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分布、经济聚集与区域发展战略
赵大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摘 要： 区域发展战略既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矛盾的基本途径，又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手段。它是依据区域要素禀赋进行宏观资源配置的总纲领，是依托区域优势、突出主体功能、推进协调发展的总布局，是培育国家核心增长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总抓手。本文在回顾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的基础上，提出围绕人口分布与经济聚集匹配度来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见解。
关键词： 区域战略 人口分布 胡焕庸线 经济复杂度
一、人口分布失衡与“胡焕庸线”黏性
人口分布失衡是大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克拉克(Clarke，1965)在其《人口地理学》中将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归为十大类：距离海岸线的距离、海拔高度、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壤因素、生物因素、疾病与饥饿、矿产资源、经济活动和历史因素。这些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会形成影响人类迁徙的地理分割线，人口分布往往也与这些地理分割线吻合。
(一)人口分布失衡是一个普遍现象(1) 本部分内容整理自《给整个世界画一条“胡焕庸线”》，搜狐—我们爱地理，2019年4月16日。
“胡焕庸线”表示的人口分布严重失衡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聚集、极端分布的。大约80%的美国人聚集在4%的国土上。东京湾面积占日本国土的3.5%，人口占全国的34%。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存在所谓的“胡焕庸线”。美国的“胡焕庸线”是一个把其中西部内陆人口分布稀疏地带凸显出来的“U”字形；加拿大90%的人口分布在美加边境的温莎—魁北克走廊这一狭长地带；俄罗斯的人口密度分割线是一条分割了俄罗斯欧、亚部分的斜线，其3/4的人口集中在欧洲一侧；澳大利亚的“胡焕庸线”是一条大致按照1∶2的比例把澳大利亚分割为东西两半的直线，大部分人口聚集于直线以东的沿海地区；日本的“胡焕庸线”，则是一个倾斜狭长的矩形，矩形内的关东平原、浓尾平原、近畿平原和濑户内海沿岸是日本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事实上，世界也存在一条类似“V”字形地带的“胡焕庸线”，该地带内的西欧、埃及北部、西非、印度、中国、东南亚、美国、巴西东南岸等人口聚集地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二)中国“胡焕庸线”及其黏性
中国山地约占33%，丘陵约占10%，高原约占26%，平原和盆地约占31%。海拔在500米以下的约占25.5%，500～1000米约占16.9%，1000～2000米约占25%，2000～3000米约占7%，3000米以上约占25.9%(李炳元等，2013)。由此可见，中国不仅多山，而且多高山。中国人口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布特点，超过70%的人口聚集于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超过半数人口在海拔200米以下东部平原(汪洋，2012)。1935年胡焕庸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揭示了中国久已存在的一个基本国情，即人口东西分布的极端不平衡。胡焕庸感叹：“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胡焕庸线”西北侧，国土面积占64%，人口仅4%，东南侧以36%的国土面积聚集着96%的人口。这条线被发现后的80多年里，直到今天，尽管“胡焕庸线”两侧的面积对比变为57∶43，中国人口数量也从4亿变成了近14亿，而人口对比由1935年的4∶96，到1982年的5.6∶94.4，到2000年的5.8∶94.2，再到2010年的6.32∶93.68(李佳洺等，2017)。80多年来的人口迁移并没有撼动“胡焕庸线”框定的人口分布格局。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胡焕庸线”揭示的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大势与此吻合。进一步看，它是由诸多自然、资源、人文、经济等因素综合长期作用的产物。“胡焕庸线”是地貌区域分割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中国干旱与湿润区的分界线，高原与平原的分界线，城市群、交通网疏密的分界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甚至与工业基地分布疏密、现代化地域差异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黄园淅和杨波，2012)。“胡焕庸线”同时也是一条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带，“胡焕庸线”一带集中分布了地震、滑坡、山体坍塌等灾害地貌。总之，这条线是人口的分界线、地理的分界线、气候的分界线、历史的分界线(李燕琴和束晟，2015)。因此，“胡焕庸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揭示了人口分布差异的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了中国东西部之间资源要素禀赋和人类生存条件的巨大差异。这就是“胡焕庸线”黏性的原因所在。
(三)突破“胡焕庸线”约束的多次尝试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至少有过五次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西移。第一次始自1938年初，东部大城市的大学和企业被迫大规模向西南和西北转移。第二次是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的17.55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体就地转业，随后全国各地大批优秀青年、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加入兵团行列，投身新疆建设，至1966年底兵团总人口达到148.54万，拥有农牧团场158个(杨波和姜蒙，2014)。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156个大型项目，分布在现在确定的西部地区的占一半以上。第四次是“三线建设”，1964年中央决策后，其行动之快、动员之广、投资之多、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经过“三五”至“五五”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建设，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39%(于锡涛，2014)。第五次是2000年开始推进的西部大开发。这些措施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大规模投资，对促进中西部发展有重大意义，但是并未明显改变“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比重。
