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异文化变奏——《国调周诗》、《诗经国风》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异文论文,变奏论文,国风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5587（2000）01—0072—05
朱熹曾经把援佛说入儒言比作用琵琶、秦筝、方响、筚栗奏雅乐，节拍虽同而音韵乖；叔本华把翻译比作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曲调。《诗经》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正如原为钟鼓等乐器演奏的曲调，正在被钢琴、提琴、吉他、尺八等乐器演奏一样；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些根据《诗经》改写与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现代的外国人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吸收《诗经》的构思和手法，演为新声，这就不只是音韵乖，而且是节拍乱，甚至是曲调改了。
从《诗经》问世的那一天起，它在中国的接受史就已经揭开扉页。在域外，尽管由于国别不同，它的接受史的长短相差很远，但都有着十分有趣而值得探讨的内容。在邻国韩国、日本、越南，研究与接受《诗经》的历史远远超过千年，在西方也有百年或几百年。与我国有着悠久文化交流历史的日本，古代研究与接受《诗经》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近现代以来，对于《诗经》的翻译、改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化汉为和、和汉并存的特点。对于《诗经》域外接受史的研究，既属于《诗经》研究的范畴，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这里仅以寺内章明的和歌集《国调周诗》、金子兜太的俳句集《诗经国风》以及霞朗咏会的《诗经》吟诵为中心，探讨《诗经》在异文化背景中的命运。
一
《国调周诗》一书，今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作者寺内章明生于明治维新前夜，在明治维新的风雨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浪潮里，曾经写过一些鼓吹自由民权思想的政治小说，以后任职于东京大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国调周诗》是他于1917年出版的一部和歌集。
所谓国调，就是日本诗歌，即和歌的意思，周诗自然是指我国的《诗经》。“国调周诗”就是说用日本和歌的形式来改写《诗经》。日本的和歌是从日本上代就开始发展起来的传统定型诗，是长歌、短歌、旋头歌、片歌等的总称；狭义的和歌则是指以三十一音定型的短歌，奈良时代称为“倭歌”，也称为“倭诗”，以与日本人用中国诗歌形式创作的汉诗相区别。日语常是多音一义，因而三十一音实不同于汉语的31字，字面上的内容含量要比中国的绝句还要小些。要将《诗经》译为和歌，照原意翻译，难于做到，只能大取大舍。而日本的大正时代，轻视中国文化的势力和影响十分强大，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使得和歌这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重压，一部根据中国古老诗集创作的和歌集必然会曲高和寡。那么，寺内章明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件寂寞的工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读一读他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即“国调周诗自叙”，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下录全文，括号内的注释，是笔者所加。
