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新小说派文学的倾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性论文,法国论文,小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的理论宣言入手，并联系其创作实践，探讨了新小说派文学的倾向性及其表现形式。
大凡一切文学作品都烙有一定的倾向性和社会意义的印迹。法国新小说派文学自然也概莫能外。尽管新小说派作家曾公开宣称要革除小说的倾向性和社会意义，然而，只要略加注意新小说派的理论宣言，并具体联系他们的创作实践，我们又会发现，问题并非完全如此简单、如此绝对。
新小说派的重要作家在其理论宣言中都不同程度地谈及小说要反映现实的看法。罗伯——葛利叶在《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中说：“在这个充满了物件的宇宙里，物件对于人来说不是别的，而只是无限地反映着人本身形象的镜子。”布托尔在《对小说技巧的探讨》一文中也提出：“作品是我们人的状况的镜子。”他在《作为探索的小说》中还说，小说是“研究现实以什么方式在我们面前或者可能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妙场面”，“探索容纳能力较大的新的小说形式，对我们认识现实来说，具有揭示、探索和适应的三重作用”。娜塔丽·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一文中也认为：“一切艺术最终在于表现生活”。既然小说还要继续反映“人的状况”，并具有揭示现实的功能，又怎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倾向性呢？萨洛特的小说几乎都是写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根本没有重大的社会题材，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加上情节扑朔迷离，人物模糊不清，我们很难发现作品的倾向性。但是，只要潜心细读，仍会发现，她的很多作品都在表现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难于沟通这样一个社会性的主题。例如，《马尔特洛》的潜在主题即此。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当“我”得知叔父想在乡下买一所房子时，就建议他去找马尔特洛帮忙。因为人们皆知马尔特洛办事可靠。但只因“我”把买房子的钱交给了马尔特洛而没有收条，叔父为此责怪“我”，“我”也对马尔洛特产生了怀疑。其实，马尔特洛把一切都办得非常妥当，而马尔特洛竟为此失信于人。后来马尔特洛“为了进行必要的修理”而住在买下的房子里。这也招来“叔父”等人的怀疑和憎恨。总之，马尔特洛的每一个行为非但不能为人所理解，反而引起相反的结果。人与人永难沟通。布托布在创作方面致力于各种技巧的实验，而不重在反映和评价社会生活，但他又认为“新小说派作家其实也触及了很多社会问题，只不过采取迂回的方式，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写，通过人物具体的思维方式，以不同的形式触及社会现实……它之所以做到了这点，是因为它所描写的人物的思想方式，都深深打上了社会问题的烙印。”他的小说《变》中的主人公莱昂乘夜车从巴黎到罗马，想借此机会把他在罗马的情人赛西莉带回巴黎，以后再跟妻子昂里埃特离婚，但在小说结尾时他却完全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这种变化的背后，可以感到作者对人生、对人的存在和现实的关系的思考。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说：“这本书里的某一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处于困境的男子，不管篇幅怎样少，怎样地不真实，怎样地不怀好意，他还是想自拔，他作了一番跋涉，发现他选取的道路不能把他带到想去的地方，他好像在一片沙漠里，或是一片荆棘地里，或是一片森林里迷了路……。”莱昂厌恶巴黎平凡乏味的生活，向往“罗马神话”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又会令他莫测，使他困惑。他正在走的路并不能将他引向他真正要去的地方，他无以自拔。这种不安于现状，又找不到一种可以坚信不疑的理想的尴尬处境，使我们看到了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西方社会的众多知识分子，看到了他们对人的存在状态、人与其处境的关系的种种疑窦，看到了他们面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矛盾，更加惶惑不安和无能为力。
追求纯客观性的新小说家罗伯——葛利叶也声称排斥作品意义，但很难说他的作品就没有任何倾向性和思想意义。他说：“深刻的哲学意义当然是有的，就像有政治的、心理的或道德的意义一样。不过把尽人皆知的意义讲上一遍，这和文学基本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至于以后小说对将来的世界会有什么意义，最明智的办法（同时也是最诚实、最巧妙的办法）就是现在不加以考虑。”显然，葛利叶并不否认文学实际上有很深的蕴藉，而且大声疾呼地为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要求一个重要位置：“不过我们知道，也许只有这门毫无意义的艺术能够与工会和街垒一道，在人民的历史中获得它们的地位。”这就是说，文学不是毫无意义的活动。他的《窥视者》中的马弟雅思对一切都不流露出一点看法和态度，不论是看到店主强奸女店员抑或是动手杀人都无动于衷，特别是连在海边窥视凶手在行凶地点毁灭罪证时，他那双眼睛也“好像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是瞎掉的”。小说中的人物这种超然静观所达到的冷漠程度，简直令人可怖。也许作者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冷漠效果。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生产方式引起人的异化和精神崩溃，物质生产发展与精神生活成了反比，吸毒、酗酒、卖淫、凶杀、绑架等充斥社会，举目可见，以至于人们对这种无法根治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已见怪不怪，麻木冷漠了。恰恰在这种冷漠的背后谁又能说没有深藏着作者的深沉的激愤呢？因此这种避免表示态度，又何尝不是一种态度呢？他的小说《橡皮》虽然不是一部“社会小说”，但由于作者较真实地记录了一系列生活细节，因此我们还是能隐约看到作品的意义。杜邦遭枪击后，找不到可靠的人帮忙，甚至连其密友马尔萨也弃他逃之夭夭。他伤心地说：“眼下这个城市里实在不知道有谁可以信赖”，“在这九天里，有九个人连续死于暴力”。这显然表现了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仇恨的社会现实。作者在卷首题辞中说：“时间，自己决定一切，不由你作主，它就已经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正是西方现代人在不可理解的现实面前惶惑不安、茫然无惜的心理的真实反映。