二、反思以“区域”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战略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形势日趋严峻，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能否再次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现有的以“区域”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我国大多的水利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水问题，因此，堤坝防渗加固施工是水利工程施工中的重要内容，对水利设施的使用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于堤坝防渗加固技术的选择，则应该在分析渗漏原因以及类型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施工技术，秉着具体问题具体治理的原则，做好堤坝渗水病害的防渗施工。
(一)“均衡—非均衡—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可以分为区域均衡发展(1949～1978年)、区域非均衡发展(1978～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1999～2012年)和区域平衡充分发展(2012至今)四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投资向西部倾斜的措施以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实现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5年中，国家先后在大西南、大西北地区投入2000多亿元，形成固定资产1400多亿元，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2500多个(李辉山，2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施东部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核心就是梯度发展战略。实践的结果是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沿海岸线延伸的沿海开放地带，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成为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使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核心区域。
1999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开始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在继续实施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同时，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后来的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及实施，逐步形成了以地理单元为中心、各有侧重的“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布局。
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必须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为继续改革开放提供前进的信心、动力与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不断总结和深化，从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对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扩大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加速分化趋势。四大板块之间分化的突出特点是东北经济增速明显回落，西部速度领先优势弱化，东部地区增速平稳，中部增速较高。在原有东西差距基础上，又出现南北发展差距加大的趋势，板块内部的分化也日益显著，这使得新时期区域分化更趋于复杂。京津冀鲁等北方省份与南方省份的差距在持续扩大，中部的山西与其余五省的差距可能会再度扩大，西南与西北从2015年开始形成的差距仍在持续，东北的辽宁企稳回升迹象增多，吉林底部仍未探明，黑龙江则面临二次衰退风险。卫星图像监测也表明，2013～2016年间中国超过3300个城镇的夜间照明强度，其中938个城镇，即28.4%城镇的灯光强度变暗(郑伟彬，2019)。这意味着这些城市正处于收缩的状态，城市人口在不断地流失。
(二)区域发展战略的得失与反思
体现“区域协调与平衡发展”理念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20年，继2004年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也已有15年，我国区域发展的差距问题依旧存在，尤其是东北地区，2016年又实施了新一轮振兴东北战略，在政策利好不断叠加的情况下，仍未阻挡东北经济发展的大幅回落，东北地区与东部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2012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突出平衡充分发展理念。先后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对以“区域”为中心的“四大板块”战略的补充，最近又推出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战略”则体现了依托人口聚集打造国家核心增长极的战略意图。
概而言之，过去40年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没有高度重视人口分布问题，并据此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一是无论实施到位或实施效果如何，区域均衡战略始终是政府的主导思想和制定政策的主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我们都强调均衡发展，并且从政策到资金、项目都有所充分体现。二是国家并未制定和出台体现人口分布与经济聚集的区域非均衡战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了对东南沿海倾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东部率先发展，“让一部分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国家并没有出台专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文件。三是国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为区域平衡而平衡”的专门文件，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平衡战略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的核心战略。四是国家建设项目和预算资金安排充分体现了区域均衡战略的思维。地广人稀的“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区，国家按照与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一样，实施公路、电网、通信、网络等“村村通”工程，建设成本、维护成本十分高昂。五是中部六省是人口大省，但是国家预算项目资金安排，财政转移支付没有充分体现人口分布的事实，以致造成中部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最低，相应地，导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较低。
