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出口贸易论文,羊毛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3-0113-06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对外经济关系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近代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来考察当时西北对外经济交往的状况和程度。
羊毛是西北地区土货出口中的一项大宗商品，其出口所得是西北农牧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以近代内蒙古地区为例，据1935年的调查，当地一个7口之家的牧民或半牧民（半农作）家庭，一年家庭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出售畜肉、畜皮毛和农作物，其中出售羊毛一项得到的收入，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13.40％～18.64％[1]。此外，羊毛出口贸易还在增强西北与中国中东部地区经济交往，促进边疆内地与沿海口岸地区之间的商品和货币流通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时段起自西北羊毛出口贸易初兴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7年抗战爆发，国家对羊毛贸易实行统一购销，原有的贸易形式、贸易组织及运输路线亦大多不复存在。
一、西北羊毛产量和出口量估计
羊毛是毛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在近代，国外需求的中国羊毛主要是绵羊毛。据1934年中国对绵羊存栏数量的统计，当时中国的绵羊总数约为3500万头，但同一时期英国方面对中国绵羊存量的估计却约为4500万头[2]（pp.656～658）。两个数值相差较大，究竟哪个更准确呢？学者夏循元重新对这两个数字的可靠性进行核定，认为英方的估计并不准确，其中包含对中国各省不同年份绵羊数的重复估计，且含有山羊数。他认为中国的调查结果相对更准确可靠。若以夏循元认可的该时期的绵羊存量为基数，按当时通行的一头羊年均出毛量1.5斤的标准计算，则中国的年产羊毛量最多可达5250万斤。这一产量已使中国位于当时世界产毛大国行列。另据1934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西北省区（包括察哈尔、绥远、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羊毛产量的调查，约为3905万斤[2]。由此可知，尽管此时外蒙古已独立，西北少了一个极重要的羊毛产区，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北地区的羊毛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4.38％，依然是中国羊毛的主要产区。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西北各地虽盛产羊毛，但在1932年以前，当地几乎没有大型毛纺织企业，羊毛就地吸收并加工利用的程度很低。至于中东部口岸城市的毛纺织厂，在1930年以前对国产羊毛的需求量也远低于实际供给量。以后随着国内对羊毛制品需求的扩大，国内厂商对进口羊毛的需求量一直增长。这就形成一种怪现象：中国是产羊毛大国，毛产量足以供应国内厂商所需，可厂家却弃之不用，转用进口羊毛，原因何在？结合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分析，问题在于：中国羊毛产量虽大，但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没有稳定的供应，品质上不能与国内的生产工艺水平相适应，这使得国内厂商不得不从国外直接进口原料。
至于国内毛纺织企业对国产羊毛的需求数量，虽然没有太精确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有学者根据当时国内毛纺织工业的发展水平，估计中国毛纺织企业对国产羊毛的需求量，即使在30年代初中期，也不会超过国内供给量的三分之一[3]。以当时中国毛纺织工业中心天津的情况为例，对羊毛有较大需求的是天津的地毯业，1930年天津有生产地毯的厂家和作坊共303家，其中只有3家外资企业采用机械织造毛线和地毯，其余所有华资企业都还是手工操作，而且有251家中资企业的资本在500元以下，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可想而知[4]。然而，那些不能被国内毛纺织工业吸收利用的国产羊毛，国外的毛纺织企业却能将之改良后使用，所以中国各地出产的羊毛多通过出口来解决销路。
