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性伦理问题的新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伦理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的时代。现代科技以其强劲的势不可挡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向我们原有的性伦理秩序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人们性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亦有消极退步的一面。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把握科技时代性伦理问题的新向度，是新时代进行性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一
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活动，是人类追求真理、揭示规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过程；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认识的结果，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具有真理性、科学性、革命性的社会意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1](p.375)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和伦理价值。科学是人类智慧、知识、能力的高级表现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它对解放人的思想、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一定时代的科学技术总是同当时人们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一定时代所取得的科技进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新价值观念，都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到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中，推动人们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电子计算机、生物遗传工程、信息工程、生命生殖科学、通讯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伟大成果。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科技文明和社会文明为人们性伦理观的更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性伦理关系及观念科学性、自由性、民主性的进步向度。
（一）科学性
科学性是科学首要和本质的内涵，它要求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追求真理、信仰科学。科技时代性伦理的科学性向度主要表现为，随着科技文明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封建性保守、性禁锢被冲破，现代性科学、性文明得到发展。
现代性科学是以人类“性”现象为研究对象，由性生理学、性心理学、性医学、性社会科学组成的综合学科。性生理学是对物质形态的性的生理解剖，同时又是对精神形态的性的生理机制和规律的揭示；性心理学是对性心理活动现象、机制、过程、能力及其规律的研究；性医学是研究和治疗性的器质性、功能性、传染性疾病，以保护和增进人类性健康的医学分支学科；性社会科学是研究与性有关的社会现象及观念，旨在揭示性的社会本质，寻求性的社会调控的学科。性科学与性神密、性保守水火不容，性科学与性愚昧、性无知根本对立。我国较大规模的现代性科学教育与研究始于80年代初。1983年出版的由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主编的《性医学》标志着我国性禁区被打破，性科学成为公开研究和宣传的新型学科。1994年全国性学学会成立，开始了性科学的多学科协作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1995年首都师范大学率先开设了“性健康教育辅修专业”，把性生理学、性心理学、性伦理学、性法学等课程开到了大学课堂。在学术领域，性科学已经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社会层面研究性问题，并从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分析中确立伦理判识，提炼伦理规则，指导伦理实践，促进性健康发展。性科学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性科学的普及，性是一件科学的事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2001年7月14日，首届“中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在北京举行，6万张门票被一抢而空，有关性、生育、避孕、性病的问题，大大方方地在京城百姓面前亮相，人们以科学、严肃、自然、平静的态度接受了展览。与80年代初北京的一次“人体艺术作品展”因涉及到性暴露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性伦理的科学性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观念和理念上，而且贯彻到人们的伦理实践中，人们开始用科学的眼光和手段，审视自己的性关系，保护自己的性权益。比如：近亲结婚和某些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已经成为人们自觉的婚姻禁忌；婚前检查已成为大多数新婚夫妻必经的程序；利用科学手段辅助生育已经成为不孕夫妻的重要选择；有人甚至用DNA亲子鉴定技术来揭示性关系与子代之间的真实关系，以维护自己的性权益。一位丈夫就是经过亲子鉴定，将不贞妻子告上法庭向她提出离婚诉讼，并要求获得8年来替别人抚养孩子的物质与精神赔偿。法院依据DNA亲子鉴定，支持了丈夫的要求。
总之，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性科学走进了学术领域，走上了大学课堂，走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性科学的普及和发展，扫除了封建性道德的阴霾和迷雾，为人们正确认识性伦理问题，正确实践性道德原则，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性前提。
