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构成、转化及策略研究
史亚娟
（北京服装学院 语言文化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 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主要呈现为时尚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等几种形式。政治精英、时尚从业者、时尚消费者在支持或反对某种政治立场或政治理念的斗争中实现了时尚资本的转化，这种资本的转化同时也体现为各方力量关系的变化，并成为该场域中时尚再生产的驱动力。此外，景观化、娱乐化的时尚与呈现出相同趋势的政治联姻是时尚资本得以成功转化的重要策略，也是时尚政治场域中影响时尚再生产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时尚政治；场域；资本转化；景观；娱乐
在当下的时尚政治场域中，人们对于时尚与政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时尚在国际、国内政治关系中对政治家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1]1和时尚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与影响[2]405。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阿玛尼设计的“权威套装”（Power Suit）及其拥趸撒切尔夫人常常被当作典型案例加以讨论。不过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时尚界出现了一系列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二者紧密互动，似乎时尚之于政治不再是塑造权威形象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以至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文惊呼“时尚圈更政治化了吗？”文章称，一些政客或者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不仅为选民提供了各自的选举纲领，而且提供了各种可以追随模仿的时尚风格，于是选民们开始根据自己的政治好恶去支持或者抵制政客及其相关人物所推崇的时尚品牌或者时尚风格。[3]例如，特朗普参加美国大选的过程中，一部分具有强烈品牌意识、支持多元化社会、关注全球气候和贫穷问题的时尚设计师或者时装公司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伊万卡·特朗普的时尚品牌直接遭到了部分选民的抵制。当然支持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时尚界人士也很多，新任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就身着美国本土老牌“拉尔夫·劳伦”的时装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宣誓仪式。
面对汹涌而来的时尚与政治紧密互动的大潮，2016年12月18日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时尚的政治转向正在到来》的文章在开篇说道：“过去的一年，政治占领了我们的衣橱，服装已经超越商品界限转而成为一种政治立场。”[4]时尚仅仅变成了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吗？时尚与政治的紧密互动难道只是为了表达支持哪个政党吗？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对时尚品牌的影响力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另一面。据统计，担任美国第一夫人以来，米歇尔钟爱的19间服装公司的平均市值上升了2.3%，远远超过明星带来的0.5%升幅。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米歇尔提及她穿的一条裙子是在平价品牌J.Crew（J.克鲁）的店里购买的。随后J.Crew集团的股价一周之内上涨了25%。到节目播出后的14个月，这个平价品牌的股价累计上涨了175%以上，在资本市场获得了18亿美元的收益。《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一篇名为《米歇尔效应》的文章认为，她在纽约时尚界创造的经济价值超30亿美元。[5]
以上数据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商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及全球化的当下，时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关系，时尚不仅是政治场域中政治精英塑造权威形象、表达政治立场的手段或者工具，更多地表现为时尚与权力的相互利用、互为手段，这是一种深度合作，二者以资本转化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当下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与政治之间的紧密互动是一个以增值为目的，时尚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的过程，最终达到时尚与政治的共赢。下文将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从三个方面对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构成、转化及其策略进行分析。
期刊格式：作者（著录前3人，其后加“等”字或“etal.”）.文章题目[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一、布尔迪厄的资本转化理论与时尚资本的定义