不同时期西北羊毛的出口对象有所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羊毛出口市场有两个：一是从蒙古和新疆直接出口俄国，不过出口量并不大；二是经天津转运出口，销往欧美各国，当时由这条路线出口的羊毛占整个西北羊毛出口的绝大部分。“一战”结束后，蒙、新地区对苏俄的羊毛贸易发生转变。苏俄继承了前沙皇政府对外蒙的外交政策，并逐渐取得在外蒙的贸易垄断地位，自然也就独享了外蒙供应的羊毛。这之后，苏联西土铁路在1930年建成，这条出口铁路大大拓展了苏联在亚洲领土内的货运能力，再加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工业化成就，使其大大拓展了对新疆的贸易往来。到1932年，新疆已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第三大贸易地区，位列蒙古国和波斯之后[5]。新疆的羊毛贸易也自然转向苏联。其实早在1902年，就有外国人对俄国觊觎我国蒙、新地区羊毛贸易表示担心[6]。
天津是近代中国羊毛出口量最大且出口比较稳定的口岸，而经天津出口的羊毛主要来自西北。据海关1900—1935年的统计，天津的羊毛年均出口量、值曾分别占到全国年均总出口量、值的70％～80％左右[3]（p.99）。天津之所以能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羊毛出口口岸，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地理和交通上最靠近西北，另一方面，天津的洋行和华商在西北拥有的传统商业势力和影响也不容忽视。1924年天津的《公闻报》（China Advertiser）报道，由天津出口的羊毛，产自甘肃、宁夏、青海的占50％，陕西的占15％，蒙古地区的占25％，直隶和山东的占10％，也就是说，天津出口的羊毛90％是来自西北[7]。由于天津海关并未将其每年出口羊毛作地区性分类，所以笔者依据上面的调查结果，再结合天津海关贸易报告中有关羊毛出口数量的记载，将每年由天津出口的羊毛总量按90％的比例折算后，即近似地估计出西北羊毛的出口量。
西北羊毛出口始兴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总体上呈增长趋势。据海关统计，从天津出口的西北羊毛年均出口量1885-1894年间为69216担（按出口总量90％折算后的数字，下同。1担=100斤）；1895-1904年增至134998担；1905-1920年更达225000担；1920-1935年为231124担[8]（p.142）。
从天津出口的西北羊毛主要销往美国，小部分销往日本，与欧洲的羊毛贸易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两国，“一战”结束后与这两个国家的羊毛贸易陷于停顿，1930年后才有所恢复。由于西北羊毛的主要出口国是美国，所以下面将通过有关具体数据，分析由天津出口的西北羊毛对美贸易的发展趋势。
从1911年的统计数字看，经天津口岸出口的西北羊毛235016担，其中出口美国222400担，占西北羊毛总出口的94.63％。当年，美国从国外共进口羊毛1170000担（注：参见《美国统计摘要》，华盛顿1936年版，书中数据的计量单位为“磅”，现按1担=133 1/3磅折合成“担”。），来自天津的西北羊毛占美国总进口的19.01％；1915年天津出口的西北羊毛270330担，其中出口美国228800担，占西北羊毛总出口的84.64％。当年美国总进口羊毛3016000担，来自天津的西北羊毛占美国当年总进口的比重降为7.59％，但绝对量比1911年反增加了6400担；1920年受西北羊毛供应不稳定和美国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天津出口的西北羊毛总量和出口至美国的羊毛量均大幅减少，分别为75615担和37800担，当年美国羊毛的总进口量为1912000担，比1915年减少了1104000担，比1911年的水平高一些；1925-1929年，天津出口美国的西北羊毛占西北羊毛总出口的比重又恢复到年均80％以上的水平，1930-1934年间更高达90％左右[9]。
不过，从1930年开始的这种较高的比重只反映美国是我国西北羊毛的主要买家，而不代表我国西北羊毛对美的实际出口量有连续增长，就像1932年的情况所显示的，该年出口美国羊毛占天津西北羊毛总出口的比重虽高达93.76％，但当年实际出口美国的羊毛仅为21700担，绝对出口量比前几年减少很多。从出口的总体趋势看，1911-1929年是西北羊毛出口的黄金期，这时期较大的出口量一方面是西北羊毛产量相对稳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国际经济因素总体上有利于出口。特别是美国在这个时期实行低关税政策，鼓励国内的毛纺织企业利用外国的廉价原料，以增加其毛纺织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过，这时中国的羊毛也在美国市场遇到澳洲、南非和阿根廷羊毛的激烈竞争[10]。从1930年起，美国开始提高羊毛进口关税，虽然从天津进口羊毛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仍不低（约为13％左右），但绝对量已在减少。
二、西北羊毛出口前的交易程序、贸易路线及运输
西北羊毛从产地运至天津，其间交易程序、贸易路线和运输方式几经变更。