（二）自由性
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从而获得自由的一种活动。科学研究充满了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生动活泼的自主精神。科学所固有的自由精神，给生活于科技时代人们的性伦理带来了自由自主的向度来。
科技时代性伦理的自由性，首先表现为人们对性及性伦理的理性把握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2](p.455)、“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p.96)。性科学的普及和教育，使人们对性的生理存在、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事实及规律有了科学的理解，对自己的性意识、性行为及其后果有了清醒的意识，从而为科学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性意识、性行为，为自己在性关系领域中的自由自觉活动，奠定了科学和理性基础。
其次，科技时代性伦理的自由性表现在择偶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上。择偶恋爱方式及其价值观，是婚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整体价值观念，被打上历史和时代的烙印。过去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的恋爱择偶自由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科技时代，由于自由精神的弘扬和科技手段的介入，由于个性自由的张扬和多元价值观的存在，人们在择偶恋爱上的自由度大大提高。自由恋爱、亲友介绍、电脑征友、电视征婚、媒体中介、联谊搭桥，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择偶方式；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政治信仰的异性，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恋爱对象。择偶方式的多样化，恋爱对象的扩大化，尽显人们在择偶恋爱中的自由。婚姻自由也是科技时代性伦理自由性的重要表现，它包括结婚、离婚、老人再婚自由度的提高。结婚自由是无可置疑的。据2000年本人参加的《北京市婚姻家庭伦理观念调查》统计，自主结婚的人城市已达95.5%，农村亦高达93%，如果排除掉6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的不自主婚姻外，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自主婚姻已成为绝对主流。对于离婚问题，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理由为依据的离婚标准的实际执行，我国离婚的自由度比较低。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化，特别是以感情为依据的离婚标准的法律确立，离婚的自由度有了明显提高，并成为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人们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一对男女以爱情为基础的特殊的感情关系，以感情为依据作为离婚的标准，符合婚姻关系的实质，反映了我们对婚姻的伦理本质认识上的飞跃，由此而引起的离婚率上升，应该看成是婚姻自由的体现，在道德评价上不应该是消极的。近些年来，老人再婚的自由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公开表达自己多年来被压抑的感情和心理需要，勇敢地迈出了再婚的步子。老人再婚自由度的提高，表明了老人对自己性权利的觉醒以及开创晚年幸福的勇气，是社会进步、人性回归、婚姻自由的具体表现。
第三，科技时代性伦理的自由性，还表现为社会舆论和外部环境的自由宽松。现代社会个人隐私权越来越受到尊重，社会舆论对个人私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弱化，人们对离婚、老人再婚表示了宽容和理解，甚至对同居、同性恋都采取了不干预态度。社会舆论与外部环境的自由宽松，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宽松环境和人伦关怀精神，缓解了行为主体的心理压力，使人们在性伦理活动中的个性自由得到进一步发挥。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解放、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性伦理的自由自觉发展作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无疑是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
（三）民主性
科学是天然的民主派，它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崇拜任何权威；它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不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它反对专制和独裁，孕育着民主和平等精神。西方近代民主思潮的发生，就得益于近代科技发展所牵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得益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主义精神的熏陶。科学技术所蕴含的民主精神，有力地冲击着我国传统性道德中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激发着人们的平等意识、独立人格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带来了性伦理关系中的民主性向度。
