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儒学的发展特征
付海霞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 重庆 401331)
摘要： 汉代儒学是古代儒学与阴阳家、道家、法家融合的产物。它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保留了传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等实质与核心，但自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使汉代儒学适应了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儒学取代道家的黄老之治成为汉代正统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它一方面教导人民顺应天意，另一方面大力总结社会统治技术，宣扬君权，天子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世俗性、制度化的特点，在汉代统一的背景下成为大一统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汉代儒学；继承和发展；仁义礼智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儒学就已经活跃于各国文化政坛上。经过孟子和孔子的发展，儒学进一步被统治者所接受，其中的集大成者更是被冠以“圣”的称号。但是随着国家局面的转变，儒学一度被黄老之治所压制。经过战争洗礼的国家，民不聊生，汉代所实行的铁血政策逐渐无法适应国家的发展，于是儒学重新崛起，在文景之治后再次发扬光大[1]。
1 儒学统一地位的确立
汉武帝时期经过匈奴战争，把汉代的帝国扩展到西亚欧洲地区，现在的中华民族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名字——汉人。但是现实原因却逼迫着汉武帝思考充足的物资确实可以让百姓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却无法安邦，如何实现稳定的长治久安的问题。如果要想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固的统治思想，国家才可以因循发展，千秋万代[2]。
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汉代儒学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这种形式一方面避免了秦朝焚书坑儒的高压政治思想，缓和了中央集权等上层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观念、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则实现了汉武帝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分属出自己的观念，既融合了百家之长，又用儒学的仁义来管制百姓；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独尊儒术并非单单采用一种治国理念，而是采用百家之长，再兼以儒术占主导地位，统治国家，既没有让儒家一家独秀，也兼顾了各家之长，可谓是“自由发展，兼容并包”的典型；针对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君权神授是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他们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因此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天人合一最初是由孔子提出的，儒家认为天是自然万物，是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中一物，要受天的左右。孔子并没有把天人格化、神化，他提出的所谓“畏天命”就是教人不要违背自然规则、规律，要把自己的行为统一在自然法则、规律之中。而经过董仲舒改良的“天人合一”则进一步提出天子是神之子，只有他能和天进行交流，其他普通人都无法达到，而神的旨意则是通过君王传达的，君王的旨意也就是神的旨意，使得君王的权力更加无法反抗。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使得教育为儒家所垄断，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
经过董仲舒改良过的新儒学第一次把儒学上升到神的高度，也是第一次系统化理论化地集中提出儒学理论，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使得儒学更加适合封建统治的君主专制，更为统治者所喜欢，且至此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为之后儒学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
2 汉代儒学走向世俗化
世俗化原本是指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来的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在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和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就其本质来讲，乃是将人由神圣之奴仆变为自由主体，完全承认人的各种感官、理想和私欲等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是对理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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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人之主大，天地之参也”“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君子是社会民族的栋梁，可以驾驭万物，自然也就是人民的父母百姓，人是自然中最尊贵的事物。这个思想可以说极大地发挥了由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所谓地“仁”是无差别地仁爱，人人都是平等地，这种思想极大地区别了西方地宗教信仰，他们在上帝面前都会有“渺小自卑”的感受，而所谓的无差别的仁爱更能够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的心理。这种思想更能够让人产生亲切感，真正联系到人民，让那些怀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理的人真正产生参与者的心理，感受到关爱。可以说是从政治、思想到生活的广阔领域都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使得儒学在接下来的千百年中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4]。
汉代儒学经过其他学说的综合，其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改变，现代的一些研究者把经由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学称为新儒学，它在文化和习俗上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力，并且在民众的推崇下由之前的针对统治阶层的、并为其服务的思想逐渐走下神坛，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和信仰，并因此走向世俗化。董仲舒根据汉武帝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武帝所接受，为儒学称为封建官方哲学铺平了道路。在针对他所提出的“天人合一”中的“天”阐释中“天”和“君权神授”中的“神”，前者将“天”宗教化，实质上和道家、佛家的差别不大，都是给君王蒙上了一层关于天之子的面纱；后者中的“神”则直接把孔子神话，将儒学在精神上宗教化、神秘化。而儒学被宗教化之后，显然是从之前的专为统治者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士大夫理论转而为普通百姓可信仰的一门“宗教”，使得儒学和世俗间的差距被缩小，把儒学中的成名成圣的至高理念变为大家的情感需要，是人生的至高追求，和群众产生情感共鸣，儒学也从神坛走向世俗。
