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利益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社会日益加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而言，在诸如安全、国家间关系的内容、国家主权的运行、地缘经济与政治因素、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和平与发展的态势等问题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需要人们进行重新审视。本文主要讨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护。
一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中，虽然在国际利益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有人甚至认为国家利益已经过时。但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实世界上，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的根源。离开国家利益就无法认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如何认证与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工作中的核心问题。只有明确哪些是国家利益，哪些不是国家利益，哪些是主要的国家利益，哪些是次要的国家利益，哪些是根本的国家利益，哪些是非根本的国家利益，才能很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国家利益是不断变化的，对其的认证与维护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在主权国家出现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国家间的联系远不如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基本上取决于内部环境与条件，国家利益因而更多地植根于内部，国家只将领土安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政权体系的巩固等作为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其中国家权力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国家利益中的关键因素。正如西方政治现实主义者所言，权力是国家利益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汉斯·摩根索讲：利益的概念委实是政治的精髓，它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而这种利益是由权力所规定的。西方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之所以权力是国际社会的最终仲裁人，因为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上面没有更高的法律和政治权威，即国际范围内尚不存在像大多数国内政治体系那样的解决冲突的机构和程序。
显然，上述观点已经不再适应于全球化时代了。全球化使规定国家利益的因素大大增加了，除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力量、技术水平、人口、自然资源、地理因素、政府形式、政治领导等因素外，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主要国家内政外交的变化、众多的国际条约与协定、某一地区的政治争端或经济风波、国际经济分工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新资源新产品新市场的发现、新技术的发明与产业化、资本的国际流向、跨国公司的动向等外部因素成为国家利益中的重大变数。外部因素对国家利益影响作用的上升，使国家利益极富弹性。某些外部因素可能大大有利于国家利益，使国家得到了额外收获；某些外部因素也可能使国家利益大为受损。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管理层要正确估量外部环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积极谋求最大化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实力博弈”原则已经过时。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与国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受一系列的条约、协议、机制、国际性规则约束的，即国家间关系存在着众多的法理基础。所以，一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获取某些利益，必须使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诸如借助国际规范、国家间达成的正式协议或条约、积极有效的外交谈判、建设性对话、调整内外政策等，来谋求自身利益。
二
在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传统上，一国的安全主要被视为军事安全、国防完全，即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占领，维护本国领土完整。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但在今天，军事威胁、武装入侵、领土被占的可能性降低，而国家经济发展、资本的安全收益、市场份额、技术状况、资源供应、贸易格局、信息资源、人才资源等导致的经济安全十分突出。维护这种性质的国家安全利益用赤裸裸的军事权力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因小失大。全球化背景下的武力更多地是一种威慑力量，是施加给对方的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一国试图通过扩张领土、军事征服而获取利益只能丧失更大的利益。西方有人认为，如今的国家是“虚体国家”(Virtnal State)，对这种国家来说，近现代那种纯粹的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领土扩张观念已不合时宜，因为随着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国际经济日趋一体化，衡量一国实力的不再主要是一国疆域大小，而是其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和在国际分工与协作中所处的地位。
可见，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力量正在取代国家权力特别是政治和军事权力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正如地缘经济学家所断言的，未来国家间的冲突将是经济冲突，地缘经济学必将代替地缘政治学。在地缘经济学中，资本是火力，对市场的渗透取代了国外的基地和驻军，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因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是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这也意味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技术先进、资本雄厚、应变能力强的国家是福音，它可以借助市场力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军事手段无法得到的东西；而对那些技术落后、过分依赖世界市场、经济结构不合理、外汇储备不足、金融证券市场过度开放的国家来讲，其安全利益包含着巨大的忧患，一旦不慎，将会为全球化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还使科学技术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成为国家安全利益中的新内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科学技术，高科技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和支柱产业，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将在21世纪的竞争中获胜。因而，各主要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展开了激烈较量，各国竞相出台科技发展计划，花费巨资进行高科技的研究。那些对人类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新尖技术无疑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着科技和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人类正进入信息时代，各国纷纷筹建“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产业。鉴于信息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此，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国家将视其为安全利益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大力开发信息资源，筹组信息产业，另一方面必将对信息进行严格管理。生态环境的恶化正在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一些国家为了谋求私利，无视他国利益，将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转向他国，更有甚者将生活垃圾、工业废品越境转移，对他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威胁，因而生态环境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之内。
三
