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7年度的长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自1993年的“长篇小说年”后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呈迅猛之势，泱泱之态。1995年长篇小说出版量已达每天平均两部，而1996年激增至800多部，“长篇现象”成为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坛景观。
至于97年度长篇小说的出版量现在尚难统计，估计不会低于95年度的水平。当然，大面积的多产并不意味着高品质的优产，因此评衡97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状况更有赖于对其艺术质地和美学品性的把握。在此有必要说明一句：本文对97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概览和考察，也包括虽是96年年底出版但出现在图书市场尤其是产生影响已是97年度的作品在内。
一
面对97年度色彩斑斓的长篇小说创作景象，我将按照惯常的分类方法予以描述和评点。
97年度最受人关注的长篇作品是具有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这类小说的特点是以“公民意识”或从“平民立场”和“民间角度”来书写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所关注的现象，写实化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责任感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其中又以延承去年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创作潮流的像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刘醒龙的《寂寞歌唱》、周梅森的《天下财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宋聚丰的《苦土》，谈歌的《城市守望》、关仁山的《福镇》、肖克凡的《原址》（后三部均以“缩写”形式首刊于《小说家》上）最为典型。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不迴避苦难的当下品格，绝大多数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入当前改革的两大焦点：大中型企业与基层机关或农村，并以对基层生活的熟稔，对民情的深入细微的体察见长。如《车间主任》用一种朴素的笔触和平民化的艺术视角写了车间、家庭、个人遭遇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将普通人的生活情趣表现得生动感人。在写法上它吸取了“新写实”的长处，表现生活的“原生态”，作品写得满满当当、充充实实，但又避免了“新写实”的“零度叙述”，体现了一种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他的上述作品也都是以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平实化的艺术表达取胜。
而毕淑敏的《红处方》、王蒙的《踌躇的季节》、柯云路的《东方的故事》等作品与前面所提及的小说是同一类型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它们采取的“公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原则，在对现代公民责任感的确认中试图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寻找协调的对话方式，并由此提供一种对社会“公共生活”痛苦而执着的艺术表述。如《红处方》是以“我”化装成病人住进戒毒医院进行采访为线索来展开故事和表现各类人物、事件。作品借助写实手法描写这个戒毒医院的形形色色的悲喜剧，叙述笔调冷峻凝重，形成一种沉郁、凝重的美学风格，既有悲剧文体的特点，又兼备“体验现实主义”的特征。尤其是作品着重叙写了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的悲剧性人生际遇，从而折射出叙事主体鲜明的身份、立场和态度：把对人的热情关怀与悲悯同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结合起来。因此，小说似乎在写吸毒、戒毒等某一社会现象，但它的内在的潜意蕴又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抽象性。
二
以城市化为背景反映新生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兴盛，恐怕是97年度长篇小说特有的现象。这类小说亦可分为两支：一是“市情商态”小说，二是“世情生态”（或称“城市民谣”体小说）。
