可以用事于齐魏韩赵之间，但屈原不能。其一，有悖于他孜孜以求的美政理想；二者有愧于流离失所生计维艰的人民；三者有负于先王之厚爱；四者正中谗人之口，一生怀瑾握瑜的“修名”毁于一旦。五者有辱于他朝夕祈祷的先祖先故。况且七十六岁，年不我与。已无力再金戈铁马拼死战场了。“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这样，他才下定死的决心。试问，如此由期待到绝望到死的必然情势，与“彭咸”也者有何关涉?
第二，“死”字考问：死期、死所及死亡方式亦非效法“彭咸”。屈原赋中“死”字凡18见。《离骚》四、《天问》五、《惜往日》四、《怀沙》、《哀郢》、《悲回风》、《涉江》、《国殇》各一。屈原赋中的“死”字，一般均用本义生死之死，全无周制之繁文缛节(诸如《礼记·曲礼》：“庶人曰死。”《檀弓》：“小人曰死。大人以上曰卒、曰没、曰不禄、曰崩。”)，也有转借为死亡之事者(如“知死不可让兮”)。
“死”字18例，可分为六：(1)表危惧者1例。即“阽余身而危死兮”(《离骚》)。意为面临着死亡的危险。(2)表死志者1例。即“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意为我知道死亡无法躲避，何必过分爱惜身体。向古贤君子表明心迹，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3)表死亡方式者3例。“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涉江》)——隐姓埋名老死；“首身离兮心不惩……身既死兮神以灵”(《国殇》)——保卫国家战死；“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惜往日》)——因昏君信谗冤死。(4)表死亡地点者1例；即“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意为“鸟儿不论飞去多远，总要飞回老巢栖息，狐狸不管死于何处，临死时总要将头朝向它生长的山冈。——希望死于故乡，或与故乡有关的地方。(5)表死亡意义者7例。①“阳离爰死”(《天问》)——阳气消失人就死亡；②“伏清白以死直兮”(《离骚》)——抱定清白节操为正义而死；③“或忠信而死节”(《惜往日》)——有的人忠贞，以死保持节操。④“死则又育”(《天问》——(月亮)逐渐地死去，随即又逐渐地发光；⑤“身既死兮神以灵”(《国殇》)——脆弱的身体死了，坚毅的灵魂却成永恒的英雄；⑥“何所不死”(《天问》)——什么地方有不死之国；⑦“延年不死”(《天问》)——(玄趾三危的人)长寿不死。(6)取譬言事者5例。诸如：“宁溘死以(而)流亡(兮)”(《离骚》、《悲回风》、《惜往日》各1例)、“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天问》)。
屈原赋中的“死”字句，和“彭咸”没有发生任何的牵连。这些例句表明：其一，屈原并非“死志先定”。在怀王朝初被疏时，他只是产生了身辱国危的感觉，在流放汉北时，虽然“忧愁幽思”，霎那间也有远适自疏的闪念，但那求索有为的思想，“不忘欲反”的等待是十分明显的。其“溘死”、“九死”、“死直”便是证据。他即使在顷襄朝漫长的“愁苦而终穷”的流放途中，甚至到投江的前一年(《悲回风》篇可证)，也不容自疏没有想到死。直至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军已占领郢都，先王夷陵被毁，襄王仓惶逃陈之际，才毅然定下死志，并不到半年就以身殉国。其二，屈原的死亡方式是在投江之年自定的，但并不是如王、洪之说几十年前就决定了投江。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屈原赋例句中有三种死亡方式，即因昏君信谗冤死，死于刀下；保家卫国战死，死于战场；隐姓埋名老死，死于民间。而最后呢，哪一种方式都没采用，他选择的是“不毕辞而赴渊”。其三，屈原的死亡地点，是在无奈之时自定的，并不理想。他所希望的，是死于故乡，葬入夷陵。但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怀着“首丘”之念，死于同宗罗国的都城近郊河上(汨罗江)。其四，屈原之死，是一曲战国时代的爱国之歌，是一曲贞臣屈原的涅槃之歌。