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兢撰《贞观政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贞观论文,政要论文,论吴兢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兢所撰《贞观政要》很有历史价值。近年来有些学者发表了一些有关论著，我读了颇受启发，现在读读个人的看法，请方家指正。
一、吴兢撰书的年代
吴兢撰《贞观政要》（以下简称《政要》）及呈书于帝的年代，史无明文记载。近些年来，我国学者有种种推断。我个人认为，吴兢写书的年代是在开元八年至十四年间，再迟也不超过开元十七年；呈书于唐玄宗的时间，大约是在开元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之前。
《政要》前题“康卫慰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吴兢撰”。吴兢何时兼此二职？《旧唐书·吴兢传》载：“开元三年服阕，……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左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新唐书·吴兢传》载：“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吴兢驰驿取进梓宫。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终丧，为太子左庶子。开元十三年……”据此可知，吴兢于开元三年为谏议大夫，复修史，不久兼修文馆学士，开元十三年已为太子左庶子；十三年前服父丧，按制为三年，则其服丧大约在开元十年至十三年间；开元三年至十年间，还曾为卫尉少卿，其任期可能在开元七年至十年间。另外，吴兢于开元六年还曾被任为著作郎。〔1〕。
吴兢曾参与校四部书。据《新唐书·马怀素传》，马怀素死后，由元行冲负责校四部书的工作，“（开元）八年，《四录》成，上之”；《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可以推知，校四部书之事，承担具体工作者于开元八年已完成任务，元行冲于开元九年总其成，然后呈进；还可推知，参加校书的吴兢自开元八年始，已有时间编写《政要》。
《政要》的《序》文提到：“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爱命不才，备加甄录。”经历来学者考证，已知所谓“侍中安阳公”乃源乾曜，所谓“中书令河东公”乃张嘉贞。
源乾曜，于开元八年五月“迁侍中”，十七年夏“停兼侍中”，其秋“封安阳郡公”，十九年冬卒。〔2〕张嘉贞， 开元八年五月“迁中书令”，十一年一月出为幽州刺史，“累封河东候”，十七年秋卒。〔3〕源、张两人于开元八年五月同时为相，历时三年， 其命吴兢编撰《政要》当在此时，而且很可能始于开元八年，因为吴兢这时已完成了参校四部书的任务。
吴兢于开元八年至十年，可以致力于撰书；于开元十年至十三年间服丧，更可继续撰写工作。他有这五年时间，加之以往居于史馆，对贞观史事“莫不成诵在心”，以及参修本朝实录和私修唐史的良好基础，又得到两位良相的鼓励和支持，还有史馆提供的优越的工作条件；本人年五十，精力充沛，学识成熟，很可能已基本上完成《政要》的初稿。
《四库全书总目》将《政要》与《唐书》、《通鉴》的纪事进行比较，发现一些牾，从而得出结论：“史称（吴）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4〕此书盖出耄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5〕即推言《政要》乃吴兢年老时所作，换句话说，乃天宝年间所作〔6〕。他们忽视了考证吴兢写出年代的基本材料，只见树叶而不见主干，显然错误。
二、吴兢撰书的旨趣
吴兢撰《政要》，受源、张两相之命“备加甄录”，只是一个外因；而其内因则是，他本人主动、积极、用心写书，旨在讽谏。
开元中期，吴兢正当五六十岁，学识、阅世、政治生活都已成熟的年华。他于武则天圣历二年至长安二年间，由魏元忠推荐， 直史馆〔7〕，长安三年参与修国史〔8〕，到了编撰《政要》之时， 已有了二十年的治史经验，尤其对唐史有丰富的学识。
吴兢既治史，又从政。他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关心历史的命运。撰《政要》之前，他上过《上中宗皇帝疏》、《谏畋猎表》、《乞典郡表》等，已过问政治，表现了积极问政的态度。