“市情生态”小说的大批量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得力于世纪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培植与催发。从审美感受上来说这些作品具有成熟的90年代气息，充盈着勃勃腾发的世纪末欲望。具言之，在有关作品如王庆辉的《钥匙》、邱华栋的《城市战车》、林哲的《晚安，北京》、矫健的《红印花》、王刚的《在男人背上舞蹈》、文夕的《罂粟花》中，那些精神文化富有而物质相对匮乏的主人公们其中的大多数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一样带着用“青春赌明天”的决绝闯荡到现代化大都市。然后他（她）们马上发现，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又培植了丑恶和腐朽的现代大都市对于这些“闯江湖”的外省青年要么是熟视无睹不屑一顾，至多也只是表现出虚伪的矫情。他（她）们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但又不甘心命运的任意盘弄，这才有了主人公们对物欲化都市的迷乱性的反抗。稍有不同的是，王刚笔下的贝宁、《晚安，北京》中的百灵、《罂粟花》中的霜儿则是凭借“女性”的独特“优势”——“在男人背上舞蹈”来谋求生存和予以无可奈何的抗争。其实何止是外省人，即便是《拒绝浪漫》（杨东明）和《找不着北》（赵强、郭桐堃）中那些城里生城里长的主人公们，在世纪末极端物俗化的都市文明中倘若真要寻觅到一种“潇洒走一回”的感觉，必须以人的“异化”为其代价。而《拒绝浪漫》中的儒商楚枫、《找不着北》中的两位昔日京城名记者因此也沦变为由现代都市文明所培育出的“恶之花”。
要言之，“市情商态”小说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拷问”是冷酷而绝情的，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都市文明的愤激和否定。而是在社会转折、时代转变、经济转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大思路下去凝视并剖析“都市”，进而表达作者们的一种精神追问和文化省视的态度。
相对而言，“世情生态”或“城市民谣”体小说的创作来势不如“市情商态”小说，由于其创作渊远流长，人们见惯不惊。与“市情商态”小说不同，它看中的是城市中市井细民的世俗化的生态情境，其主人们所拥有的只是物质和文化素养的双重贫困，而且，他（她）们基本上是属于安守本份、知足常乐的“小市民”，即便是震撼世界的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难以改变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习性；其日常生活也每每交汇于古与今、新与旧、历史与当下的浑融中。像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前所指称的“城市民谣”体小说即来源于此）、刘庆的《风过白榆》、苏童的《菩萨蛮》、鲁彦周的《双凤楼》所抒写的几乎都是发生在尚未被现代商业文明所浸染的“小城故事”。
比如《城市民谣》描述的是一个具有古典情韵的江南小城，小说的主人公钱梅子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小市民”妇女。作品一开头便写到她的“下岗”待业，而她在下岗后没有大悲，只有惘然若失，直到最后在初恋的情人支撑下办起钱氏饭店后亦无大喜，仿佛本来就是如此。小说涉及到当今社会的下岗、炒股、经商等热门现象，然而作者在娓娓叙说中，有意无意地将读者带回到悠悠“历史”。于是，一切都稀释，化解在对“历史”的话语讲述中。“历史”在小说文本中营构出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文情调。下岗、待业也好，经商、炒股也罢，都在这种氛围和情调中失去了可感性而变得无所谓，唯独那负载着“历史”涵义的古老长街、向家府宅，默默流淌的悠悠小河作为有灵性的诗意存在，给这首“城市民谣”增添了韵致和风味。
从审美感情上来说，我以为这些“城市民谣”更能给人以血缘上的亲切感。
三
毫无疑问，近年来“历史母题”长篇小说始终处于创作的亢奋状态中。小说家似乎已习惯了以“历史”的名义发言，习惯了对“历史”所赐予的享受。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历史”或是体现为叙事对象，或作为一种叙述图式；而在所谓“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历史”充当的不过是一种缺乏“所指”意义的书写格式、表意工具和策略方式，这种创作的结果必然是破坏和拆解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发展的“因果性”。当1997年世纪末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冷静下来的中国作家再度表现了对“历史”话语重述的愿望。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对“历史”话语的重述已由一种于“意义在场”前提下从事“历史”写作取代了以往时髦的“新历史主义”式的在“意义缺席”前提下对“历史”的改写。前者固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析出世纪末的文化困窘情景，但同时更昭示了在某种强大观念力量规引下的精神守望的姿态。