区域战略本质上是资源配置地区倾斜指向的政策。区域战略的地区指向并非简单的空间划定问题，更重要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目标的实现，尤其是要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就需要制度区域战略不能局限于地域空间，而要以人为中心，从人口的分布和聚集出发，更好地实现人与地的结合、人与物的结合。与此同时，在全球复杂多变的开放形势与国内多样化的地区发展格局下，国家战略在内涵上进行了深化与扩展，地区发展的需求相应升级，而区域战略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地区发展之间的桥梁，其地区指向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通过资源整合，广垦旅游集团争取在酒店、旅行社、出租车队三大核心板块上实现效益较大突破，力争在“十三五”期末营业收入达到五亿元。
(三)区域平衡发展的基本内涵与核心指标
区域GDP占比与区域人口占比的比值是衡量一国区域平衡发展程度的基本指标。仅以区域GDP占比或区域经济增速不能衡量区域发展的平衡。区域差异其实就是其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间的不匹配程度。如果各个地区聚集的经济和人口占全国的份额相同，那么区域差距就不存在。从区域GDP占比与区域人口占比的比值可以看出，人口极端化分布的美国，并没有因为人口分布失衡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其各州间的经济水平与人口规模大体匹配，美国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而首尔圈经济与人口比值处于1左右。东京圈经济与人口比值为1.14。相比之下，中国各省份的GDP全国占比与人口全国占比则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比值在0.6～2.2之间。其中，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比值最高，分别为2.11、2.08、1.75(郑伟彬，2019)。从人口分布与经济分布匹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由经济聚集度所决定，人口聚集度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生产过多地集中到核心发达区域，而人口没有相应地高度集中，造成核心发达区域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李国平和范红忠，2003)。因此，促进人口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两宋时期，出现了北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把….来”“把来”“把….作/做”“把做/作”这样组合，出现了把+V+宾语+V的结构。同时“把”处置义中所带的宾语也更加的抽象。
三、“人口分布”区域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全国城镇人口向中东部地区集聚依然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不仅是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综合地理条件所致，也是实现人口与经济分布相均衡、人口与经济同向集聚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樊杰等，2013)。因此，紧紧围绕人口分布和人口聚集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一)人口自由流动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44亿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从0.53万亿元增加到82.71万亿元。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也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升到2017年的第2位。人口流动对改革开放4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30%(吴佳佳，2018)。流动人口聚集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流动使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向帕累托最优推进，使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得以实现；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提升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水平。未来中国，伴随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的经济结构转型，“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升级，这个转型的核心就是正在发生的人口聚集基础上的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的转型。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东部地区将以更好的气候、环境、公共资源和工资水平、社会服务水平等，对外来人口形成“黑洞”一般的吸引力，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西部山区以及中国中西部小城的人口不断被吸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人口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其中，市场化是前提，工业化是核心，城镇化是重要内容，国际化是必要条件，现代化是必然结果。这“五化”都离不开人口的自由流动，离不开人口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人与物的有机高效结合。城市中人口的流动以及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实现更优化配置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结果。对工业化而言，工业化是人与物的结合与互动持续发生的螺旋式提升过程，其结果是实现了人的素质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是构筑市场的基础，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平台。没有人口作为基础，纵然有再好的产业都无法运行。
(二)人口聚集提升经济复杂度
经济复杂度(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指经济系统中产业间的相互依存性。它可以解释并预测经济增长，是预测产业升级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越多样化，产业间的相互依存性越高，产业链越长，经济复杂度越高；反之，经济结构越单一，产业间联系越少，经济复杂度则越低(李善同和吴三忙，2013)。经济复杂度高表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进入了高级阶段，该经济体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极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复杂度高也表示经济基础较强，抗御风险能力较强：某部门受困扰其他部门可作均衡，从而把风险分摊。经济复杂度越高的经济体、经济联系越紧密越复杂的经济体，其发展空间就越大，就业潜力就越强，人们实现高收入的机会就越多，原因在于分工深化了，价值链延伸了，产业链拉长了。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是经济复杂度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人口聚集是提升经济复杂度关键要素。人口聚集带来规模效应，人口聚集创造新的需求，人口聚集细化分工，人口聚集提升专业化水平，人口聚集加速经济聚集，从而不断推动经济复杂度的提升。城市化的本质就是聚集，国际上三大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经济复杂化和高级化的逻辑就是高速聚集、高效配置，再聚集、再配置，直至人口与资源在特定区域空间上高度聚集并产生最大的聚合效应。城市的开放性，很大程度上在于汇聚各类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来促进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三)湾区核心增长极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
