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文学论文,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质上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
文学作品产生出来后，从作者手中到广大的读者手中，还要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流通或统称为传播环节。文学的传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方式的不同，其作用和效果又有差异。传播者对文学的传播，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即并不是作者生产什么，传播者就传播什么，传播者有主动选择的自由权。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传播的时候，传播者必须考虑他所出版发行的作品能够满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费心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播者对作家的作品有主动的选择权，符合其要求的就出版发行，否则予以拒绝。而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出版，就不能不考虑传播者的要求。这样，传播者的选择就对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创作内容乃至创作风格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全面研究文学传播的功能、作用和影响，而是想由此说明研究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注意古代文学的传播问题。
李白和杜甫，是后世公认的两位伟大诗人，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的时候，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这是什么原因？宋代欧阳修和苏轼等大文豪，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耀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而唐代的李白和杜甫，却并没有成为他们所处的当世——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这又是什么缘故？其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而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虽然在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唐之际已有雕版印刷萌芽，中唐时期已采用雕版印刷印制经书、佛像和日历等，但雕版印刷术还没有应用到文学的传播方面。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不可能在其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处女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
到了宋代，印刷术迅速发展，印刷刻本广泛流传，使得作家的文学作品能够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著名作家更是“诗文一出，即日传播”（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七），“诗词一出，人争传之”（惠洪《冷斋夜话》卷十）。因此，他们在文坛诗苑的影响能够及时而广泛地扩散。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大都注意到了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对宋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背景、文学发展的条件略作说明而已，都未曾深究宋代相对发达的文学传播方式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和作用。
宋代文学传播方式多种多样。大而分之，有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两种。书面传播又可分书册（或称“集本”）传播与单篇传播两类。单篇传播又主要有雕印、石刻、题壁三种形式。宋代作家的单篇诗文，主要是靠这三种形式发表问世。单篇传播和集本传播的盛行，促使宋代文学逐步走向商品化。文学的商品化趋势，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一是造就了一批以诗文创作为生计的“职业”诗人，如南宋江湖诗人即多属此类。二是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流通与消费，这一方面扩大了作家在当代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促进了本地文学的发展，为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联结的媒介和纽带，另一方面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南宋与金源文学的密切联系和“一体化”趋势，离不开当时双方文学传播方式所起的作用。
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宋诗和宋词的风格、韵味之所以大相径庭，传播方式的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宋诗主要是靠书面传播，诉诸视觉阅读，所以书卷气更浓厚；宋词，尤其是北宋词，主要是口头传播，配合音乐演唱，诉诸听觉感受，所以节奏感更强烈。而宋人特别重视女声演唱，因为女声清脆娇软，又有可人的花容月貌，比男声演唱更吸引人。北宋末李方叔《品令》词就说：“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词既是由女声演唱，那么词的风格、韵味就要符合女性娇软的歌喉和特殊的演唱气氛，因而北宋词的风格以婉丽优美为主调，南宋初王灼就意识到词风与传播的关系：“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作歌词，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碧鸡漫志》卷一）
宋词的娱乐功能比宋诗的娱乐功能更强，也与传播方式的不同有直接关系。词在宋代，由女性歌妓演唱，歌妓演唱时的娇姿媚态本具有视觉形象的“悦目”功能，而她们娇软的歌喉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节奏，又具有听觉上的“悦耳”功能，词本身又有语言意义作用于情感心灵的“赏心”功能，因而当时的词是一种具有赏心悦目娱耳的综合娱乐效应的艺术形式。宋词之所以比宋诗更受世俗大众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宋词的传播方式及其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与宋诗大不相同。
宋代的话本小说，从语言到人物、故事都跟唐宋传奇小说不同，也是与传播方式的不同有密切关系。传奇小说是靠书面传播，为文人案头读物；而话本小说是靠口头传播，直接面向市井民众，所以语言是用通俗的白话，人物是市井民众熟悉而感兴趣的同一阶层的人物，故事也是取材于他们身边的日常事件。不深入研究古代的文学传播方式，有些文体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艺术效果所形成的原因就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很显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至少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不能忽视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和作用。