正统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在97年度知名度较大的计有霍达的《补天裂》、二月河的《乾隆皇帝》、叶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红瘦》、张兰亭的《司马迁》、易照峰的《苏东坡》、刘笃平的《杜心武》等等。就阅读反响和社会效应来说，其中的任何一部似乎都无法与前些年出现的《曾国藩》、《少年天子》、《雍正皇帝》、《白门柳》相攀比，但如果从整体水平，从总的艺术审美素质来神视，97年度的长篇历史小说显然处于创作上扬的趋势。
历史小说的根本创作宗旨无非是借助具体的特定的一种历史情景或历史际遇来体现人类灵魂活动的力量或构成方式，并从这种力量或构成方式中发掘某种意义或真理，这种意义或真理要么是推动了历史，要么在历史的演变中失落从而造成悲剧性的缺憾，作者正是在这一体现过程中传达出个人的艺术情怀和精神追索。例如《补天裂》就是通过京师的爱国举人易君恕在维新变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展示了“香港拓界”那一页惨痛历史的前前后后，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抗英保土、抵抗外辱的“正气歌”。作品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恢宏的气势、巧妙的构思，起伏的情节、强烈的史诗感将那一段令人没齿难忘的历史渲染得深沉悲壮、激昂壮阔，读后使人不禁气血翻涌。二月河的《乾隆皇帝》。在创作风格上基禀承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的路数，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对人物的艺术点化、对情节的合理虚构、对故事的精心编织相互穿插、融合，使之浑然一体。作者擅长发挥小说的叙事功能、讲究对情节、场面、画面乃至于细节的精巧雕琢，注重对人物神韵的勾画。像这样的历史小说能给人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体味到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艺术”的真正魅力。
除长篇历史小说外，关于“历史母题”型作品还应该提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这个称谓严格说来并不妥贴，但苦于没有更好的表述方式，只好姑且用之）小说。这类小说数量不多，水准线以上的作品大概有浩岭的《血炕》、魏巍的《火凤凰》、佟靖功的《雾灵精魂》等。而《血炕》可能算是此类小说中的出类拔萃者。小说写某地区一个党史资料工作者在追踪一条重大党史线索时却面临着一团难以理喻的历史迷雾，历史的本相在这团迷雾中完全隐匿。而凡是与此有关的或活着或死去的人相互牵连着似乎又在保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当王余成费尽周折、几经反复逐渐揭开岁月的尘封，撩开重重雾霭牵扯出一个埋藏在战争岁月中的既壮烈又感伤、既冷峻又温柔、既悲怆又缠绵的传奇时，历史的“真面目”却宿命般地与他擦肩而过。显而易见，作者诉说“革命历史”的目的却在于表明，战争并不一定就是历史进步论的合理注释，而个人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的“事业终成”是否必然要以“情怀难诉”的支出为其代价呢？由于小说是用类探案方式来展开叙述活动，凭借将特定的现实时空与相应的历史场景或平行或交叉的蒙太奇手法来结构全篇，使得小说的文本充满艺术张力，体现了作者娴熟的叙事技巧和扎实的创作功底。
四
“家族小说”创作的稳步发展也为97年度的长篇小说增光添彩。90年代以来小说家们返归“家族”、寻找“家园”的欲望和兴致不断增强，而且屡有佳品力作问世，像《白鹿原》、《旧址》、《在细雨中呼喊》、《家族》、《施洗的河》、《苍河白日梦》等作品足以组成90年代“家族小说”的精品系列。
实际上，以“家族”作为创作的基本着眼点，无疑是切入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潜入了中国式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底蕴；另一方面“家族”作为一个在农业文明中产生的以地域性、血缘性、人情性为纽带的历史文化复合体，其本身就涵括着人物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组成的多重性、故事生成的自足性、以及叙述形式的多样性，这些都很容易被转化、被提升为作为艺术创作的叙事行为，以至于有人断言，“家族小说”是最能产生长篇巨著的小说种类。如果说以往的“家族小说”或者是反映家族之间的争斗、于恩怨情仇之历史与现实的缠绕中敷演故事；或者是通过某一家族史的展示，表现历史的变迁与人世沧桑这两种构思模式的话，那么97年度的“家族小说”创作则主要聚焦于后一种构思模式上，像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郑九蝉的《红梦》、革非的《清水幻象》、周大新的《消失的场景》、刘醒龙的《爱到永远》、黎婴的《老屋秋雨》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被评论界普遍看好的《缱绻与决绝》从20年代沂蒙山区的天牛庙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绣绣在出嫁时被土匪绑票索要赎金写起，一直写到当今的改革开放年代。小说以宁、封两家三代人几十年来求生存谋发展的艰难历程为叙述线索，以土地的变迁为历史文化背景，写出了由“家族”生发出的乡野男女的爱与仇，从土地引发的山村民众的情与恨，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而家族命运作为民族命运的投影，涉及并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婚姻形式、夫妻关系、父权观念、宗族势力、血缘意识、祖先崇拜、家族复仇、政治清算等方方面面。相对97年度的其他家族小说而言，这部小说显得尤为沉实而厚重，并以经典式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而取胜。由此可见，《缱绻与决绝》完全可以跻身于如前所述的“家族小说”的精品系列。