布尔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他集中研究了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和符号资本（合法性）之间的区分、相互作用及转化过程。西方有学者认为：“布尔迪厄超越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性贡献就是发现了范围更广的构成权力资源的劳动类型（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等，这里我们只能提及有限的几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并以什么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研究。”[6]87这些发现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焦点，也为我们分析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转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
在对资本的研究过程中，布尔迪厄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尔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7]375按照资本的这一定义，时尚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首先是物质的、有形的。其次，其由于内在的与人类发展史中各民族、种族的生活习性、文明程度、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密切相关，成为一种文化的、社会的及符号性存在。同时，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时尚都具有区分个体身份地位、社会阶层、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的作用，是时尚个体及群体维持或改善自身品位、身份地位、社会阶层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作为一种有效的、可供利用的社会和个体资源引起人们争相追逐、竞相拥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时尚政治场域中的时尚作为一种资本纳入资本研究的范畴。
在对文化资本的分析中，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首先，它指一种培育而成的倾向，这种倾向被个体通过社会加以内化，并构成了欣赏与理解的框架。其次，文化资本是以一种涉及客体的客观化形式存在的，比如书籍、艺术品、科学仪器，它们对我们提出了专门化的文化能力的要求。第三，文化资本是以机构化的形式存在的。[8]241-258就时尚而言，首先时尚个体的时尚品位和时尚认知是不断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影响和熏陶的结果，是在后天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没有人天生就是时尚达人。如孩童在幼儿时期，就会在穿衣方面得到来自家长的暗示，女孩应该喜欢穿粉色衣服，而男孩应该喜欢穿蓝色衣服。其次，时尚作为一种资本是可以通过社会教育机构获得的，各种时尚机构、服装院校都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考虑到上述因素以及在当下社会中时尚个体和群体的品位、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因素都与文化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我们可以将其归入文化资本的范畴，视其为一种文化资本。
二、 时尚政治场域中资本的构成与时尚资本的转化
（一） 资本构成
自现代时尚诞生以来，时尚与娱乐业的关系就非常密切，现在更是如影随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形式的娱乐都离不开时尚，时尚已经深入到电影、电视剧、动漫、音乐等各个领域，或许时尚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但绝对不可或缺，是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具体来说，时尚的娱乐化主要体现在时尚人物明星化、时尚活动国际化、时尚节目娱乐化等几个方面。当下的娱乐界，除了明星之外，一些时尚人物，如设计师、模特、时尚杂志主编等也已经成为众人追逐热捧的明星，频繁出镜或现身报端，同时拥有大量粉丝。每年定期举办的五大国际时装周（巴黎、伦敦、纽约、米兰、东京）、“五月首周一”（ Met Gala，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每年五月定期举办的以邀请时尚名流为主的大型慈善晚宴活动）等时尚活动早已成为世人瞩目、娱乐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甚至戛纳电影节也已经成为重要的时尚舞台。国内则有每年举办的以时装表演为主的中国国际时装周（北京）、上海时装周等时尚活动，以时装推广和贸易交流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香港国际时装节等。网上、电视上出现了各种时尚类娱乐节目，其中广为人所知的有美国电视及网络真人秀节目“天桥风云”（ Project Runway）和“全美超模大赛”（America's Next Top Model），这些节目的嘉宾、评委及主持人都是时尚界的名流和专业人士，从超模、著名设计师、时装杂志总监、时尚评论家到时装学院的教授不一而足。尤其是“天桥风云”，自2004年开播以来备受关注，目前已经更新到第16季。此外，许多时装模特成名后或进军演艺圈（如林志玲、瞿颖、孟广美、陈学冬等），或成为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如“天桥风云”的主持人海蒂·克鲁姆、李艾等），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们自带话题，在时尚业和娱乐业之间来去自如。
其次，广大的时尚从业者是时尚政治场域中的另一个重要群体，与时尚有关的文化、知识、技能和管理能力构成了他们手中的时尚资本。时尚从业者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一是与时尚生产相关的人群，如设计师、生产商、经销商等。这一群体中，有的拥有重要的时尚资本，如设计师及其所属时装公司；有的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如大型的时尚集团。另一部分是与时尚管理、时尚教育和时尚传播相关的从业者，如时装协会、时装院校、时尚媒体等。这部分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拥有雄厚的与时尚相关的文化资本及数量不等的经济资本。因此，与政治精英相比，广大的时尚从业者一方拥有大量的时尚资本和部分经济资本。