5G时代万物互联的背后是“人联”，5G时代意味着人口新聚集。人类过去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都加剧了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从技术角度看，5G采用的高频信号，其信号穿透力较4G会进一步减弱，5G网络的真正生命力可能还在人口聚集的东部平原区，互联网经济和它背后的整个第三产业，在5G时代很难在西北城市占较大的比重。
羊巴氏杆菌病属于条件致病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羊体内，属于羊体内的一种常在菌群，通常该种致病菌并不表现出明显的致病能力，但因饲养管理不当，身体抵抗能力下降，会为该种致病菌产生提供条件。患病羊、带菌羊是该种疾病的主要传染源，病原随着患病羊的分泌物和排泄物排出体外，污染周围环境，健康羊接触到被污染的环境和饲养用具后，常导致病原传播。羊巴氏杆菌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可以危害任何品种和年龄的羊，其中对绵羊尤其是羔羊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常呈现地方流行。
(四)5G时代万物互联背景下的人口新聚集
人口流动和聚集不仅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也是提高经济复杂度的必要途径，更是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湾区核心增长极的基础要素。从全球发达国家来看，湾区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高阶形态，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湾区核心增长极可以理解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在区域层面的体现。湾区经济以大体量、高密度和高产出的特征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点和驱动技术革新的关键性动力。湾区经济具有的超大城市簇群形成的人才、知识、科技、资本资源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分工形成的先进生产力要素的集合，使投资每1平方米湾区面积所创造的超额利润，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开放引领、科技创新所带动的超大规模经济总量是其他城市或发达区域不可比拟的，湾区经济正在发挥引领全球经济核心增长极的作用。
1950年以来，特别是在近30多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内陆人口向沿海地区城市加速聚集的趋势。东京湾区占日本总面积的3.5%，聚集了日本1/3人口、2/3经济总量、3/4工业产值，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国际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陶雅，2018)。东京湾人口分布最重要的特征是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紧邻海湾，逐渐向内陆延展。相比之下，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面积占全国3.23%，仅集聚全国14.43%的人口。我国三大湾区在国际化水平、城市功能、产业结构、产业分工、地区间深度融合、整体优势发挥、人居环境质量等方面仍与国际三大湾区存在较大差距(张瑄和周伟，2018)。尤其是我国三大湾区的人口还大量聚集在离岸湾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临海位置人口发展空间很大。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湾区港口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变化。以东京湾的港口为例，它从全球进口从粮食、水果到奢侈品的消费物资，供应东京大都市圈。东京湾的进口量占到了日本进口量的38.3%，湾区内庞大的仓库群，支撑着东京大都市圈3800万人高质量的全球性消费(胡俊凯，2017)。
5G时代，“节点”“门户城市”日益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世界级的金融、商贸、信息业等高端服务业最集中的城市。由“节点”和“门户城市”引领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国家的枢纽。这种“节点”城市，往往是以信息业为基础的服务业经济为主，而不是以资源加工或商品为基础的制造业经济为主，其增长动力和财富源泉主要来自服务业。第三产业与开放、交流密不可分，全球性的交流正日益成为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的因素。
(五)围绕人口分布制定区域战略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当前国际竞争如此复杂尖锐的形势来看，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尤其应该受到重视，需要通过集中资源全力打造核心增长极这种不平衡发展方式实施追赶战略。
要打造核心增长极就需要加快人口聚集。从现实来看，未来人口的流动必然继续进行：一是以都市圈的崛起带来的城市间人口流动与转移，人口不断向都市圈聚集。二是城市与农村间的人口转移，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前者主要将发生于东部发达经济省市，而后者则可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崛起的城市中。自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持续增强。2003～2013年间，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17.7%上升到23.9%，大城市的人口比重由51.9%变为53.4%，而中等城市、小城市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分别由23.2%、7.2%变为18.5%、4.3%(覃成林和刘佩婷，2016)。从人口流动区域来看，2010年以后东部三大区域仍是人口主要流向地，而中西部人口增长以核心城市为主，全国整体形成“东部三大区域+六大中西部核心城市”的人口增长格局。东部发达地区人口持续聚集，“粤港澳+海西”“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成为三大人口集聚区域。
综上分析可知，推动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彼此都具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推动自身大发展与创新的同时，也能推动另一产业的繁荣与强大。
