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沿海地区论文,效应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新时期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部分先富带后富”为主要标志，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转折。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首要举措，就是中国政府改变了优先发展内地和内向型战略，提出将东部沿海地带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让其率先发展起来，带动全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新发展。因此，从思想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创新，首先是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起步的。
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正式提出来的，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优先开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
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带后富”政策和中央作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后，就开始酝酿选择优先开放和发展的地区。根据我国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中央首先把东部沿海地带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开始，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区域逐步扩展。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大形成为南北全线的战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从而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
与此同时，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开始专门制订地区发展战略。“六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沿海、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明确提出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和带动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把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到战略高度，为制定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七五”计划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以三大地带梯度推移为主要内容的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按照该计划，20世纪最后十几年国家投资重点首先集中于沿海地区。“七五”计划还要求沿海开放地带要着重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明确提出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在邓小平关于“部分先富带后富”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日趋酝酿成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1]大会强调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开放地区应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领导人根据对外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于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1）沿海地区应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2）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3）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同时，为了有助于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报告强调：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战略意义。”[2]
1月23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3]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体会议同意上述构想，并决定把它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部署。3月25日，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p.160）并将它列为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至此，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最终确立。
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1988年初，有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4]，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的高度增长，必须加入“国际大循环”，即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外向型经济，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汇资金。据此，国内外一些人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称为“国际大循环”，或认为其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含了“国际大循环”，构想的一些合理观点，比如，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有利时机，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是这两者不是等同的。
“国际大循环”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侧重解决工农业二元矛盾和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共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则是邓小平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各地区共富思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展开。包含以下两方面重要思想：
第一，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并对内地产生辐射作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具体说来，就是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优势，抓住国际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内地，把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经济信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移到内地，发挥对其他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1984年3月，邓小平提议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即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提出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指出：这“是解决我们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我们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之后，仍然是促使经济持续高涨的一项重要措施”。[5]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对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存在着狭隘的理解：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往往只注意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和组织国内建设这一面，而对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则重视不足。“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转变，对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有重要意义。
1985年1月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认为，将沿海地区逐步开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不但可以使沿海经济加快发展，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区，而且可以使内地和沿海的优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和繁荣”。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从而有效地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密切结合起来，解决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关系问题，使我国经济全面振兴，人民普遍富裕起来”。[6]
中共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重大决策，构成了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988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为我们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沿海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p.161）报告强调，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地带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并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的改革；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走在前头，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势，实行“两头在外”，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增加出口创汇，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要特别重视利用沿海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和现有乡镇企业的基础，发展外向型企业和创汇农业；大力发展沿海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向内地转让技术、管理经验和输送人才，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pp.161～162）
第二，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使其率先发展起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中央总结和反思建国后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经济地区分布不平衡性的特点，开始改变过去优先发展内地的战略，逐步实行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其突出特点是实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政策，对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资外贸、价格等政策倾斜，以打破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沿海与内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很不相同，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沿海地区经济过去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建国以后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个关系摆得不够合理，没有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果。当前，国际环境、国内情况都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把沿海的经济建设作为重点，从各方面支持其发展得更快一些，并以此为阵地支援内地的开发，推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6]（p.647）
“六五”、“七五”计划都明确实行了这一政策。“六五”计划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内陆地区应该“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7]“七五”计划指出要从过去强调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内陆地区，转变到按三大地带东中西的序列，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展开布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以至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区的准备”。[6]（p.810）“七五”计划还具体规定了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东部沿海地带要通过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和努力开拓新兴产业、开拓新技术领域等措施，加速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振兴。
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决策。
首先，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而且要促进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许多学者认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这只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沿海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必然为内地腾出部分原材料和国内市场，进而为内地的发展创造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促进改革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有力措施。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同时又是推进整个改革的外部动力。中国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得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沿海经济率先外向，就要率先改革，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让新体制更快地成长起来。这样，沿海就应该成为探索改革、带动全国先行区”。[8]
其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是区域性战略，而且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战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曾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人认为它是全国性战略，也有人认为它只是区域性战略。从上述可知，它不单是区域战略，而且是关系到全国的发展战略，是贯彻邓小平“部分先富带后富”和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步骤，也是中共十三大经济总体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1]（p.21）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全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落到了实处，不但明确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抓住了带动内地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从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三者既在地域上相对分离，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没有沿海的率先发展，中、西部的发展和开发就受到财力、物力的制约；反之，没有中、西部的发展，沿海的发展也缺乏后劲。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就是说，正确处理三个地带的发展关系，也就成了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使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共同富裕”。[6]（p.809）因此，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关系到各地区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实践证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有的思想，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可能绝对了一些，但从其基本精神和总的方向看，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符合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