大多数的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环境较差，周围缺少良好的体育锻炼场所，不能满足她们在体育锻炼方面的需求。这样直接导致她们体育锻炼热情降低，进而造成了体育锻炼缺少规律，不能坚持。
再次，在时尚政治的角逐场上，社会上普通的时尚追逐者和消费者也是不甘寂寞的，尽管在时尚的产业链条上他们站在最末端，在权力和政治的阶梯上他们站在最下方。这部分人群充分利用时尚表达个人品位、提升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时尚表达政治见解和立场，如在一些维权或抗议活动中，人们会自发定制、穿着统一的“标语T恤”（也称“口号衫”“文化衫”），从而使得时尚成为他们手中的权力资本。简单地说，普通时尚消费者拥有少量的时尚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
下面本文将以时尚资本的流动为出发点分析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流动情况。
首先，对违法行为严肃追究。严肃查处超剂量使用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畜牧行政部门应该与司法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强化案件处理力度，通过严肃处理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震慑违法分子。同时，还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落实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构建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3]；其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构建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信息平台，及时处理和反馈公众投诉举报。全面推行有奖举报制度，扩大社会监督。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建立违法违规“黑名单”制度，对不法生产经营者依法公开其违法信息，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二） 时尚资本的转化
1. 政治精英
11月16日，沙钢股份（002075.SZ）迎来复牌后首个交易日，然而股价随后出现跌停。11月19日，沙钢股份再度跌停，截至12月5日，沙钢股份市值缩水超146亿元。
在时尚政治场域中，政治精英的社会地位最高，他们拥有雄厚的权力资本，因而他们在这个场域中处于核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时尚不仅是一种巩固其政治权威、辅助其权力得以顺利运作和实施的手段或工具，也是一种可以投放出去获取经济效益和更大权力的资本。过去，政治精英主要是通过时尚外观的塑造，如穿戴某种风格或某种品牌的服饰来塑造个人外在形象，增强自身外观的权威性、影响力或者个人魅力。前文提到，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一些女性政治精英非常喜欢在公开场合穿“权力套装”，近年来，“权力套装”这种时尚风格逐渐被大众淡忘，政治精英开始寻找新的时尚路线和时尚风格，在这方面备受瞩目的不仅有前述的伊万卡·特朗普等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的人物，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将时尚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本的过程中，这些政界精英不再拘泥于运用某种时尚风格来塑造权威形象，而是走出一种新的时尚路线，即利用时尚塑造具有个性和人格魅力的外观，凸显政治精英个体的时尚品位，从而获得选民或者普通民众的追随、拥戴和支持。这一过程不仅是她们将手中的时尚资本转化为可以在政治角逐中为己所用的权力资本，而且同时存在经济资本的转化。伊万卡·特朗普经常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场合穿戴自家品牌的珠宝和服装，通过名人效应来带动自家时尚产品的销售，而这一过程显然也是她利用权力资本将时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最好例证。
不过，对于政治场域中的政界精英来说，时尚资本向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转化主要还是通过与时尚从业者的密切互动来完成的，即政治精英充分利用其权力资本（政治影响力）帮助时尚政治场域中的另一方——时尚从业者将他们手中的时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这一个过程中，时尚从业者会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本，政治精英则会从对方那里获得对自身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的认可，有助于政治精英巩固、增强手中的权力资本。文章开头中提到的“米歇尔效应”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资本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政治精英和时尚从业者各取所需，良好互动。前者赢得了时尚从业者对他们所代表的政府及所持政见的支持，后者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最终时尚和政治达成了双赢的局面。
2.时尚从业者
视域可见度与全局整合度相关性分析，常用作衡量一个空间区域中局部空间结构能否有助于人们建立起整个空间系统的能力，也可以称为“智能度”.在整体空间中选取局部区域，可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分析该区域与整体空间的结构关系，即该区域的空间系统智能性.
