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其他后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共产主义论文,社会学论文,与其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外学术文献，传媒中普遍用“西方化”一词描述俄罗斯和其他后共产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的过程。本文将讨论该术语的适用性及相应概念对东欧的有效性。二战以来，西方对描述第三世界解放与有集权经历的某些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已有详尽研究。 到90年代这些理论已相当完善甚至还稍有过时之感。
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崩溃激起了对“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重新关注，还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现代化的范型
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假设是，若一国具有下述特征便可考虑为“现代化”国家：1.高度工业化；2.国内生产总值高且有广泛使用无机能源的稳定的经济发展；3.相信理性科学知识是进步的基础（有时要与广泛考虑环保相结合）；4.食品与消费工业品丰富；5.高标准、高质量的生活；6.行政管理和政治结构日益不受个人影响并由精英阶层来领导；7.主要受雇于工业、科学与服务业的成员高度机动性、发达的专业结构与学科结构；8.有对政治生活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市民社会活动家；9.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存在庞大的“中产阶级”等等。这就是说，“现代化程度”是集技术、经济、社会、政治与心理于一体的多维复合现象，而现代化则是上述诸方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有阶级性的时间内发生的革命性、系统性、互相关连变化的复杂复合过程。这些变化如不协调，就会受到惩罚，发生社会政治变乱。此外，这些过程具有全球性、渐进性和不可逆转性，因为长期痛苦的创新必将改善人们的物质社会文化生活。不过关于过程的全球性与趋同性，理论界尚存在争议。
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政治与市民文化的改变，包括市民社会与二元代议制民主机构的成长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的因素。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是既承认相互义务又承认个人利益的成员间的互利相依原则。它可定义为一种系统，在系统内组织整个共同体生活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化与政治的价值观与标准等等）已成为把这些要素接受下来作为自身行为调节器的个体的精神世界的自然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取向、思想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整体常称为“现代的”、“进步的”、“西方的”、“自由的”、“民主的”等等。
现代化程度可理解为与西欧、北美的城市、工业和文明社会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普遍行为体系。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现代人”实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一种政治上社会上积极的个人主义、自我奋斗、既承认他人有从事类似活动权利又与他人为财富与权力进行竞争的有独立思想的人。现代人有下列独特的个人品质：心理上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思想理性与对科学和医学效果的信任；（对本人命运等的）独立决策能力；个人主义；为自我实现的奋斗；有志向；能向自己与孩子表明看法；强烈关心政治并有采取可能与他人（包括家人）不同政治观点的倾向。
后共产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是西方化
术语“现代化”的前身是“西方化”，后一概念因年轻独立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界的反感而于60年代被弃置不用。但看来“西方化”却可以充分表达1989年以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变化的本质——在俄罗斯它清楚表达了盖达尔的改革方向、政策及对西方能力的体制性依赖。
现代化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向明确目标的转变过程。西方的学者与政治家对俄罗斯改革的出发点有某种一致的看法：苏联曾是个“有集中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与可投放的核弹、导弹的中等发达国家”。在解体的开始阶段，苏联面临经济的结构性重组任务以更有效地利用科技革命成就。其中占首位的是必须通过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重新定向与转变（即把工业能力转成后工业能力）而不是继续工业化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那么改革者当前的目标是什么呢？遗憾的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复苏及农工复合体保持有序地提高效率的问题都还远未解决：虽列入了战略任务但却远没有提上现实政治的首要议程。最优先的目标是带理想色彩的彻底非国有（私有）化。尽管出于政党策略，在细节上存在一些次要差别，盖达尔的民主俄罗斯及其在杜马中的支持者都赞成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形成“中产阶级”以及全面恢复资本企业家阶级等作为新体制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与现代化理论完全吻合。
大致可同意有人关于1991年8月的反共产主义革命与同年12 月苏联瓦解后的过渡时期是“一场伟大的罪恶革命”的提法。这涉及改革者的手段与当今掌权者行为的品格特征。“新俄罗斯人”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无疑有罪恶的来源，黑手党组织渗入政府与行政组织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现代化理论，没有思想意识的改变，俄罗斯社会不可能实现上述的战略目标。这要求多数人特别是精英们接受西方，首先是美国的价值观、标准与生活方式。我们认为“西方化”一词在广义上（通过全面立法的体制转型）与狭义上（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都是适用于俄罗斯现实的。
外来语充斥，官员与暴发户正在十分有效地美国化。他们大多接受了丰富的越洋经历中的不良事物。公然蔑视法律道德、放纵犯罪、放松约束、玩世不恭与不顾羞耻等现象已成为有钱有势之人突出的道德行为问题。作为西方化的象征，“赌场”等外来名词进入了俄罗斯词汇；“曼哈顿快车”“麦当劳”等招牌使莫斯科、彼得堡市中心看起来象西方大都市。
