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说论文,哲学论文,生命论文,王阳明论文,知行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思想或行为，都是要实现“圣人”理想。因此，他的心学也可称为圣学，“圣人之学，心学也”[1]。在阳明那里，“心”是圣学的本体论，“圣”是心学的终极目的，通过不间断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成贤成圣，则是心学主体性要求下的终极承诺和终极托负，当然也是心学或圣学的修养论或功夫论。圣人代表了人生境界的究竟和人性实现的完满，成圣的本体依据就在价值创造之源的内在本心（良知）的自觉，成圣的终极目标则不能脱离生活世界时时处处的当下道德实践。圣人之学就是尽心之学，尽心之学就是实践之学、超越之学。以“心”为出发点，阳明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哲学命题，并重新解释了《大学》的格物致知说。“四句教”历来争议最大，不妨视为他的心学模式的一个概括性说明。就阳明对人的精神本体问题、实存主体问题，以及主体的道德自律及实践问题的关注而言，我们还可把他的哲学称为精神价值的哲学、实存主体的哲学、生命行动的哲学。与朱子哲学偏重于理知的二元论哲学相较，阳明更能代表东方人的形上智慧与生命智慧。而最能表现这一形上智慧与生命智慧的，则不能不说是“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乃是熔哲理深意与生命行动于一炉的极富活泼实践特色的哲学。
一
“知行合一”学说是阳明在龙场生死边际情景下，对生命的本质及其价值如实证悟后提出的。龙场悟道给阳明的启示，就是“求理于吾心。”道德的进路与知识的进路是两条不同的进路，[2]譬如我们不能说最有知识的人就最有道德，因为即使穷尽天下的知识，也仍然可能不知道真实的道德自我，我们亦不能说毫无知识的人就最无道德，因为即使毫无知识也可能人心自醒为道心，自觉承担起成已成物的人生责任和道德使命。如果象朱子那样从知识的进路求成圣，经验界的知识既无法究尽，成圣的目标也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反之，有关外在物象的知识愈多，离开真实的自我反可能愈远，甚至主体亦沉沦为客体，成为外物重压下的异化工具。海德格尔就认为与人“亲交”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知识所描绘的世界则是智性了的世界残骸。阳明有过格行失败的切身体验，所以痛下针砭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从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人俗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这是他对朱子“格物穷理”学的批判，表明了封建时代两个大哲学家在成圣方法上的分歧。
阳明用“心”取代“理”成为最高本体，并将“理”收摄内具于心体。“天理”虽是人人具有的内在之“善”，并且此“善”是自本自根和不假外求的，但内在之“善”仅为潜在的道德可能，要将潜在的“善”化为真实活泼的生命行动，还有待具体的日常经验生活层面上的实践，亦即先要对内在心性之“善”有一清楚的本然性悟觉，然后再依此真实之善活化为生活世界的道德生活，从而最终获致存在的真理（天理）与实存行动的圆融同一。阳明龙场悟道否定向物求理之后，接着就针对朱子知先行后之说提出“知行合一”主张，以纠正知行分离的倾向。阳明所谓的“行”，即心性修养的道德实践功夫，它着眼于单独实存的自我转化过程，要求通过本然性悟觉和涵养修为的功夫，契入高度精神性的境界，成就圣人人格和圣人理想。所谓“知”，准确地说应是阳明晚年点出的先验本有的“良知”之知，按他的解释：“致知必在行，而不行不可能为知也。”知之必知行之，依知而行，知实际也是行。在阳明看来，人始终在行动中，行动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即使思想也是一种内在性的（道德）意念行动。这就使他的哲学不象朱子那样偏重于知，要去建立一个庞大复杂的理知系统。而是更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特色，主体性特色，道德实践优位的特色，简易化的特色，当然也可说是深刻化的特色。他的哲学是以“行”的工夫为主的内外合一的道德形上哲学，是颇富东方文化言路智慧和气质特点的生命行动的哲学。
二
从心学一元论的体用关系看知行合一，阳明说：“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又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体用合一，体用不二，亦即知行合一，知行不二。
为什么说知行体用合一，体用不二呢？因为依阳明，第一，“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3]知与行都是心之一体运动，都是心体之所涉，都是心体之显用，都以心体为依止。而心统体用，体用一源，逻辑上已决定知行不能割裂。“圣人教人知行，正是复那本体。”复本体即通过心性修养，自觉自证内在的圣性。“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不能发用的死寂的形上本体之“体”，只能是佛家、道家的，不能是儒家的。儒家终极实在的心体发用必须落实为社会伦理生活中的人生实践，必须开出历史文化秩序与价值意义秩序。体用合则具显，体用分则双亡。