大约于开元八年，吴兢呈进了《上玄宗皇帝纳谏疏》〔9〕。 疏文有“陛下初即位，犹有褚元量、张延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数上疏争时政得失”之语，今查两《唐书》有关人物的传记，知是指开元初期之事，可见吴兢言之有据。疏文“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这似乎与开元八年宋璟“罢知政事”有关。宋璟是个“耿介”、“当官正色”的人。开元初期多次奏谏，态度坚执，颇得玄宗赞赏。其“罢知政事”，表面看来，是因他严格执法，“颇招士庶所怨”所致；然猜测内情，可能与其奏谏“再三坚执”不无关系。“再三坚执”，岂不惹恼了皇帝？多次奏谏，也易引起皇帝厌烦。于是，可能玄宗借个机会，给以一点颜色。这样，鉴貌辨色的官场人物，立即敏感而谨慎从事，于是“谏者顿少”。
开元八年以后，唐玄宗对于谏者多凭已意好恶而处之。如：开元十二年，玄宗宠用搜刮民财的能手宇文融，群情“多言烦扰”。玄宗命群臣议，多有附融者，杨玚独与尽理争之，认为“括客免税， 不利居人。”不久，杨“出为华州刺史”。这显然是因不合君意而被外放。再如：在开元众相中，以直臣著称的韩休、张九龄，起初奏谏往往如愿，后来便逐渐失意，相继于开元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罢了相。
吴兢此疏强调“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对待谏诤的纳或弃的态度，是鉴别君主明智与昏暗的重要准则；举出隋炀帝“骄矜自负”，“讳亡
谏”，黜诛直臣而致亡，唐太宗“好悦至言”，虚怀招谏，纳谏用贤而兴业之史例；并要求玄宗遵太宗之道，“与圣祖继美”。
对于吴兢的为人治学及其建议玄宗纳谏的情况，对于其《上玄宗皇帝纳谏疏》所提贞观故事的内容，源、张两相自然有知。他俩命其编撰《政要》，必然考虑到发挥其关心时政、积极进谏的精神，调动其熟知贞观故事而能制作史镜的长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一方命令编撰，一方欣然受命，编写工作立即上马，而且坚持下去，至于写成。
撰《政要》期间，是吴兢治史从政的高潮时期。他此时一方面尽心竭力写书，一方面仍然关心时政。他对张说为人为政总体评价颇高。但对张说为相期间（开元九年至十四年）一些迎合玄宗的建议，通过上疏以示反对，明讽暗刺或旁敲侧击。
开元十三年冬，玄宗“东封泰山”。这是一次粉饰太平显示盛世的大举动。事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受诏“撰东封仪注”，又卖弄文笔撰《封禅坛颂》“以纪圣德”〔11〕。而吴兢却不随张说去“纪圣德”，偏要抓住玄宗封泰山“道中数驰射为乐”做起文章来，上了《谏东封不宜射猎疏》〔12〕，指出玄宗“行经数州，屡以畋猎为事，伏恐外荒之攸渐成，非致理之所致。”要求“罢此游畋之事”，还建议玄宗“博选识达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这显然是以“谏射猎”，与张说“纪圣德”唱反调，两者对于玄宗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的态度迥然不同，一是助长骄侈之风，一是要求戒骄戒侈。
开元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毁坏端门的鸱吻，都城门等及寺观鸱吻也多半刮落。玄宗为此招谏。吴兢呈上《大风陈得失疏》〔13〕，说这种灾害乃“阴侵于阳”所致，认为“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又指出这时有“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兢弥广”等问题存在，实是“庶政之阙”。故他提出“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等八点改进的借施。〔14〕其要点仍然是，要求玄宗戒骄戒侈，以及去奸用贤。此疏被玄宗冷淡处之。
这年，张说虽因有污点于四月罢了相，但还得到“在家修史”的待遇〔15〕。吴兢于这年七月十六日上了《请总成国史奏》〔16〕，诉说自己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事，撰《唐书》及《唐春秋》“未就”，提出续撰的要求。玄宗诏令吴兢“就集贤院论次”。大臣对张说在家修史提出意见，上奏“国史不容在外”。玄宗乃“诏兢等赴馆撰录”。〔17〕
