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危险论文,战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5-0080-07
“9·11”恐怖袭击从物质和肉体上重击了美国，在精神和心理上给美国造成了刻骨铭心的悲愤、极其强烈的震撼和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内外行为。美国从此处于“反恐战争”中，不仅国内社会严重右倾保守化，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受到许多限制，而且其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与进攻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传播自由民主、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下，美国罔顾国际舆论，践踏国际法，以反恐反扩散为由武力更换敌国政权，强行塑造“美利坚新帝国”，给全球化世界带来深刻消极影响。尽管还不能断定“9·11”事件是世界政治新时代的开始，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9·11时代”的开始。①
经过“9·11”后约一年的战略谋划和政策实践，美国白宫于2002年9月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和在其前后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核态势评估》、《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反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共同建构了“9·11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框架。从布什的第一任期到目前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虽然经历了一些调整，但从2006年3月白宫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目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实践看，该战略整体上没有变化。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分析的是，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所界定的美国最高利益与目标、对外部挑战与威胁的判断、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都具有显著“创新”。这些“创新”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约翰·伊肯伯里警告说，这个战略很可能会使“整个世界比以前更加危机重重、四分五裂——而美国自己也会面临更大的危险”。②
一、美国对外战略基本原则的危险“创新”
一般认为，国家对外战略包括环环相扣的三个要素：战略目标的确定——确定国家必须努力维护和追求的国家利益；战略威胁的判断——判定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选定应对和消除威胁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其实，还有一个统领这三者的关键要素，即国家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因此，本文首先剖析这个关键要素。
“布什主义”是“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是奉行新保守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布什当局深思熟虑与精心谋划的产物。尽管“布什主义”在小布什上台后即露端倪，但它主要是布什当局对“9·11事件”的不当反应的产物。“9·11”事件后，布什发表了一系列对外政策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1)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以反恐划线”的外交新观念，按“善恶对立”的基督教信念和道德绝对主义把全世界划分为邪恶的恐怖主义阵营和美国领导的正义的反恐阵营，声称任何组织和国家要么站在美国一边成为其反恐盟友，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成为其敌人。③这种“非友即敌”的国际关系观和“黑白两分”的道德观与世界观是一种极端的新冷战思维。(2)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称伊拉克、朝鲜和伊朗是与恐怖主义勾结并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三个“邪恶轴心”，并发誓决不容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宣称美国将尽快与盟友一起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D)④。“邪恶轴心”论的提出标志着美国的反恐反扩散已偏离正确轨道，即借反恐反扩散打击宿敌、推进MD研发部署和构建“美利坚新帝国”。(3)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正式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声称在新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必须有新的军事思维和对策，即在敌人试图获得WMD之时或发起攻击之前，“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固守防御战略思想就是坐等灭亡。⑤布什所谓“先发制人战争”实际上是“预防性战争”。⑥这三大对外政策新观念与布什当局一贯的外交单边主义、对美式民主普适性的迷恋和片面的绝对安全观共同构成“布什主义”，它是美国以“预防性战争”消灭恐怖主义与“邪恶轴心”从而保证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和通过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实现“新帝国” 目标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布什主义认为，‘9·11’ 事件后美国将不得不定期发动预防性战争，使自己免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的袭击；如有必要，它将采取单独行动；此外它将努力实现大中东民主化，长久解决恐怖主义问题。”⑦
“布什主义”的内容包括：以“反恐划线”的敌友观，以“邪恶轴心”论妖魔化宿敌的绝对道德观，以“预防性战争”和绝对军事优势确保自己及盟友绝对安全的片面安全观，蔑视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的单边主义外交观，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和更迭“邪恶政权”的“新帝国主义”观，严防新的世界大国崛起的全球霸权战略观；其实质是：打着反恐反扩散旗号，践踏敌国主权，强行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武力控制战略要地，夺取战略资源，凭借攻防一体的绝对军事优势，“先发制人”地消灭现实敌人，未雨绸缪地遏制潜在敌人，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上构建“美利坚新帝国”。到布什的第二任期，“布什主义”被“推进民主，铲除暴政”的所谓“新布什主义”进一步“光大”。
以“布什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是“9·11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危险 “创新”。其危险主要在于它彻底违背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强行输出价值观等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从而对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石的当代国际体系和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