可见，所谓客观，完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世界上不存在无任何思想观点的人，也就不存在不具有任何思想意义的文学。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在创作时，并非处于完全随意的无目的状态，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和效果，在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上同样要进行思考、选择。正如布托尔在《小说的空间》中所言：“小说家如果把他的画架或摄影机放在他所描绘的空间的一个点上，画家所遇到的取景、画面安排和透视之类的种种问题，他也会遇到。”为了表现景深，小说家同画家一样可以在许多手法中进行选择。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分支，它必然或多或少地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传统小说由于强调、重视塑造典型，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总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揭示出一定的社会意义，作家在作品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评价了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曲直、表露出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外古今任何名著都蕴涵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的深刻程度和作品的价值往往成正比。传统作家均重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作用。莎士比亚认为“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莱辛说喜剧应该“作为生活的镜子”，司汤达也主张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见，反映社会生活，赋予作品以社会意义，这是传统小说的内在品格。新小说派虽然极力抛弃所有的文学传统，却又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的一切因素而不受其影响。新小说派在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的认识方面，不是同传统文学有着明显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吗？葛利叶在其《未来小说的道路》的重要宣言中也不无感慨地承认：“作家本人，尽管想独立，却还是置身于某种精神文明与文学之中，即已写成的、过去的文学之中。他无法完全摆脱一个他本身就是其产物的传统。”显然，新小说派文学的确有其倾向性和一定的思想意义，尽管这种倾向性和意义是极其隐蔽的。
那么，新小说派的倾向和意义是怎样暗示出来的呢？
一、借物寓意。传统作家笔下描写的对象主要是人，他们致力于人物典型性格的刻划，视能否塑造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为小说艺术成败的关键。即便是他们在描写事物、场景时，也是为了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新小说派则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萨洛特认为，小说中的人逐步失去了一切，“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一个人所有的个性”。罗伯——葛利叶也认为“描写人物的小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因为在过去，个人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抹杀个性的时代”，首先在经济结构里，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取消了个人以及个人生活的一切基本意义。因此，他们要描写和表现的现实已大异于19世纪小说家所要描写和表现的现实，现代社会一切都“物化”了。鉴于此，他们极为重视写物，并将物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课题。读者在这派作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系列详尽而又繁琐的对视觉印象的记录和一连串冗长而又精细的对物的描绘。在传统小说中，事物往往是人类感情、情绪的渗透物和折射板，它们是被动的，或者是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这就构成了传统小说“物我一致，物我同心”的特征。但是，在新小说中很难看到这一特征。因为他们冷峻地发现，“人看着世界，而世界并不回敬他一眼”，因此，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作家“必须毅然决然地站在物之外，站在它的对立面。我们既不能把它的变成自己的，也不能把某种品质加诸它们。它们从来就不是人，它们总是超出我们所及的范围，始终都不会成为我们的天然的盟友。”新小说对物事领域的开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带给读者一种压抑、沉重、凝滞之感，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物”充斥一切的世界。那个曾经是“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的大写的“人”，如今已处在物质的包围之中，几乎被“物”吞噬掉，一定程度地拆射出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同时也含蓄、曲折地反映了新小说派作家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愤懑、无奈和绝望。
二、以新的表现手法来暗示倾向。无疑，新小说派最大的努力在于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复杂斑斓的现实世界。布托尔说：“研究小说的形式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小说主题或小说题材，是与其表现方式和表达形式分不开的。同新的形势、同对小说的新认识，对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新认识相适应的，是新的主题，以及无论哪方面——语言也好，文体也好，技巧也好，写法也好，结构也好，都是新的形式。反过来，对新形式的探示由于揭示了新的主题，从而也揭示了新的关系。”因此，小说形式的创新并不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