五
在97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大众化的通俗小说是一道诱人的时代风景线。显然，大众化通俗小说的读者层次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它适应于由市民阶层的大众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所形成的闲暇情趣和从众趋向，以及商业社会普遍的消费享乐主义的影响。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众化传媒的催化等等，这所有的客观外在条件使大众化通俗小说以“文化工业”特有的市场优势和艺术生产优势飙然兴起，蔚为大观。大众化通俗小说自80年代到90年代其间有高涨也有落潮，近两年来已明显走向较大规模的高涨阶段。
无容讳言，97年度的大众化通俗小说虽然在整个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中至少已占四成以上，但大多数仍普遍存在着制作观念强而创作观念差、写作的时尚性目的强而创作的永恒性价值差、功利化谋求强而审美化追求差，读本意识强而文本意识差、悦目性强而赏心性差等诸多的弊端。对于这类小说，正确的做法是用一种既无奈又宽容的态度，在正视它的前提下力求摸准并把握其发展趋势和走向，而不是在有意的无视中进行无端指责。不过在97年度的大众化通俗小说的洋洋大观中毕竟还是有些作品透了良性运行的若干亮色。换言之，一些作品已显示出以“俗”通“雅”的尝试与努力，像田雁宁单独或与人合作写出的《情真如切》、《情空灿烂》、《女人是水做的》、《公馆私情》及其续篇，芳青的《东方迪姆虎》、魏雅华的《丽影》、《猫眼》、谭力等的《情断枫桥》等作品都是如此。
曾以“雪米莉”为笔名创作了风行一时的以描写黑社会为主的畅销小说作家田雁宁近年又转换了创作招式，源源不断地拿出了“俗”“雅”兼顾的言情小说，仅在97年度他就独著和与人合著了6、7种长篇小说，而且每部小说几乎都有40来万字的厚实，产量之丰一方面可以说是独步文坛，另一方面使其小说难免“制作”之嫌，而从他的小说的具体创作状况来看，大都具有通俗小说的底色和模式化的构思立意，几乎都是将一个现代言情故事安置在某个内陆城市的名门望族展开叙述。但倘若将其小说作微观的个案分析，又分明能感受到其小说与高雅文学在某些层面上达到相当程度的共容兼备状态。比如作品中的人物刻划具有一定的深度感而非通俗小说式的平面化处理，对情爱的描写也摒弃了通俗小说谋求畸趣异态而追求雅趣化境界，在三角或多角的情爱中常常能穿插融合进富于时代感和某种文化意蕴的生活内容。而令人感觉最深的是，田氏的言情小说往往会在故事的关节点和转折处营造出浓郁的富于古典情韵氛围，使人不禁刮目相看。
要言之，以田氏的言情小说为代表的那些作品虽然只是当前通俗小说的几抹亮色，但已呈示出通俗小说一个良好的创作趋势，从文学创作的生态平衡学的意义上来观照，通俗小说只要尊重艺术与市场双重调节的规律法则，在向高雅文学的借鉴中寻求自己的最佳表现方式，它的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
六
正如一位专注于军事文学评论的研究者所言，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欠收”确实是军事文学的一大遗憾。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长篇军旅小说已出现潮动的迹象，这种潮涌至97年度已达到一个阶段性高峰。97年度的长篇军旅小说首先是以数量的丰厚使人瞩目。粗略统计一下，97年度左右仅以系列化集束式出版发行的长篇军旅小说就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兵谣》、《兵家常事》、《美丽人生》、《等待》、《沙盘》、《西北望》共6部作品， 描写的全是“和平年代”的“军营故事”，作家们似乎都十分看重可读性与思想品位的相辅相成，使其作品不仅“好看”，而且“耐读”。北岳文艺出版社则与5 位部队作家联手推出《飞越盲区》、《遍地葵花》、《风卷旗》、《准备离机》、《无帆的海船》等作品。这套小说丛书展示了陆海空三军多姿多彩的军队生活以及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画卷，以新视角、多方位、多侧面地揭示出世纪之交的当代年青的职业军人们丰富的内心追求与人生渴望，刻画了他们青春的躁动与困惑，昂扬奋进的姿态和风采，另外还有一些散兵作战式的作品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李忠效的《翼上家园》、任君子的《军旅情祭》等等。
