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竞争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公布1997 年世界竞争力初步排名结果，台湾综合排名列第24名，比1996年落后6名， 马来西亚跃到台湾前面，排名第16。〔1〕这项排名结果， 与台湾“行政院主计处”1997年2月底所估计的前进两名成为第16名差距很大， 引起台湾当局惊讶。
IMD竞争力排名衡量的是一国（或地区）创造财富的机制， 评估对象涵盖46个国家（或地区），评估项目包括8大类， 分别是国内经济强度、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基础建设、科学及科技、劳工素质，下再细分为230 个细目， 除参考官方统计资料外， 还调查全世界3000余位顶尖企业领袖的意见。
IMD公布的台湾经济1997年国际竞争力排名衰落， 与台湾当局近年来鼓吹的台湾产业升级已基本实现，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产业升级正是台湾当局解决台湾劳力密集产业国际竞争力丧失的根本途径。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官员指出，台湾重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1996年已从1986年的48.5%提高到67.7%，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也已从1986年的47.3%提高到1996年的61.1%，显示台湾产业结构与出口，已由劳力密集产业转向重化工业和技术密集产业，台湾产业发展已出现类似美国产业发展的趋势。〔2〕
这一矛盾现象，自然引起台湾内外经济学者的关注。本文也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管见。
一、产业升级与竞争力
有不少台湾学者，特别是台湾当局一些官员，认为台湾产业升级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他们的根据主要在于：
第一，高科技产品的增长率和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迅速增长。
根据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的《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6年11期蘭志同文章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93—94年度台湾高科技产品的历年增长率和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为：
年度 1985—86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增长率
32.3 46.7 26.8 10.1
7.2
出口比重 27.3 28.8 31.9 33.8 34.9
年度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增长率
14.6 11.8 10.5 14.9
出口比重 36.1 37.1 39.0 41.0
从上表可以看出，将高科技产品的历年增长情况和其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以两年为一个观察区间，计算其平均出口比重和成长率，在10年期间，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27.3%上升为41.1%，从趋势看，高科技产品将成为台湾出口贸易产品的支柱。特别是传统劳力密集产业加速外移以后，这种趋势会更加速发展。
第二，台湾当局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产业升级策略，1990年制定《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在税务等方面鼓励企业主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随后又制定“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中心，促使台湾成为科技岛。1996年又制订一系列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年初在亚太制造中心发展计划中，锁定二十几项高科技产业作为当前重点发展产业，以此推动台湾产业升级；②选定五项科技产业作为两岸优先交流项目，将目光瞄向大陆的科技优势上，加速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③“经济部”拟在十年内设置20—30个智慧工业园区，以优惠措施鼓励地方当局及民间企业投资开发；④提高科技研发经费， 从年新台币948亿元增加至3600亿元，其中民间研发经费从443亿元增加至2500亿元。同时，核定1996年科技专案76项，全部预算为132亿元，比1995 年增加10.5%；⑤建立研发中心，加强科技基础设施。 如国科会投资新台币20亿元兴建高速电脑中心，耗资28亿元建立同步幅射中心，建立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投资44亿元成立作物种源中心等。〔3〕
这些措施如果都能兑现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台湾经济的产业升级就会有明显的成效，台湾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大大提高。
可是，台湾的产、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台湾《统领》杂志1997年3月号发表陈文龙的文章，认为如果与1980年代初期相比， “我们的产业结构确已发生不少的改变，不仅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增加，服务业亦迅速发展，每人平均GNP已超过1.3万美元。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变化并未给台湾带来高速的经济成长，也未使台湾摆脱因比较成本上升而导致的竞争力下降。”这说明台湾当局提出的以“经济转型”来重振日益衰退的竞争力的目标并未达到。
台湾《工商日报》1997年4月14日的社论指出， 建设台湾成为科技岛，早在80年代就已列入当局施政目标，但截至目前为止，与尖端科技有关的产业如航太、生物化学、高级材料等工业，台湾发展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象征一国工业技术水准的汽车工业，在韩国、马来西亚汽车在全球各地飞驰的同时，台湾汽车产业却仍依赖高度保护，以维系国内市场。而引以为傲的资讯工业，迄今台湾仍只是世界最大的代工厂，与引领资讯工业发展的尖端技术国家，还有一段极大的差距。
台湾学、官界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对十年来台湾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须作较全面的评估。