屈原一生求索不渝的就是张大楚国，统一天下。为此，他可以“九死未悔”、“宁溘死而流亡”。至于他的“遵绳墨而不颇”、“伏清白而死直”、“忠信而死节”等等，都是这爱国主干上的遒枝绿叶，鲜花硕果。同时，屈原作为一位贞臣，他把名节(修名)看得大于生命。“死直”、“死节”是其准则；伍子、介子是其榜样。他要在死中求其不死，“死则又育”是其目标。他的死，不是终结；是对于现实摆脱的寻求，也是对于死亡摆脱的寻求。脆弱的身体死了，而坚毅的灵魂将成为永恒的英雄。他要让自己的死，成为一种呐喊与呼唤的永久传送。他要通过死，完成一种以清贞高洁的人向善良伟大充满力量的神的转换。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深切地理解第一位伟大诗人那呵天抢地的诸如“死则又育”、“何所不死”、“延年不死”等“毫无意义”的发问。
对于死所、死地、死亡方式的背景文化的情实考问，我在拙著《屈原年谱》[1]中已有详论，此略。
余论：关于“彭咸”其他假说之否定
对于“彭咸”其人，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王、洪之说首先质疑：“二说皆不知其所据也。”我们查阅先秦典籍，证明朱氏之语不虚。后又寻访出土资料，迄今不见“彭咸”出现。颇有“彭咸者，见于王而止于王”之感。寻览民俗神话资料，在十大神巫中有彭、咸二神，而无一神称彭咸者。即使彭咸就是此二巫之合称，核其王、洪之说亦不相谙。为了寻找彭咸，古今学者有过许多猜想和求证。
彭咸即彭祖说，以汪瑗、俞樾为代表。彭咸与彭祖的共同点，都是殷代的贤臣。问题是屈原在《天问》中已直接提到了彭祖(即彭铿，如“彭铿斟雉，帝何飨?”)，并且知道他是一位高寿的人，而且会给唐尧做野鸡汤。从《天问》中，屈原想知道的只是彭祖高寿的秘密，这和推崇追随彭咸完全是两回事。在《神仙传》中，虽有彭祖(“讳铿，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寿终也”)的档案，但仍无投水之记录。“咸”与“铿”声不相近，义不相属(咸：胡监切，读ｘｉèｎ。《说文》：“咸，皆也，悉也”。铿：若耕切，读ｋｅｎｇ。象声词。《乐记》作钟声，《先进》为琴瑟声，《素问》咳声，只《招魂》作动词撞击。)本来扯不到一起，况且彭祖惟长寿而已矣，有何“遗则”?“所居”者，仁乎?义乎?抑或长寿乎?有何资格和三皇五帝并称并列?
老彭加巫咸说，以王闓运为代表。王氏认为“彭”是《论语》中的“老彭”，“咸”是《尚书》中提到过的“巫咸”。且“彭咸”、“老彭”、“巫咸”同为一人。此说与“殷大夫”和“水死”要素相符。但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古时二人合称者必同姓，而“老”与“巫”则不同，如何合称?第二，屈原既知有老彭，又知有巫咸，在一篇之中(《离骚》)为何既分而述之，又合而称之?一篇之中两种称谓法，屈赋余篇未之有也。
水神说，当代萧兵主此说。中国古代的水神有一个庞大的体系。与屈原、端午、湖湘有关者，就有十余尊。水神之众，系事中情颇难指实。从屈原赋本体研究出发，可知投江事与“彭咸”并无所涉。况且那“彭咸”的特质，也不是一位水神所能包容的。
此外，还有槃瓠(盘古)说(牛贵琥主此说)和想象人物说(刘心予主此说)。此二说的产生，较之以往各说，显然是大进了一步。但遗憾的是，仍然留下了一些问题。槃瓠说的问题是定调不准。就之以三国吴徐整的《三五历记》及《绎史》引《五运历年记》，则槃瓠为开天辟地之神，高出三皇五帝多矣，不可就屈原赋言事。就之以《山海经·海内北经》及《后汉书·南蛮传》，则槃瓠为神犬，贪赏杀吴将军，得少女而浮海；其行状又低于屈原赋中“彭咸”多矣。想象人物说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屈原赋中没有想象人物。刘氏在力排众说之后，不能再立新说，然意犹未竟，遂以想象人物为之说。可是在屈原赋中，只有修辞学范畴的假借假托，而没有神祗人鬼的假设；只有广袤的艺术想象，而没有人物乃至地名的妄拟。
[1]任国瑞.屈原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12.
[2]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