“布什主义”是对美国四大外交传统——汉密尔顿主义、杰佛逊主义、威尔逊主义、杰克逊主义——的扬弃性继承与发展，它拒绝了杰佛逊主义的孤立主义主张与和平主义追求（“战争是杰佛逊主义者努力避免的第一以及最大的邪恶。”⑧），而把“认为外部世界最黑暗、对外最强硬、最重视从战争中获得荣誉、最不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杰克逊主义”⑨张扬到了极致，发扬了威尔逊主义的道德政治与世界使命观，但抛弃了其对国际制度的重视。相对于二战后的杜鲁门主义和冷战后的克林顿主义，“布什主义”具有显著“创新”。杜鲁门主义以“反共反苏划线”，“布什主义”则“以反恐反扩散划线”；杜鲁门主义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遏制”，“布什主义”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先发制人”；克林顿主义重视通过广泛接触输出美国价值观，“布什主义”强调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克林顿主义以保护人权和推动全球民主化为由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布什主义” 以保卫国家安全和自由价值观为由武力更换敌国政权。
“布什主义”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战略思想上的第二次集中表现（里根执政时期的新遏制主义是第一次）。冷战后，新一代新保守派具有更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新帝国”理想，他们终于在小布什上台后找到了用武之地。新保守派不仅继承了冷战自由派反共与输出意识形态的使命和老保守派强调军事安全的传统，而且主张按美国的清教道德标准强行塑造世界新秩序。他们一点也没有老保守派有时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倾向和自由派有时呈现的鸽派色彩以及这两派在对外使用武力时的谨慎态度，在对以色列更坚定的支持和对伊斯兰等非西方文化的强烈敌视中表现出浓烈的宗教、保守国际主义倾向，在用武力构建“美利坚新帝国”中表现出“安全军国主义”狂热。他们认为：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矛盾冲突不再是国际法行为体之间正常的利益之争，不同民族、文化之争也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邪恶、高尚与卑鄙之间不可调和的较量；只有全球实现“美国化”，美国才能享有真正安全，世界才能实现真正自由、正义和繁荣。因此，新保守主义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它对其他强硬对外政策思想和主张的兼收并蓄和有过之而无不及。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思想完全拒绝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安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有利于避免冲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不仅主张意识形态扩张、道德征伐和权力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且主张通过武力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实现“自由世界”的永久安全，在继承理想主义道德使命与吸收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⑩的基础上，发展为“新帝国主义”，其本质特征是以战争求和平，以进攻保安全，以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凭绝对军事优势、按美国清教道德标准塑造“美利坚新帝国”。
深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布什当局正是对外既奉行道德政治，又奉行实力政治，既强行输出价值观，又极力追求片面绝对安全，具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安全危机感和鲜明的价值观扩张性与军事进攻性，因而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保守最强硬最狂热最具进攻性的一任内阁。布什本人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强硬的对外政策主张就是证明：“一方面，他似乎是美国自基辛格以来实力政治(realpolitik)最露骨最不含糊的倡导者；另一方面，他的讲话充满了个人深深的宗教信念，并隐晦地提及像是中世纪而非现代的巨大善恶势力来模糊其政治宣言。”(11)
二、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危险“创新”
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我们寻求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均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可以自行选择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成果和挑战。通过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我们让全世界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将保卫这种正义的和平不受恐怖分子和暴君的威胁。我们将通过建立大国间的良好关系来维护和平。我们将通过鼓励各大洲的自由和开放来延伸和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帮助世界变得不仅更加安全，而且更加美好。我们在进步之路上的目标是明确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与别国的和平关系以及尊重人类的尊严”。(12)2006年3月美国白宫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地说：“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和支持每个国家和文化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在世界上终结暴政。在今日世界，政权的根本性质与它们之间的力量分布同样重要。我们治国的目标是帮助创造一个由民主、善治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能满足其公民的需求，并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这是为美国人民提供持久安全的最好方式。”(13)从这些冠冕堂皇的文字看，“9·11”后美国对外战略似乎是克林顿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继续，但是“9·11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是“新帝国战略”——一种极端保守、强硬、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掩藏在这些利他主义和普世主义政策宣示背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高目标是，在巩固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础上构建“美利坚新帝国”，即“从霸权主导向帝国主导过渡”(14)。“这种战略强调的是美国‘一超独大’地位，关心的是美国的行动自由，要提防和阻止的是出现一个可以与之比肩的战略对手，要实现的是尽可能长久的美国‘单极霸权’，要建立的是美利坚的‘新帝国’”(15)。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说：“我们国家的理想始终大于我们国家的防务。”(16)他的言外之意就是美国的理想目标和最高利益不只是保卫自己的安全，还要控制全球。美国自我界定的最高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美国及其盟友的绝对安全和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不受挑战，而且包括通过强大军事威压，用这种价值观统领全世界。一句话，不仅“美国的使命是充当世界警察”，(17)而且美国要通过当世界警察强行确立自封的世界领袖和法官的威望。