第二，知即体即用，即存有即活动，动静合一，沟通内（主）外（客）。就对心体的逆向体证或悟觉而言，“知是理之灵处”，知为心之明觉，知依心体起用。“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自有发而中节之和”。未发是静，已发是动，即体即用，即是即静即动。就向外在经验界的显用而言，心的本质乃是虚明灵觉的，具有绝对普遍性，故知又是心之本体，是道德活动的存在论根基，即阳明晚年点出的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知孝、知悌、知恻隐已是行，因为知之体必发为行之用，亦即本体必透显于现象界或经验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第三，行虽是心体或良知的外在显用，但仍在“心”的超越涵盖之下，是致良知的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也是不断深化自我体认的重要过程，离开了社会人伦生活的道德实践，实存主体自我（圣贤人格）的完成便只是一名空话。真正的道德行为亦不可能是外在的强加，成圣首先必须是一个发自心体本源的内在性向上转化的自我要求，然后才能活化为生命世界的生命磨试的具体行动。只有内在精神贯注其中的行为才可能是真实的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作为精神意志的贯彻者亦必有内在心体性体的本体支撑。真行是真知的外在标志，真知则是真行的本体保证。二者相互映证，相互涵摄，相互规定，何能割裂？只有在真知与真行完整和谐统一的境界中，才能体会和展现生命每一刹那的绝对人性真实。
第四，“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类似于佛教五蕴中“行”即是思的造作，阳明谓行即知的发用；真知即所以行，乃是指本体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而知行割裂，即人的存在的本体结构的割裂，亦即所谓失落知行本体。如果一旦失落知行本体，就意味着体用已被隔断，体用隔断即心体或良知被私欲遮蔽，私欲遮蔽即丧失本然性的真实自我。如此则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知与行的
份、歧出、对立、断裂，知非真知、行非真行——非本然性的自我欺骗、自我逃避的假“知”、假“行”的僭越，不仅远离真正的以心性体认为基础的修德，“终身不知”、“终身不行”，而且会陷入心性迷暗、意义丧失的沉沦异化境地，溺入与实在界分隔对立的狭隘小己私我之中，丧失符合人性真实的全然属我的本然性自由决断，导致海德格尔所说超越任何概念或实体的“存在”（良知呼唤的存在、本然性的存在，积极肯认并勇猛面对死亡的“向死存在”或终极存在）的遗忘。由此可见，知行问题实际是关系到每一个体乃至人类整体如何选择存在（安顿生命）方式的重大问题。
三
从功夫论看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即意味体用之间未被私欲隔断。私欲隔断即失落本体，然“失落”只是指本被遮蔽的存在状况，盖（良知）本体永远存在，人人具有，无所欠缺，不会减损。因此，功夫上的扫除私欲，复见本体，与心体本然的良知自然呈现，良知自然发用，二者体用相济，同时共进，功夫即本体，知与行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所以阳明又极其重视修养论的知行功夫，反复强调“知行工夫不可离”，“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作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4]功夫论上的知行合一，乃是生命本质自我发展、自我充实、自我实现的过程。
知与行原则上不是纯粹思辨的抽象概念，而是必须时时刻刻切实体履的身心之学，亦即知与行不仅是一种言说，而且应是言说的当下行为现身。它既是对生命本质及其价值的深刻洞悟和体认，又是活生生的人本智慧、人文风范和亲切具体的生命或生活实践行动。阳明将人格类型分为三类：一是尽心尽性知天，生知安行的圣人；二是存心养性事天，学知利行的贤人；三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困知勉行的常人。《传习录》下载：“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是工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良知所知尽孝而已。”对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困知勉行与学知利行，为此必须把生命的每一瞬间都看成“成圣”的关键时刻，时时处处通过人生道德义务的履行来清楚自觉自己的本然心性，又依此本然心性的自觉自证来更好地履行人生道德义务。这也就是致良知意义上的知行功夫的合一。而无论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生死智慧的当下自觉，抑或是“存心养性事天”的超越体验的涵养省察，甚至“尽心尽性知天”的份内之事的气魄承担，都不能脱一个“行”字。行即传圣人之道，走圣人之路，通过心性体认及道德实践实现圣人理想，完成整个人格的本然性自我转化，契入万物一体的精神性超越境界。与知相较，阳明以为行更为艰难。知自知，原是容易，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5]可见阳明并未“以知代行，销行归知”，而是认为“知”必须植根于人的生命行动之中，统摄并兼顾知行两面的生命行动的“行即是知”。他把“行”视为存在的根源，意义的关键，“行”被提到空前的高度，就功夫论而言具有对于“知”的绝对优位。“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邪？”“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不可以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本然性的“行”已涵摄了“知”，“知”与“行”同时并了（合一并进），生命的实践的要求乃是知行合一说哲理表现的精义。“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学、问、思、辩若脱离修德实践，则只是无益于身心的外在支离之学，如处处切合于修德实践，又是学圣功夫系统各个层面的内在道德进路。“是故以求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辩；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尽管学、问、思、辩、行分属不同的功夫层面，就圣学“日日新、又日新”的修养论而言毕竟仍是一事。推而广之，社会生活的实践是十分丰富、复杂、生动、具体的，但相应于本体都是生命意义实现的功夫——不能与本体分离的功夫。