从台湾制造业的发展历史看，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工业发达国家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时期，主要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产业，而原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战后致力于争取摆脱殖民统治民族独立的运动，经济发展只停留在遭战争破坏后的恢复阶段。在这个时期，台湾抓住机遇，在吸引侨外资本来台投资的同时，发展劳力密集型制造业，凭借当时劳力充沛又便宜的优势，其劳力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较优越的竞争力。进入8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以后，致力发展民族经济，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出口劳力密集产品，与台湾产品展开市场竞争。以往台湾劳力密集产品的竞争优势，逐渐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而台湾由于内部劳力、土地价格的迅猛提高，环保意识的加强，劳力密集产品逐渐丧失其国际竞争力。因此，台湾制造业从劳力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为它相对劳力花费较少，劳力价格也相对比发达国家便宜，产品附加价值高，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未走到这一步，所以台湾的资讯工业等高科技产品可以有较大竞争力，得到较快速的发展。台湾经济在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能维持中度的发展速度，主要也就是靠这些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着，台湾经济在90年代将是严重衰落的局面。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台湾从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技术密集产品的道路，采取沿袭过去发展加工出口劳力密集产品的道路，基本上是代加工装配的性质。这种发展道路当然比较快捷、容易。但是问题在于：①形成对技术发达国家的过份依赖。台湾资讯工业越发展，对日本贸易入超越严重，就是这种依赖性的结果。②独立开发高新技术产品的能力薄弱，市场前瞻性不足，市场风险就特别大。台湾《工商日报》1997年4月14 日的社论就指出，“最令人忧虑的是，代工型资讯产业的高度发展，使台湾经济陷入高风险的循环。几年以前，世界资讯产业景气不振，国内几家著名资讯公司几濒倒闭边缘”。③这种代工型的高技术产业，与岛内制造业的关联性不大，无法起到带动台湾整个制造业的重大作用，台湾经济变成独脚支撑的局面，这是台湾经济方式健康稳定发展的隐忧。④这种代工型资讯产业发展方式多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再过几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大陆将迎头赶上，在国际市场上与台湾产品竞争，因而又将重演80年代以后台湾劳力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力的局面。现在端倪已现。台湾《天下》杂志1996年12月号的一篇题为《台湾经济危机逼近？》的文章就指出，“对台湾而言，竞争的压力，不只来自实力相当的对手，也来自东南亚、中国大陆等后进国家的急起直追。”“台湾经贸隐藏的危机，并不象亚马逊河的蝴蝶一样，遥不可及、渺不可测，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二、经济增长率与竞争力
经济竞争力与经济成长（增长）率，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企业或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实体，处于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取更丰厚的利润，必须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企业来说，采取一切有效办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这是最根本的办法。其他如销售前的推销和销售后的服务，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办法，但对比前者则较为次要。就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谈，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除了以上内容之外，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关系，政治倾向和在国际上的形象、信誉，国家政策引导的经济发展趋势等等。但不论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增长，都会促进其经济增长，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经济增长（成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时期的增长百分比。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越强，其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越弱，其经济增长率越低，或者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两者虽然呈同方向发展，但是，并不都是按比例发展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可以处于同等的水平，但因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可以出现经济增长率不同。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时期，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比较低，其经济增长率可以比同等竞争力的发达工业化国家高得多，甚至比更具竞争力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例如，按照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1997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1996年排名第一是美国，而台湾则为第24名，但该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5.7%，其增长率与竞争力排名都比以往衰退， 但其增长率仍高于竞争力排名第一的美国。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虽然与其国际竞争力有关联，但不能简单地推论，经济增长率低其国际竞争力就一定也是低的。
明确了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具体地分析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关系。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资料，台湾1993年至199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36%、6.50%、6.06%、5.7%。从趋势看，这几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呈下降的状态，但都属于中等速度的增长。而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48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排名，台湾1992年和1993年都排第11名，1994年排第22名，1995年排名第14名，1996年排第18名，1997年排第24名。台湾经济竞争力同样呈下降趋势， 而且比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更为明显。 虽然1997年的排名是以69%的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排名下降的趋势是已成定局，特别是1996年的经济成长率下降至最低点5.7%，以此来排名不可能比1996年的第18名更好。