从交易程序上看，天津是西北羊毛出口前的终点市场，往前溯，还包括转运市场和产地市场两个环节，其中转运市场起着传送信息、调配货源、组织运输的重要功能。在天津经营羊毛出口贸易的主要是外国洋行，大小约有四五十家。民国初年，英国的聚立、兴隆、仁记、新泰兴、高林，德国的瑞记、平和等洋行直接往西北收毛，后因华商与洋行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洋行收毛成本提高，各洋行遂相继回津，改由从天津的毛栈或毛庄处收货。每当洋行从国外收得订单后，即雇佣买办或同己有长期买卖关系的栈庄联络，签订收购合同，限定交货日期。合同一经签订，买办和栈庄即派人深入羊毛产地和转运地，或直接购买，或联系当地的“歇家”和“过载行”一类经纪商、代理行帮助寻找货源。“歇家”多由回民开设，牧民和毛商常常在购买和出售羊毛时歇息于此，故名歇家。歇家一般资金较小，但通晓当地民族语言，他们便利用此条件为买卖双方沟通信息并促成交易，然后从中收取佣金。歇家实际充当了羊毛贸易经纪人的角色。过载行则有代理商的性质，它根据订单的大小，从雇主那儿收取20％～60％不等的预付购货款，其所获利润为羊毛实际收购价与它同雇主订的合同价差额。如合同到期时买办和栈庄仍未收足羊毛，其不足部分往往由买办或栈庄以市价购齐交付洋行，这样一来虽增加了自己的交货成本，减少了利润，但却维持了商业信誉。
图1简略概括了西北羊毛的交易程序[11]。
图1 我国西北羊毛的交易程序
前文已提到，西北羊毛外运须经过产地、转运地才可运抵天津，再由天津出口到国外。近代西北地区著名的羊毛产地和转运地市场的数目及运销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西北羊毛的运销市场
产地转运地 运抵地
湟源、贵德、大通、循化、鲁沙尔、上王庄、西宁
包头、张家口 天津
拉卜愣、洮州、岷州、甘州、肃州、凉州
包头、张家口、兰州
天津
库伦、科布多、阿拉善额鲁特 包头、张家口 天津
归化城、丰城、定远营
张家口
天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4]（p.346）。
包头、张家口和兰州作为近代西北地区的较大城市，它们最初的发展与羊毛贸易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上述三地成为羊毛的大集散地，除了靠近铁路有交通便利的优势，这些地区还集中了较多的新旧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山西的大小票号都在当地设有分支或代理机构，为羊毛贸易融资并从中获利是它们的一项主要业务。羊毛从集散地运抵天津，经清洗、打压成包后就可运往外洋。
从产地市场到达转运地，是羊毛外运的第一步，也是最为艰辛之旅，交通不畅和盗匪劫掠常使商家蒙受损失。此段路程内的运输方式主要有陆路驼运和水路皮筏两种。其中，用皮筏经黄河水路运送货物，是西北因陋就简的一种特有运输手段。皮筏实际上是由绵羊皮或牛皮制成的一种大袋子，根据袋子容量大小，里面可装进重量不等的已捆好的羊毛，然后再用绳将袋口系紧以防浸水。若计算比较水陆两种运输方式的成本，则水运比陆运更节省运费和时间。以西宁至包头的运输为例，用骆驼每运送2.5担羊毛的费用多则包头银15两，最少也要10两，而水路运输同等重量的羊毛运费最多不过9两[13]。而且，同一运送路线，在运输时间上水路也比陆路节省20余天。所以，就当时的运输条件来说，水路仍是商人们乐于采用的一种运输方式。除上述两种主要运输方式外，1936年又开通了西宁至兰州的邮运路线，甘肃平凉、甘州、肃州等地的邮局纷纷承办羊毛包裹邮件，不过由于当地汽车数量不足，此项业务量至1937年仍不太大，羊毛邮包从转运地到天津，主要靠平绥铁路完成运输。
三、影响西北羊毛出口的主要因素
羊毛作为西北各省的一项主要出口产品，其出口量之增减、售价之高低势必影响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影响西北羊毛出口的因素较多，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主要有国内外对羊毛的供需状况、税负增减、交通和贸易方式的变动等几个方面。
国内外对毛制品的消费量，以及毛纺织工业对羊毛的利用和需求状况，是影响羊毛出口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当时的条件看，国内消费者和厂家对毛制品和羊毛原料的需求有限，将羊毛原料出口到国外是解决国内羊毛过剩的主要渠道。以美国对中国羊毛的进口为例，西北羊毛出口的黄金期，也恰是美国国内毛纺织业的大发展时期。此外，从供给方面考虑，西北羊毛产区的羊毛供应量是否稳定，羊种的改良，也会影响羊毛出口水平。
