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物理的创立及早期的发展

激光物理的创立及早期的发展

姚润丰[1]2001年在《激光物理的创立及早期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对激光物理的创立及其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量子电子学的发展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以研究激光物理机制,探索新型激光器,已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即激光物理,或因激光发源于电子技术而称为量子跃迁物理学,它是以196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标志的。激光物理的创立,是人类认识自然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是现代物理学的一项重大成果,是20世纪量子理论、无线电电子学、微波波谱学以及固体物理学的综合产物,也是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产生的灿烂成果。激光物理自创立以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今天激光已广泛地应用于众多的领域之中,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行为乃至观念。激光物理从它的孕育到初创和发展,其道路十分曲折,凝聚了众多科学家的创造和智慧。因此,探讨激光物理创立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对于了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过程和推动激光物理研究和发展会有所帮助。 论文主体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激光物理理论背景的酝酿过程,对受激辐射、负吸收、粒子数反转这几个激光物理的基本理论的建立过程作了研究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通过一些原始论文详细地探讨了激光物理的创立过程。这部分叙述了微波波谱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内容及其对激光物理的影响;阐明了激光物理的先驱者汤斯在发明激光器的直系祖先——微波激射器过程中的创新、突破点、成就以及对激光产生的直接意义;详细地探讨了在向光波外推的过程中,汤斯和另一位激光物理的先驱者肖洛一起如何创造性地成功解决制造激光器的最主要的障碍——模式选择问题;论述了名不见经传的梅曼如何按照汤斯和肖洛的设计思想,成功地运转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的过程,以及梅曼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第叁部分综述了激光物理在创立的前二十年(60年代—70年代)里的发展和主要的应用情况及其影响。第四部分是对激光物理创立和发展过程的总结和简评。主要是总结了汤斯和肖洛的工作;探讨了激光技术推迟出现的原因及迅速发展的动力;并据此简要地分析了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基本因素。限于篇幅,作者将激光技术在中国的发展简况放在论文的附录部分,使读者能够大致了解到中国激光发展的概要。

王言法[2]2011年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文中认为近代开端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社会,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政治制度腐败,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十分落后。高等教育仍处在古代教育阶段。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左右下,始终以儒家学说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这种教育尽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几乎没有其他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的成分,因而没有培养出大批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教育落后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固步自封和落后的重要根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西方引进时,西方英法德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了近200年。高等教育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这些国家得以最先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先进的高等教育是这些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前提和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动下,清政府内部一批受过经世之学教育和熏陶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个谋西学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为办洋务创办的新式学堂,不仅直接服务和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重要的是它变革了中国传统教育,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同时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科技人才,在神州大地上衍生了新知识、新人才、新观念,这些新的变化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十九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一批具有政治头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通过创办新学堂等途径,培养和锻炼了维新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壮大了维新派的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变革。在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主革命领袖和骨干,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以留学生为先锋和中坚的知识分子们开辟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腐败的封建制度,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中华民国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千年巨变。1917年,经教育家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旋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它把新文化、新思想与爱国思想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北京大学的学生培育成为具有新的特点和气质的知识分子,北大由此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1924年,孙中山为了实现叁民主义,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依托黄埔军校师生建立了校军,进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不仅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还统一了中国,巩固了民国新政权。蒋介石还依靠黄埔师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建立和巩固了其军事统治集团。几乎伴随着近代中国始末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创立和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崛起,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二十世纪初,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锋和桥梁,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依托大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高等教育为共产党早期培养了众多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们从1927年开始逐渐构成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领导核心和军事统帅,不仅找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大发展,由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思想、政治的大变革,还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人才,他们带动近代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并在许多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依靠它所培养的大量现代化人才,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科学等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现代大学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科技、经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就重视革命的人才培养,对于教育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为此,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独成体系的高等教育,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得以正确贯彻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广泛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一个世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嬗变的关系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嚆矢。近代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革命思想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二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作用,叁是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引领作用,四是经济发展的先驱作用。