显然，人们很快便会从这些小说中发现一个极为抢眼的名字——《我是太阳》。也许情况正是这样：当一个创作或作品群体的领衔主演以其出色的表演征服了人们时，人们似乎才开始真正注意它所代表的整个群体的价值所在。
《我是太阳》浓墨重彩地述说了一个职业军人从一个叱咤风云的战神到和平年代其英雄本色经受种种悲剧性打磨的全部经历。这是近年来极为少见的高扬英雄主义情操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主人公关山林渴望辉煌、渴望成为永不跌落的太阳，正是这种永不跌落、屹立不倒的硬汉品格和钢铁意志，使他成为炮火硝烟中傲然挺立的战神，也成为他和平年代追求正直的人格、固守自我价值的精神支撑。尽管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事实上不再辉煌而只有越来越沉重的悲壮，他想拒绝悲剧，但他的命运始终摆脱不了悲剧。“我是太阳”最终只能是残阳如血似的苍凉，夕阳暮色中的悲怆。作者也写到了英雄末路，但“末路”中的英雄仍然不失英雄，作品所展示的也正是关山林的英雄本色、英雄品性如何在岁月风云的打磨中愈加光亮。
《我是太阳》充满着经典现实主义作品所营造出的一种纯正醇厚的美学氛围。在当今这个没有英雄、丧失诗意、缺乏理想的时代，《我是太阳》无论是在文化观念还是在审美情趣上，都是对人们的心灵的一次强烈的震撼和诗意的净化。它之所以受到评论界的一致肯定和赞扬，并被称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佼佼者，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此要附带一笑的是，还有一些虽然具有“美”的形态却因各种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的长篇作品，像少儿长篇小说其实也在97年度于厚积薄发中悄然兴起。河北少儿出版社的《金太阳丛书》其中的第一本《太阳桥》（金叶）已率先亮相；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青春的螺旋》倍受好评；而女作家迟子建创作的《热鸟》肯定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此外，“新潮小说”也流风尚在，余韵犹存，在静观默察中不断有所表示，举其要者有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海男的《坦言》、林白的《说吧，房间》、吕新的《梅雨》、东西的《耳光响亮》等作品，其主题结构似乎依然徘徊流连于诸如性爱、苦难、虚无、死亡、荒诞、绝望等话语之间，本文自恋情结与叙述实验的热情也一如既往。不过值得提出的是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其主要魅力体现在叙述风格和叙事格调上，它的突出的美学意义也在于其文体本身的意义。可以这么说，《时代三部曲》才称得上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真正成熟的反讽体小说。
七
当我们浮光掠影般地勾勒出97年度长篇小说创作较为繁荣的景象时，我们同时也有责任指出潜隐在这一派景象后的内忧外患。
所谓“内忧”首先是创作的总体水准平平常常，极度缺乏时代的扛鼎之作和传世的精品。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民族文学繁荣的主要标志，其优秀作品应有时代精品意识，有大气追求，有博大的格局，要十分重视对艺术深度和思想力度的开掘。在97年度的长篇小说中，即使像《缱绻与决绝》、《我是太阳》这样被人们普遍看好的作品，从创作的某一方面来看各有各的所长，但从整体上来估衡，却缺乏大气象、大格局、大手笔，或者说没有大家的风范。如《缱绻与决绝》这个作品，其构思就存在着前半部已到火侯而后半部勉强凑合的“半部杰作”现象。
“内忧”之二是相当一批作品虽然可以马马虎虎说成是“创作”，但“创作”出来的只能算是“成品”而非“作品”。一些作家创作技巧并不成熟，生活积累还欠火候，艺术体验尚不到位。有的刚刚从中、短篇创作甚至从非小说类文体创作中脱手，创作观念上还未进行理智的调整和冷静的定位就率尔操觚，其“创作”结果可想而知。所有这些都将会对今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所谓“外患”也是很明显的。文艺的商品化倾向和艺术消费市场的畸型“发达”造成了一些作家浮躁心态。而艺术消费市场对长篇小说的持续不断的需求旺季激起作家的创作“热情”。作家们不约而同地纷纷弄“长篇”（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亮过相的作家现在不写长篇小说的几乎是凤毛麟角了）。加上某些出版社为了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运用商业化操作方式策划并组织制作趣味不高的作品。不少作家虽然不是心安理得但毕竟还是加盟于这一生产制作过程，这只能以降低文学的基本精神品性为代价，导致其艺术精魂的流失。
“外患”之二是文学批评的弱化乃至庸俗化。90年代以来这种弱化乃至庸俗化的倾向有慢性发展的势头，其中最为典型的现象是评论界与传播媒介常常联手炒作某一作品，而类似的炒作又每每以开“研讨会”为名。诚然正常的作品“研讨会”将有力促动文学创作的发展，但近年来不少“研讨会”是凭人情关系和孔方兄促成的。不言而喻，此类“研讨会”只能放弃对艺术价值标准的坚守，以精神人格的退让来奉上溢美捧场之辞。文学批评赢弱软化状况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