大众传媒是时尚从业者推广产品、完成资本积累和资本转化的重要依托和必要条件。时尚教育机构、时尚管理机构、设计师、时尚品牌、时尚杂志等都在充分利用传媒手段进行包装宣传，从各种时尚赛事、时装周到电视时尚节目、网络时尚专版、时尚广告等，从来都是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为自己积累了时尚资本，也为实现时尚资本向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转化在积极地准备条件。在这方面，标语T恤出现在高级秀场或者时尚杂志上早已不是新闻。模特穿着印有各种“时尚宣言”的文化衫走台、拍摄特写已经是时尚界最常使用的表达政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方式。相关案例不胜枚举，2017年巴黎春夏时装周秀场上，迪奥把女权主义的标语“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印在了T恤上。
以抗议、抵制、嘲讽、揶揄、丑化等方式公然反对某些政治精英及其政治理念、立场，则是时尚从业者在时尚政治场域中实现时尚资本转化的另一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无法得到来自政治精英的青睐和权力的庇护，但是可以得到那些不认同政治精英代表的主流政见的群体及个人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扩大其时尚商品的影响力，提高销售额。特朗普竞选期间，公开反对特朗普及其政见的时尚设计师或者时尚公司中，GUCCI（古驰）曾经的功臣、美国年轻设计师汤姆·福特说：“很多年前就有人要我为梅拉尼娅·特朗普设计服装，但我拒绝了，她的形象不符合我的品牌。” 该品牌还在大选期间推出了一款酷似特朗普发型的拖鞋，这款标价1 000多欧元的长毛拖鞋很快就在各个网站一卖而光。
此外，时尚从业者在将时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同时也将其转化为权力资本，甚至后者的功用胜过前者。在这种资本积累和转化过程中，时尚从业者运用的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积极参与一些敏感政治话题、重大社会事件的讨论，如为贫困人口、弱势人群（妇女、儿童等）争取权利。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2000年为迪奥（Dior）高定推出的“无家可归”系列，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身裹报纸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最终通过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形式帮助迪奥品牌重振声誉。2015年，来自非洲与临近中东的难民成为国际社会颇具争议的话题，摄影师诺伯特·巴克萨（Norbert Baksa）在“照片墙”（ Instagram）上贴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身穿奢华品牌的模特，站在匈牙利难民营前面。其次，大力提倡、推动道德时尚、生态时尚等一些与当下公众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尚主题，借此增加时尚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同时提高时尚品牌、时尚公司、时尚产品在社会公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时尚品牌、时尚产品树立积极正面的公众形象，在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同时也为时尚争夺话语权，积累权力资本。
取白泥的碱浸滤液20 mL加入烧杯中，调整碱浸滤液的硅铝比为3.0，控制溶液pH值为9.70，加入不同体积分数的结构导向剂，搅拌30 min后，在室温老化24 h，转移至聚四氟反应釜中，于100 ℃烘箱中反应24 h，过滤、洗涤、烘干获得分子筛原粉。
前文已经提到，时尚从业者主要包括时尚生产、时尚营销、时尚教育、时尚管理及时尚传播等领域的从业人员及各种时尚公司或集团。这些时尚从业者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从事着与时尚相关的工作，与时尚有关的文化、知识、技能和管理能力构成了他们手中的时尚资本，使得他们有资格在时尚政治场域中寻找资本转化和增值的途径和可能性。对时尚从业者来说，时尚资本转化的途径基本上有两种：一是依附于政治，支持当政者的政治立场，认同他们的政见。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本土品牌“拉尔夫·劳伦”在众多时尚品牌因为反对特朗普的政见而明确表示不给第一夫人定制设计服装的情况下，与当政者站在一起，紧密依附于政治，愿意提供相关服务，这样他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政客的影响力，顺利将手中的时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赚取利润。在奥巴马当政时也是如此，巴黎2009年春夏时装周上，让·夏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Jean Charles de Castelbajac，服装设计师及同名品牌）与索尼亚·里基尔（Sonia Rykiel，法国服装设计师及同名品牌）都推出了向奥巴马致敬的时装，他们还不约而同地将奥巴马的经典语录“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印在服装上。在易贝（Ebay）上，印有奥巴马头像的T恤的价格曾被炒到了1 000美金。
3. 普通时尚消费者
我国虽然没有引入MTM的概念，但是早在2002年，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就已经在三级医院开始推广MTM具有相似理念的临床药学服务，这些在保证患者用药的合理性、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1]。我国也有部分医院在探索药物治疗管理方式并将其应用于癌痛管理中，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2]，但我国的这些探索都集中在三甲医院，目前针对癌痛治疗的合作药物及治疗管理还没有普遍实施，癌性疼痛MTM模式有待构建；模式中药师的工作形式以及癌痛管理效果还有待考察；基于医联体的MTM模式探索与实证研究尚属空白。