成广雷[3]2009年在《国内外种子科学与产业发展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种子作为人类主要的生活资料和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种子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早在农业发生之初的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了种子的汰劣选优、检验、加工、贮藏等的实践,但作为一门科学被系统研究还时间很短,只不过刚刚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在19世纪中叶以后,种子科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科学的发展进行客观的分析总结。本论文以种子科学研究内容为主线,通过收集、整理文献,明确断代依据,按照历史时序,对国内外古代、近代、现代种子科学的发展背景、重要事件、标志性人物等进行记述。系统介绍了国内外种子生物学、种子加工贮藏科学、种子检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对国内外种子科学的发展分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利用国内外叁个文献数据库,对1950年至今的种子科学文献进行了检索处理,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定性分析,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论文研究结果对我国种子科学与产业的发展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主要结论如下:1.对种子科学的发展历史提出了自己的断代依据,梳理出了种子科学确立和发展的背景、标志性人物及里程碑事件。在本研究中,将种子科学的发展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叁个阶段。公元1869年之前为古代这一阶段的种子科学知识主要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经验积累和肉眼观察得出,还没有人专门从种子角度进行有目的实验研究,这一阶段为经验种子科学发展阶段。从1869年建立专业种子实验室至1980年为近代,这一阶段的种子科学研究有着明确的实验目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显微镜等试验工具、物理和化学技术、动力机械等开始应用于种子科技,种子生物学研究向细胞水平微观层次和生理生化方向发展,该阶段是实验室(经典)种子科学发展阶段。1980年至今为现代,该阶段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物理、化学和其他边缘学科的渗透,为种子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现代种子科学研究有趋向多元和学科交叉的特点,这一阶段为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应用阶段。2.通过对国内外叁大数据库检索,对1950年至2009年种子科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明确了该阶段有关国家对种子科学的贡献,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得知,该阶段美国对种子科学发展的整体贡献最大,发表文献数比第2位的英国高出2倍多。中国排在日本之后居第4位,其后是德国、法国、丹麦。美国在1950年以后种子科学研究一直居领先位置,上世纪80年代后占绝对优势地位。中国在1985年以前一直处于最落后地位,至1999年首次超越丹麦后开始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有关种子科学的文献发表数量更是直线上升,2005年至今飞速超越德国、日本、英国居世界第2位。在国际上发表的文献数已与美国2004年发表数量相当。3.讨论了种子学科发展中存在的科研队伍不稳定、学科影响力小、没有真正的建立种子工程学科等问题,提出了自己对该学科的发展建议。主要观点有:一是种子科学需要连续性、深入性研究,呼唤终身种子科学家;二是种子科学与遗传育种学科分离后其影响力较小,需要建立学科组织,加强学科宣传、公关力度;叁是种子科学作为应用性学科不能只搞生物学等基础研究,要加快与信息、机械工程等学科的交叉,建立真正的种子工程学科。4.对国内外种子产业的种子市场容量、种子出口情况及世界规模企业发展情况有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比较分析,明确了世界种子产业的发展特征及趋势。在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研究中,通过对1989—2004年各大作物主产省区审定品种及2004—2007年的主要作物品种推广面积资料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对中国的种子科研状况、研发体系及品种贡献进行了评价。

