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研究十五年———兼论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定者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研究者论文,十五年论文,学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3)01-0023-04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研究的发展
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发生了巨变。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高等教育免费时期（1977年—1988年）；2.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1989年—1993年）；3.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形成时期（1994年—1997年）；4.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完善时期（1998年—2002年）（注：此4个阶段为论者通读《中国教育年鉴》各年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关于学费的政策和相关记述之后所作的划分，故仅代表作者私人的观点。）。在第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免费时期，由于高等学校几乎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高等教育的学费根本没有成为社会问题的可能，自然也不会成为教育研究者关心的焦点。但后三个时期，高等教育学费呈直线上升趋势（注：各地区各高校的收费标准不尽相同。本文依据我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高等教育学费标准。），高等教育学费问题引起社会各方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所以，本论文对第一时期的论文没有加以分析，而把重心放在后三个时期的论文上。
我国作为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大国，15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学费的论文，数以千计自在情理之中。但鉴于各杂志用稿标准的个体差异性，本文仅以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杂志《高等教育》所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高等教育》杂志的论文有三种收录方式，即全文登载，论点摘录，论文索引（题目、发表杂志、发表日期等）。本文仅对全文照登的论文加以分析。）。
本文所选择的分析对象，主要为下述诸方面的论文。高等教育学费（包括奖学金、学生贷款）、家庭收入、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均等等。综观15年的论文，上述诸方面的论文共有138篇，登载在共计89期《高等教育》杂志上，其间《高等教育》杂志共出版165期（注：因条件所限，笔者未能阅览到1993年5月号和1998年8月号的两期杂志。）。从总体来看，该类论文的杂志登载率（注：杂志登载率＝（某杂志）登载某类论文杂志的期数总合计／在此其间出版杂志的期数总合计×100%）高达53.93%，即两期杂志中肯定有一期刊登该类论文。
下面进一步来看各个时期的论文登载率。具体如图1所示，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30.00%的杂志刊登了关于高等教育学费的文章。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形成时期，75.00%的杂志刊登了关于高等教育学费的文章。仅从论文的登载率看，关于高等教育学费的议论似乎更为激烈。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完善时期，虽然高等教育学费改革大局己定，但仍有65.00%的杂志刊登了关于高等教育学费的文章。高等教育学费相关的论文的刊登率如此之高，说明了很多问题。从本文的关心点来看，至少凸现了我国教育研究界的若干特征。其一，不论论文作者的意图、观点和研究方法，我国教育研究者大都对现实问题相当敏感。这大约源于知识人当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的熏陶。因为这种敏感的强度在现代教育政策研究中比较少见。当然程度的少见和多见并非优劣的代名词（注：比较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之一，有其相对严格的思维逻辑，简单的价值判断被视为大忌。）。其二，从以上的分析不难推测，仅从教育研究界看，我国学术研究的气氛相当活泼。这与国外某些中国学研究人士的断言不尽一致。因为在政策方面，虽然高等教育学费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质与量的变化，但研究者对已成定局的政策问题依然愿意关心而且能够表示关心，说明政策环境对研究者的影响已降到相当小的限度。当然，要深入分析我国教育界学术研究的活泼程度，不能不进一步历史地、动态地比较各时期论文作者的态度取向的变化。
图1 高等教育学费论文的登载率(%)
二、15年间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态度的变化
要用三言两语概括一篇高质量论文的观点，非常困难。本文也无意去完成这项艰巨的研究任务。在此仅就各篇论文的作者对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态度（注：更确切地说，是对提高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实际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变化取向）的态度。）加以归纳。简单地说，以上138篇论文的态度可分为“赞成”、“谨慎地赞成”、“谨慎地反对”，“反对”和“不明”五类。在三个时期中，持不同态度的论文占总体的比率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见下页图2）。
图2 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学费的态度的变化(%)
从图2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持“赞成”态度的论文的比率为69.57%，到制度形成期减少到33.33%，制度完善期则为25.00%。15年间此类论文的比率减少了一半以上。持“谨慎地赞成”态度的论文的比率，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为21.74%，到制度形成期上升到25.40%，制度完善期则进一步上升为32.69%。15年间此类论文所占比率持续增长。持“谨慎地反对”态度的论文的比率，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为0.00%，到制度形成期陡升至6.35%，制度完善期为13.46%。15年间该类论文比率翻了整两倍以上。持“反对”态度的论文，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为0.00%，到制度形成期上升到1.59%，制度完善期则为3.84%。虽然此类论文所占总体比例较少，但15年间此类论文所占比率翻了两倍以上。态度“不明”的论文，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为8.70%，到制度形成期迅速上升到33.33%，在制度完善期则略微下降为25.00%。
在此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谨慎地赞成”和“谨慎地反对”中的“谨慎”一词是指论文的作者有条件地赞成或反对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大多数作者的条件是学费增长的频幅是否得到控制，大学生资助制度是否完善等。但就目前状况来看，这两个条件在我国很难说已尽如人意。考虑到我国学者一贯的思维定式，把这两类论文归入“反对”类其实未尝不可。2、态度不明的论文多数属于对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进度和对诸外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介绍。虽然其作者没有直接表明态度，但选择高等教育学费作为介绍、研究对象，足见其对该问题的关心。