我有《万叶集》，犹彼有《诗经》；彼有《诗经》，犹我有《万叶集》。朴实雅淡相似焉，晦涩古怪相似焉。千百年来，经水火之灾，断简零册才存者（即仅存者），传写更手，舛讹纰谬相仍，亦复相似焉。先贤忧之久，历代注释，累编重牍，日犹不足。然而独《万叶集》则邦言（即日本语言），自有传，邦人（即日本人）看犹易解，诵而成调，讽咏可以遣思也。至鲁诗乃不然。既烬余壁藏之物，佶屈之言，聱牙之词，学者研钻，吃吃穷年（吃吃疑当为矻矻。矻矻，劳极貌。韩愈《进学解》：“恒兀兀以穷年。”），不免亡羊之叹，况可吟哦讽诵，以味悠悠于怀之快也乎？余之不敏，今翻鲁诗为国调，非敢谓阐明先圣玄微，显彰斯经之幽光，聊以供同好吟哦之资耳。君子或因之染千百年来未尝之指，并得会圣哲之遗韵，晓古诗之未必可悉舍，乃可谓鳞毛幸获而荃蹄弗虚设，实为望外矣。只恐菲才，解经不精，翻歌错旨，往往缺明鬯，不免隔靴之叹，偏待大方之是正焉。
然而东西不同言，风体既殊，韵脚非所用（指中国诗歌讲究押韵，而日本诗歌有节拍而不押韵），六义亦不可悉合。夫曰雅、曰颂，宴飨祝禧之体，我素在焉。曰风、曰赋，一谣风土习俗，一叙当面现实，此亦我与彼靡殊异矣。若夫兴者，举也。例如以关关雎鸠，兴窈窕淑女，我之冠词（也叫“枕词”，和歌中冠于诗语之前只起调整语调而无实际意义的词），正当于斯欤。以玉鉾兴道，以足曳兴山，岂不相近哉。比者譬也。以我歌例之，难波津尔开也木花冬古茂里今乎春边登左久夜木花（这是一首用万叶假名标记的古代和歌），便是也。此余（此外）异调杂体，在六义之外者，尚多焉，今不尽论也。嗟呼！聱牙之编熄而唐诗兴，朴素之什废而《古今集》彰（《古今集》全名为《古今和歌集》，为平安时代的和歌集，歌风纤细，与古朴的《万叶集》不同）。虽文运所俾然，世态好尚之变，亦可以概见也。虽然，盛衰有时，唐宋以下，莫复可谈诗；《八代集》以降，何歌有焉？况近时浮词竞起，骋新炫奇，芜体纷然，丑怪百出，君子掩目而尚不知自愧自悛，正雅殆微，古文学泯泯乎斯矣，悲哉！
在序言中，寺内章明首先在与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的比较中来确立《诗经》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寺内章明强调，和歌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诗歌形式，在日本被广泛吟诵；而用异国古代语言写成的《诗经》却以其难解而不能为更多的日本人所鉴赏，更不用说吟哦讽诵了。而将《诗经》译成和歌，一可以供有此爱好的日本人诵读吟哦，二可以使人们品味到千百年来未曾品味过的新滋味，三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古典诗歌至今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明白对其不可抛弃的道理。总之，寺内章明认为自己进行的是前人未曾尝试而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寺内章明虽然指出《诗经》和《万叶集》在语言、诗体、押韵等方面完全不同，六义的概念也不尽适用于古典和歌，但是他实际上更加注重两者的共同之处，即类似雅颂的宴飨祝禧的诗体，为日本所固有，而在《万叶集》中更不乏类似比兴的表现手法。寺内章明对比回顾了《诗经》和《万叶集》之后两国诗歌发展的共性，对于两部诗集的古朴真诚加以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大正时期日本诗坛颇为不满，认为基本状态是“浮词竞起，骋新炫奇，芜体纷然，丑怪百出”，这显然是针对明治以来忽视传统文化的倾向而发的。明治维新以来，在欧风美雨的狂袭之下，日本诗坛出现了大批模仿西方诗歌的作品。这大大突破了旧有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新的艺术天地；同时，西方文学的影响猛烈异常，古老的和歌等传统文学一时遭到轻视。寺内章明对于那些标新立异而无实际内容的作品侧目以对，说那些拙劣作品的作者是“君子掩目而尚不知自愧自悛”，惊叹感慨“正雅殆微，古文学泯泯乎斯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寺内章明将《诗经》、《万叶集》作为诗歌正道的观念，他希望以自己的《国调周诗》唤起人们对古老文学传统的重视。
寺内章明主张将《诗经》完全转化为日本古代和歌的形式和风格，以适合日本人的口味，同时尽可能为读者提供《诗经》中所具有而对日本读者来说又具新鲜感觉的内容，因而他力图利用长歌、短歌、旋头歌等多种样式，译文是日本人可以上口的地地道道的和歌，而很少中国古代的专门用语。由于他并非着眼于传达原文的全部信息，严格地说，不能算是翻译而只能算是改作；但其中也包括着属于翻译的歌句。就这些翻译来讲，应该说是属于重在汉诗和化（即日本化）的一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名家，其中有主张尽可能保留中国诗歌韵味的一派，姑且称之为汉诗汉味派。鱼返善雄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如果译成七五调、五七调的话，那么原诗的情绪，即“想”不管多么相合，而“形”和“调”这两点则完全变成了别的东西。因此他主张尽可能尊重汉诗原有的形式，字句也译成相同的比例。他自己作了尝试，结果认为四言诗宜译成日语的七音，五五言诗宜译成四五调。例如《关雎》，他的译诗是：