3 汉代儒学的制度化
官员层面上，汉武帝专门设置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也正式被定义为法典，从此正式将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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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变革往往带来政治的变动。在思想的系统化和完整之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着手在政治上进行变革，这种制度化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汉代的法律和官员层面上。从法律制度层面来说，法律儒家化减轻了律法的严酷性，对百姓更加友好。从刑事责任年龄而言，汉代法律直接按照年龄确定刑事责任，并且设置了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规定，在法定的区间，根据其罪行的轻重缓急，一般都是处以轻责罚或者免除责罚，体现了对老弱病残的怜爱，正是儒家“仁爱”观念的体现。并且还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民商法律制度，加强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管理，重农抑商，盐铁专卖，管制私人经营盐铁，火药等的严禁私人贩卖；对商人进行单列户籍，并给予特殊对待，规定其不许做官，不许购买土地等，这些形式可以说都是儒家思想中重农抑商的体现[5]。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理想都应该是统一的。在思想上面，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大家普遍提到的仁、义、礼、智、信。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儒家的道德思想，同时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通过三纲五常来教化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能够达到维护统治，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一思想的提出首次完成了儒家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也为后期的宋明理学的进一步成熟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知识。
4 汉代儒学确立后对后世的影响
汉代儒学在残乱的暴政基础上，改变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纷乱局面，承接过黄老之治的成果，大力宣扬“人是道德的动物”，稳定了政治统治，为社会确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并且把封建统治与儒家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从思想上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普通民众确立了思想的方向，重新塑造了价值准则，并且以此为框架构建了一个礼乐社会，认为人与人只存在着“三纲五常”这一个真理和关系，其他的政治、社会关系均由此而衍生。打破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理想，解放了人性，承认私欲存在的合理性，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一切问题，无关乎存在和生死，普遍归结为“利”和“义”的主题，放弃了对人的思考，大而化之，简化了社会规则，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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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而言，经过汉代改良的儒学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根本上是为了统治者而服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奴役了百姓的心，固化了人们的思想，后代因此衍生出的宋明理学、程朱理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否定人的一切情感的存在，彻底把人变成一架“礼教”的机器，否定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并且将人们团结为一道德整体，反而给人以一盘散沙的印象，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物既内在，又外在。它是一种人对现实妥协的产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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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儒学的发展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分水岭，从此将儒学推向另一个高峰。在封建时期对儒学的继承是发展，确实对维护传统的封建统治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核心。但是不可否认的其中确实有某些糟粕的存在，对于现在提倡继承儒学，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儒学核心在哪里，其中地精髓“仁义礼智信”应该如何在当代发展。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儒家文化才能发展地更好。
参考文献：
[1 ]李振宏. 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J]. 中国史研究,2013 (1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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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子今.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J]. 齐鲁学刊,2004 (4 ):108-113.
[4 ]卢子震. 论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及其与董仲舒的关系[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3 ):5-7.
[5 ]杨翰卿. 论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文化中的儒学传播影响和发展(之二)[J]. 儒藏论坛,2015 (00 ):171-224.
[6 ]杨春华. 鉴古知今:思想与时代交集互动,文化与政治交光互影——基于时代价值取向的“汉代儒学”教学设计[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 (15 ):13-18.
收稿日期： 2019-01-13
作者简介： 付海霞(1991- )，女，重庆潼南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382( 2019) 01-0024-03
(责任编辑 孙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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