开元十七年，吴兢被出放为荆州司马，随身带着史稿，立即被索回稿子。他为何出放为荆州司马？史稿的质量如何？各家记载颇有异词。谁言其“书事不实”〔18〕并使其被贬的呢？最大的可能性是张说。因张说与吴兢素来存在嫌隙，今又同在史馆修国史，难免不发生新的矛盾；张说虽然一度罢相致仕，但仍然受到玄宗的重视和信任，特别是开元十七年复出，大为荣宠〔19〕。他此时对吴兢找个岔子，踢一脚，不会做不出来的，甚至就在证魏元忠反问题上做翻案文章也是有可能的。
按《贞观政要序》“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及源乾曜开元十七年秋才封为安阳郡公的情况来看，《序》文有可能写于是年秋后，还可能在写《序》之时，写了《上贞观政要表》，呈于玄宗皇帝。
吴兢呈书，希望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此时此刻，思想和作风上已滋长了骄侈的玄宗，对于《表》文“用贤纳谏之美”、“用备劝戒”等语，恐怕不仅听不进去，而且会产生反感；久有宿怨而时正荣宠的张说，更不会支持吴兢，倒是有可能出个坏招。于是，《政要》遭了冷遇。
《表文》“昔殷汤不为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吴兢满腔的热情被泼了凉水，善良的愿望成了自酿的苦酒。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玄宗还让吴兢做官，但那还有多大意思？他的心冷了，从此再不向玄宗进谏什么，因为直谏又有何用，像韩休、张九龄那样位居宰相说话响的直臣，尚且被冷遇和贬官，何况人微言轻的吴兢呢！史称吴兢晚年老衰“意犹愿还史职”，我想，他本人定会有此想法，也会有所流露，但他并没有向玄宗上表请求。至今我们只见到他的《请总成国史表》，还未觉察他写过请还史职的蛛丝马迹。
大约自开元八年夏至于十七年秋后的十年间，吴兢以其成熟的年华，满腔的热忱，丰富的阅历，卓越的学识，自《上玄宗皇帝纳谏疏》而《谏十铨试人表》、《谏东封不宜射猎疏》、《大风陈得失疏》，再《上贞观政要表》，以关心社会，关心时政，劝谏玄宗，充分表现出一个政治人物的社会责任心；自欣然命笔写《政要》，至于《上政要表》，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和史学使命感。
三、吴兢之书的要旨
《政要》的要旨，与吴兢撰书的旨趣（讽谏）颇为合拍。此书既不是一般的历史书，也不是政治史或政治性著作，而是历史人物政治思想言行录，通过总结贞观年间君臣为政之道和思想作风的具体史实，强调戒骄奢、倡恭俭、任贤纳谏等为主要旨趣，这样的政治思想教育性质的书；它深刻地指明了戒骄戒奢、恭俭爱民、任贤纳谏，与骄纵淫侈、横暴残民、拒谏用奸，是正反两种思想和作风，从而导致治乱兴亡的不同结局。
《政要》共十卷四十篇，篇题既不是按人物，也不是按编年，而是以小专题为名，强调的是戒骄戒奢，任贤纳谏，恭俭爱民，慎终为始，以史为鉴五方面的要旨与要求。
此书第一卷《君道》、《政体》两篇，是全书的纲领，提出了为政之道的几个要点和要求。首先提出了戒骄戒奢和恭俭爱民。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正其身”，不可“嗜欲”、“纵逸”、以“扰生民”；应当“戒奢以俭”、“纳谏用贤”；必须“先存百姓”，明确“载舟覆舟”之理；明确“守成则难”，才能慎终如始。魏征提出的“十思”，可说是贞观君臣提出思想认识的具体要求。〔20〕
任贤纳谏，是第二、三卷《任贤》、《求谏》、《纳谏》、《君臣谏戒》、《择官》诸篇的要点。
任贤，是唐太宗之能事。他对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八位在政治上各有建树和特点的文武大臣，了解其为人为政，加以信任和重用，可谓知人善任〔21〕。如：魏征原为太子洗马，显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曾劝建成“早为之谋”。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干掉了太子建成而信用魏征，君臣相处无间，臣直谏，君纳谏，影响所及，一时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