杨涛[4]2011年在《建筑形态演进的科技动因》文中提出建筑是时代的载体,具有民族性,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中国人的建筑不该、更不可能西方化。民族的本性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要借助中国现代建筑得以体现:借助中国传统可以,但必须现代化;借助西方建筑也可行,但必须中国化。当代中国建筑缺失的是近现代以来一直没有探索到的,可以指引中国建筑在正确发展方向上前进的“新风格”。借鉴西方建筑的成功经验以解决中国建筑健康发展的问题,是本文写作的根本动机,探寻建筑形态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本文写作的目标。建筑形态演进追随科学技术进步的规律是建筑风格追随时代的理论、实践印证,这值得我们反思150年中国近现代建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片面重视形式问题,这一状况导致我们难以很好地做到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难以统筹兼顾的把握建筑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在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建筑技术的发展与建筑形态的演进关系密切。本文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干,以建筑技术、建筑形态为枝叶,构筑了一幅建筑形态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不断演进的美妙画卷。古代科技处于手工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人们的需求相对稳定,因而科技发展缓慢,建筑技术革新力度不大,建筑形态相对稳定。近代科学依靠科学实验来检验和发展科学理论,科学与技术逐步走向密切结合实现了两次技术革命。西方近代建筑借助新材料、新技术与新形式的应用,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对砖石结构体系的古典建筑的革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依靠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一大批新兴技术不断涌现。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趋势,使西方建筑迅速摆脱了旧技术的限制,探索着更新的材料和结构,特别是钢和钢筋混凝土的广泛采用,促使在建筑形式上开始摒弃了古典建筑的“永恒”范例,掀起了创新运动——现代建筑完成了对近代建筑的批判,并使建筑形态得以升华。当代,计算机参数化技术帮助建筑师设计和控制更高级、更复杂的几何形体。计算机已不再是简单的绘图工具,而是从最初的直觉行为转成由系统理论指导的理性应用,带给建筑更多形式上的可能性。借助计算机技术,当代建筑实现了形态由量变到质变的“大爆发”。几千年的建筑实践表明,传统中国虽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完备的建筑学科与建筑体系,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建筑具有自己独到的建筑定位,即以实用为主旨的中国传统建筑“器物论”。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科学精神的缺失,在西方Architecture的冲击下,中国建筑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盲目地接受西方Architecture的理念并把它当成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建筑发展应回归以人为本,风格当随时代。研究发现,西方建筑的发展演进中隐含着一条科学技术进步影响、制约建筑形态的内在规律,其建筑形态的演进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反观中国近现代以来建筑形态的发展,却主要走在模仿与追随的道路上,“固化”了中国建筑的风格。“风格”是果,不是因。中国现代建筑的“新风格”的真正来源是我们对当代中国人的建筑要求与中国当代状况的全面的、正确的研究与把握——既要做到以现代中国人为本,又要做到风格追随时代要求。

