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与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美国论文,美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675(2003)04-133-03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社会、政治、技术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使人们自如地穿行于国家之间，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也十分活跃，这一切促进了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也增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协作。美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传播到许多国家，即使是在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人们也可以收听、收看或者购买到这方面的制品；同样，千千万万来自亚、非、拉和中东国家的人们涌入美国，他们各自独特的饮食、服饰、语言、宗教习俗、艺术样式以及人生态度加诸于美国文化，使其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注：参看George Lipsitz,Dangerous Crossroads:Popular Music,Postmodernism and the Poetics of place (New York:Verso,1994);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Verso,1983).）
与此同时，由于学术界学科内部的一场理论革命（它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甚巨），各种文化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对文化作品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一些假设到今天遭到了普遍质疑，而且许多已经被推翻。这些学科研究所依据的分析范式（例如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艺术的区分）也受到了冲击，许多人对它们大不以为然。同样，许多学者认识到当问题涉及美学判断和评价作品优劣时，不少说法是有失公允或不合逻辑的，它们干脆应该被悬置起来，留待学术界有了新的统一描述原则和分类方法时——如果这就是问题关键的话——再作评说。（注：参看Emory Elliott,ed.The Co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s:Columbia UP,1988);Annette Kalodny,"The Integrity of Memory:Crea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Literature:A Journal of LiteraryHistory,Criticism and Bibliography 57.2 (May 1985),pp.291-307;Sacvan Berkovitch,"American as Canon and Context:LiteraryHistory in a Time of Dissensus," American Literature: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Criticism and Bibliography 58.1 (March 1986)pp.99-107.）
在这种理论重建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今昔文化多元现象，相应地，被认为值得研究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数量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既定的美学标准在形成时就偏向欧美的白人男性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所以从前绝大多数女性的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产品都见斥于文化主流之外。因此，为了使这些被狭隘的美学标准排拒的艺术和文化作品获得公正评价的机会，现有的许多标准和传统的价值等级都需要加以重新审定。（注：参看Gerald Graff,Beyond the Culture Wars:How Teaching the Conflicts Can Revitaliz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92).）
二、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与传统美学观念的重构
在有关美学和多元文化语境的关系的研讨中，各方所持论点大相径庭且变化多端，杰弗里·哈特曼的论文《美学与现代性》为所有卷入其间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这篇文章是针对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1990年）发表的，哈特曼指出“对于伊格尔顿所谓‘明显自相矛盾的概念’我们无法持有鲜明的立场”，“似是而非的说法充斥全书，把内容割裂得七零八落”。喻特曼分析说，由于十八、九世纪在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进行批判时，美学曾是犀利的理论武器，所以伊格尔顿试图拯救美学的概念，希望它重显雄风。哈特曼不免忧心忡忡，美学概念一经利用总是会变质的，无论左翼、右翼都“不能使它摆脱被扭曲的命运”。
哈特曼的担心诚然极其重要，但他似乎把伊格尔顿的立场极端化了，尽管伊格尔顿乐观地肯定了美学的作用，他同时也强调了回归美学所隐含的危险，他指出美学总是在左倾或右倾：“左倾的话，就要粉碎诸如真理、观念和道德等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似天马行空，恣意挥洒自己的创造才能；右倾的话，……就会将理论分析置之脑后，而耽于感官细节，把社会看作一个自主自足的机体。”