四
从主体论看知行合一，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个命题既是知行关系本体的主体化，又是功夫论与主体论的统一。后来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良知是你的明师”，即是“知是行的主意”的哲理深化和发展。从主体性说，知是指主体的人格理想或道德理含，行则为依此理想理念而有的具体行为。良知内在，道德理想只有依据生命的内在资质开出才是亲切的，而理想亦必须落实为当下的实践功夫才是真实的。理想是准则、指南，代表人生的价值方向，行为的目的是实现理想，不能脱离理想而瞎撞。高洁的价值理想与切实的生活实践，二者须打并为一件而不能破碎分析。就前者言，阳明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立志就是对道德理想有一自觉认同，对内在人性价值宝藏有一坚定自信。志圣志贤的当下就是人格实现内外印证的当下。就后者言，阳明提出“事上磨练”的主张，要在生命的奋勉中实现道德理想，化理想为生活中的切实受用。每时每刻的践履都是道德理想的现成落实，此外别无任何理想可言。主体论的知行合一，即超越之理想与现实之行为的合一，一方面风姿绰约，凌空超拔，直达苍穹，趋入崇高胜境，一方面又艰苦奋励，植根现实人生，点化现实人生，改造现实人生。“知与行合一并进”，才能真正提升崇高的人生境界，同时又不放弃积极的经世关怀，在既超越现实又改造现实的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彰显人的主体积极性和道德理想作用。
主体进行道德活动，从动机产生到实践完成，乃是一个整体统一的过程。要而言之，道德意念的动机世界与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和谐完整统一的世界。道德意念（特别是出于心性体认的道德意念）一旦产生，即含有行动之机，也就是行动的开始，行为则是将道德意念付诸实践，是主体道德活动的完成。这就是阳明所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如果说主体追求目标往往依据认同原则带有普遍的理想性质，那么，动机则更多包含人人各别的特殊性，有必要提倡自我反省、自我修证，倘若强析知行为两截，以为知先行后，就会有意无意把体现主体实践能动性的意念或动机排斥在行为之外，仅重视效果伦理而忽视动机伦理，不愿在动机世界做内省的修德功夫。用阳明的话说就是“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因为“人必有俗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意念作为实践的开始，规定着后者的方向，而生命历程的善与恶，亦往往取决于当下的一念之差。“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把知当作行，就是要在妄念方萌未萌之际，依据良知本体——意之本体便是知，此知是自由自主自律的，它不依付于任何外在的或传统的权威——痛下诚意正心的自省功夫，从而保证道德活动从动机初始到实践完成全部过程的正确（合乎良知、合乎道德）。因此，无私无我的实存本然性态度，乃是道德主体自我挺立的前提，亦是从事客观伦理实践的主体性（主观）前提，伦理实践不外是实存主体性客观化的过程而已。所以“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便是我立言宗旨。”阳明把实存主体的自律道德当作知行合一说的立言宗旨，与康德强调实践理性，以及萨特讲绝对自由与全面责任，颇有某些相通契接之处。可见知行合一说的根本要旨与哲理深意，似在于它必须首先是实存主体自觉自证的生命价值活动，而生命的价值活动当然包括内在自我的心理意念活动。这就启示了后来的儒家学者直接上承《大学》、《中庸》，更多地强调动机世界的“慎独”功夫，重视实存主体的自我抉择与自我负责，而不允许任何借口形式的自我欺瞒或逃避。
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合理、合情、健康、完善、理想的存在方式，为主体道德自我、价值自我的实现提供了方向，也为改变从社会政治到日常生活各个层面巧伪饰诈、腐败颓丧的种种现象，提供了批判价值。依阳明，这种种现象的根源都与人的真实心性受到异化，以及知行两者二分、缺乏真正的自律道德有关。知行合一说正是由于“吃紧救弊”，或者说由于当时恶劣特殊的政治现实造成的特殊问题处境才提出的，目的是“正人心息邪说，以求先圣之学”，使儒家的真精神能在制度层面上有所落实，使人人能“闻大道之要”，“蒙至治之泽”。[6]所以阳明自谓知行合一说“正是对病的药”即要从专制制度之下救出人性人心的迷失，保住千古“圣学”传承和文化生命生机的真血脉，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从知行合一说出发，阳明特别批判了两种行为现象：一种是“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能思惟省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一种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实躬行，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知行本为一体，分说只是方便法门，是对社会人生现象分析判说的一种手段。