新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标新立异，丰富多彩，其中最富创意、也值得一提的是：（1）在人称运用上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布托尔的《变》的突出特色及魅力所在就是运用第二人称的叙述手法。这种介于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的叙述方法起到两个作用：其一，在叙述人和主人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融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坦诚相见、同情理解的关系可使主人公完全松驰下来，抛开一切禁忌而吐露被压抑的心声。而主人公的心声正是我们通过第二人称叙述人之口而间接得知的。其二，它还具有无所顾忌的剖露和充当无情的证人的功能。主人公因外遇产生的种种难言之隐、不轨行为和矛盾复杂的真实心迹，正是叙述者以对话的形式予以曝光的，从而使作品的倾向得以自然流露。（2）复现手法的运用。即对某一场面、物象作多次描述，但前后并非雷同，而是在反复描写中细微巧妙地融进新内容，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暗示作品倾向。例如，葛利叶的《窥视者》中关于咖啡店的卧室的描写即颇为典型。最初，这个卧室是“地板上铺着黑白色瓷砖，一张宽大而低矮的古床，床头右边有一张小桌垂直地贴着墙壁，桌上放着一张梳妆台，台上镶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床口有一决羊毛地毯，供下床时踏脚用。”第二次提该卧室时，就添进了新内容：床头桌上的灯亮着，灯下出现个香烟盒，那张床“呈现出一种挣扎的景象，原来铺在床上的深红色床单给弄得凌乱不堪，它的一边从床沿上一直拖到地板上。再后来描写这间卧室时，变化又新，女招待出现了。她战战兢兢地坐在那张凌乱的床的边沿上，赤裸的脚搁在羊毛毯上。再后来店主又出现了。一段细节描写，上述几次出现的画面的意思点明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来岛上推销手表的马弟雅思的目光和思想中展示出来的。作者借这种场景的反复描写评价了马弟雅思。他上岛来想的不是自己的推销业务，而总想在女人和对女人的玩弄上打主意。他原来不认识咖啡店老板和女招待，更无从得知他们的暧昧关系，只是根据自己看到的女招待的战战兢兢态度、油画上跪在床前的小姑娘、床上的凌乱、店主的威严等，想象了一段店主与女招待的情事，以寻求心理刺激，陶醉其中。可见，他是一个喜欢窥视他人隐私的“窥视者”，一个心术不正、心理阴暗、贪恋女色的人。
另外，“嵌入法”也是新小说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即在小说中插入一个带有关键性的细节或物件，使之成为小说的象征或隐喻之物。这对理解全书具有启示作用的可以是一个情节或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场景或画面，有时甚至是一句话或一个字。
三、在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上大作文章。新小说派认为，传统小说家好像全知全能的神，把小说中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安排得周密严谨，将人物的行为、隐秘的内心活动解释得清清楚楚，谁善谁恶，即使作者不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也要明白地暗示出来，连人物的肖像描写也常常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读者始终是被动的接受者。新小说派主张彻底改变现状，要求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小说创作，努力建立作者、作品和读者的新关系。萨洛特认为，现在小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并明确指出现代的读者不能再在小说中寻求轻松的消遣。葛利叶也认为读者应该积极调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所掌握的探索手段，深入到作家提供的作品的深处，并发掘出其中的奥秘。为此，新小说派抛弃了诱导和解释，有意将小说写得颠倒错乱、含混不清、残缺不全，故意在作品里留下“空缺”和“漏洞”，以便让读者根据作品提供的一切信息，运用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去补充、思考、梳理、整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可以设想，如果新小说完全排斥小说的倾向和意义，那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读者参与创作的主张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看来，他们是把更多的东西留给了读者。
当然，我们在探讨新小说派文学的倾向性和思想意义的同时，又不能忽略它确有贬斥小说的倾向性和社会意义一面。葛利叶曾坦言：“新小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既然是一种探索，就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局限。而且新小说派的探索显然也有一些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违背了艺术规律，在反传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致使作品晦涩难解，不忍卒读。但是，新小说同其他一切文学艺术一样，都是一定观念形态的附属品，不可能脱离某种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而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则是其产生的哲学诱因。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人和物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作家对于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社会的现代小说表现方式的最为新奇独异的构想，故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仅此而言，新小说并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更未能彻底摆脱文学赖于存在的总体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