教戒皇家子弟，是《政要》第四卷《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诸篇的主题。其思想内容是，对皇家子弟这个封建贵族的特殊阶层，要求安份守己，戒骄戒奢，期望有好的“继世守文之君”〔22〕
伦理道德的修养，是《政要》第五卷《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诸篇的主题。要求“以仁主为治”〔23〕，表彰忠义、孝友之士〔24〕，意在要求君臣皆“先正其身”，做出好样子来，达到“国祚延长”的目的。要求以“公平正直”为治，反对“任情以轻重”〔25〕。要求以“诚信”为人为政，反对“诈道”〔26〕。
恭俭与骄奢，正反两方面的一些具体表现与要求，是《政要》第六卷《俭约》、《谦让》、《仁恻》、《慎所言》、《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诸篇的主题。要求做到恭俭、而反对骄奢。
贞观君臣以秦始皇、隋炀帝的骄奢为戒，认识到“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当时岑文本、戴胄、温彦博、魏征等都较为俭约。魏征“宅内，先无正堂”〔27〕，病后才由太宗命为营构。
唐太宗首先提倡谦恭。魏征提出守“常谦常惧之道”的观点。孔颖达认为，是否谦恭，关系兴亡。〔28〕
唐太宗有时诘难谏者。刘洎认为，这“恐非”诱进直言之道，“太宗“当即改之”〔29〕。
重视思想文化教育，是《政要》第七卷《崇儒学》、《文史》、《礼乐》诸篇的主题，旨在争取有益于社会风气。
政法、贡赋，政务种种，思想上应注意的要点和作风，乃《政要》第八卷《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辨兴亡》诸篇的主题。它不谈种种政务的具体问题，只讲究有关的思想和作风，即：以农为本，勿夺农时〔30〕；慎于刑法，要求平实〔31〕；慎于法令，不妄赦以惠奸〔32〕；恶行贿之技，戒贪贿之弊〔33〕，安民而不扰民〔34〕。
慎战安边，而不扰民，乃《政要》第九卷《征伐》、《安边》的主题思想，贞观君臣慎于战争，不好兴师动众，更不穷兵赎武。认识到“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35〕。对于周边各族或邻国，以“和”及“抚”为主〔36〕。
毋好行幸，畋猎，慎于对待灾祥，乃《政要》第十卷《行幸》、《畋猎》、《灾祥》三篇的主题思想。
慎终为始，是《政要》最后的寄语，全书始终贯彻“慎始敬终”或“慎终如始”的要点。贞观十年前后，天下已较为安定之时，唐太宗露出了骄奢的苗头。魏征及时上了《谏渐不克终疏》，指出古今帝王往往善始而不慎终，说太宗存在“渐不克终”十条，如“傲满滋长，纵欲享乐，待谏欠诚，用人欠妥，忽于民生，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认为君主应当“思而改之”，慎终如始。太宗反复思考，觉得有理，乃将其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司”〔37〕。
以史为鉴，是贞观君臣始终注意的一个思想认识，也是《政要》始终贯彻的要点之一。贞观君臣多以隋炀帝失误为戒，也常提到自古以来尤其是秦汉帝王的得失成败。魏征在《谏渐不克终疏》中，开首就谈到自古帝王多不克终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君主专制和私欲是骄奢的根源。这是封建帝王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
依据《政要》的要点，可以有理由说，“贞观政要”只是此书的简称，全称似以“贞观时代政治思想要旨”较为贴切。
四、吴兢之书的意义
《政要》以其政治思想上深刻的旨意，丰富了传统史学和传统文化，激励着古今人们重视为人为政的思想和作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政要》对贞观时期的历史是很好的总结。在吴兢生活的年代，对贞观时期那段历史，无论史馆，还是个人，主要是在编修或删改实录，或是按纪传体与编年体写国史；像吴兢这样抓住贞观时期具有特色的意义重大的政治思想问题上几个要点，写成专著，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吴兢不仅抓问题很有特色，写得也实在可靠，无曲笔，无饰词，经得起推敲，常为后世史学家参考引用。