伊格尔顿继续评论道，如果右翼信仰美学，那么在推重美学的知识分子和集萃于“法西斯组织上层”的铁杆犬儒分子之间往往会形成联盟；这两个团体都对功利主义嗤之以鼻，又都派头十足，拥有强烈的控制欲。哈特曼指出，通常都是右派更醉心于美学政治，这种立场使他们信仰艺术的先验性而无视或抹煞历史。这种对美学的保守主义运用会助长另外一种观念，即强调艺术魅力的永恒性和普适性；这其实是无视文化和历史差异，在“普适性”的幌子下，试图把文化精英们的欣赏趣味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体社会成员。
不用上溯多远，在当代持续的文化大战中右翼这样利用美学的例子俯拾皆是。典型的守旧派把“世界经典作品”捧到圣书的地位，对于英美文学中的成名作家十分尊崇，而对异己者往往进行刻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根本不配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美学理论右派的论调大多比较容易识别，而有些派别的论断则很有迷惑性，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攻击后现代主义为“照搬美学意识形态”的论调即是一例。许多人注意到在托妮·莫里森、约翰·巴思、托马斯·品铁及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对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严苛的批评，他们都希望诺里斯能修正这一简单粗暴的评价。
重新发掘20世纪50年代的形式主义原则，以新世纪之初的不同历史眼光去阐释艺术作品，肯定会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项工作就显得十分有意义，那就是创造新的美学术语和定义，甚至是一套新的分析范式来对文学与艺术当中可能会在读者心中引发感情回应和心智上的快乐艺术特点进行评论。
事实上，如同往常一样，有些艺术家在这一方面又领先了一步。托尼·莫里森在她的著作《黑暗中的游戏：白色与文学想象》中，提出“传统的白人经典作家”，即便是那些在个人生活中最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他们的一些作品如果使用一系列新的批评工具去分析的话，许多先前被忽略的非洲民族成分将昭然若揭。通过这一番研究人们不仅了解到在非洲大陆上从16世纪开始白人和黑人的命运就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而且认识到非洲人及其文化要素在欧美历史和美国民族特性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此相关的意象也已经融入了美国的文学创作当中。莫里森关于美国学研究的犀利见解，以及她要求重新审视文学美学的主张给人们带来了意义悠远的启示：百年来人们一直都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欧洲民族对于美国文化所作的贡献，现在对飘洋到此的非洲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艺术体系和价值也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即使是在初等教育中也不例外。许多批评家都注意到非洲特性在美国以白人为核心的作品中频频出现，尽管甚至会以各种“他性”的面目出现，但是仅仅能甄别出这些非洲特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深入一些，去考察一下美国人的非洲祖先的文化精华是怎样对美国文化的结构、形式、语言韵律及美式英语进行渗透和重构的。
20世纪研究“最高级”的音乐的学生如果没有厚实的勃鲁斯歌曲和爵士乐的知识，就无从研究自己的专业，同样，教授们必须在授课过程中加入足够的有关美国黑人历史和非洲文化的背景知识，至少那些作品中的语言模式，也应该能讲解出与它同时代的美国非洲式表达方式的特点，斯特林·斯蒂尤基对于梅尔维的小说《贝尼托·塞里诺》(Benito Cereno)的创造源泉所作的历史调查充分显示，一个评论家在研究这部作品时，如果对阿散蒂地区的葬仪和其它一些文化传统一无所知，那么他就无从领会巴勃(Babo)那番伪饰的幽微涵义。事实上，他会落入梅尔维尔为带有种族歧视的读者设下的隐蔽的陷阱。当然要理解莫里森本人的小说也是如此，美国黑人历史、非洲宗教和精神传统的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如果人们不去探求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这些作品就根本摸不着头脑。莫里森在她那篇有名的论文《说不可说之事》中为读者设立了一个路标，指引读者在研究她的作品时注意欧洲和非洲两种文化的影响，她是通过点明地的开卷之句中包含什么样的玄机来做到这一点的；它们有些类似莎士比亚的开场白，提请读者注意即将会娓娓道来的主题和重要事件。在这篇论文里，她剖析了她的哪些美学特征源于欧洲的经典作品，又有哪些是从她的非洲祖先那里传承来的表达方式和民间叙事文学的技巧。她的论证有力地说明了与二元论的“非此即彼”逻辑相对照的“既此既彼”的全方位思维方式是对她的艺术进行赏析的关键。阿卜杜勒·扬·穆罕默德的著名论断指出，文化批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倾向，其理论内核就是这种二元论逻辑。
莫里森的议论自然还延伸到其它一些文化对于美国文学作品的影响，这其中包括来自拉美、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诸国的文化因素，它们先前都被贬低或者被斥为边缘文化。大多数英语系至今还沿用此例，那就是对于美籍亚裔文学、奇卡诺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印第安人以及美国黑人著作感兴趣的学生必须选修那些通常是专门为“种族文学”设立的课程。如果幸运的话，系里会招聘到一个精通以上一种或几种文学及其文化背景的专家。不幸的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导师们只能尽其所能对这种作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只好硬把它们纳入欧美文化传统之中。这会给学生造成这样的印象：这些新近正名的文学著作相对于美国文学主流而言是属于边缘类的，也不太会有什么生命力。如果评论标准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从而形成更大的文化兼容局面，异域文化及其美学传统对于美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也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导师们必须有能力使“美国”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和训练。事实上，如果一个评论家对于近来受到普遍认可的影响美国的多种文化因素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的话，他已不再有资格对美国文学作出批评了。