カンカンみさご 中洲の沙に
オツトリおぽこ 御殿のともょ
鱼返善雄的《中国名诗选》（平凡社）大体是遵照这种主张译成的。日本的传统诗歌理论，是将诗歌按照想（诗情）、形（形式）和调（音调）三方面来分析，要真正做到三方面的完美才算好诗。鱼返善雄虽然为此呕心沥血，但既不突破七五调或四五调的定型诗的形式又保留汉味，常常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于是，更多的译者便常常在两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目加田诚是一位诗人，他译的《诗经》在想、形、调三方面都相当留意。如他译《静女》中“爱而不见，搔首踟躇”，再转译过来，是这样的韵味：
暮色之中不见盼待的身影
搔着脖颈满怀焦急的心情
译诗的节律近于和歌，整齐中有所变化。《卫风·伯兮》当中的“伯”，目加田诚就译成“太郎”，“伯兮朅兮，邦之桀兮”，译句为“太郎桑（桑为日语中用于人名后表示尊敬或客气的词）骁勇超群，邦国中再无第二人”。太郎是日本家中长子常用的名字，现在有名的电脑软件有以太郎为名的，可见是一个十分普遍而有亲近之感的称谓。日本传统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在家庭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次郎、三郎，而长子的身份和形象常常伴有可以信赖依靠、值得敬重的情感，这和原诗是贴近的。但是，一看这种称谓，就容易想到是日本人，实际上失去了汉味。
日本的《诗经》已有数种译本，选择就更多了。不论是主张“和化”还是“汉化”，归根到底都是将中国古代诗歌转化为现代日本人乐于鉴赏、能够鉴赏的形式。这些译本互补互用，弥补着单一方向尝试的缺欠，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日本人心目中的《诗经》形象。
二
日本传统诗歌之中，除和歌外，还有一种俳句，即俳谐之句，是一种五音、七音、五音加起来十七音的定型短诗。俳句比起和歌更为短小，容量大大小于中国的绝句。俳句家称为俳人。日本现代也有将《诗经》改写为俳句，或者说是以《诗经》为基础来写俳句的。著名俳人金子兜太（1919～）出版的俳句集《诗经国风》，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集。
我国日本文学研究家李芒曾译编有《金子兜太俳句选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林林在该书序言中的一段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人其作：
有一篇文章，介绍金子兜太的俳论，说他主张“把创作的主体放在自己与物之间，表现人的存在”，这给人留下的印象，以为他是注重社会性的。他现在是日本现代俳句协会的会长。虽说所谓现代俳句从文学理念上来理解，它总有现代的时代性，但不能孤立起来。现代还是要继承近代的发展，这是就内蕴性质来说的。在俳句的结构形式方面，他尊重传统的俳句，但多不按五、七、五的十七音，音数是自然些的。他兼容并包，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山远水长路多花，他已出版句集十二集，作句约五千首，有他可观的成就。
这对于金子兜太的成就和特点是恰如其分的概括。金子兜太在《国风》之后，仿照国风的内容吟咏日本风土人情的作品，也不乏佳作，现根据有关资料略作评介。
收于句集《诗经国风》的俳句，大致作于1981年至1985年间。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年。金子兜太多次来华访问，现代的中国、古老的中国以及现代的日本、古老的日本，均叠合交织在一起，出现在他的《诗经国风》之中。在他根据《诗经·国风》咏出的俳句当中，不免渗透着他源于日本民情风俗的理解，而他由于《诗经·国风》的诱发而咏唱日本的风俗人情时，也不乏不尽同于以往俳句的新的视点。句集分周南、召南等数章，各章前一部分以《诗经》为题材，后一部分以日本风俗为题材，冠以“尚有”字样。
金子兜太对《诗经·国风》的摄取，有几种不同的方式。首先便是由原诗的诗情扩展想象，而由一首或数首俳句来表现原诗的情感。俳句虽然文字极少，但要求以这极为有限的几个词调动起读者的思维和情感活动，进入欣赏的界域。俳句的妙味，有赖于日语的语感。这里再转译为汉语，不能不增词凑句，打破原句的节律，并变无韵为有韵。不过，从下面笔者的译句中，或许还是可以看出金子兜太强烈的再创作欲望。例如，他根据《伯兮》作的俳句：