《政要》对贞观时期政治思想的总结，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刘呴等编《旧唐书》，欧阳修等撰《新唐书》，自然主要是以唐朝的实录国史及《魏公故事》等等为据，但也会参考《政要》的。两《唐书》评贞观君臣多与《政要》一致，只是不如《政要》那么集中、鲜明和深刻。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述唐太宗修身为政之道，显然受了《政要》的影响，与其要旨完全一致；同时又以其编年体的特点按时间线索记述政治史，尤其精心于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
《通鉴》写贞观初年的历史，突出了唐太宗择任贤能、招谏纳言、戒骄戒奢、恭俭爱民的思想和作风。接着写唐太宗的思想和作风前后逐渐发生变化。贞观六年，魏征谏言有“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之词，唐太宗笑而承认“诚有此事”〔38〕。贞观八年，中牟丞皇甫参谏“劳人”、“厚敛”，唐太宗怒了，“欲治其讪谤之罪”，赖魏征力谏才罢〔39〕。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作飞山宫”，魏征于四月上疏提到帝王“善始者多，克终者少”，“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建议唐太宗“十思”〔40〕。五月上疏又谏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贞观君臣讨论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取得了共识。魏征又于贞观十三年五月上疏，指出唐太宗“渐不克终者十条”〔41〕，要求他深思之。《通鉴》又写唐太宗晚年思想与作风上的毛病已很明显，思想上骄矜了，对谏者“面加穷诘”，“轻物骄人”；赏罚有时失当了，“微文以喜怒有所高下”〔42〕；生活贪图享受了，嫌翠微宫“险隘”，而命令“营玉华宫”，“所费已巨万计”〔43〕；甚至好大喜功了，自贞观八年至二十二年，一再拒谏，兴伐高丽之师。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房玄龄病笃，谏伐高丽，加之征伐不利，唐太宗才深受感触。九月，薛万彻等“伐高丽还”〔44〕。
《通鉴》与《政要》一样，写了唐太宗善始而有渐不克终之虞，只因他在思想变化中尚能保持一线任贤纳谏之风度，故虽然历经曲折，还能维持至终。两书实际是在告戒人们：守成难，并非虚语；慎终如始，有着严肃的实践意义。
其次，《政要》是对唐玄宗适时的进谏。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思想与作风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开元初年戒骄戒奢，任贤纳谏，恭俭爱民；开元中期至于天宝年间，逐渐骄纵了，荒淫了，信奸拒谏了。吴兢于开元中期写成《政要》，继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谨随表奉进，望纾天鉴，择善而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这是以书代言，希望玄宗以贞观历史为鉴，也可谓具体的进谏内容。
但吴兢的这个用意，似乎没有引起两《唐书》作者的注意。《旧唐书》评唐玄宗晚年“政刑纰缪”，乃“用人之失”〔45〕。《新唐书》评唐玄宗，主要是抓住“女子之祸”〔46〕做文章。
《通鉴》写唐玄宗思想与作风的转变，与吴兢的观点颇为吻合。它写开元初期唐玄宗任贤纳谏、戒骄戒奢，并对其提倡节俭，敕令“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绵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感慨而论；“明皇（即玄宗）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47〕。然写到开元十二年玄宗用宇文融搜刮民财，“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则有“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48〕之笔。写到开元十四年东封泰山毕，玄宗赏赐群臣，不听张九龄之谏，重赏张说等鼓吹封禅的一派，乃有“由是中外怨之”之笔。写到玄宗拒谏而命师讨伐吐著，便有“上由是益事边功”之笔。