当局控制的电子媒体的“洗脑”，使俄罗斯公众受到强大精神压力。1994年上半年美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为74%，以文化形式列入的思想观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电影的主导地位在大部分成年观众中产生了负面影响。据1994年的调查，81%的答复者认为电视中美国电影过多。在20～24岁的青年中这个比例是66%。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俄罗斯人是否偏爱好莱坞电影、法国电影、本国电影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在后苏维埃俄罗斯社会的意识中，不同年龄人群意见分歧背后存在着价值观、看法与取向的斗争。一大部分人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不独立（46%的人多少认为受美国支配，35%的人反对）。大多数人对改革的评价也同样清楚（70%的人多少认为，热衷于西方式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改革者并不了解俄国的特定环境，14%的人不同意）。也在1994年，86%的答复者认为政治领导人不大考虑普通人所想的事。
所有后共产主义社会都在发生西方化过程，追随类似俄罗斯的改革路线。同时所有这些过程都在遇到抵抗。大多数人接受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之前，需要一个较长的阶段，专家们估计，这大约需要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如西德著名民意专家伊丽莎白·诺尔—纽曼1994年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东德人已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看法与价值观。原东德人中54%认为市场经济优于社会主义，39%认为市场经济下生活较好（44%“不知道”。）尽管东德的工资与生活比西德差，仍有78%东德人认为经济情况满意（58%认为统一后的物质生活改善）。结论是：物质问题并非决定与解释东德人对新条件下生活的看法的唯一重要因素。德国统一后的1990～1994年间，相当多东德人还真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94年74%的答复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行好的好思想。诺尔—纽曼将此与纳粹后西德公众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进行类比，认为两者的相似性可归因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惯性，认为东德目前正在进行的消除共产主义灌输的斗争是二战后易北河以西斗争的继续。
市民社会、疏远政治与民族自尊心问题
市民社会的发展不仅有赖于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且有赖于作为新社会新国家稳定基础的政治文化与心理的改变。俄罗斯的市民社会始于苏联瓦解末期，目前仍处在形成过程中，它十分薄弱，还不能独立起重要作用。但其成员通过政治交往（其中仅很小一部分在组织机构的框架内）多少也影响着政府的政策。最近二年，成员间的分歧已明显扩大。1994年的调查表明公众产并不认为非政府组织具有影响力。本文认为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排他地代表着精英的利益。如领导人与执行机构、高官与工商联头头等等的“相互理解”；又如前部长变成商业银行和康采恩总裁等等。结论是，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现代化是政治上由精英领导且代表精英利益的西方化。不幸的是这在相当程度上很象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政治疏远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可定义为市民社会对政治生活、政府政策及国家机器的行为统统无法控制，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都没有意义的一种感受。本文相信，俄罗斯人对政治的疏远乃是西方化的表现之一。下面三例可以为证。
1.几大城市1994年春的代表选举，由于登记参选人数达不到本已过低的法定比例（选民的四分之一）而未能进行首轮投票。 2. 1991 ～1994年的调查表明，存在市民疏远当局和对政党产生破灭感的明显信任危机。3.俄罗斯不相信他们能影响事件的进程。1994年春的调查表明，7%成年市民称自己“政治上活跃”，72%对政治被动了解，21 %毫无兴趣。疏远政治的现象除了与世界各国有共性的一面外，还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定位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的变化和失去约束的腐败、犯罪、贫富悬殊化以及成功必须违法等现象有关。对老年人而言，还与信奉传统价值观、反对现行经济政策以及反对改革者强加的西方文化标准等有关。遗憾的是，群众生活福利下降中的伦理道德危机是西方化不可避免（至少无一例外）的副作用。
关于要自由还是要公平与秩序的问题，俄罗斯与前东德居民的观点很相似，他们许多人的最高社会价值观并非自由。要消除这种社会主义平均主义意识在群众心理上的印记需要作出长时间的努力。
西方化过程的心理冲击还表现为在对改革的态度，极端政治势力的剧增以及年长者与年轻者间的差别等方面。本文认为这是在过去“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土地上”实行西方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组成部分。在改革尚未迅速产生可接受的或人们期望的效果的地方，冒出极端政治家的倾向特别强。如在俄国经济继续下降中，沉默的多数助长反对意见，使当权者为维持地位越来越求助于独裁。俄罗斯若继续按“拉美”的情景演变下去，我们也许只得长时间忘掉民主化的光明前途。
在勾画战后西德现代化文化图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世代更替。战后一代长成于后物质价值观、经济福利与民主占优势的条件下。在经历了一定的政治动荡调适后，年轻人疏远政治及社会与政治制度间的脱节已经削弱，但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也较差。我国同胞如何呢？调查表明，1994年春一半俄罗斯成年市民对问题“首先和最重要的，你如何认同自己？”的答复是：俄罗斯市民，并以此自豪。但35%回答不或很自豪，4%“不知道”。这反映出他的感到痛苦与耻辱。
有理由认为经过1992～1993年的根本改革，俄罗斯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达到了转折点。人们大致与经济精英们一起在新经济框架内接受了改革者加给的行为准则。因此俄罗斯社会对西方化的适应可看作是一定条件下接受新政治与标准范型的过程，这个条件是俄罗斯社会的思想分歧——前段出现的公众与精英的意识危机——还没有克服。
结论
西方化是以外来的、全球的、统一的态度与行为模式体系取代旧的、全国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模式体系的痛苦过程。可以有条件地将该体系（的转变）看作大众意识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地球上的所有居民转变成为受共同行为规则支配的人。不可否认这一过程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简单排除求取西方城市生活方式优越性的必要代价：民族文化销蚀、暴力、疏远政治与颓废滋长。
俄罗斯现代化兼有拥护者与反对者。无人会相信期待我国的是与西方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居次要地位）。俄国与邻国有自身利益问题常需探索解决。
过去发展中国家遇到过的替代发展路线已不适时；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替代办法也已证明站不住脚。但探索仍在继续。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都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前者未能提出与目前已实施的战略根本上有质的不同的合理战略。时间会表明是否真有替代办法。
清楚的是：俄罗斯的西方化已经开始，但谁也不知道当过渡时期结束时，俄罗斯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摘自美国《社会学研究》杂志1995年第6期
葛志刚 田作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