对于普通时尚消费者来说，在时尚政治场域中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用时尚或者自己的时尚外观对政治及各种相关问题进行表态——支持或抗议、反对。通常情况下，穿着具有某种政治意义的服饰是他们实现政治参与、表达政治态度的主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时尚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将这种权力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这其中时尚传达的政治意义（无论是支持还是抗议、反对）非常明显，同时也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和符号性特征，使普通时尚消费者的时尚资本首先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否能够合法化决定了这种时尚资本是否能够顺利转化为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换言之，逐渐合法化的符号资本才有可能转化为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否则就没有任何成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亚文化时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时尚资本在转化为符号资本后再转化为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案例。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一直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嬉皮风”和“朋克风”都来自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青年亚文化运动，这是一场特色鲜明的、以反“越战”为主线展开的反体制青年文化运动。朋克一族为了表达对主流社会的不满和抗拒，抛弃了一切主流时尚所欣赏的稳重感和贵族气，把各个时期的不同元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不同的时尚符码来打造自己独特的时尚风格，借此表达内心反对“越战”的政治立场，以及希望逃离社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活态度。在这一过程中，别针、金属拉链、皮带、耳钉、鼻环、戒指、紧身皮夹克、瘦腿裤、色彩鲜艳的袜子、笨重的皮靴等时尚穿搭都成为了朋克一族的身份符码。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奇装异服和前卫大胆的外观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成为街头时尚的一部分，随后又被“朋克教母”维维安·韦斯特伍德搬上了T台，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层面上流行开来。
1. 景观化的时尚
地铁工程项目是整体性很强的一项施工工程，在施工中的各个环节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为此，若施工中一个环节出现漏水，就会给后期地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带来很多的问题。为此，需要在进行地铁施工前期，要针对施工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与此同时，要针对技术人员进行防水观念的加强，例如，进行混凝土结构前期设计环节，要按照不同的施工缝采取有效地处理，防止地铁施工中出现渗漏水。
为了让上述时尚资本的转化情况更为清晰，本文绘制了时尚资本转化前后时尚政治场域资本分布情况表。（表1）
表1 时尚资本转化前后时尚政治场域资本分布情况表
三、时尚资本转化的主要特征及策略分析
（一）主要特征
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资本转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场域中各方的斗争关系始终存在，支持或反对某种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是激活和推动时尚政治场域运作的驱动力。“场域”强调的是内部的力量关系及其冲突和变化，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是无休止地变革的地方。”[9]142这一点在时尚政治场域中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那就是时尚从业者、时尚消费者以认同或反对来自官方的某些政治理念为中心展开一系列斗争，表现为时尚从业者、时尚消费者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参与各方的力量关系不断变化、调整，以及时尚资本的转化。换言之，在政治精英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尚政治场域中，不同方向的资本转化主要围绕文化和政治这一核心要素展开，支持或反对某种政见成为驱动时尚政治场域运作的力量。其中，支持和认同某种社会、文化、政治理念的表达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时尚从业者积极参与各种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主动配合或者攀附。在这种情形下，时尚和政治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双方各自实现资本的增值，达成共赢。反对者则通过各种方式——抗议、抵制、嘲讽、揶揄、丑化、篡改等，与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观点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会有更多持相同意见的群体或者个人加入进来，通过购买其产品表达认同，从而实现时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当然还有一部分时尚从业者在政治方面尽量保持中立，甚至远离政治，这部分人就不在时尚政治场域的考察范围之内了。
其次，在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资本的转化呈现出明显的景观化和娱乐化特征，而且与时尚的商业化过程密不可分，这主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时尚活动背后基本上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商业目的，是商业运作的结果，时尚资本的转化正是时尚商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需强调的是，由于成像技术、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传媒产业的兴起，也促使景观化和娱乐化成为商业化之外时尚的重要存在方式，而且二者已经和商业化一样成为促进社会资本转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时尚与政治的角逐中，时尚资本如何成功借助其景观化和娱乐化特征，一方面有效地颠覆政治的严肃性，一方面成功地提高时尚的话题性和影响力，而这也是时尚商业化过程中，时尚资本成功转化为权力资本、符号资本及经济资本的主要策略。