美国决心从二战后的“霸权护持国”变成一个要改变“不公正”世界（布什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否则我们将生活在高压统治的世界里。”(18)的“新帝国塑造国”，变成一个此前它极力防范的现行国际体制的挑战国。这是“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危险“创新”，其危险在于企图把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变成等级制的“美利坚帝国体系”。
出现这种“创新”的根本原因是“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当局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借题发挥。“9·11”事件集中展示了普通美国民众难以理解的残酷现实：最强大的美国却很脆弱、很不安全，且遭人痛恨。面对美国民众“他们为什么仇恨我们？”的迷惘，布什当局提供了使全国同仇敌忾地保卫美国安全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权威回答：他们仇恨我们是因为他们仇恨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布什在“9·11”当天的演说中说：“美国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最明亮的灯塔。”(19)在布什当局看来，“流氓国家”、“邪恶轴心”与恐怖主义沆瀣一气，是美国代表的“自由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二战后建立的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制实际上充当着这些邪恶势力的保护伞，不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因此只有抛开现行国际法以便消灭这些邪恶势力，建立“美利坚新帝国”，美国及全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新帝国论”者认为，“9·11袭击是美国卷入（世界）不充分的结果；解决的方法是我们的目标要更具扩张性，其推进要更加强劲”。(20)
因此，尽管在美国官方文件和言论中没有出现“9·11”后在美国媒体、学界流行的“新帝国论”、“新帝国主义”等字眼，但“布什主义”其实就是“新帝国论”的官方版。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理论依据的“新帝国论”并非严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极端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安全学说。它认为，“面对21世纪混乱无序的世界，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符合人权和现代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新型帝国主义’；这种‘新型帝国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综合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实力超群的唯一超级大国，是‘新型帝国主义’最具资格的代表；‘新型帝国主义’的重要使命是‘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而对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则要进行坚决打击和铲除，以建构世界‘有序的民主秩序’，按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一统天下。”(21)可见，“新帝国论”之“新”主要在于它主张以“预防性战争”铲除一切邪恶，以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一统天下。
三、美国对外部威胁判断的危险“创新”
“9·11”后，布什当局极力夸大恐怖主义、“失败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世界”的威胁，对美国所处国际安全环境的评估过于悲观，致使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政府夸大外部威胁的倾向回潮并恶性膨胀，再以此为由实施“新帝国”战略。这是“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在外部威胁判断方面的危险“创新”，其危险在于：夸大（无论有意无意）面临的威胁必然导致不必要或过度反应，反而恶化安全环境，换言之，对安全环境的错误认知会使小威胁变成大威胁，甚至使假想威胁成真。“通过入侵伊拉克，布什政府造就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现在伊拉克取代了阿富汗成为吸引圣战恐怖分子的一块磁石，一个把大量美国人作为靶子的训练场所和作战基地。”(22)
“9·11”袭击发生后，布什当局立即把它称为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这是有史以来恐怖行为首次被明确界定为战争行为），并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此后又反复要求全国做好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准备，致使美国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在布什当局看来，“9·11”事件表明冷战后因苏联解体而大为改善的国际安全环境再度严重恶化。布什在2002年1月29日宣读的国情咨文中说，文明世界面临史无前例的诸多危险。(23)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的开放边界和开放社会使得恐怖分子在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袭击他们变得轻而易举和具有诱惑力。”(24)他甚至断言美国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时代，一个“美国坚不可摧的历史被脆弱所取代的新时代”，一个“新型敌人向美国的城市和人民发动新型攻击的新时代”(25)。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在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辩护时危言耸听地说，现代世界是非常危险的，民主和自由系于一发。(26)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9·11”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主要安全威胁作了权威性的悲观判断：“来自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的新的致命挑战已经出现。……这些新敌人的性质和动机，它们一意孤行获得迄今为止只有世界最强大国家才有的毁灭性力量，以及它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我们的可能性的增大，使今天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美国现在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失败国家。我们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27)美国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持更悲观的判断：“美国正处于一场长期斗争的初期，与我国在冷战初期面临的形势相似”；“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根本不同于以前。……没有什么威胁比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袭击的威胁更大。”(28)在布什当局看来，美国乃至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的最大最紧迫威胁，是力图获得WMD的恐怖分子与正在秘密研制甚至已经拥有WMD的“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的勾结以及滋生恐怖主义的专制暴政，因此美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和手段，迎击和消灭这一首要安全威胁，长期任务是“促进有效民主，铲除暴政”，以塑造“安全、自由、公正”的国际环境。