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指男女双方对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独立人格和尊严有自觉的认识和理性的觉醒，自觉反对男尊女卑、剥夺人格的不平等行为。据前述的《北京市婚姻家庭伦理观念调查》表明：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地位平等的达82.5%；在家庭经济和主要事务上夫妻共同处理的达85%；夫妻发生矛盾用交换意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占78%；在赡养父母问题上，认为夫与妻都有责任的占87%；认为夫妻双方应该尊重对方隐私权的占79%。这些数字说明在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和独立人格意识已基本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
性伦理关系中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是指男女双方对自己在两性关系中应享有的经济的、政治的、人身的、性的各种权利的明确意识，以及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自觉性。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当作性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公开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性关系中各种权利的拥有。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女性性权利的肯定。以往在封建性道德的禁锢下，女性的性权利从来不被承认。如今随着现代性科学的普及和女性民主意识的觉醒，否定妇女性需要，剥夺妇女性权利的观念正在冰释。据前所调查，认为“妻子可以明确表达性要求”的城市居民已达66.5%，可喜的是农村居民亦有63.7%的人持肯定态度。当然，也应该看到城市和农村分别还有17.2%和23.8%的人持否定态度，另有一些人态度模糊。这说明对待女性性权利问题，距彻底的民主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关于“妻子是否可以拒绝丈夫性要求”的问题，是女性性权利的一种反向表达方式，它牵涉到女性性权利的完整性。近几年人们所关注的“婚内强奸”问题，就反映了对女性性权利完整性的思考。目前“婚内强奸罪”还未立法，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夫妻关系虽然是以性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关系，但夫妻关系不等于性关系。妻子在性关系中的权利既表现为妻子有权向丈夫提出性要求，同时也有权在正当情况下（如生理的、心理的、疾病的原因）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如果违背女方意愿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给女方造成身体和精神伤害，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婚内强奸罪”应该成立。2000年6月四川省南江县有一王姓妇女就将违背自己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丈夫以“强奸罪”告上了法庭，开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性权利。（注：参见2001年4月4日《北京晚报》）现在，用法律手段解决两性矛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婚内性暴力性虐待问题、性生活不谐调问题、传染性病艾滋病问题、婚前婚后财产归属问题、非婚生子女的权益问题、离婚诉讼中无过失方要求赔偿问题、离异父母对孩子的探视权问题，这些关系到当事人权益的问题都成为法律直接干预的对象，昔日“家丑不可外扬”的旧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所抛弃。
用法律武器争取和维护自己在性关系、婚姻关系中的权益，表明人们在性伦理关系中民主意识深层次的觉醒，对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动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并非完全机械、绝对、同步。科学技术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矛盾性和不一致性，有时还会背道而驰，带来道德的堕落与退步。这是因为科学技术虽然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它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完全封闭的领域，它对道德的作用，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内，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因此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创造和利用科学技术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直接影响道德的发展，使科技现实与伦理实践产生种种矛盾和冲突来。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性伦理中表现十分突出，比如：大众传播技术使性科学广为传播，却使色情文化公众化、暴露化；电脑技术使性交往的自由度提高，却带来了性关系的虚拟化、虚假化；现代通讯技术使个人隐私权得到保护，却使性关系隐秘化、多元化和不固定化；生命生殖科学给不孕夫妇带来了福音，却使传统的性与生育观念以及人伦关系发生异化。这些矛盾与冲突直接冲击社会主义性伦理秩序，使科技时代的性伦理产生腐朽性、虚拟性和反传统的向度来。
（一）腐朽性
男女性爱是人类最难把握和驾驭的一类情感，它是基于人的生物本能而发生的，本身就内含着自发性、盲目性、冲动性，甚至野蛮性。性本能的这种内驱力对人的性意识、性行为有强烈的冲击力，它动摇性伦理的人化与理性基础，使人的性意识、性行为动物化，导致人在性关系中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给性伦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就表现为大众传播技术所带来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色情文化，使人们性意识、性行为中生物本能被激活、被激化，使社会规范、人格尊严的约束被瓦解、被破坏，从而导致个体性伦理的丧失，性道德的腐化。