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双双下降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述的经济转型仍未脱离加工装配出口的传统模式之外，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经济的主体衰落和外移，不能不影响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和竞争力。
60年代中期至今的台湾经济，是以出口为主导的海岛经济。产品具有竞争力，就能使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从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的增长。而整个台湾经济的主体，主要是民间私人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贸易，主力一直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营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率。
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内部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劳力密集产业逐渐丧失其国际竞争力。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不是逐渐被淘汰，就是向海外转移。近年来台湾中小企业家数虽然仍有增加，但主要是服务业方面的增加，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为数不多，因此，传统工业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由1986年的40%，衰退至1996年的26.6%。〔4 〕台湾经济与韩国经济虽然都是属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但是，韩国不论是内需还是出口，在80年代以后都主要以财团的大中企业为主体，其资本、技术、人才以及研发经费的投入，都优于中小企业；而台湾出口仍然主要依靠中小企业，这就决定了台湾经济在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其经济增长率落后于韩国。
第二，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直接阻抑了经济成长率，间接影响了竞争力。
台湾《天下》杂志1997年3月号的一篇文章指出， 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从1987年的高峰38.5%，逐年滑落到1996年的25%。在投资需以储蓄为动力来源的情况下，动力不足，台湾经济成长很难再次起飞。目前，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与亚洲的几个国家相比较，远不及新加坡的48.3%，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都在30%以上。
随着储蓄率年年下降，将造成资金短绌，影响投资率。台湾1996年投资率只有21.2%，是9年来最低的。以1990年至1994 年平均数做比较，台湾的投资率不但不及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连经济规模比台湾大十几倍的日本，投资率都比台湾高。
储蓄率和投资率的连年下降，直接影响了台湾经济增长率。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国，1996年经济增长率都在7%以上，台湾仅有5.7%。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台湾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出口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台湾3.9%的出口增长率， 在东亚国家中显得相形失色。
该篇文章认为台湾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是因为台湾10年来消费过了头。消费成长比经济成长更快的趋势，使台湾经济如中年发福般行动迟缓。而台湾当局如宽松利率政策，将更加速储蓄率的下滑趋势。
这种分析似是有理，但不尽然。第一，消费的扩张，固然是既有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部分（指生活消费）的比例增加，但消费的扩张说明内销市场的扩大，市场需求的增加，却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第二，用于生活消费者，从全社会看，主要是工薪阶层的薪资，企业主的利润，用于生活消费部分，再铺张也是很有限的，因他们毕竟是全社会成员中的极少数一部分。其利润的大部分不是作为银行存款，就是转化为资本，再投入企业的营运。而民间私人投资的主要来源就是企业主的利润而不是工薪阶层的薪资。企业主的利润用于资本积累，就能保持一定的投资率，使整个社会经济有所增长。不过，如果企业主认为本地投资环境恶劣，其投资地点就会移转到别国别地区。果是如此，就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经济成长，也说明本地区经济竞争力不理想。
第三，台湾在吸引外来投资的竞赛中明显落后，也是其经济增长率和竞争力下降的一个原因。
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台湾在美国对外投资排行榜上排第23名，美商到台湾的投资金额只有香港、新加坡的三分之一，显示台湾虽然是美国的第七大出口市场、第八大贸易伙伴，但美商显然不怎么欣赏的投资环境。其实，不只是美商对台湾的投资环境没有信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6年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1995年开发中国家吸引外资的前10名分别是：中国大陆、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匈牙利、百慕大、波兰、捷克、泰国。台湾连边都沾不上。联合国累计1990年至1995年间，国外对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量，以中国大陆居首，其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只高于韩国和菲律宾。但韩国和菲律宾吸引的外来投资，1995年已超过台湾。