痴情的女子
清晨镜子里映出
消瘦了的丽姿
绿荫下只有君王
而我出征的伯啊
不知在何方
下雨吧，对天许愿
太阳却偏偏高悬
一一对伯的爱恋
句中女子清晨照镜子的画面，显然源于“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诗意，而又转换方向，在描写因思念而消瘦的词句中仍不忘强调女子的美丽。原诗中“为王前驱”的自豪感转而变为君王乘凉而士卒出战的淡淡的不平。“其雨其雨，皋皋出日”基本原义照译，特别是俳句中直接照搬了“伯”一词，可以看出金子兜太对原诗称谓的欣赏态度。
金子兜太也很喜欢给原诗增加新的意象以增强俳味，特别是为使俳句带有俚俗、诙谐、轻松的趣味，往往抹掉原诗庄重的色彩，同时由于俳句音数的限制，较原诗语言就具有了更大的跳跃性。下面的一句是根据《桃夭》写成的：
熟在怀抱 夭夭之桃
肩之上
昴星熠耀
俳句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很近于意识流的表现。俳人是怎样由《桃夭》引发出桃熟于怀的意思，肩上的昴星与此有何关系？键和田秞子在《生与死的风景》一文中恰恰谈到了这首俳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口诵这些诗句，出嫁的姑娘像桃花果实一样美丽鲜艳的形象，便映在眼前。俳句将这首《桃夭》的趣味，原样采入，咏唱鲜艳的桃子抱在怀中成熟，有丰润的喜悦与情爱，有快活的俳味，再加上“肩之上，昴星熠耀”这一《桃夭》中没有的要素，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宇宙性的扩展，是出色的转换方式。
键和田秞子接着谈到金子兜太对比兴的借鉴，并提出为什么金子兜太会“倾倒于”《诗经》的问题。这在句集的跋中已经说明。原来金子兜太在研究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小林一茶时特别注意到一茶曾花了一年时间一头扎进《诗经》，于是自己也一头扎进《诗经》里，是所谓“要找木乃伊，变成了木乃伊”。总之，是被《诗经》有力地吸引，想“通过作俳句找到话语”，而扎进《诗经》的契机正是小林一茶。显然，他和作为《诗经》研究者为读者翻译《诗经》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目标在于直接从《诗经国风》获取制作俳句的启示。他只选择对自己有启发的内容用俳句来表现，那些诗句只是一种创作的因由，在俳句中出现原诗中没有的形象和画面便十分自然。如在《邶风》题目下的俳句：
少女怀抱着荑草
笑声朗朗，马儿跑来了
这是《静女》中“自牧归荑，询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画面的转换，俳人化静为动，活泼健美的少女形象应该说是与原诗一致的，但俳人并不是为了原原本本传达原诗所有的信息。在《邶风》这一章之后，有题“尚有日本列岛之东国，三句”，这是金子兜太由邶风中的描写联想到日本古老的东国地区的风貌而作的句。其中前两首已有李芒译句：
利根川流域
巧遇美女正群浴
日本多火山多温泉，群浴司空见惯。第二句是“淡淡觉春愁，美女相继浴清流”。第三句可译为“月出佼兮 美女群浴银白中”。这其中可能有从《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中得到的启发，作句描写日本的月下美人，捕捉最有日本特色的月下美人群浴的画面。
同寺内章明一样，金子兜太十分喜欢《豳风·七月》，作数句描写农事。如“五月夏晴 蝗虫跳跃闻蝉鸣”，“六月暑热高 金钟郁李野葡萄”，“七月野外吃甜瓜 大蝎星座正西下（原注：流火，火即大蝎星；流，指下，西下以后气候转凉）”，“摘葫芦打枣 秋月清光遥”，“蟋蟀进草房 禾稼入谷仓”。以上大体是重现《七月》描写的内容。在此之后，金子兜太又以“尚有日本列岛东国秩父”，描写他故乡古老的东国秩父的农事：“桐花未绽英 山国山民与我同醉情”“东方如此月莹莹 犹闻耕地声”等等。描写农事的俳句历来少见，研读《七月》使金子兜太扩大了俳句表现的内容，而能够特别注意到《七月》这方面的成就，或许与金子兜太本人对扩大俳句题材的敏锐感觉有关。