人口流动加速人口聚集，人口聚集提升经济复杂度，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与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攀升，并通过城市群载体的核心增长极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实现重要战略目标的必要途径。
假设在用户用电量确定基础上，审视各种能源情况，目前核聚变发电还在试验阶段，产业化还未排出时间表；核裂变发电由于安全性及基于核废料的环保处理难题的考虑，目前主要在沿海建设，规模也不会像原来燃煤电厂那样大规模发展；电能大规模经济储存还有困难；风电、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不太稳定，同时对电网稳定性有一定影响；水电在枯水期或干旱天气会影响发电能力。目前上述问题主要由煤电作为调剂，但煤电被替代为清洁能源后，需要一种不受季节、天气影响、能随时调峰、具备清洁能源特征的能源作为支撑，以确保全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能满足上述要求。
四、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如何协调“区域”发展
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事关资源要素的全国新配置，事关发展战略的新导向，事关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新举措。新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人口分布与人口聚集及其与经济聚集的匹配，而人口流动与聚集分布对管理体制、府际关系、行政架构、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需要加快制度和完善促进人口流动的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利益协调机制，制定和完善生产力空间布局的相关规划。
(一)制定和完善促进人口流动的政策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受到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社保制度、土地制度的多重约束，使得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同时，流动人口在劳动权益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加快完善人口流动政策体系，关键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附着其上的福利制度和各种门槛待遇太多，这也是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要分步骤、分阶段逐步淡化户籍制度的福利色彩，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要坚持资源分类、有序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制订具体办法；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以及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配套政策，加快提供公平稳定的公共服务，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提高社会融合能力。
还有2016年中考作文题目是《你是我最 的人》，很多学生审题中没有扣住第二人称“你”，还有的学生把“你”理解成复数“你们”，没有扣住“最”字。甚至有些学生运用象征手法把“书”“梅”“小草”等代指文题中的“你”，没有扣住要写的是“人”而非“物”。由于审题不严密致使中考作文扣题不准，从而导致失分较重。由此可见，仔细审题是写出高分作文的关键。
(二)构建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利益协调机制
边界作为一种自然和体制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性空间地理要素，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阻碍了跨行政区域的人员流动、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弱化了资源要素的市场配置效率，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要加快构建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利益协调机制。要鼓励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支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区域合作。
制造业发展可持续能力主要从能源消耗总量、研发与试验人员占比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等方面衡量。当前，传统制造业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造成全国范围内资源严重匮乏、生态急剧恶化。资源是制造业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但是很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此外，环境和生态保护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转型升级从而协调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技术进步保护环境，将会在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要按照人口流向和人口聚集来配置资源，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力布局要紧紧实现与人口的结合，真正实现高效率的配置。要统筹完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政策体系，通过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的“三挂钩”激励机制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白暴力和方凤玲，2018)，实现政策与人的结合、资金与人的结合、资源与人的结合。
从表3中可以看出，工作绩效3个维度均值整体都比较高，可能与本次绩效评估采用自评的形式有关，评价结果受企业员工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分数偏高。工作绩效量表中3个因素之间以及和总绩效之间相关系数皆通过了P<0.01的显著检验，说明3个因素方向一致，但是彼此都独立对总绩效起作用，其中知识型员工的关系绩效(工作奉献、人际关系)与总绩效的相关程度要大于任务绩效与总绩效的相关程度，因此，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评估中要重视对关系绩效的考核。笔者又对量表的实际测量信度进行分析(表4)。
要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要善于借助人工智能和5G网络，鼓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共享，通过网络教学、视频诊疗实现异地交流，提升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公共服务从按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转变。推动博物馆、剧院、体育场馆等共建共享。大力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均要从顶层设计、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主要方面入手，通过促进跨区域交通网络互联互通，消除行政区划分离，打破制度藩篱，以产业价值链重构空间布局，从而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三)围绕人口分布统筹产业空间布局