外来投资特别是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投资，不仅能有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带来高新技术和市场，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台湾经济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起飞”，侨外资本在台投资是其重要因素之一。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台湾吸引外资的落后局面，对其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竞争力都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台湾资金的外流，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投资，通常被理解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内部已缺乏有利投资场所而到国际上去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壮大公司企业的资本力量和营业额。这种对外投资不但不会削弱该国该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成长，相反的，说明它更有竞争力，经济力量更加壮大。
但是，台湾的对外投资却具有双重的作用，既有助于扩大资源和市场的正面效应，又有削弱其经济力量的负面效应。台湾较大量的对外投资，实际上是从90年才开始。到目前为止，在对外投资中大量的又是中小企业。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对外投资，不是经济力量的对外扩张，而是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而迁出投资环境恶劣的台湾岛。在受资国生产产品，利用原有销售渠道打进国际市场，成为受资国的出口贸易，削弱了台湾本身的经济力量。从个案来看，台湾对外投资从1994年以后，规模逐渐扩大，产品技术层次逐渐提高。这是因台湾大中企业、上市公司也逐渐卷入对外投资行列中，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这个发展趋势，无疑会使台湾当局产生台湾经济的危机感，迫使台湾当局提出“优先投资台湾”的口号。但是，对于企业主来说，其投资所遵循的经济法则是，哪里最能获利就往哪里投资。“优先投资台湾”要能实现，就得使台湾有更好的投资环境。
三、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发展趋势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衡量竞争力的8大类内容， 我们可以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大类，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首先，经济因素的分析。第一，有关内部经济强度，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分析了台湾由于岛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投资环境恶化，使原有劳力密集型产业失去生存空间，不能不转型为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即所谓产业升级。但是，台湾的这种产业升级，由于中小企业的先天不足，以及台湾当局的研发投入不足，采取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造成代工型的劳力密集产业转化为代工型的技术密集产业，技术和原配件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因而这种转型所提高的竞争力也是有限的，并且具有很大的风险。台湾当局也已意识到这一点。但要走上以独立开发的技术密集型经济，不仅需要大量的研发经费和研发人才，而且也需要一个较长的努力过程。因此，台湾产业要改变这种状态，在三五年内是难于达到的。
第二，在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方面，台湾当局早已注意到原有基础设施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过几个建设方案并付诸实施，但因行政效率的低下和舞弊，公共投资严重滞后，目前尚有4000亿元新台币的公共投资进度落后，而“中央政府”公债、国库券实质未偿还余额至1996年10月底已达9000亿元新台币，财政赤字恶化如何挹注新的公共投资？〔5〕因而形成扩大公共投资与“政府”财政赤字的矛盾。 所以，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上不容乐观。
第三，在经济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方面。台湾当局提出将台湾建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就必须使台湾发展为一个高度自由化与国际化的总体经济环境。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贸易障碍，开放服务业，放宽外国专业人员短期停留与来台工作的限制，放宽外汇的管制，即放宽资金进出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发展专业的营运中心。
台湾经济在50年代和60年代，实质上是以官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台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台湾当局对这些“公营”事业仍然实行特殊的保护政策。一直到90年代，对这些“公营”事业才采取民营化措施。即使是实现民营化，也不过是“公”有“公”营变为“公”有民营，因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台湾当局。这些“公营”事业的存在，不能不影响台湾经济的国际化和自由化。 在外贸政策上， 台湾当局在1963年以前实行复式汇率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1963年9 月才改为单一固定汇率制度，1978年7月又改为机动汇率制度，1989年4月改为浮动汇率制度，这些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质是“国家”干预从明到暗的转变，即表面上汇率由金融市场决定，但当局仍然在金融政策上给予背后的干预。在金融体制方面，90年代以前，金融业完全为台湾当局所垄断；90年代以后才提出金融业允许民营。总之，台湾经济国际化和自由化问题，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确实已从这方面进行改革，但比起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第四，在科技发展和劳工素质方面。按人口受教育的比例和受教育的程度来考察，台湾教育是比较发展的，因而劳工素质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是比较高的。但是，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却是大量流向经济发达国家，即留学后就留在外国就业。90年代以后，留学生回台有所增加，因此，比较而言，台湾的科技人才和劳工素质还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台湾当局几十年来，并不重视基础科技的研究，而是引进技术加以利用，加上长期的科技开发投入不足，一方面使台湾科技发展缺乏独立开发的能力，另方面却出现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的怪现象。
其次，非经济因素的分析。
第一，台湾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说是以经贸关系为主轴，实际上是政治高于一切。