黄欣荣[5]2005年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尽管目前它仍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已被有些科学家誉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盛誉,主要是因为它在科学方法论上的突破。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在哲学上对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如还原论、整体论等)产生了重大冲击,其研究也采用了许多传统科学研究较少采用甚至被排斥的研究方法。复杂性科学方法论既是对传统科学方法论的重大挑战,也是对传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补充,并对复杂性科学自身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复杂性科学的总体特征是它不能完全用还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需要超越还原论,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整体论的复兴。然而,它也并非属于完全的整体论研究纲领,它同样需要超越整体论。因此,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复杂性科学是对传统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超越,要求在还原论和整体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要求在既发挥它们的长处又克服它们的弱点的基础上为复杂性科学创造新的方法论。为此,我们对复杂性科学与还原论、整体论的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复杂性科学的新方法论:融贯论,即把还原方法和整体方法融贯起来而创立的新的方法论,并在融贯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几条方法论原则。融贯论及其方法论原则不能停留在完全抽象的层次上,而应体现在复杂性科学的具体研究活动之中。本文从复杂性科学的具体文献中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复杂性科学中常用的六种科学方法,即隐喻、模型、数值、计算、虚拟和集成等,并对这六种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分析了它们在复杂性科学中的具体运用。这些方法在许多传统科学研究中不太使用或不太受到重视,但在复杂性科学中却占有重要的方法论地位,成为复杂性科学的几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徐继宁[6]2011年在《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建立是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职能创新的必然趋势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一种客观要求,也是现代工业化进程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对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从宏观的视角理解和阐释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的内容与特征、变迁路径及发展动力,从微观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入手,探究影响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进程的各种内外动因及其相互作用,展示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因素、时代背景乃至民族文化特质;以及它们与高等教育职能转换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论述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并由此而显示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探索英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大学-工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挖掘并寻求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合作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及经验教训;以期借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产学研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所以选择英国的大学,尤其是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发展作为研究目标,是由于它们在与工业的联系与合作上走过了一条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大学更为漫长、艰难和曲折的道路,更能深刻地反映出英国大学职能演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显示出英国传统大学特有的本质特征,折射出英国独有的民族特质和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正如朱镜人所说:“战后英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界的联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英国人固守重学轻术和重文轻理传统的‘顽固性’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中不多见。”1英国传统大学最初由服务于教会的职业教育转向崇尚人文化自由化的绅士教育,这种转变是英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是其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所决定的,它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之大,人们对于大学的功能,对于大学应培养绅士的观点追捧持续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造就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才仍被视为是牛津、剑桥等几所英国传统大学的一个最为与众不同的特色。通过对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纵向探索与横向描述,我们认为:100多年来的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的发展相对于英国大学800多年的发展历程算不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缓慢、曲折而渐进的过程,是由最初的疏离、冷漠的状态逐渐转变为今天积极主动寻求合作的状态。这一转变过程揭示了英国传统大学虽然饱受其自身文化传统的侵淫和熏陶,但每一次面对时代与社会发展需求,在自身生存、利益和发展的压力的驱使之下,在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之下,它们最终能够克服、冲破从而超越传统的约束和阻碍,走上与工业及社会合作的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传统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与工业合作的成功实践和进程中,英国传统大学实现了对自身古老传统的突破与超越,同时也说明了大学传统,伴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也会在一定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或转化、产生突破与创新;大学传统的阻碍或促进作用也会随之相互转化和作用的。但是,大学传统的转化与突破不是随意、偶然和轻易发生的,它们是在必要的和适当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刺激下才能发挥其促进的、阻碍的、继承的、创新的、超越的等等作用与功能的。对比英国的非传统大学,英国传统大学在与工业合作的道路上速度不算太快,步伐也不算太大,但它们却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同时,又始终坚守住了自己的大学传统和象牙塔精神。这种保守与开放、继承与创新的平衡正是每一所现代大学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境界。本文试图从历史视野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入手,运用历史文献法、因素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解析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过程和动因,对比分析了英国传统大学(英格兰大学和苏格兰大学)的各自独特的办学传统及其在与工业关系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迥异特征。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析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2、探究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内外部动因;3、展示剑桥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成功案例;4、对比英格兰、苏格兰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不同特征与历史根源,阐述大学传统的影响、意义及其局限作用;5、揭示高等教育职能的转变与大学-工业关系发展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叶立国[7]2010年在《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建及其哲学思考》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典科学逐渐走入困境,系统科学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并凸显其价值。国内外对系统科学众说纷纭,内外研究之间信息流通不畅,无法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促进整个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作为一种新的学科范式猛烈的冲击着经典科学的诸多方面内容,但是对之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相对匮乏。在该背景下,对国内外系统科学的内涵进行全面分析,以之为基础重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并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国内外系统科学内涵及理论体系的系统分析为基础,在融合中外合理性思想基础上,发展并重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进而对该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做具体论证。以对系统科学的探讨为基础,在范式理念下深入研究了系统科学的几个重要哲学问题:系统科学是否引发科学革命、系统科学的理论突破、世界观的转换和方法论内容的变革。为了从根本上全面领会系统科学的精髓,本文以“系统科学形成”的探讨引领全文。全文以系统科学相关文献综述为基础展开。对“系统科学的形成”从叁个方面进行分析:哲学思想为之提供形而上学基础;科学思想为之提供理论背景;在系统运动中,系统科学得以孕育生成。在“国内外观点的分析与比较”中,以系统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差异为标准,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各分为叁类。国内:静态集合论、动态集合论和重建论;国外:互补论、集合论和数学方法论。本文把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差异总结为六个方面:由于整体研究思路的差异(国外是从其他学科中来到其他学科中去,国内是从系统科学中来到其他学科中去)导致研究群体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学科关系、对系统科学功能的理解不同,另外,国外更为关注元系统科学范式与哲学基础的研究。比较之后本文提出“融合与发展”是加快国内外系统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从以下叁方面“重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其中,研究对象是存在和演化的系统间具有一般意义的关系性特征;研究任务可以总结为“探索对象系统→归纳关系性特征的一般性规律→建构理论与方法→控制和管理系统→探索对象系统”的反馈回路;学科性质可以概括为非“科学”性、中立科学性、建构论、弱经验科学性和问题指向性五个方面,以上学科性质使之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二、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构架。该体系包括核心系统和外部环境两部分,内外结构之间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叁、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微观结构。微观结构主要涉及系统科学的核心系统,包括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科学学科、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四个子系统,本文对每个子系统进行了具体阐述。相比于其他体系,该体系存在五个方面的创新: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非线性立体结构;核心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交融;系统科学哲学进入核心系统;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叁元划分;核心系统的叁阶层次性。在库恩范式理念指引下,本文对“系统科学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思考”:一、通过对范式概念的分析提出硬、软范式范畴,进而得出系统科学不构成硬范式转换,即科学革命,只构成软范式转换的观点;二、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系统科学的理论突破:建构论、跨学科、整体论、生成论和关系论;叁、把世界观的转换总结为五点:从构成论到生成论、从存在论到演化论、从实体论到关系论、从简单论到复杂论和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四、把方法论内容变革总结为四个方面:从获取理论知识到解决理论或现实问题的目标转变、从还原论到超越还原论的基本原则转变、实践论方法的引入及其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定性方法的引入及其地位的确立。随着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世界观和方法论日益形成,在理论层次,系统科学范式正在逐渐完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一、全面理解国内外系统科学观点;二、深入剖析系统科学国内外研究差异;叁、重新建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明确其核心思想和优势所在;四、提出系统科学不构成科学革命、只构成软范式转换的观点;五、系统总结系统科学的五大理论突破;六、全面理解系统科学范式的世界图景;七、揭示系统科学方法论内容的四大重要变革。本文属于基础性研究,论文的结束不是研究的结束而是研究的开始,结语中简要探讨了系统科学未来的几个重要研究问题,终点就是新的起点。笔者将以此为基础继续深入系统科学的相关研究。