近些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和制造商利用音像制作技术和电脑网络技术制造兜售淫秽音像制品，建立色情网站，发布色情信息，大肆传播资产阶级腐朽性道德，疯狂攫取高额利润。这些以高科技手段为载体的充满性刺激、性诱惑的黄色淫秽信息，因其固有的自由流动性、方便快捷性、资源共享性、直观公开性、超越时空性，秘密快速的传播，强烈刺激着人们的感官视听，严重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灵魂，致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性意识、性行为中的生物本能活化，自然欲望强化，道德法律淡化，人性理智退化，产生婚外情、包二奶、重婚、纳妾甚至嫖娼卖淫等越轨、违法和腐化行为。
由于电脑网络技术和各种现代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科技时代人们的性交往方式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比如：交往主体符号化、虚拟化；交往速度方便化、快捷化；交往过程私人化、隐秘化；交往对象多变化、不固定化。这种新特点给一些不法分子、卖淫嫖娼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色情网站充当皮条客作中介人，招揽皮肉生意；他们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作联络打掩护，隐蔽诡秘地进行性交易；他们利用现代交通工具易地、多变、流动地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卖淫嫖娼是“性”的彻底金钱化和商品化。它把人性中最原始最丑陋的本能引发出来，“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3](p.119)卖淫嫖娼对性道德有剧烈的腐蚀作用，它粉碎了两性交往中最可珍贵的自尊、自爱、贞操、耻辱等道德观念，使当事人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心理变态、人格扭曲；它严重毒化和污染社会道德空气，破坏婚姻家庭的稳定，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它形成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贻害社会，贻害他人。卖淫嫖娼是对社会主义性道德的公开践踏和挑衅，是应该坚决反对和取缔的腐朽恶俗。对此，我们必须守住性伦理的底线，不得有丝毫松动与退步。
（二）虚拟性
性关系的虚拟性是网络时代性伦理的新动向。计算机网络技术是20世纪科技革命中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是数十年来人们在电子学、消费电器、电信媒体、计算机软件、信息服务等众多领域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最终成果。网络以其超时空的神奇力量给人们的思维、行为和社会结构注入了新鲜活力，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虚拟性是网络所具有的一种特殊功能，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它为人们创造性的思维提供了自由驰骋的空间，为人们探索未来创造了科学实验的理想平台，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科学实验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网络而发生的“网恋”，却把虚拟性移植到现实的择偶恋爱中，带来了人们性关系的虚拟化、虚假化倾向，从而对现实世界的性伦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如今“网恋”在青少年中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许多大中学生终日上网、广交朋友、谈情说爱、乐此不疲。应该承认“网恋”确实为青年人的恋爱择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扩大了青年人择偶交友的范围，显示了交往主体间的自由和平等，有利于人性多彩侧面的展示，也不乏有“网恋”成功喜结良缘者。但是“网恋”的虚拟性、虚假性却违背现实世界的恋爱道德，影响道德人格的健康发展。“网恋”给性伦理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网恋”的虚拟性违背现实世界爱情的道德原则，破坏现实爱情的伦理基础。现实世界的性伦理认为，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共同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态度而发生的相对稳定的感情联系，恋爱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男女双方面对面、一对一、有确定时间和空间的真诚交往，是一种真实具体的心理活动和感情体验。因此，真实性、严肃性、稳定性、专一性是现实爱情的伦理要素，是爱情关系中伦理秩序的道德因子。“网恋”是一种恋爱双方符号化、数字化的间接交往，“网恋”的时间空间自由而极具弹性，“网恋”的过程随意而无需认真，恋爱对象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可以固定不变，也可以随时变更。这种间接性、随意性、多端性、易变性的“网恋”，与现实爱情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驰，直接破坏现实爱情关系中的伦理基础。
其次，“网恋”的虚拟性淡化行为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影响道德人格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于现实世界的确定的人，现实的人，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人的道德责任意识，既来源于行为主体对客观存在的道德规律和道德责任的理解和认同，又来源于外部环境的规约与定序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与评价。因此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总会受到外部世界的规定和制约，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是“网恋”所造成的电子空间，却使人脱离了现实物理空间的规约和规范，脱离了社会舆论的监督与评价，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约束、没有道德责任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在“网恋”中人们可以虚拟自己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婚否；可以甜言蜜语、山盟海誓、虚情假意地“谈情说爱”；可以自得其乐、不计后果、不负责任地做一场或几场爱情游戏，总之，一切都可以是虚假的、编造的、随意的、伪装的。