进出口国的关税和本国的税负水平对羊毛出口也有很大影响。以美国对羊毛的进口关税为例，在美国毛纺织业的起步阶段，美国政府为使其国内企业利用外国的廉价羊毛，对进口羊毛实行低关税政策，鼓励羊毛进口。但随着美国自产羊毛量的增加，政府在国内羊毛生产企业的压力下，提高对羊毛的进口关税，一度使得西北羊毛对美的出口有所减少。国内税负水平方面，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税负沉重、税种繁多。其中厘金一项对地区间的贸易流通阻碍很大。厘金原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筹措经费而设立的一种过往商品税。在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前，厘金曾是晚清和北洋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厘金由设在各地的厘局关卡征收。据1928年的统计，西北的陕、甘、新三省就有厘卡84个[12]。厘金的叫法在西北各地也不一样，绥、察两省称厘捐，新疆称统税，陕、甘则称统捐。厘金的税率原定为1％，但由于它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过一卡须重纳厘金一次，若某货物历经数省长途贩运，其实际纳税率会比原定税率高出很多。过高的税捐无疑加大了出口商的贸易成本，所以商人们对税捐变化的反应十分强烈。当1921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拟在平绥铁路线内新创立一种货捐，且欲在丰台设局开征时，即遭到天津和西北各路商会的一致反对，他们表示如果当局一意孤行，他们将在平绥铁路停运，改用传统驼运的方式[13]。如此强烈的抗议，令北洋政府不得不放弃此项征税。
西北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国内交通条件，左右着西北对外贸易路线以及运输成本。除了新疆和内蒙古可以直接与苏联进行贸易往来外，西北大部分地区把羊毛运往天津出口，因相对来说这比较便捷经济。但也有少数地区如甘肃与青海的南部，离天津较远而距汉口和四川较近，羊毛能运往川、汉出口当然更好[14]。据1895-1930年的江汉海关（汉口）贸易报告，汉口也是西北对外贸易的又一主要转口口岸，但汉口和天津在西北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西北地区经由天津的对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在汉口则常有进口贸易而少有出口贸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西北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以天津的洋行和津、晋籍商人为主，其在与西北商人的贸易关系上已形成一定的垄断性；另一方面因为汉口与西北的铁路交通不畅，这使得上述西北地区每年的大宗出口商品（比如羊毛），只能通过其他口岸来解决销路。
羊毛贸易方式的先进与否是影响羊毛出口的又一主要因素。近代中国的贸易方式比较落后，体现在羊毛出口上，即国内对羊毛等级的划分很混乱，与国际通行标准不符。当时国际通行的羊毛分类方法是按羊毛含绵绒量的多少来划分等级，此法具有可对比和易鉴别的优点。而我国西北地区对羊毛级别的划分方法却五花八门：其中有以产毛季节为划分标准的，如春毛、夏毛、秋毛；有以除垢与否为标准的，如油毛与洗毛；也有以产地为标准的，如王爷府毛、西宁套毛等，不一而足。这种不与国际贸易标准接轨的贸易方式，反映出近代西北（包括天津等口岸）在对外经济交流的信息反馈上不及时、贸易管理体制转换的速度较慢和效率较低等问题。此外，在羊毛出口交易过程中，有些不法商人以次充好、掺入杂质压重的现象屡有发生。这种商业短视行为，也一度影响了西北羊毛在国际市场的声誉[6]。
四、结语
西北的羊毛出口贸易是近代西北经济发展及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羊毛出口贸易对促进西北城乡经济发展有着很大作用。西北这一地理较偏僻、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当时也在经历着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逐渐转型。尤为重要的是，西北羊毛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蒙古、宁夏、青海等地区同中国中东部省区及国际的经济联系，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其积极影响已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意义。
通过研究羊毛出口贸易，我们不仅看到近代西北经济的曲折发展，而且还可由此分析阻碍西北经济发展的部分症结和原因。近代西北地区由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制约了它对外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反映在地区出口结构上，即长期以来，西北的主要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且几乎全部为初级品，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弹性小，一遇到外来不利因素的冲击，出口就会大受影响，进而打击或延缓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势头。历史经验表明，西北地区要改变上述落后状况，求得经济发展，不仅要靠西北自身的努力，而且还须依赖同中东部省区经济上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