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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6）03—0041—06
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些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有些新观点对研究工作的深入显然起了积极作用，但有些新观点是否正确似乎还须要商榷。
一、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
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按照传统观点，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对此，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殖民侵略虽然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苦难，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停滞落后的状况，把它们拉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评论殖民侵略时，应该首先强调它的进步性。他们认为，我们对殖民侵略持否定态度是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同志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我们从不否认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起过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从来是有先有后，很不平衡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远远落后于英国，德国、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比法国晚得多。这些曾经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无疑曾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和推动。这种影响和推动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其中虽然也包括和平的交往，但更多的是通过激烈的经济竞争以至残酷的军事较量。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打击往往是迫使落后国家急起直追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打击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才能推动落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限度就是：落后国家必须基本上保持自己的独立主权。世界历史证明，凡是陷入了殖民主义的魔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在它们摆脱殖民统治以前，都被剥夺了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长期处于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悲惨境地。殖民统治者虽然也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作用乃是更有效地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以加速殖民帝国的经济发展，而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留下的则是遍地白骨。当然，殖民侵略客观上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促使这些国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殖民主义者所允许和需要的只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性的资本主义（如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对于落后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则极力扼杀。它们绝不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落后的附庸地位，走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殖民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也并不是只有破坏的一面。他们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统治，必须与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因此，他们总是致力于保护这些国家原有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反动的阶级，压制进步力量，绞杀人民革命斗争。在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使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由一座增加为三座，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增加了新的严重困难，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有的同志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毕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乃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应归功于外国殖民侵略。这些同志忽略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过压榨后者加速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在殖民主义的重压下根本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国家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不等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是变成了殖民帝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垫脚石。这不是一条进步之路，而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离开这条歧路，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获得进步与发展。
二、如何看待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和派”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把林则徐、冯子材等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人物作为爱国者加以赞颂，而把琦善、李鸿章等坚持妥协投降的人物作为卖国贼加以谴责的。对此，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在近代，由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于西方，在对外战争中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当时一些人主张妥协投降是有道理的，不应加以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反对抵抗才是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是真正的“爱国”，而主张抵抗则是不负责任的“蛮干”。
这里，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能决定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必败吗？不可否认，经济技术水平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它夸大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战争不是单纯的经济技术水平的竞赛，而是包括人力、物力在内的各种实力的综合较量。仅就物力而言，一个国家物力雄厚与否也不仅决定于经济技术水平（虽然经济技术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它还与国家大小、自然资源条件以及财政经济制度等等有密切关系。而且，战争的胜负并不是机械地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发挥得如何。而实力发挥的状况则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是否正确和强有力等等因素。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的人力、物力远不如英国，但是，争取独立的正义事业激发了美国人民极大的积极性，使美国的实力发挥得比英国好得多，从而弥补了实力本身的不足。美国军队和民兵虽然装备很差，供应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赤足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作战，但他们以革命军队特有的勇敢和主动精神，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散兵战术，击败了数量庞大、装备优良的英国侵略军。拉丁美洲的海地进行反对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双方实力更是极为悬殊：一方是刚挣脱奴隶制的、只有几十万人口的落后小国，另一方则是在拿破仑统治下正称雄于欧洲、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但是，海地人民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击败了实力雄厚的数万法国远征军，赢得了独立。近代中国虽然在经济技术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侵略者，但其差距远没有当年海地与法国之间的差距那样大。而且，中国不是海地那样的小国，而是拥有几亿人口和辽阔领土的大国。中国的实力并非全面地处于劣势。至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精神，也并不比海地和美国人民逊色。海地和美国人民能打败强大的侵略者，为什么中国就注定要失败呢？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也不乏用落后武器打败侵略者的战例。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刘永福、刘铭传等都曾多次打败法军。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林则徐等有胆有识的抵抗派遭到排挤、打击，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民心可用”等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被当权者摒弃。