（二） 策略分析
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嬉皮族和朋克族与众不同的时尚外观成为那个时代街头的一道奇异景观，成功吸引了社会大众的关注，也有效传达了这些青年人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时尚外观成为他们手中重要的时尚资本。他们前卫的时尚外观被大众接受，又被主流时尚秀场接纳的过程就是他们的时尚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并逐渐合法化的过程。维维安·韦斯特伍德，这个昔日的服装店主成为高级时尚设计师，不仅意味着主流时尚文化对青年亚文化时尚的认可、接纳和收编，在某种程度上，也标示着某一特定时尚消费群体在时尚政治场域中成功将自己的时尚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后又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政治精英主导的政府权力部门成功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本将异己的时尚资本转化为能够为己所用、管控及赢利的经济资本。
通常情况下，社会上的时尚景观可以分为动态景观和静态景观两部分。动态景观主要指存在于社会生活空间和立体媒体（如电视、电影、网络视频等）之上的大量时尚信息，这些信息通过视觉、听觉等渠道进行传递和转换，会给受众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除了人们的日常穿着外，时装表演、时尚节目、网络视频等都在随时随地地为人们制造着视觉幻像。静态景观主要指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空间和平面媒体（如时尚杂志、报纸等）上的由时尚图片、文字报道或广告等信息构成的图景。与时尚中的动态景观相比，静态的时尚景观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力似乎小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存在缺乏意义和价值，平面媒体中的时尚以其静态方式相对延长了其存在的时长，同时也给受众更多理解和反思的空间。很多时候，二者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如动态景观中的某些镜头会被挑选出来作为图片成为静态景观的一部分，或者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有据可查的资料。
时尚的景观化存在是现代景观社会的一个缩影。在现代化信息社会，时尚生产过程中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直接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这让原本在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尚产业更上一层楼，但这也是后现代消费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景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生活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时尚产品充斥于人们狭小的生活空间，时尚俨然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道景观。
2.娱乐化的时尚
在对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转化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该场域中资本的构成情况。首先，在时尚政治场域中拥有强大政治和权力资本的一方无疑是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家、政客以及与这些人关系密切且同样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我们暂且称之为政治精英。这些人通常作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代理人出现，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拥有普通人没有的社会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但他们也是时尚的穿着者、消费者或者从业者（如伊万卡·特朗普），这就意味着时尚也可以和他们的官职或者政治地位一样成为他们手中的资本。因此，政治精英拥有大量权力资本和部分时尚资本。
此外，时尚的娱乐化绝不仅仅关涉到时尚在娱乐圈和娱乐产业的参与度，重要的还有时尚自身的娱乐化倾向，时尚早已不能用“一段时间内流行的服装款式”这样浅显的话语来定义。时尚运用各种设计方法（解构、混搭、复古等）和表现手段（如花样翻新、极具戏剧化的T台展示）不遗余力地颠覆着各种固有的时尚样式，挑战着人们对于时尚的理解，在获取大众关注的同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时尚的自身发展，时尚人物、时尚活动、时尚类节目的广泛存在，使得时尚最终走下神坛，不再高高在上，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当下的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的景观化、娱乐化并不是时尚资本进入政治场域的决定性因素，时尚资本通过景观化、娱乐化等策略转化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或者符号资本之前还需要政治的配合，没有政治自身的景观化和娱乐化趋势，没有政治与各种社会景观及娱乐业的联姻，时尚资本打入政治场域绝非易事，甚至不可能。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论述的问题。
得到各个层次、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后，根据层次总排序原理，计算各元素对总目标的相对权重，即综合权重。综合排序权重的计算自上而下，将单一准则下获得的权重进行组合，求得各评价指标对总目标的相对权重值。