台湾当局的所谓“大陆政策”，一方面提出“戒急用忍”限制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特别是集团企业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并不允许来祖国大陆投资生产的产品返销台湾，拒不“三通”；另一方面，推行分裂祖国的所谓“务实外交”，并不惜花重金采购武器，使两岸关系处于低谷。这种政策产生两方面的恶果。其一，大大增加财政预算。一方面开展所谓对新兴国家拓展邦谊，1997年度这方面的预算达42亿元新台币，其中所谓从事国际事务活动费用32.16亿元，比1996年度增加7.18 亿元，即增加了28.79%；对外贷款利息差额补为10.06亿元，比1996年度增加1.16亿元，即增加13.02%。〔6〕另一方面，1997年度国防预算，一反近5年来国防预算比率逐渐下降的趋势，增加500 亿元新台币， 共达3000亿元，其增加比率达20%，为其他科目增加率之冠。〔7 〕国防预算对经济之影响，台湾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增加军费可自行创制新武器，提高新科技；台湾则是向外国采购武器，又缺乏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的漏失。如果再加上为了竞选而盲目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则这种财政预算必然削弱公共投资和科技开发的经费，从而削弱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其二，台湾当局违反经济法则，人为地阻碍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使海峡两岸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经济受到抑制和破坏，对台湾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从而也影响了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虽然就台湾来说，也是一种对外投资，但这种投资又与台湾对别国投资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开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质，即大陆的丰富资源和便宜而勤劳的劳动力与台湾的资金和管理人才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大陆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台湾企业经营的竞争力，因为台商在大陆投资开发的半成品和原材料，可以供台湾企业所加工利用，因而也有利于台湾经济成长和提高竞争力。
第二，行政效率恶化。“行政院院长”连战于1997年4月7日从万里之外请来了竞争力研究权威、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为台湾竞争力把脉。波特作为学者直言不讳的指出，“竞争力就是生产力，台湾的问题主要出在行政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实际上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自由经济”，行政当局对经济的运行进行监控或干预并不一定就是坏事，问题是这种干预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台湾当局问题出在行政当局的经济干预，也就是说这种干预不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这不仅表现在其经济政策往往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特别是在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方面，台商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开展两岸经贸活动，台湾当局要么采取事后追认，被迫承认两岸经贸现实，要么采取限制的政策加以干预；同时，还表现在官员图利与自保心态的矛盾。金权交易在台湾比比皆见，这里毋需列举。现在台湾当局的肃贪、扫白，又引起行政官员人人自危，在明哲保身的心态下，保守有余而积极不足，行政效率低落，丧失了商机，引起厂商的不满和抨击。
第三，社会治安恶化。
李登辉在1996年9月曾宣示，“希望在6个月内拿出治安成效”，可是社会治安并没有好转。近年来，从台湾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血案到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命案。各类恶性案件接连不断，一案未破，又发一案，使台湾成为一个血腥的岛屿。而此次的白晓燕绑架撕票案，对台湾狐疑彷徨的社会人心又是一次重击。逾半数民众认为李登辉应为治安败坏向社会大众道歉。1997年5月4日，有数万民众集结在台湾“总统府”前游行示威，高喊“总统要道歉”，“连战要下台”。长期以来地方基层员警及民意代表与黑道挂钩，黑道围标工程猖獗，吸毒、贩毒结合枪械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加，黑道组织在工地收保护费，绑架工程主办人。连李登辉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多少有黑道进入政治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相当大，对人民生活的安定也影响很大。”“治安不佳导致民众不敢投资，是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严重的问题。”〔8〕
现在台湾经济竞争力在46 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只是从1992 年的第11位降至1997年的第24位，即从中上水平降至中等水平，从排名说还不是十分严重。但是，有三方面是值得严重关注的。第一，从趋势来说，是一个竞争力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台湾当局从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两方面提出改革以提高竞争力，这个趋势仍未能改变，说明台湾经济体制未能获得根本改善的严重性。第二，从上面对影响台湾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简略分析就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如果维持现存的经济政策，要提高竞争力是困难的。因为政经政策的失误对提高竞争力的不利因素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加重其不利影响。第三，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倒行逆施对于台湾经济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到底有多大，台湾当局并未认识到，也与台湾工商界人士的看法相距甚远，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要提高台湾经济成长率，从而提高竞争力，也是相当困难的。
注释：
〔1〕见台湾《工商日报》1997年3月27日，台湾《联合报》1997年3月27日报道。
〔2〕见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3月16日、4月7日报道。
〔3〕台湾《统领》1996年12月号。
〔4〕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4月7日。
〔5〕台湾《统领》杂志1997年1月号。
〔6〕香港《东方日报》1996年4月25日。
〔7〕台湾《统领》杂志1996年3月号。
〔8〕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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