写到开元十七年玄宗宠用宇文融征收财赋，“始广置诸使，竟为聚敛”，则有这样一笔：“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写到开元十八、十九年，玄宗“颇宠任宦官”，“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受“宠幸”，则说宦官“势倾中外”〔49〕。这些说明，开元中期玄宗已逐渐骄矜、奢侈了；拒谏、用奸了，好大喜功了，思想与作风已明显地开始变化。可见此与吴兢撰《政要》与《上书表》的时间和看法，颇为合拍。《通鉴》还写，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罢斥张九龄，重用李林甫，使得开元政治风气由群臣直谏至于噤若寒蝉，于是用了“（群臣）容身保位，无复直言”〔50〕之笔。
吴兢的《政要》和《上书表》，针对开元前中期唐玄宗的思想与作风，作了深意的讽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马光的《通鉴》则对此时唐玄宗为人为政之道的转变，作了篇要而准确的叙述和总结，印证了吴兢独运的匠心。
再次，《政要》为后世为政者提供了有益的教本。唐文宗曾立意学习《政要》所写唐太宗的为政之风〔51〕，元、明、清的皇帝往往将《政要》当作以史为鉴的课本。大约一千年前，《政要》已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为其所重视。元代戈直盛称《政要》是写唐太宗“嘉言善行，良法美政”的编类之书，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的美德值得后世帝王学习。又说，《政要》为后世君主所重视，“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议论，景仰而效法焉”〔52〕。此言有据。《四库全书总目》说，《政要》所写唐太宗“良法善政，嘉言微行”，“洵足以资法鉴”，“故《中兴书目》称历代宝传，至今无阙”。此非妄言。
总之，吴兢于开元中期写《贞观政要》乃适时之需，有讽谏之旨；其书，不仅古时以为“宝书”，如今也可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书旨乃优良的文化传统，通过批判继承，有益于今人加强为人为政之道的修养。
注释：
〔1〕参见《全唐文》卷251《授吴兢著作郎制》。
〔2〕见《旧唐书·源乾曜传》。
〔3〕见《旧唐书·张嘉贞传》。
〔4〕引文见《新唐书·吴兢传》。
〔5〕《四库全书总目》卷51。
〔6〕参见《旧唐书》之《则天纪、》《魏元忠传》、《吴兢传》。
〔7〕按：吴兢卒于天宝八年，年八十。
〔8〕参见《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
〔9〕见《全唐文》卷298。《新唐书·吴兢传》将此疏文置于“玄宗初立”、吴兢母丧和拜谏议大夫之前，显然欠妥。
〔10〕见《旧唐书·杨传》、《通鉴》卷212。
〔11〕《旧唐书·张说传》。
〔12〕见《全唐文》卷298。
〔13〕见《全唐文》卷298。
〔14〕见《新唐书·吴兢传》及《全唐文》卷298。
〔15〕《新唐书·张说传》。
〔16〕见《全唐文》卷298。
〔17〕《新唐书·吴兢传》。
〔18〕《新唐书·吴兢传》。
〔19〕参考《新唐书·张说传》。
〔20〕均见《君道》、《政体》。
〔21〕见《任贤》。
〔22〕《教戒太子诸王》。
〔23〕《仁义》。
〔24〕《忠义》、《孝友》。
〔25〕《公平》。
〔26〕《诚信》。
〔27〕《俭约》。
〔28〕见《谦让》。
〔29〕《悔过》。
〔30〕见《务农》。
〔31〕见《刑法》。
〔32〕见《赦令》。
〔33〕见《贡赋》。
〔34〕见《辨兴亡》。
〔35〕《征伐》。
〔36〕《安边》。
〔37〕《慎终》。
〔38〕〔39〕〔40〕《通鉴》卷一九四。
〔41〕《通鉴》卷一九六。
〔42〕《通鉴》卷一九七。
〔43〕《通鉴》卷一九八。
〔44〕《通鉴》卷一九九。
〔45〕见《旧唐书·玄宗纪·论》。
〔46〕见《新唐书·玄宗纪·赞》。
〔47〕《通鉴》卷二一一。
〔48〕《通鉴》卷二一二。
〔49〕以上引文均见《通鉴》卷二一三。
〔50〕《通鉴》卷二一四。
〔51〕参见《新唐书·文宗纪·赞》。
〔52〕戈直：《贞观政要集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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