黄晓虹[8]2002年在《回顾和展望》文中指出物理学科本身的发展对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制约着教材内容的选取。随着物理学科的发展,进入教材体系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同时与时代不适宜的内容也随之得以摒弃。因而物理学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时代性。 二十世纪经历了叁次大的教育改革,每一次教育改革的核心都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最重要的工作是教材编制,因此不同时期的教育改革都会波及到教材的编制。我国的国情比较特殊,解放后经历过几次社会动荡和变革。在世界教育改革的大浪潮下,我国的教育改革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原子物理学教材建设工作都有着自己的不同特色。 通过对五十年来我国物理教育中使用的典型原子物理学教材的比较,寻找这些教材在基本框架及基本内容的选取等方面的共同性规律及特色之处。 面向21世纪教材《新概念物理教程》量子物理卷无论是在教材的体系上还是在内容的选取上都有着很大程度的革新。它没有沿袭传统原子物理学教材以玻尔旧量子论和原子光谱为主线的模式,而是采用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语言来陈述。该教材在加强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更是把学科领域重大的发现和成果纳入其中,把与其它学科的互动和渗透也充实到教材中去,实现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此外,作者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教材中处处流露。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甚至灾难,人们需要人文精神来指引和确定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对我国50年来原子物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演变作系统的梳理,对未来的发展态势作出展望,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也使我的工作带有一定的挑战性。 新世纪的课程改革还呈现出课程人性化趋势、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加强道德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趋势、课程综合化的趋势、课程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趋势,这些必将影响到未来学科教材的编制。学科发展的未来态势也必定要在教材中反映出来。

宋凤刚[9]2007年在《ASTROD 1中的轨道计算与望远镜前指量研究》文中认为单航天器激光天文动力学空间计划ASTROD 1是激光天文动力学ASTROD的第一步,通过发射绕太阳的无拖曳航天器,通过与地面站进行深空激光测距的方法,精确探讨天文动力学,检测相对论与时空基本定律,改进探测引力波的灵敏度以及更准确地测定太阳、行星和小行星参数。本文主要利用牛顿定律,考虑了太阳、八大行星和冥王星、冥王星、月球和Ceres,Pallas,Vesta叁颗最大的小行星以及后牛顿效应,建立了简单行星历表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设计了ASTROD 1中2015年航天器的轨道,并计算了航天器的轨道精度。当航天器处于太阳背面附近时,地面站和航天器之间进行激光测距。由于此时地面站和航天器之间距离在2AU左右,为了成功的完成激光测距,本文确定了激光测距的时间,计算了望远镜的指向和望远镜的前指量,得到前指时间和前指角度分别为700秒和30角秒左右,并根据激光弥散斑和轨道精度之间的关系,判断航天器轨道精度是否满足航天任务的需要。另外,本论文也对ASTROD1中的航天器以及地面站作了简要介绍。