对以上的分析可以从纵横两个视角作总结。从历史来看，论文的态度呈现出从单调向多样发展的明显趋势。从横向来看，各时期主流态度（以论文占总体论文的最大比率为指标）也发生显著变化，在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试行期为“赞成”，在制度形成期为“赞成”和“不明”，但“谨慎地赞成”紧随其后。在制度完善期则为“谨慎地赞成”，“赞成”和“不明”并列次之，“谨慎地反对”位列第三，“反对”最后。简单地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界，至少在本文所涉及的领域内，研究气氛十分活泼。而且就整体而言，政策研究者与实际政策制定者始终保持一段距离。
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该如何去认识这种距离呢？
三、教育领域中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之间的关系
要准确分析这种距离的特质，必须先了解当前对教育领域中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识。一般说来，在政策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一环，教育政策拥有一支高质量的研究队伍。研究者与制定者之间，有着以下的历史的动态关系（见图3）。对某一具体教育政策问题，在开始阶段，两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分歧，经过两者的交流、商榷或辩论，认识逐渐一致，此时一般会顺利形成某项教育政策。但随着教育形势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教育政策研究者是新教育政策的预言者、决策者的顾问。虽然，以上理论作为模型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会与之完全吻合，但比较合理的教育政策的出台或多或少地会带有这种倾向。
图3 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的一般模型
现代教育政策研究者之所以对政策制定有如此影响力是和研究者平素所作研究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政策研究就其研究的视点和价值取向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1、理念态的教育政策研究。该类研究最大的特征是，以理想状态为基准，关注教育现实和教育问题。因教育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而其投入和产出又不易定量把握，故教育政策研究最易做成这种形态的研究（注：非政策类教育研究另当别论。）。该类研究如果恰巧和某些研究者“象牙塔”内的思维方式相结合，就要么成为对教育现实和教育政策的片面批判，要么沦为对现行教育政策的歌功颂德。2、实证态的教育政策研究。这类研究，尽可能通过各种研究手段，着力于发现教育发展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对教育现实、教育问题进行政策性诊断（注：实证态的教育政策研究未必以为政策制度服务为其最初或最终目的。）。3、模拟态的教育政策研究。该类研究，在实证性政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政策模拟，从而推测出在现实中利用可支配资源，通过何种方式，可达何种目标或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所预定的目标。（注：对此类研究是否能够达到研究目的，研究者之间尚存争议，但显而易见，其出发点基于理性决策。）
教育政策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类型的差异导致其研究成果对实际教育决策的效用和发生效用的途径的不同，从而使之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从事理念型的研究，一般易形成敌我式关系或主仆式关系。从事实证型或模拟型研究，一般易形成朋友关系。从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的距离上看，三种关系又可分为无距离关系和有距离关系两类。主仆关系的二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本文所说的距离。对职业独立性比较强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是比较尴尬的关系形态。限于篇幅，此类关系暂不详述。有距离关系包含敌我关系和朋友关系。
敌我关系的距离是通过理念态研究创造的。研究者以至高无上的道义的捍卫者自居，对教育现实或教育政策口诛笔伐，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政策制定者（注：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在本文中均为中性词。）的对面。在独裁政体下，这类研究者容易成为政治镇压的对象。在民主政体下，这类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之间往往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但这类政策研究者易于获得大众媒体的支持，一般会领导着社会教育思潮，塑造大众的教育理念，并以此赢得生存之地。无疑，流行的教育观念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如上所述，教育和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之故，与其它领域相比，在教育领域中此类政策研究一直占据较大市场。
朋友关系的距离是通过进行实证态和模拟态教育政策研究来实现的（注：尤其实证态的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研究者通过对现实教育问题的精确分析，成为教育政策的专门家。政策制定者若要合理决策，不能不依靠该类教育政策研究者。作为专门家，教育政策研究者顺理成章地和实际教育决策者之间形成朋友式距离。更确切地说，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之间形成主客关系。即教育政策研究者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咨询，相应地以研究课题费等形式从决策者那里获取研究费用，并以此求得生存之道。
在简单论述了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之后，不妨再回到我国教育领域中二者的关系上。与此一般性共识相比，从以上高等教育学费研究（注：严格地说，研究和写论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笔者无从得知各论文作者的研究过程，姑且认为发表的论文是其研究结果的全部或一部分的表述。）的个案分析中，我国教育领域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15年作为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一个发展周期，学费标准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的态度经历了由多数赞成到谨慎地赞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对）的变化。现行的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两者意见比较一致的第二时期建立起来的，和图3的决策模型基本一致。
第二，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者并不是只会跟在政策制定者后面亦步亦趋，而且自始至终与之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这种距离呈多样化趋势。而且，这种距离未必和想像中的那样，同国外有明显差距。但这种距离将来发展的可能性如何，尚待进一步分析。
第三，在我国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理念态研究、实证态研究和模拟态研究都存在，但在某一具体历史阶段，理念态教育政策研究相对比较引人注目。从这一点来说，实证态或模拟态的政策研究也许会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