制造业是中国的优势，是中国崛起的战略基点。为此，要按照人口分布和聚集情况优化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实现人口聚集与产业聚集的高度契合。要根据我国四大板块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和发展潜力，明确各自的战略重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协同联动发展。东部地区要在继续加大人口聚集的基础上，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战略载体，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国家自贸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等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通过提升经济复杂度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部地区要鼓励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聚集，在人口聚集的同时，发挥人口大省的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例如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向中部地区的转移，极大地促进了中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部地区要充分利用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人口集中的有利条件，打造一批先进的制造基地。西部地区要着重考虑国家的战略需要，在产业布局方面要重点深化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要重点发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资源型产业。东北问题的症结在于国企比重高、能源重化比重高、营商环境待优化等方面，东北地区要想走出困境就要对症下药，在产业布局时要充分考虑东北地区的现实情况，要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良好基础，大力发展高端机床、汽车、化工等产业，利用国企的人才优势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在解决事关国家安全的“卡脖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进而实现东北振兴。
(四)以超经济视角和政策措施促进西部发展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的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胡焕庸线”西北侧近2/3的国土尽管人口占比不到全国的5%，但是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要以超经济视角来审视和看待西北区域的发展问题，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力布局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边疆安全和稳定，要有利于戍边固边。要对守边戍边的边疆地区的居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要鼓励人口在边疆居民点定居。
参考文献
[1]白暴力、方凤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探索(下)》，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2]樊杰、刘毅、陈田等：《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战略重点与创新思路》，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
[3]胡俊凯：《东京湾启示录：世界性大湾区的成功秘诀》，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23期。
[4]黄园淅、杨波：《从胡焕庸人口线看地理环境决定论》，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李炳元、潘保田、程维明等:《中国地貌区划新论》，载于《地理学报》2013年第3期。
[6]李国平、范红忠：《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载于《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7]李辉山：《均衡与非均衡的战略演进——试论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载于《开发研究》2004年第2期。
[8]李佳洺、陆大道、徐成东等：《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载于《地理学报》2017年第1期。
[9]李善同、吴三忙：《中国经济复杂度及其演变》，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1月30日。
[10]李燕琴、束晟：《聚焦旅游视域下的中国边疆研究》，载于《地理研究》2015年第3期。
[11]盛朝迅：《推动我国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载于《经济日报》2019年7月9日。
[12]覃成林、刘佩婷：《行政等级、公共服务与城市人口偏态分布》，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年第11期。
[13]陶雅：《创新辐射、区域联动、开放引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地缘匹配的实证分析》，载于《金融经济》2018年第5期。
[14]汪洋：《山地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理论与实证》，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5]吴佳佳：《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4亿人 流动人口市民化要“留人留心”》，载于《经济日报》2018年12月4日。
[16]杨波、姜蒙：《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载于《当代兵团》2014年第12期。
[17]于锡涛：《冷战背景下的“三线建设”》，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18]张车伟、蔡翼飞：《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载于《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
[19]张瑄、周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载于《新经济》2018年第6期。
[20]郑伟彬：《人才集聚、城市收缩，正在塑造中国城市未来格局》，载于《新京报》2019年3月28日。
[21]Clarke, J.I.,Population Geography , Oxford：Pergamon Press, 1965.
中图分类号： G924.2；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7-0053-09
标签：区域战略论文; 人口分布论文; 胡焕庸线论文; 经济复杂度论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