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受到统治者压制。甚至连冯子材等浴血奋战取得的军事胜利也被慈禧、李鸿章之流当作屈膝求和的资本。当然，应该对丧权辱国承担罪责的反动集团中，除了投降派以外还有空谈抵抗而不务实际的顽固派。只谴责投降派而忽略了顽固派是不对的，只谴责顽固派而为投降派开脱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在和战问题上有“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战是绝对的对，和是绝对的错，不问任何情况，都把主战与主和作为爱国与卖国的分界线”。他们认为，“主战与主和的正义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发生转化”的。例如八国联军战争时，主战的西太后和顽固派是十分反动的，应该否定的；袁昶等主和派“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1]，是应该肯定的。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形而上学”地把主战与爱国等同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曾经主战就把他们视为爱国者，而是对他们持否定态度。但我们认为，西太后和顽固派之所以应该否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一度主战，而是因为他们对侵略者稍作抵抗后就屈膝投降，与侵略者和主和派一起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主和派与顽固派曾经是尖锐对立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否定顽固派就肯定主和派。当时，主和派在向侵略者投降和镇压义和团方面比顽固派更坚决，在卖国方面比顽固派更主动。这难道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吗？
有的同志一再声明他们并不赞成投降，只是主张对“主和”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概否定。他们提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轻率地“对外开战”。他们在进行这种“具体分析”时，却回避了这样一个“具体”事实，即：中国近代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从没有一次是中国主动“对外开战”。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只有两条路：或者抵抗，或者投降。“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就八国联军战争而论，这次战争明明是帝国主义挑起的。在侵略军攻占大沽，进犯天津，正式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清政府才被迫宣布对外抵抗。而袁昶之流在外国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仍然反对抵抗，坚持“主和”。试问，他们主张的“和”不是投降卖国又是什么呢？
有的同志还争辩说，在一定条件下，对侵略者实行妥协退让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他们举出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事例来证明袁昶等主和派的“正确”。[1] 对于这种论证方式，我认为是不科学的。这些同志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但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之间的根本区别。
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十月革命刚胜利不久，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还十分脆弱，而国内外形势又极其险恶：外有德国的军事进攻，内有反革命的顽强反抗。当时列宁尖锐地指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德作战，“可能甚至不需要经过几个月，而是经过几个星期，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2](P415) 人民已经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就有完全丧失的危险。当时唯一的出路是：对德国实行退让，争取一段喘息时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2](P410)，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事后，列宁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采取布列斯特和约的退却办法呢？因为我们前进得很远，所以我们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这个大倒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我们还是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能够利用‘喘息时机’来胜利地前进，去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3](P580—581) 这里，列宁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对德国实行退让的目的和条件。退让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喘息时机去反击国内反革命叛乱，巩固刚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实行退让的条件是革命力量“前进得很远”，因而“有退却的余地”。这些和八国联军战争时中国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试问，当时中国有什么“伟大胜利成果”亟待巩固，须要用退让来换取“喘息时机”呢？中国什么时候曾经“前进得很远”因而“有退却的余地”呢？事实上，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一直在帝国主义不断进逼下节节后退，到八国联军战争时，中国已面临亡国的深渊。难道这时中国需要的不是奋起抵抗而是继续后退吗？列宁对外退让是为了集中力量去反击国内反革命势力，巩固革命政权，袁昶之流则是力图保持和加强中外反动势力的同盟，共同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二者能相提并论吗？
三、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
我们认为，在近代，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反帝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近代中国各种类型的反帝斗争，无论是林则徐等爱国官绅领导的，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或是农民自发进行的，尽管各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就其主流方面、本质方面而言，都是应该加以肯定和赞颂的。对此，也有一些同志提出异议。
有些同志认为，中国近代的首要任务不是反帝而是学习西方，而要向西方学习，就必须反对任何排外言行。有的同志提出：“十九世纪末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排外与反排外之争，实质上即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4] 按照这种理论，反排外就意味着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肯定；排外就意味着坚持封建主义道路，应该否定。而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都是笼统排外的，自然也就属于应该否定之列了。至于排外色彩特别强烈的义和团，更被某些同志用极其尖刻的语言加以贬斥和嘲讽。他们断言义和团运动是慈禧等封建顽固派“愚弄和操纵”的一场排外运动，而这场运动却“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5] 按照他们的说法，“爱国主义”这个“美名”是戚本禹之流别有用心地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谁要是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谁就是还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的蒙蔽下摆脱出来。对于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斗争，他们也表示极大的蔑视。他们说：“拥有强大国际资本，拥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八国联军的铁路与《辛丑条约》的枷锁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有些研究工作者对这种愚昧却是倍加赞赏的。”[5]
毋庸讳言，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对于这类斗争应该怎样评价呢？恩格斯在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自发反侵略斗争时曾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6](P20) 这里，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人民自发反帝斗争的落后性，但同时更着重地强调了这种斗争的爱国性质和正义性质。列宁在谈到义和团运动时也曾说：“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7](P214) 这里，列宁所强调的也是义和团反侵略的正义性质。
在谈论近代中国的排外思想和排外活动时，有必要对农民的排外和封建顽固派的排外加以区别。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是为了封建势力的狭隘利益。他们幻想恢复自己的一统天下，却不愿进行艰苦的反侵略斗争，更不愿在斗争中作出重大的牺牲。每当反侵略斗争受到挫折，他们便迅速由排外转为投降。农民的排外则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奴役。他们对侵略者的反抗是坚决的，不屈不挠的。农民为了集中力量反抗侵略者，有时也争取封建统治阶级的合作与支持。义和团甚至曾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扶清灭洋”的口号是有缺点的，但义和团的目的并不是“扶清”，而是“灭洋”（赶走侵略者）。由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前一直实行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压制反帝斗争的政策，义和团虽然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却一直在以武力反抗清政府的镇压。只是在清政府被迫对外抵抗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义和团与清政府才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暂时的合作。而当清政府公开向外国投降后，义和团也就举起了“扫清灭洋”的旗帜。在近代，农民不仅是反帝的主力军，也是反封建的主力军。把农民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主张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的汉奸、买办等等。对“反排外”一概加以肯定也是不科学的。