弥漫全美的强烈不安全感虽然直接肇始于“9·11”事件，但其深层原因是美国特殊的安全观和极为宽泛的安全利益界定，从根本上讲根源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和帝国野心。“美国的安全观念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规定特别广泛和不确定，为自身安全提出的标准特别高，而谋求实现安全利益和达到安全标准的手段又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总是觉得自己的安全面临许多威胁，美国并不遗余力地追求绝对安全；结果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陷入了所谓的安全困境，于是美国便觉得自己更不安全了”。(29)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比冷战时期安全多了，本应有安全感。但是，美国为追求霸权利益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而到处干涉，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对、敌视和恐怖袭击（9·11事件就是这种仇美情绪的极端产物），这反过来使美国认为它面临多元化的全球性威胁（尤其是迫在眉睫的恐怖主义与WMD相结合的威胁），使它极力追求绝对安全。于是，“在国际上，美国陷入了一种悖论：美国越是强大，就越是感到不安全；而美国越是通过塑造全面优势而寻求绝对安全，就越是无法做到无懈可击。”(30)“9·11”后美国表现为奇特的悖论似的“极其强大又极其脆弱”。“美国今天是一个集实力无比和脆弱不堪于一身的矛盾体。”(31)
四、美国对外战略手段与途径的危险“创新”
美国对外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从冷战时期表现为意识形态攻击、政治对抗、经济封锁与军事威慑的“全面遏制”，经由冷战后以价值观输出和经贸扩张为主的“超越遏制”与“参与和扩展”，过渡到“9·11”后的“新帝国”扩张：在以绝对军事优势防范和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同时，进行全球反恐反扩散，对“邪恶轴心”等邪恶势力发动“预防性战争”，对其实现“政权更换”和“民主化改造”。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手段，美国军事战略发生了显著变化，其重点从冷战时期的“威慑性遏制”，经过冷战后的“地区性防务”、“灵活与选择性参与”，演变为“9·11”后的以攻防一体的绝对军事优势为后盾的“预防性战争”。“威慑性遏制”的实质是以强大常规军力和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慑止强大对手的进攻，其有效性建立在双方“确保相互摧毁”的力量均势和恐怖共识上，因而排除了军事“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则是赤裸裸的军事“单边主义”和“超级先发制人”。把“预防性战争”、“政权更换”和“民主化改造”作为“新帝国”扩张的主要手段与途径，是“9·11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手段与途径的危险“创新”，其危险在于它加剧和扩大国际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造成地区动荡、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
美国“新帝国”扩张的逻辑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威胁不再是苏联那样虽可毁灭美国但必须保卫其国土和国民的传统敌人，而是居无定所、来去无踪、时刻准备向美国及其盟友发起攻击的恐怖分子及与其勾结、不惜将国民置于毁灭性报复打击之中的“流氓政权”或“邪恶政权”，因此传统的“威慑性遏制”已不能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WMD扩散这种致命的非对称性威胁，不能保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对付多元化、致命的非对称性威胁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用 “预防性战争”把它们消灭在降临之前或萌芽状态，即以进攻保安全，以战争求和平。布什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中，采取行动是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32)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必要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来行使我们的自卫权利”；“历史将严厉审判那些看到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却无所作为的人。在我们已进入的世界中，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进攻。”(33)美国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具有毁灭性后果，我们承担不起坐视严重危险变成现实的责任。这就是先发制人的原则与逻辑，它在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没有变。”(34)因此，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全力进行二位一体的反恐反扩散，即用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防止恐怖分子、“失败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获得WMD，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免遭WMD的袭击。
可见，“9·11”后美国军事战略重点从以前的“基于威慑”的积极防御转变为“基于实战”的“预防性进攻”，其突出特点除了表现为时刻保持常规军事进攻态势和经常对外动武外，还表现在调整核战略、降低核门槛和以核打击与核威慑并举来取代核威慑。美国国防部于2002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大幅修改了核力量的使用原则、核打击目标的选择和战略力量的构成，认为美国应在三种情况下发动核打击：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攻击进行报复性打击；对常规武器无法摧毁的军事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在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军事发展”（如中国对台动武、伊拉克用生化武器攻击美军或以色列、朝鲜入侵韩国）时以核打击进行遏止。关于核打击目标，该报告主张由单一对称性目标转为多样化的非对称性目标，在必要时对中、俄、朝、“两伊”以及叙利亚和利比亚发动核打击。关于战略力量的构成，该报告主张用新三位一体（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MD、能迅速采取回应行动的基础设施）取代旧三位一体（陆基洲际导弹、海基潜射导弹、战略轰炸机），实现战略攻防结合和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结合。该报告还建议大力研发“在道义上站得住脚”的小型、低当量、可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和准核武器，尤其是可摧毁地下目标的钻地核弹。
美国把“预防性战争”、绝对军事优势和MD结合起来，以确保在迅速消灭敌人时自己和盟友的绝对安全，即以“预防性战争”消灭恐怖组织、“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凭绝对军事优势迅速结束战争和慑止潜在对手的挑战，以MD确保免遭“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的袭击和在威慑失败时免遭潜在对手可能的“先发制人”攻击以及在向敌人发起攻击时免遭报复性打击。美国以为这给自己和盟友装了三重安全保险。于是，美国以企图确保“消灭敌人，自己和盟友生存”的绝对军事优势和单方面绝对安全原则取代“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和相互相对安全原则，企图为构建“美利坚新帝国”而肆无忌惮地采取行动。