有关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和传播途径、传播观念和传播（出版）法规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都有待深入的探讨。相信21世纪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会有突破和进展。
接受美学理论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作品只有经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阐释后，才能发挥和实现它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那里，其价值和意义、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作品的增值或减值，读者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研究文学史，不仅要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和传播过程，还必须注意到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
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定性分析，二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定位判断。而对作家作品的价值意义、地位影响进行定位，主要是一种静态的观察，即以现代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进行定性和定位，但没有揭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未能揭示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时代的涨落变化。
比如陶渊明，在梁代钟嵘的心目中只是二流的诗人，在《诗品》里名列中品。在唐代，陶渊明的影响还不算很大。到了宋代，经苏轼的极力誉扬倡导和苏门文人的群起仿效之后，陶渊明的影响才日益扩大，地位日益提高。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把陶渊明列为六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我们现代人的评价，当然也承传着前人的看法，但并不是历代的读者和批评家都把陶渊明视为一流的大诗人。
李白和杜甫，在我们现代人的心目中，是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诗人，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时代，其地位和影响并不高过同辈其他诗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殷璠编选的以开元、天宝间诗人诗作为入选对象的《河岳英灵集》和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里，杜甫连名字都未见到，一首作品也未入选。李白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突出。在《河岳英灵集叙》中，殷璠是以王维、王昌龄和储光羲为“河岳英灵”的代表，在所选二十四位诗人中，入选作品最多的是王昌龄（16首），其次是王维和常建（各15首），李白作品入选的数量位居第三（13首）。一位诗人入选作品数量的多少，往往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诗人在编选者心目中的地位的高低，而编选者的选择又代表着当时一部分人的看法。《国秀集》未选李白的诗作，该书卷中、卷下所选开、天诗人作品最多的是王维、孟浩然和崔颢（各7首）。上举两部盛唐诗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李白在诗坛的地位显然低于王维和王昌龄，而杜甫尚未进入著名诗人的行列。李白、杜甫在宋初诗坛上的影响和地位，也远不如白居易、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直到江西诗派崛起之后，杜甫的崇高地位才得以确立。
陆游，现在公认是南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在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中，陆游的地位和评价明显高于同时的杨万里和范成大。但在南宋，陆游的地位是排在杨、范之后。陆游自己曾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陆游自以为其诗不如杨万里，虽然是自谦之辞，恐怕也还是当时部分人的共识。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列举“近世”四大诗人时，排列顺序是：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陆游。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诗所称当时四大诗人是：“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宋末元初方回将“中兴四大诗人”并称，也是说“尤杨范陆”。可见，在南宋人心目中，陆游的地位是在杨万里、范成大之下。这与我们现在的看法颇不一致。
上面只是列举了几位著名诗人为例，说明诗人的地位影响和价值意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评价。诗人的地位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有升有降。我们的文学史能否动态地描述出诗人历史地位的这种涨落变化？能否说明一位诗人的历史地位或一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谁最先认定、确立的？是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来认定、确立的？其地位、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与当时的价值观念、文学思潮、审美理想的差异、变迁有哪些因果关系？
比如研究杜甫，杜甫的崇高地位是谁最先确认的？他是从哪个角度、站在什么立场上确认的——是从审美的角度、艺术创造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着眼？后人是传承他（“第一接受者”）的看法，还是修正或改变了他的意见？又是从哪些方面予以修正补充？后人评价认识的变异又是受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支配？如果划分历史阶段进行研究，那么可以考虑，杜甫在世时的地位影响如何？到了中晚唐，杜甫的地位和影响有何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在北宋初中叶，杜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江西诗派崛起之后，杜甫的地位有何显著的变化？在元、明、清三代以至本世纪接受者对杜甫的看法又有哪些不同和变化？以人而论，苏轼和黄庭坚都推崇杜甫，但苏、黄对杜甫的评价和认识又有哪些异同？当我们的研究视角转换以后，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一部文学史，也许难以包容这方面的内容，但至少这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会取得可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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