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肄言》的发表和出版时间及英文原著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文论文,原著论文,出版时间论文,群学肄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复翻译出版《群学肄言》是社会学导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一点在我国社会学界乃至学术界已成定论。既然如此，学界对《群学肄言》发表和出版的具体时间以及相应的英文原著的判定就应明确无误，从而使标志性事件有非常准确的表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对于《群学肄言》的发表和出版时间及相应的英文原著的认定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甚至在同一本书中也往往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矛盾之处追根溯流，正本清源，以免谬误流传，并进而为这一标志性事件给予明晰准确的界定。
最先使笔者对此问题予以关注，是由《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李沛良，2001）一书中二处各有出入的表述所引起的。该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现代社会学文库”系列著作之一。在由李培林为“现代社会学文库”所作的《总序》中写道：“1897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不再说明）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73年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译成中文，冠名为《群学肄言》。”（李沛良，2001：总序1）而李沛良在为该书所作的《作者序》中则是如下表述：“自从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大师斯宾塞(Herbert Spencr)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发表以后，社会学即备受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李沛良，2001：作者序1）两位中国当代知名的社会学家在《群学肄言》发表和出版时间以及英文原著上存在的矛盾，使笔者觉得茫然，故决定对此探明究竟。但待查阅了多部社会学辞典，翻阅了多本社会学概论的著作之后，困惑并没有释然。相反，更多的矛盾呈现了出来，现综合归纳如下：
一、在《群学肄言》发表和出版时间上有四种观点：即1897年、1898年、1902年和1903年。其中又可分为两方面的分歧：其一是围绕严复开始翻译和发表《群学肄言》部分章节的时间问题上的分歧，其二是关于《群学肄言》成书及出版的时间问题上的分歧。
在严复开始翻译和发表《群学肄言》部分章节的时间问题上，主要存在着1897年和1898年之争。持1897年看法的主要有王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编者注）和郑杭生先生等。王栻认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严复‘为《国闻报》社成其（指《群学肄言》，笔者注）前二篇’”（王栻，1982:9）。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在《群学肄言》条中则认为：“严复于1897开始译，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1991:225）郑杭生也认为：“1897年严氏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的前两章《砭愚篇》和《倡学篇》翻译成中文，并在《图闻报》上发表。”（郑杭生，1994:561-562）持“1898年始译论”见解的主要代表也是王栻，他在《严复译著书目录》中提到《群学肄言》的“译著年份”是“1898-1903年”（王栻，1982:11）。另外，有学者将《群学肄言》开始翻译或部分章节发表的时间当成《群学肄言》全书的出版时间（如上文李培林的表述），从而更加造成了混乱。
在《群学肄言》成书及出版时间的问题上，则主要有1902年和1903年之争。持“1902年成书论”见解的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和陆学艺先生等。商务印书馆在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早在1902年严复即以《群学肄言》的书名把他的代表作《社会学研究》译介到我国来。”（赫伯特·斯宾塞a,1996）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认为：“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几乎在同时，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1991:27）陆学艺的表述与前者基本一致：“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几乎在同时，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冠以《群学肄言》的书名译成中文。”（陆学艺，1996:18）
持“1903年成书论”见解的学者较多，主要有王康、袁方、郑杭生和程继隆先生等及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他们的论述分别是：“1903年翻译出版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原名《社会学研究》）”（王康，1988:196）；“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了严复根据斯宾塞英文原著The Study of Sociology翻译的《群学肄言》”（袁方，1990:853）；“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1991:225）；“1897年严氏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的前两章《砭愚篇》和《倡学篇》翻译成中文……1903年又将该书全文翻译为《群学肄言》”（郑杭生，1994:562）；“1903年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原名《社会学研究》）”（程继隆，1995:115）。
二、在关于《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问题上，主要有《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与《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之争。
大多数观点认为《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他们主要是王康、袁方、郑杭生、程继隆和李培林先生等及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王康、袁方、郑杭生、程继隆和李培林等有关的论述都已经在上文中提到，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的具体论述为：“《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是严复翻译的社会学名著之一。原系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一书。”（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1991:225）认为《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的学者，其代表除了上文提及的李沛良外，还有大百科《社会学》编委会，其具体表述为：“严复还翻译了大量社会学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夹叙夹议地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1903)。”（同上480）
几点辨析——关于《群学肄言》的发表、出版及英文原著
鉴于这种较为混乱的学术表述，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有关学术表述。而其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严复的有关著作，尤其是《群学肄言》以及斯宾塞的相关著作入手。
1.关于《群学肄言》发表和出版时间的辨析