至于义和团等农民自发反帝斗争的力量和作用，尽管我们有些同志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并断言“帝国主义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但是，一些对中国了解颇深的帝国主义者却并不敢轻视这种斗争。还在八国联军刚占领北京，侵略者趾高气扬之时，在中国进行了几十年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高级谋士赫德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了义和团运动所揭示的“不祥”预兆。他写道：“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像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8](P146、144、151) 当然，历史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赫德的预料。事实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外国侵略者就被赶出了中国，而不必等到2000年。但是，在赫德的担心早已成为现实的今天，当初赫德凭着反革命的敏感已经觉察到的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却遭到了我们一些同志的坚决否认，这倒是令人深思的。
四、中国的出路何在
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先进的中国人曾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唯一出路。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也是进步的。但是，无论是康有为等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孙中山等发动的辛亥革命，都迅速遭到了失败。这条路实际上总是走不通。其所以走不通，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紧密勾结，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微弱，而且多数民族资本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远大目标和斗争精神。他们对维新运动尚且不敢积极参加，对革命运动更是疑虑重重。他们害怕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会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但不敢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去同强大的反动势力进行决死斗争，反而十分害怕工农的发动。在革命爆发前，他们企图以立宪来抵制革命；革命爆发后，他们又以各种方式对革命派施加影响，力促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以便尽快结束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竟得不到资产阶级本身的支持，它遭到失败乃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后，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从不同角度总结教训。陈独秀和早期的李大钊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觉悟太低。要解决这个问题，靠政治斗争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西方思想文化。他们认为，只要西方思想文化在国民中普及了，民主共和制度就自然能够实现。他们不懂得，思想文化归根到底要受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根本不可能真正普及。企图靠文化宣传来完成政治革命所未能完成的改造中国的任务，乃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孙中山不同意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他提出，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指旧官僚、武人、政客）”。“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怎样才能保证今后的大革命能把“地底陈土”清除干净呢？这个革命要靠什么阶级来领导，靠什么阶级的力量来完成呢？孙中山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十月革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推动人们去探索新的出路。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由西方转向苏俄，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的国情，找到了中国真正的出路，这就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孙中山虽然没有接受马列主义，但他也十分重视学习十月革命提供的新经验。他提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也对学习西方这条道路产生了怀疑，开始探寻新的出路。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多数人仍然坚持学习西方的主张。在共产党内，也有人附和这种主张。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认为革命的结果应该是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领导权的能力。结果是领导权落到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手中，革命遭到了失败，国民党也蜕变为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此后，资产阶级民主派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倒向右派，一部分转向共产党。另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他们的号召力远不能与当年的孙中山相比，当年孙中山尚且无法实现的目的，他们自然更无法实现。
总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虽然曾有不少人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中国的唯一出路，并曾长期为之奋斗，但这条路始终没有走通，而且越来越走不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后，中国的历史才出现了转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变成了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但是，有些同志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时，却得出了另一种结论。他们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打上门来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向他们学习，抛弃落后，争取进步，使自己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没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实现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9] 这里所说的“向他们学习”，显然是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要地说，这些同志的观点就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有在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后，才能搞社会主义。这些同志提出的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而只是重复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陈独秀早已提出并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陈旧观点。这些同志既然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新提出这些观点，便理应用历史回答下述问题：为什么被他们宣布为“唯一的出路”的学习西方之路始终没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被他们视为并非出路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路却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单靠“学习西方”能不能“使自己现代化”？先现代化、再搞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能？可是，他们对这些问题却避而不答。实际上，他们也无法回答。
历史是发展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民还不可能找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唯一出路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历史证明这样“学习西方”并非真正的出路，但当年他们勇于在黑暗中寻求救国道路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赞颂。可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某些历史学家仍坚持如此“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这绝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是对历史的嘲弄。
作者附记：本文曾发表于1989年，后收入作者所著《近代历史纵横谈》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经一些著名学者建议，并得到北大出版社同意，将此文再次发表。除新加内容提要外，原文未作修改。此文内容涉及面较多，限于文章篇幅，论述均较简略。此后作者在一些文章中对本文涉及的多数问题有进一步专题论述，可参阅《近代历史纵横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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