李占强[10]2014年在《中国制造业突破性技术创新机制案例研究》文中提出突破性技术创新是中国企业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发展日益依赖的技术创新方式,对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突破性技术创新是以一套完全不同的科学原理或工程原理为主要基础和主要驱动力,大幅度提升产品性能或创造全新产品,深刻影响现有市场、产业,或创造新市场、新产业,更好满足顾客需求的长期高风险技术商业化过程。而渐进性技术创新是在现有技术轨道内和技术范式下,通过累积性的持续技术改进实现技术创新,它是大多数企业采用和最常见的技术创新方式。与渐进性技术创新相比,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主要特性是:创新难度大、投入高、创新周期长、高收益、高风险、低成功率。绝大多数企业视突破性技术创新为畏途、避而远之,主要原因在于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到位,未能构建体现该规律本质的有效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机制。因此,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商业化的有效机制就成为贯穿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本文系统研究了突破性技术创新理论及相关理论,以制造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的主要因素及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商业化的有效机制,通过多案例研究及跨案例比较研究验证、完善、发展理论,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主要发现是:一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突破性技术、突破性营销、风险资本。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是企业系统、长期的整体协同活动,但上述叁个因素更具战略性和决定性。突破性技术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基础和根本动力,突破性营销主要解决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方向和市场实现问题,它常与突破性技术协同发展,风险资本是主要投资高风险高收益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二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主要中介因素是突破性产品和商业模式。突破性产品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通过向顾客成功销售它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价值,从而获得创新成功。商业模式是高效率地发现、创造、传递和回收突破性技术创新价值的商业系统。突破性产品主要承载突破性技术创新中隐含的技术开发逻辑链,商业模式主要承载突破性技术创新中隐含的商业逻辑链。突破性产品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物化中介,商业模式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商业化中介。突破性产品和商业模式在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突破性技术开发逻辑链与商业逻辑链的互动、协同、冲突等推进突破性技术创新机制形成,从而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叁是在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突破性技术、突破性营销和风险资本推进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并通过突破性产品及其商业模式的中介作用影响创新绩效,在它们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商业化机制,该机制是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发展的有效机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一是构建了突破性技术创新机制的整合逻辑框架,认为在突破性技术创新中核心技术、支撑技术、互补技术共生发展,为深入研究和提高突破性技术创新商业化成功率提供了理论和行动指南。二是将商业模式解构为相互作用的内部价值创造系统模块、供应商价值创造系统模块、顾客价值创造系统模块、外部互补价值创造模块,商业模式是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重要中介机制之一。叁是将突破性营销能力解构为领先用户开发能力、突破性价值传递能力和创新性市场开发能力,应重点发展此叁种能力加速突破性营销能力成长。

参考文献:

[1]. 激光物理的创立及早期的发展[D]. 姚润丰.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2].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D]. 王言法. 山东大学. 2011

[3]. 国内外种子科学与产业发展比较研究[D]. 成广雷. 山东农业大学. 2009

[4]. 建筑形态演进的科技动因[D]. 杨涛. 天津大学. 2011

[5].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D]. 黄欣荣. 清华大学. 2005

[6]. 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D]. 徐继宁. 苏州大学. 2011

[7]. 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建及其哲学思考[D]. 叶立国. 南京大学. 2010

[8]. 回顾和展望[D]. 黄晓虹. 浙江师范大学. 2002

[9]. ASTROD 1中的轨道计算与望远镜前指量研究[D]. 宋凤刚.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云南天文台). 2007

[10]. 中国制造业突破性技术创新机制案例研究[D]. 李占强. 南开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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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物理的创立及早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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