《诗经》对金子兜太的启迪，不仅体现在他的句集《诗经国风》一书中。就是在此书出版以后，从《诗经》中获得的东西也常常在他的俳句中起作用。林林曾注意到他俳句的色彩美，其中特别爱黄，从黄河到黄海，写了好多句，可以看出对黄土大陆中国沉潜的爱。有的句作，同色相映；有的句作，异色交辉，景色如在眼前。这在他以《卫风》为背景的句作中已有体现，如“黄河之夏 洋洋活活向北去”，其中“洋洋”“活活”，出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将汉语直接变成日语，强调了黄的色彩。“要用一片苇叶渡过黄河 去会那边的她”，源出《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黄水绿苇，较原诗句更富色彩感。他以后作的俳句，有题为“黄河”的一组，特别注明“诗经国风”以后，可见在阅读《诗经》有关诗句时，他的脑海中时时浮现出黄河奔流的风光，而在漫游黄河时，又常常不由得吟诵起《诗经》的佳句。难怪键和田秞子说：“兜太氏的故乡，不在日本的东国秩父，而在遥远的中国，兜太氏的诗魂也是这样吧。”
三
在日本，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人用汉语写作的诗歌都称为汉诗。日本自古以来还有吟唱汉诗的传统。平安时代有所谓朗咏，这是雅乐的歌故事的一种。贵族们从《和汉朗咏集》、《新撰朗咏集》等书中选出用日语方式诵读的诗句，在龙笛、筚篥、笙等乐器的伴奏下，配上一定的节律由数人咏唱，这种咏唱，没有节拍，高音也不固定。以后这种咏唱方式一直延续下来，人们吟诵训读的汉诗，有时配以剑舞，今天则多见配以扇舞。现代日本有很多吟诗的民间团体，在大学、公司、城市居民中有着大小不同的吟诗分会。1998年，笔者在茨城基督教大学工作期间，应邀担任了这所大学汉诗会的顾问，并参加了其所属霞朗咏会的全国大会。
霞朗咏会创立于日本战败之后，从它的趣意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有与《诗经》艺术精神相通的东西：
夫诗歌发于人情自然之声者也。泰平之世人乐，故其声和；衰乱之世人愁且苦，故其声怨且愤。换言之，听优雅之声，则人心自正，世亦治；听淫荡之乐，则人心萎靡不振；听杀伐之声，至人心思乱。孝教之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洵然也。
我霞朗咏会，创立以来已六十三届，经六十有余矣。其所奉为宗旨者，吟咏温柔敦厚思无邪之诗歌，以涵养精神，陶冶人格。其吟法，不徒炫耀声调之巧，不追逐轻俳浮薄之时流，庄重通达，重一品二魂三节四声，深入领会诗歌之意，以通晓作者之心为要，即融合诗歌与人完全为诗中之人。动天地，感鬼神，是实吟咏之三昧。惟战后国力疲弊，道义颓废，殆为亡国之状，识者慨之；当其时，欲刷新人心，振奋兴国之锐，莫如奖励吟咏优美典正、质实刚健之诗歌。吾人须精进于斯道，以贡献于祖国之再建、世界之和平。
抑本会之所以称之为霞会，何哉？本会本部之发祥地在于东京霞关，希会员诸君常以如朝霞之清明心，发明朗活泼之吟声，以资于心身之锻炼故也，是实创立者之抱负之所在。
诗人盐谷节山为霞朗咏会作诗：“吟花咏月养心身，练武修文元气新；天地正声属霞会，振风星国赖斯人。”现任会长鬼泽霞，从70年代以来已到中国20余次，从事中日之间的贸易活动，商事之余，热衷于朗咏活动的开展。他咏诗，说明霞朗咏会的宗旨：“深山灵风养气神，幽谷水声洗耳心；常在静中不忘动，之是霞会大精神。”霞朗咏会的会员有上千人，分布于全国各地。1998年在水户举行的年会有500 多人参加，参加者全都登台吟诵。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6岁。吟诵的诗篇中，也包括《诗经》中的《桃夭》、《天保》等。
从古到今，日本学人将《诗经》不断消化，使它融化在日本文化的血肉之中，形成不似《诗经》的《诗经》变体。而在现代西方的社会观、人生观和家庭观深深影响下的当代青年，如何接受中国的古代文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这里虽然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题目，但笔者相信，这总会引起研究者追索的兴趣的。《诗经》的研究史、接受史并没有结束于今天，而学问正是产生于需要，《诗经》研究正是在这种适应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不断更新、不断丰富的。
古老的文学遗产不会自动在现实中再生，这需要无数学人自觉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从这一角度出发，寺内章明的《国调周诗》、金子兜太的《诗经国风》以及霞朗咏会的汉诗朗咏，似乎都有某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收稿日期〕199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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