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意识形态的因素下降，文化因素上升。意识形态被解释为国家利益有悠久的历史，其较早形式是宗教信仰，历史上曾爆发过不少宗教战争。从近代以后，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信念被解释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欧美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曾为不同政治理念进行过激烈的明争暗斗。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展开了全球较量，使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意识形态似乎成为国家利益中神圣不可动摇的因素。苏联发誓要将全球资本主义消灭干净，美国则视共产主义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天敌。但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各国放弃那种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主张，放弃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立场。很难设想全球化会存续于一个意识形态强烈对抗、世界由此而严重分裂的状态中。因此，以冷战结束为契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下降。当然，这并非西方学者所言的“意识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只是说明，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利益显然居于次要地位。实际上，冷战的结束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某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动，美国便将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推广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以过时的冷战思维指导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动荡与不安，给全球化涂上更多的西方化色彩，但最终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当意识形态衰落之际，被称为“软权力”的文化成为国家利益构成中的亮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文化之所以成为国家利益构成中的亮点，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换言之，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养料，国家自然要在对外关系中考虑文化利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反过来又加深了国家的文化保护意识。
关于文化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美国学者麦哲(M·J·Mazarr)概括了四种模式。模式1：文化是决定国家、民族和个人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有些文化，相比其他文化能够更好地为成功提供保证；模式2：文化透镜和信仰体系长期强烈地、既个体又集体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通常还决定着人们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的选择；模式3：文化可用作设计关于社会、经济和军事的结构与机构的宏伟蓝图，从而对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家庭中的行为和前途产生强烈的影响；模式4：文化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构架、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国际冲突的原因。（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第14～15页。）这里，麦哲概括的第四种模式的代表便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今日世界上，断言文明、文化间的冲突将是国际政治最主要的冲突显然言过其实，但由于国家都以特定民族文化为根基，都视本国文化为至尊，文化步入国际关系，被看作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显然也是自然而然的。
文化之为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境遇不同。一般而言，从西方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民族国家主要从国家的独立、民族传统的保持、民族精神的振兴来理解文化利益。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以其文化作为推行对外战略的手段，实施文化殖民主义。例如，美国就十分重视文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认为“没有文化方面的考虑，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是有效的”。（注：罗伯特·布路姆：《美国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美国对外事务中文化方面考虑的实质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学习美国的制度和“哲学”，最终实现“美国世纪”。从世界政治的现实及不同国家的文化倾向看，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正在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推行文化侵略，使许多民族的本土文化渐趋衰败甚至消亡。这也正是全球化现实进程中的悲剧之一，因为现实的全球化并非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地携手共进，而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平衡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西方文化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试图吞噬其他文化，实现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另一方面发展中的民族国家面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袭，势必要进行抗争，并将其民族文化上升到国家利益高度加以保护。这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矛盾的焦点是：未来世界是全球化还是西方化，是文化的多元共存还是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
四
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使外交事务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外交质量的高低对维护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外交质量是指一国外交工作的优劣程度。如果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达到甚至远远超出了预期的目标，获得了较大收益，就说明外交质量高；反之，如果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没有达到预定目标甚或适得其反，损害了自身形象和利益，则说明外交质量低。高质量的外交使弱国不弱，低质量的外交使强国被动，受损。所以，如何提高外交质量以维护国家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般而言，一国的外交总是在特定的客观背景和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一国的外交也总是在自身客观状况、客观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提高外交质量就是在诸多客观环境、客观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简单地讲，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从理论认识层面必须要对国际大势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是提高外交质量的前提。国家只有及时准确地把握住国际关系变动的总体脉搏，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相反，如果对国际局势的走向没有明晰的认识，逆流而动，必须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
2、从操作层面要讲究外交的艺术性，将外交目的的明确性、一致性与手段的可变性、多样性结合起来，将对外战略与策略结合起来，将对外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
3、从人的层面讲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外交队伍。全球化背景下的外交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活动和一般性交往，而是事关重大的专业性极强、内容极丰富的复杂活动，对外交人员有极高的要求。外交人员除了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相应的法律知识和外交技巧，并长于辞令、代表国家与外界交往、传播友谊外，更重要的应具备渊博的知识，掌握国际动态，捕捉国际信息；能在纷繁复杂的问题堆中理清头绪，抓住实质；能高瞻远瞩，将国家根本利益与非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4、有效利用各种外交形式。与外交作用的大大提高相适应，全球化时代外交的形式名目繁多，有首脑外交、特使外交、经济外交、多边外交、穿梭外交、联合国外交、电话热线外交、定期与不定期外交、预防外交等。国家应该选择便利、有效的外交形式和途径提高外交质量，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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