在由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订正出版的《群学肄言》之《重印“严译名著丛刊”前言》中，提到了严复的翻译作品及出版时间，“斯宾塞：《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群己界权论》（1903年）。”（斯宾塞b,1981:Ⅰ）在由王栻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中，尤其是在《译〈群学肄言〉自序》和《〈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译〈群学肄言〉自序》有注释曰：“《群学肄言》（原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英国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一八二○——一九○三年）著，原书出版于一八七三年。严复所译。于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严复a,1986:123)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有严复本人对翻译和出版《群学肄言》全过程的表述：“不佞往者每译脱稿，即以示桐城吴先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此译于戊戌之岁，为《国闻报》社成其前二篇，事后错迕，遂以中缀。辛丑乱后，赓续前译。……壬寅中，此书凡三易稿，岁暮成书，以示廉惠卿农部。农部，先生姪女婿也。方欲寄呈先生，乞加弁言，则闻于正月十二日，弃浊世归道山矣。”（严复a,1986:126-127）也就是说，按严复本人的回忆，翻译和出版《群学肄言》的时间序列是：1898年（戊戌）开始翻译并在《国闻报》发表前二篇，后因其他原因而中止翻译；1901年（辛丑）又重新续接以前的翻译工作，1902年（壬寅）修改三次，年底将全书翻译定稿。本来打算请桐城吴汝伦先生为其作序，但惊悉吴先生于1903年正月十二日逝世。总之，按严复本人的说法，《群学肄言》开始于1898年发表并于1903年正式出版。
但是，为什么“1897年始译论”和“1902年成书论”的观点也广泛存在呢？这些观点是否有其存在的理由？笔者不得不对此有所思索。为此，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考证比较严格的严复年谱，以及查阅《国闻报》（日报）和《国闻汇编》（旬刊）。
在由严复长子严璩所撰写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中有：“丁酉(1897)府君四十五岁。开始译亚丹斯密Adam Smith之《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及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之《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与定海王编修修植，钱唐夏礼部曾佑，创办《国闻报》于天津。戊戌(1898)府君四十六岁。……天津《国闻报》亦停刊。”（严璩，1986:1548-1549）
在商务印书馆1982年编写的《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的《严译简目》篇中有：“1897年12月，斯宾塞：《劝学篇》，载《国闻汇编》第1、3-4册(1897.12-1898.1)。……1901年，斯宾塞：《劝学篇》第一篇由南昌读有用书之斋作为‘侯官严氏丛刻本’木刻出版。……1902年，斯宾塞：《群学》（即《劝学篇》），由杭州史学斋铅印出版。1903年4月，斯宾塞：《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1982:166）
在关于《群学肄言》最初发表时间的问题上，由别人考证编撰的严复年谱中的陈述和严复自己的表述有了出入，那到底是1897年还是1898年？这就必须再次考证《群学肄言》最初发表的报纸。在全部的《国闻报》中并没有发现《砭愚》、《倡学》、《劝学篇》或《群学肄言》的有关文章。在《国闻汇编》的第一册、第三册均刊有严复所译的斯宾塞《劝学篇》之《第一篇 论群学不可缓》，其中第一册的出版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初一日，即1897年11月24日，第三册的出版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初五日，即1987年12月28日。因此可以最终肯定，《群学肄言》最初发表于1897年11月的《国闻汇编》（严复b,1897）。
这里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国闻报馆章程》的第一条规定：“本馆出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名曰《国闻报》。旬报十日印一册，……名曰《国闻汇编》。”（严复c,1986:455）又根据《〈国闻报〉缘起》中“本馆编报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寻常之事，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义取观览明晓者皆登之。每日续印之报，至重要之事，亦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苟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严复，d,1986:455）可见，《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不是同一种报纸，也不是两种完全不相干的报纸，而是同属国闻报馆，《国闻汇编》是在《国闻报》基础上的一种汇编。
而之所以会出现“1902年成书论”的观点，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二：一是1902年，由杭州史学斋铅印出版了《群学》（即《劝学篇》），有学者将此误为《群学肄言》的出版时间；另一原因可能是《群学肄言》翻译定稿是1902年，有学者因而将此误认为《群学肄言》的出版时间。
2.关于《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辨析
由于在严复翻译出版的《群学肄言》中，未能找到有效证明英文原著的证据，因此在确认《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上，笔者采取了三种方法：
一是将英文原著内容与《群学肄言》内容进行对照。由于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The Study of Sociologyc，笔者就首先将此书的内容与《群学肄言》内容相对照，以及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研究》（赫伯特·斯宾塞c,2001）相比照，通过对照相关文献，发现内容吻合。由此，从内容上可以确认《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二是在英文著作出版年份上进行确认。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提到英文原著的出版年份，“又是书出版当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严复a,1986:126）。查阅斯宾塞的著作，The Study of Sociology是在1873年出版，而Principles of Sociology（即《社会学原理》），是在1876-1896年出版的。从英文著作出版年份上也可以确证《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三是在字数上进行确认。《群学肄言》的字数大体为十八万字（王栻，1982:17），而且“严氏所译九种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贺麟，1982:30）。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英文原著是一本423页的书，而Principles of Sociology的英文原著则是共三卷八篇的大部头著作。从字数上又可以确定《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通过三方面的论证，可以肯定《群学肄言》的英文原著是《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辨析小结
由此，可以将《群学肄言》的有关信息总结如下：《群学肄言》是我国学者严复根据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73年所著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所译。1897年11月，严复在《国闻汇编》上开始发表《劝学篇》，包括《砭愚》和《倡学》，即《群学肄言》的前二篇。1902年，《劝学篇》更名为《群学》，由杭州史学斋铅印出版。1903年4月，由严复最后翻译定稿的《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同时，在严复的出生年份上也必须进行规范。因为严复生于咸丰三年腊月，即农历1853年十二月，公历则为1854年1月。有的学者根据咸丰三年，把他的生年定为1853年。有的学者则根据比较通行的学术规范，定为1854年。笔者认为，在严复出生年份的问题上，学术界应该将其规范为1854年。同时，对于我国近代那些著名人物，在确定出生年份时，应以公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