五、结语
“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是：以“布什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建立“美利坚新帝国”为最高目标；为实施“新帝国”战略而夸大外部威胁；以“预防性战争”、“政权更换”和“民主化改造”为“新帝国”扩张的主要手段与途径。这些“创新”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在“布什主义”指导下必然滋生“新帝国”野心，“新帝国”目标必然以“布什主义”为原则；“新帝国”野心与目标导致夸大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从而要求采取“预防性战争”等“新帝国”扩张手段，这反过来使假想威胁成真和变大，而美国所处安全环境的恶化在它看来恰好证明了建立“新帝国”的必要。这些“创新”造成的危险是：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强行输出价值观等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遭到践踏，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石的当代国际体系和秩序受到严重挑战和威胁；企图把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变成“美利坚帝国体系”会使天下大乱；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必然导致它不必要或过度反应，从而加剧国际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造成地区动荡，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
收稿日期：2007-05-24
注释：
①国内外学界普遍把“9·11”事件后的当今时代称为“后9·11时代”，但它可能造成误解：9·11事件之前是“9·11时代”，就像“后冷战时代”之前是“冷战时代”一样。既然“9·11事件”标志美国对外战略新时代的开始，称其为“9·11时代”而非“后9·11时代”更符合逻辑。
②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ember/October2002,pp.44-60.
③George W.Bush,"The President's Speech to Cong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O1/20010920-8.html.
④George W.Bush,"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⑤George W Bush,"President Bush's Speech at West Poin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⑥“预防性战争”不同于“先发制人战争”，前者指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对所谓潜在威胁发动战争，后者指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抢先发动战争，前者完全违反国际法，后者在理论上符合国际法。
⑦［美］弗朗西斯·福山：《十字路口的美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第52页。
⑧［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99页。
⑨［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62-278页。
⑩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限度的安全。参见［美］约翰·米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0页。
⑾［美］塞缪尔·皮尔逊：《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美国思想形成的影响》，《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2页。
⑿The 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⒀The 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OO6/section V.html.
⒁张立平：《新帝国论与美国21世纪大战略》，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1页。
⒂同上，第44页。
⒃George W.Bush,"President Bush's Speech at West Poin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⒄Max.Boot,"America's Destiny is to Polic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February 19,2003.
⒅George W.Bush,"President Bush's Speech in Berlin,Germany,"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5/20020523-2.html.
⒆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19页。
⒇Max.Boot,"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The Weekly Standard,October 15,2001.
(21)杨运忠：《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战略态势及中国安全的影响》，《当代亚太》，2003年第7期，第3页。
(22)［美］弗朗西斯·福山：《十字路口的美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第52页。
(23)George W.Bush,"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24)Donald.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
(25)Donald.H.Rumsfeld,"Start Preparing Now for a Nasty Surprise Ahea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2001.
(26) "First Stop,Iraq," Time,March 31,2003.
(27)The 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28)The 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www.whitehonse.gov/nsc/nss/2OO6/sectionV.html.
(29)朱明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不安全》，徐以骅主编：《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4页。
(30)赵可金：《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65页。
(31)Jack Snyder,"The Imperial Tempt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3,p.29.
(32)乔治·W·布什：《我们今天变为另一个国家》，［德国］《星期日世界报》，2002年9月8日。
(33)The 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34)The 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OO6/section 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