三、面临挑战：新的美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非西方或非欧洲大陆血统作家的作品向美国的老师和学者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教师和学者接受的是新批评或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熏陶，而渗透在这些文本及艺术品中的美学传统源于非洲、亚洲、拉美或印第安文化，这些是为他们所不熟悉的。这就好比不识原著语言而教授翻译文本，老师们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帮助学生了解这些深深植根于各自文化艺术传统中的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其中自然包括亚裔美籍作家、奇卡诺人及美国黑人的作品。目前的解决之道似乎只能是坐等来自那些文化的学者，当然他们光了解本族文化还不够，还得受过西方批评理论方面的专业训练。（注：参看Lisa Lowe,Immigrant Acts: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n:duke UP,1996)）
凭着知识分子的诚信及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献身精神去迎接这个挑战时，所能采取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效法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既然老师们已经了解到世界上其它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的美学成就对美国文化的贡献，就应该更全面、更有热情地去掌握这些知识，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向学生具体展示这些有着非洲、亚洲和印第安血统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内涵丰富在哪里，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又是从何而来的。
因此传统美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不构建一套全新的评价艺术产品的原则是不足以应付的，这套原则应该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和解释贯穿在艺术作品中的异域文化美学原则。同时需要创造出新的术语就创造性作品中的要素影响人们思想的原因和方式进行评述和解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要研究世界各地的艺术史，同时还需要探究一下美国当代的文化。全球科技、知识的发展和人类之间频繁的交往每时每刻都向人们开启着新的交流、反应及理解的渠道，这一切自然会不断地改造人们的思想。
在过去的几年间，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随着文学与艺术领域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发展，人们联系这些进展又重新对美学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其中包括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认为美学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而另一派则坚持：美学只不过是重建艺术与人文学科过程中要从各个学科中剔除出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化解两派分歧的努力中，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开了一个好头。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哲学争论造成了当前知识界各类思想拥塞的局面，伊格尔顿通过回溯这段历史，将当前的学术争论置于这个背景之中，从而使重新考虑对美学这种意识形态进行脱魔成为可能。
关于人类对所谓“文学与艺术”的认知方式，有相当数量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理论家和人文学科评论家从别的视角进行调查研究，并由此产生了新的策略。由梅特·扬和苏·莱弗编辑的一本论文集《情感与艺术》中，撷取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论述接受理论的重要作品，其中涉及了“受体的信仰、意图、欲望和态度是怎样影响他们对艺术的情感反应的。”这些作家的论述是对玛撒·纳邦斯、迈克尔·陶西格、戴维·诺维茨等人的作品中有关情感和美学的作用的主题的延伸。
埃莱恩·斯卡丽的新作将把上述研究线索串联起来，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她关于语言、文学及具体作品的理论著述涉及并规范了非常广泛的主题，其中包括主观性、意识及表达方式等内容。她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有着实验性的名称《让心中的意象乘上翅膀》，在书中她充分利用了认知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她本人精深的哲学及文学与美学理论知识进行论述。她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某些小说家独具匠心的遣词造句方式是如何在读者的头脑中激起特定反应的。在对这些作品进行赏析的过程中，她系统性地为文学分析创造了新的分类标准和术语。这本书问世后，使当前评论界关于美学地位争论更趋白热化。
四、结语
要建构一种或多种与当前理论和多元文化语境相适应的美学体系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研究过程中开拓、创造的新领域、术语、方法论和美学原则将为学者、教师和学生们提供更有力的依据，使他们能更好地评价和组织今昔的文化表达形式，描述和判断超越国界、具有多元特点的跨文化全球性社团（许多人预期这种社团将主宰21世纪的世界）的文化产品。我想开始这一层次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