在人类行为的编年史中，只要透视一下社会实际生活，就会发现“冥行妄作”与“悬空思索”两种现象的确很多，质量低劣的日常生活和荒唐可笑的生存场景触处可见。尤其在政治领域内，由于皇权专制的高压，知与行中巧言掩盖伪迹，心术和形踪戾违，理想与行为悖离的现象更是俯拾皆是。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学说，再进一步说，就是要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智慧大勇，把儒家道德理想在世俗世界的落实作为生命的终极托付，力求知识能导向价值、价值能导向实践、实践能导向理想，理想能导向社会，而社会的价值仍从每一个体的内在心性体验开出，不能悖离人人同具的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基础。如此循环往复，时时修炼人生，层层升进境界，在形上与形下（即阳明所说的上截与下截）的双重关注中，永无休止地从事改变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恶劣社会风气的道德事业，使人人都能从虚假的自我中获得人心醒觉为道心的真实拯救。所以，知行合一的精神也是一种最重要最根本的人文精神，有助于人的文化创造与人格形成。
知识导向价值，并非取消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在阳明那里，“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尊德性乃是道问学的主意，道德理性相对知识理性更具有优位的品格，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只有统摄于、隶属于、受制于、服从于道德意识与价值情感，亦即工具理性必须在价值理性的主导、支配、管辖、决定之下才有意义。知与行一旦转入认识论意义的见闻之知，伦理主体变为认知的主体，阳明就更多地强调实践的根源性基础。“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身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可见阳明虽然认为一切道德价值均从良知本体开出，但也知道现象界、经验界的认识另有其独立的来源。这里既没有一切知识来源于良知本体的意思，也不存在什么严重的理路矛盾。“即物究理”或“格物究理”这条路线，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并没有完全被堵塞。“知行合一”说以命题的范式为后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创造性诠释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为从根本说，人文世界与科学世界都是人类生命之必需。尽管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学体系决定了道德的本体（以仁识心）必须压倒知性的本体，而后面这条知识论的理知路线（以智识心）在阳明那里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展开。要之，如何建构更具有开放性与融通性的新型知行学，使道德实践与知性探求两个法门更好地整合在一个系统的义理构架中，这仍是现代人应当主动承担和解决的重要课题。[7]
五
以上无论本体论、功夫论或主体论，知与行作为一体的、整体的现象都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整体的、本体的，整体、本体的存在必然要求知与行的一致和统一。从本体论与功夫论看，知与行是兼摄本体学与实践学的结构性整体哲学，换言之，本体即是实践，实践即是本体，本体与实践都是活泼泼的、有生命的、互动的。我们可以依据本体指导、调整、修证实践，亦可依据实践体认、觉知、印证本体。本体与实践在不断互动的生命行动过程中，总是无止息地要求知与行由冲突导向新的和谐，也就无止息地有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事业可做，有更高一层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可以提升上达。而无论知或行，其当事都只能是人，它们都是属人的现象，是人的存在的证据。因此从主体论看，总是人掌握、控制着自己的知与行，“知”的真确与“行”的有效的同一必然是主体目的性自觉活动的重要内容。正是透过知与行的合一的自觉活动，主体才能确证理想与现实、意志与实践、思想与生活的存在论意义。主体的知行活动即是意义与价值的活动，是活泼生命真实到场的活动。阳明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知行论说，是否似有某些现代性的启示意义的作用呢？从本文的论述看，答案当然应是肯定的。
注释：
[1]《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见拙作《良知、内省、自律——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人格三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6期。
[3]按本文乃笔者为《传习录译注》所撰序言的一部分，以下凡引《专习录》，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4]《答友人问》《全集》卷六，209页。
[5]《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乃是知行范畴的最早出处。
[6]《书林司训卷》，《全集》卷八，282页。
[7]见拙作《传统知行学说与现代文化精神》，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