三、新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新起点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开始了新时期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重大调整。随着各种促进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和突破口，不仅开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创新。
第一，新战略的实施，形成了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从而推动了中国各地区的全方位开放，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变。
新时期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地域空间上首先是通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建设经济特区起步的。之后，经过相继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开放区的传递作用，才逐步扩大到全部东部沿海地带，并带动和促进了全国各地区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沿海向沿江、沿线、沿边的内陆地区逐步展开，从而形成一个从南到北、连线成片，由东向西、逐步推进，包括具有不同开放层次、不同开放功能的对外开放格局。
沿海地区开放地带也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区。这一地区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来，走出去”，率先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并“积极开展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1]（p.24），从而影响和促进了中西部内陆地区向开放型经济发展，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的外贸依存度为：加拿大41.89％、法国37.12％、英国36.85％、中国36.41％、意大利30.70％、日本16.36％、美国16.04％、印度14.25％、巴西12.98％。其中进口依存度分别大致为：加拿大20.20％、英国19.58％、法国19.29％、中国17.12％、意大利15.98％、美国8.60％、印度7.66％、日本7.02％、巴西5.19％。[9]这表明，中国已打破长期以来工业化发展的自我封闭模式，开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推动了中国工业化与世界工业化的接轨。
第二，新战略的实施，通过沿海城市的开放并逐步向内地推移，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发展中由过去忽视中心城市的作用开始转向重视中心城市主导作用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化的曲折发展同忽视中心城市的作用很有关系。改革开放后，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当充分发挥重要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6]（p.574）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进一步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新城市的出现将是必然趋势。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城市发展的结构和布局进行合理规划。“鉴于我国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中小城市的发展也不应当过于分散，应当以大城市为中心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规模不等、分布合理、各有特色的城市网络”[6]（p.811），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增长点带动作用。
重视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带动辐射作用的发挥，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沿海城市的开放并逐步向内地推移和发展，依靠中心城市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力，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带的率先发展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主导作用的决策的确立，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第三，新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率先发展，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把改革、开放和发展三者融为一体，包含在条件较好的地方，通过对外开放，借鉴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先行开放区域同时当作改革的“实验区”，率先实现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一种同步发展的战略安排。
我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地域空间上基本上也是由沿海开放地带向内陆地区逐步展开的，这与对外开放渐次推进的格局有紧密联系。从两者的关系上看，开放本身就是重大的改革，而且改革与开放互为依存、互为促进，同时贯穿于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全过程。特别是中央确定重点发展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包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前面，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些，走得快些，改革的路子可以更灵活些，起到试点、探索和积累经验的作用。从时间和步骤上看，沿海地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挣脱传统体制的束缚，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积极培育商品、金融、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股份制试验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改革，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加快了这一开放地带的市场化进程。改革的深入进行，反过来又推动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实践证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这一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都远高于内地，推动了其他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不仅为20世纪90年代全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成功地探索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来推动工业化建设，以及在经济市场化中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途径。
第四，新战略的实施，使沿海地区成为我国区域格局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区，从而影响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创了部分地区先发展带动各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新路子。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东部沿海原有的经济优势和发展潜能以及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得到了发挥，大大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省份取得了大大高于全国平均速度的增长率，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山东5个省，在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一下跃居全国的前几名，连续保持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时期的最高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历史上的奇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成为几个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充满活力的增长极。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的造就，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整体高速增长的支撑点和强大的“经济引擎”，我国开始出现了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六五”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都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4％的速度。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提前1～2年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繁荣，对外经济活跃，财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科教文化卫生事业也有新的发展。[10]“七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持因素。从改革开放前后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看，1952～1978年，东部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63％，中部地带年均增长2.92％，西部地带年均增长3.53％；而在1978～1992年，东部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28％，中部地带年均增长6.73％，西部地带年均增长7.1％。[11]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具有强大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发展极。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说，其实质是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加快发展工业化，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工业化，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的工业化。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工业化发展客观规律的。这一战略思想突破了长期以来在工业化发展中片面追求地区间均衡发展的平均主义的思维定势，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五，新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由此推动了对实现中国工业化双重历史任务的创新性探索。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同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大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双重任务。”[1]（p.16）为此，特别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变“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状况，有步骤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二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改造和发展我国传统产业为重点，同时注意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促进工业结构的合理化。
实践证明，如果单纯通过国内循环来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必然会因为受国内资源、资金、技术的制约而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极大地加快了实现中国工业化双重历史任务的进程。
一方面，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转换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城市工业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开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认识农村工业的地位，将乡镇工业的发展纳入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部署中，提出要利用乡镇企业具有廉价劳动力、应变能力强和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八五”计划的建议，对乡镇企业在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在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出口潜力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重要作用”。[12]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对乡镇企业出口创汇给予新的扶持政策，“引导乡镇企业参加或组建企业集团，对符合条件的外向型企业集团赋予外贸出口权，鼓励其参与国际竞争”。[13]
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基本上摆脱资源和资金的制约，大量吸收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988年与1983年相比，全国乡镇企业单位个数从135万个迅速增加到1888万个，从业人员从3235万人增加到9545万人。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1983年为25％，1987年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达到50.4％。[14]这样，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走出一条新型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传统产业革命。
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强调东部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放区，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消费品工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同时使这一地带逐步成为我国“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基地，向全国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的基地。”[15]随着沿海地区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并向中、西部转移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先进技术，从而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新科技革命。
当然，伴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出现了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过分扩大、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等一些矛盾和问题，这是需要也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的。但上述创造性的有益探索，无疑开始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实际上成为新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新起点，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进一步探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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