人们往往是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福利政策价值进行评价，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般与文化传统、区域风俗习惯、国民心理定势等相一致。即使是一项具有合法性，充分考虑到成本限制、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福利政策，如果违背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能够被目标群体接收，也不是一项好政策。
3.景观化、娱乐化的时尚与政治的联姻
曾几何时，白云艺术中学也是毛毛虫的世界：基础设施差，办学条件落后；地处城乡接合部，学校生源大部分来自周边城中村，属于广州市最后一组生源组，学生未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优秀师资流失，学校管理水平不见起色，教学质量差，学校社会声誉不好。简言之，这是一所典型的薄弱学校，从1956年秋建校起，一直薄弱到21世纪初。
（1）政治景观化
“政治景观”一词是由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理论引申而来，主要指生活中各种服务于政治诉求的社会景观。当下社会中的政治景观可以简单分为三种：首先是官方或政府组织的各种大型政治活动，既包括国庆阅兵、军事演习、各国元首政要到访时的欢迎仪式等活动，又包括官方出面组织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大型国内和国际会议。其次是建筑中的政治景观，如各种具有政治教育意义的纪念碑、纪念堂、纪念广场、人物雕像，印有各种政治口号的大幅宣传标语、广告等。此外，一些大型文体设施（如鸟巢、国家大剧院等）、展览中心（如上海世博园）等也成为政治景观的完美象征物。第三，民众抗议或维权活动也极具景观化特征。人们在进行游行示威、静坐、上访等抗议活动时常常会着统一颜色和款式的服装，在衣服上印各种标语口号，如果没有统一着装也会佩戴统一的袖标或者手举标语横幅，晚上还会拿上点燃的蜡烛或者荧光棒，因此这些形式在视觉上极具景观性，引人注目的同时，也非常利于电视和网络媒体的传播。在这方面，2006年泰国前总统他信遭遇军事政变被赶下台后，上街游行支持他的“红衫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民众抗议朴槿惠闺蜜干政要求她下台时，除了在有些集会中穿着统一的“口号衫”外，还有会手举统一的抗议标语。
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用“景观”指代由各种以符号、象征物以及视觉为载体的物或事件，这些物或事件被用来与政权的形象和实力相连接，以起到使公众信服和归附的效用。景观的本质是强制性的独白和拒斥对话，在购买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人们直接肯定着现存体制。然而，从前面列举的几种显著的政治景观表现形式来看，似乎问题要复杂得多，政治景观化对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主体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维持和巩固其统治的策略，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抗争方式，尤其是与时尚景观结合在一起运用的时候。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当下社会中的时尚景观有着比表面上看来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不仅是包围着我们的物，而且是可被不同利益群体加以利用的资本，只是不同的运作方式决定了时尚资本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世界观。对此有着深刻体察的政治精英也正是认识到时尚景观在当下社会中的合法性存在而与其密切合作、积极互动，最终实现权力资本的转化与增值。
（2）政治娱乐化
正如政治的景观化趋势给时尚的景观化策略提供了与之联姻的契机一样，近年来政治与娱乐之间的密切互动同样说明，政治的娱乐化为当下高度娱乐化的时尚资本顺利进入政治圈打开了方便之门，二者找到了契合点，而且很快打成一片。1966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经说过：“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10]150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细致分析了电视时代的娱乐业如何将政治与娱乐融为一体，并得出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10]169这样似乎有些过激的结论。然而，在当下以网络和移动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他的观点似乎正在变成现实。这方面的案例数不胜数，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以政治精英为代表的政客们将政治舞台作为展示国家实力、个人权威和魅力的秀场。奥巴马执政时每年发表国情咨文的场景都像走红毯；每次总统出访，第一夫人的时尚装扮都是媒体大肆报道的话题，其热度甚至超过了总统出访这一外交事件本身。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总统大选每次都像是一场全民嘉年华，近年来甚至成了“全球嘉年华”。候选人几乎都有自己的形象设计团队，甚至有自己的专属时装设计师。候选人公开利用各种媒体互相抨击，每一次公开露面都是一次精彩表演，从讲话内容到形象设计都有专门团队负责。
其次是电视节目、网络论坛、自媒体及报纸等各种媒体和民众对政治表演和政治事件的娱乐式调侃与吐槽。在美国，政治精英们的表演无论精彩还是拙劣，都会在媒体上引发各种评论，或是调侃、讥讽、分析、预判，或是爆料、阴谋论，其娱乐化程度之高，比影视剧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下议院每周首相辩论的娱乐程度和中国的对口相声不相上下。我国政治娱乐化则主要表现为媒体及大众对政治人物参与政治、外交及社会活动时着装风格的热切关注，春晚的政治化宣传，网络上各种与政治有关的吐槽等。就这样，政治和时尚在娱乐界一拍即合：前者使后者具有了更多的话题性，得到了更多的话语权，而政治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内容都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民众的生活，拉近了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成为了大众生活中一道不容忽视的娱乐景观，当这道景观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常态化的存在，也就逐渐被大众习以为常，默默认可和接受了；时尚则进一步消解了政治的严肃性，实现了时尚资本向经济资本或权力资本的转化和增值。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这一景观也再次印证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景观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它消解了主体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在景观的迷雾之中，人只能单向度地默从。景观的存在和统治性的布展恰恰证明了今日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人们对景观的顺从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11]15-22