这种虚拟、虚假、虚伪的“网恋”，不仅违背现实恋爱中诚实信义原则，淡化人的道德责任意识，而且电子世界与物理世界相互对立和冲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范式，使人常常处于矛盾冲突的心理状态中，长此以往，必定会混淆“真我”与“假我”的界线，破坏人的独立人格，产生双重人格或分裂人格。此外，“网恋”中虚拟、虚假、虚伪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范式，经过多次重复和实践，经过长期暗示和积累，不知不觉会产生“道德位移”，进入现实世界，内化为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形成当事人言不由衷、逢场作戏、玩世不恭、虚伪欺骗等不良品质。
第三，“网恋”的虚拟性使少数道德败坏分子有机可乘。一些流氓分子和好色之徒利用电脑网络上网捕食，他们乔装打扮编织谎言，对那些涉世不深的天真姑娘、对那些急于成婚的大龄女子进行性诈骗、性犯罪，给社会和无辜者带来种种危害和不安定因素，破坏社会主义性道德文明的发展。
（三）反传统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向我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科学的创新性相伴，人们的性伦理观念产生了反传统倾向。这种反传统倾向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生命生殖科学的突破性成果所带来的性与生育观念的巨大变革。
两性交媾，孕育后代，这是人类繁衍后代的自然过程，也是人类生殖学、遗传学一条铁的法则——孟德尔法则。人类就是循着这条法则，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从远古走到现代。性与生育密不可分；子女是父母性细胞结合由母体孕育的结果；子女是夫妻血肉的结合、生命的延续，这是多少年来人们固守和尊崇的性与生育观念。人们固守它，是因为它具有不可移易性；人们尊崇它，是因为它饱含着夫妻、亲子之间最亲密的感情，体现着夫妻、亲子等人伦关系的完整性和密不可分性。
但是生命生殖科学却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代孕母亲”等科技手段人为控制了生育过程，在实验室里造出了“试管婴儿”。这一震惊人类的科学奇迹，彻底打破了人类繁衍后代的传统模式，从根本上颠覆了孟德尔法则铁的基石，从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生育观念。这种全新的生育观念充满了反传统内容：它割断了性与生育的密切联系，否定了自然生育过程中性交关系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性；它改变了丈夫就是父亲、妻子就是母亲的家庭伦理关系的绝对基础；它使自然生育过程中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天然的情感联系和完整的人伦关系发生了断裂；特别是在“代孕母亲”中，由于非自然的经济手段和商业因素的介入，其对传统生育观的反动表现的更为突出，它不仅切断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生物纽带和血肉联系，而且使母亲的真实含义被异化，使女性怀孕的人伦价值被歧化。
现代生殖技术带来的反传统的新生育观，因其给不育夫妻解除了忧患带来了幸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另有一些性观念前卫、具有反传统精神的未婚女性，也表现了对新生育观的肯定和认同。据美兰德公司2001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都市的调查，有10.6%的未婚女性“不结婚，但希望生一个孩子”。还有一些已婚者希望找“代孕母亲”借腹生子，这其中有因生理或疾病无法怀孕者，也有为保持身材苗条避免妊娠痛苦的大款夫人以及为集中精力开拓事业但又不想做“丁克家庭”的白领阶层。
性伦理的反传统倾向，还表现为青年一代对传统性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观念的反叛与偏离。比如：对传统贞操观的背弃；对婚前性关系的认可；对性关系中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漠视等。因此，未婚同居在白领阶层、外地打工者、在校大学生中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并有不断蔓延扩大的趋势。再如：公开挑战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单身贵族、丁克家庭、甚至同性恋家庭成为一些人实践或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模式。据美兰德公司调查，24.7%的青年女性赞成“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的观点，还有一些人打定了做单身贵族的主意。单身贵族、丁克家庭以及同性恋家庭的事实存在，表明青年一代在性伦理及婚姻家庭观念上的反传统倾向。
科技时代性伦理的反传统倾向具有两极化的伦理向度。一方面它冲破了单一保守的性道德的束缚，体现了性伦理关系中的个性自由，也包含着给人们带来福利的一些新伦理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它否定了一切固有的性伦理规则和社会规范，追求个人在性与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绝对自由，其中包含着放纵情欲、蔑视规范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前者带来了多样化的性伦理关系，使性道德得到可容许的丰富和发展；后者则破坏正常的性伦理秩序，给个人性道德的健康发展，给婚姻家庭的稳定带来危害。
科技时代性伦理问题的新向度，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科技发展及于性伦理的双重效应和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态势。科技时代性伦理的新向度，给我们的性道德教育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动态的应对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性道德变化，探索科技时代性道德教育和性道德调控的方法和机制，是当前性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