总之，景观化和娱乐化的时尚与政治在运作策略方面不谋而合，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各取所需，时尚政治场域中的各种景观成为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
结论
通过上述对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资本的转化及其策略分析，不难看出，这个场域不仅是一个由生产和消费所组成的功能系统，还是一个建立在斗争关系上的动态的资本转化系统。时尚资本利用自身的景观化和娱乐化特征，与政治的景观化和娱乐化运作策略及发展趋势结合在一起，向既有的时尚生产和传播机制发起挑战，拉伸、冲破和扩张了既有制度的边界，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时尚生产方式，形成时尚政治场域特有的力量关系及生产逻辑。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为时尚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观点，提高时尚的社会知名度、自身影响力和领导力奠定了基础，成为时尚资本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策略之一。时尚政治场域中相互角逐的各方在实现资本转化的同时，也使得时尚再生产成为可能。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这种景观化和娱乐化也为政治控制时尚资本、赢取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提供了契机和保障。最终，时尚政治场域中相互角逐的各方在实现资本转化的同时，也使得时尚再生产成为可能。国内有学者认为：“时尚不仅仅是流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产物，而是一种由场域的力量关系所决定的社会产品。”[12]1因此，我们研究时尚资本的转化实际上也是在研究时尚政治场域中参与各方力量关系的转化及其由此驱动的时尚再生产。
最后必须指出，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利用、斗争和转化只是时尚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部分存在方式，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信仰穿在身上，时尚还是重要的心理学、社会学现象，是全人类共有的追新逐异本能的具体显现，这一点使得时尚可以脱离政治场域而存在，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成为新的意义来源，也是时尚学界一直在深入思考和阐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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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apital Formulation, Transmission and Strategy in the Field of Fashion Politics
SHI Yajuan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in the fashion politics can be mainly classified as fashion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power capital. The transmission of fashion capital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struggles between political elites, fashion practitioners and common fashion consumers centering on their idea of “for” or “against” some political beliefs or stands. These capital transmissions display the fluctuation of every aspect’s power and become the source of the driving force of fashion reproduction in the field. Besides, the convergence of spectacles and entertainment in fashion with the same trend in poli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perat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key element influencing the fashion reproduction in the field of fashion politics.
[Key Words] Fashion Politics, Field, Capital Transmission, Spectacle, Entertainment
[中图分类号] J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53（2019）02-0063-09
DOI: 10.13574/j.cnki.artsexp.2019.02.009
[收稿时间] 2018-12-04
[作者简介] 史亚娟（1971～），女，河北固安人，博士，北京服装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时尚理论、服饰文化。
[基金项目] 北京服装学院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时尚理论与实践研究”（BIFTXZ201801）。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