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蕴涵论文,道德论文,曹植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5-0058-05
一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1]（卷一）
这段自述，显然是继承了我国先秦时期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对“三不朽”，曹植尽管也重视立功和立言，但总的来看，他是把立德放在第一位。他所说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虽然含有立功的成分，但其主旨还是在立德方面。所以，在讲“戮力上国”两句之前，他自谦“薄德”；谈到立言，他又特别强调“定仁义之衷”。曹植特别重视立德，在《赠丁廙》诗和《文帝诔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赠丁廙》云：“君子义休偫，小人德无储。积善有馀庆，荣枯立可须。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1]（卷一）在曹植的心目中，君子是具备美好的道义的，小人则寡德而无储。只要积善，就会多福多荣。君子应当坚守大节、通达大道，不要为世俗所拘限，也不必为世儒。曹植在这里所说的“固大节”和“通大道”，当与上面所说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相通，都是把立德作为自己的志向。
又《文帝诔序》云：“考诸先纪，寻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论（一作‘德贵长传’）。”[1]（卷二）曹植学识渊博，熟悉典籍。他考寻先前的典籍所记以及哲人所言后发现：人生若寄，只有道德是恒久可论的。显然，他强调的是立德不朽。
一个人有立德的志向固然可贵，更为可贵的是处在逆境中能始终坚持不渝。在这方面，曹植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历史记载，曹植和曹丕曾有一场争当太子的斗争，结果是以曹植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斗争，是后来曹丕屡次迫害曹植的一个重要根由。曹操死后，曹丕和他的儿子曹睿相继掌权。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利用曹植由于不慎所犯下的过错，听信谗言，采取了离京、贬爵、虚位、不准兄弟之间往来等多种手段，不断地对其加以迫害。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问世事，逍遥任运，乐天寡欲地来安顿自己。但是曹植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虚度一生，使自己无德可述，没世无闻。这一点，他在《求自试表》中有饱含情感的抒写：“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1]（卷三）他选择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1]（卷三，《杂诗》）。他一面“自念有过”，反省自己，完善自己，一面继续“修吾往业，守吾初志”[1]（卷二，《黄初六年令》），不改自己的贞心亮节。他克己慎行，用多种形式“论及时政，幸冀试用”。面对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他念念不忘“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他真诚地希望灭蜀亡吴，统一宇内，天下太平。为此，他表示自己即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1]（卷三，《求自试表》）。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到，曹植的一生，尤其是在遭受迫害的逆境中，一直不忘立德，不忘“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希冀得到实践理想抱负的机会。曹植青年时期在争夺太子的斗争中失败了，后来想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化为泡影，但是他并没有沮丧，没有失去自己的人格，而是在逆境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人格。他的立德情怀，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超越了他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悲悯和愤慨。
二
对立德的重视和实践，是曹植思想和生活的重要支柱，这自然会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从今存曹植诗文的思想内容来看，化理道德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这方面的内容加以综合，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立德与立功相融合，念念不忘事君兴国。封建社会中的不少志士仁人推尊立德，常常把事君兴国置于首位。在这方面，曹植是相当自觉的。他曾明确宣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2]（卷十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他看重立德，但不轻忽立功，能把立德与立功融合起来。《求自试表》说：“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曹植的父亲曹操曾控制朝政，后来曹丕和曹睿相继为帝，因此曹植的事君兴国，尽管含有事亲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基于传统的忠君爱国情操。曹植事君兴国的情操是强烈而深沉的，他深知人的生命如春日之微霜那样短暂，应当珍惜时间，忠君效力：“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1]（卷三，《薤露行》）为了君国，他以烈士自诩，高唱：“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1]（卷一，《杂诗》）当国家的领土受到侵扰时，为了驱敌卫国，他豪迈地表示：“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卷三，《白马篇》）
上面例举的诗文，慷慨激昂，洋溢着一种真实的事君兴国、立德与立功并重的高尚情操。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位念念不忘事君兴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之后，在两汉和三国时期，能够始终不忘事君兴国者，当首推曹植。
（二）德性与人性的统一。曹植的朋友丁翼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2]（卷十九，《陈思王植传》注引《文士传》）。把曹植的仁孝道德，说成是“天性”，是否科学，值得探讨，但是从曹植的许多诗文来看，他的德性确实是比较自然的，常常能与人性相统一。他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方面，曹植有两个视角：一是历史的；一是现实的。视角虽然不同，但基点都是现实。当关注历史时，他由衷地颂扬古代的圣君对人民的仁爱。如《夏禹赞》云：“吁嗟天子，拯世济民……厥德不回，其诚可亲。
其德，温温其人。”[1]（卷一）又如《周武王赞》云：“功冒四海，救世济民。”[1]（卷一）而对那些不仁的君王，则无情地予以痛斥。他揭露“纣为昏乱，虐残中正”。途经秦始皇的坟墓，联想到秦始皇的暴虐、残酷，他感叹道：“寻曲路之南隅，观秦政之骊坟。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为君。”[1]（卷一，《述行赋》）如果将曹植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他似乎更加注重现实，对现实中的人民因人祸和天灾而造成的种种悲剧，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在《送应氏》其一中，他多方面地叙写了战乱对洛阳的严重破坏和“千里无人烟”的悲惨境况[1]（卷一）。建安二十二年(217)，疫气蔓延成灾。曹植对这件事十分关心，特别写了《说疫气》一文。文中写道：尽管疫气使“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但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1]（卷一）。曹植虽然身为公子侯王，但他留心农事、关心农民。“太和二年大旱，三麦不收，百姓分于饥饿”，忽然上天降雨，曹植喜出望外，即兴作《喜雨》诗，称颂这场雨是“时雨”，进而设想雨后“嘉种盈膏壤，秋登必有成”[1]（卷三），表现了对农民的关切。在初秋霖雨成灾时，曹植想到了“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1]（卷一，《赠丁仪》）。由农夫受霖雨之灾，推及在贵不应忘贱，又希望施恩能博，体现了其仁民、泛爱的德性和人性。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其中含有复杂的伦理道德和人性等方面的内容。今存曹植的不少作品反映了他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对妇女的不幸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弃妇”是当时常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对此，曹植没有受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的封建礼法的羁绊，而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她们鸣不平。这在《弃妇篇》和《出妇赋》两篇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一个有德性和人性的人，一般都会关注和同情妇女的命运，曹植正是这样。
（三）浓重的宗亲伦理情思。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曹植相当重视宗亲骨肉之情。“鸳鸯自朋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1]（卷三，《豫章行》其二），他是把骨肉之亲视为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曹植在许多诗文中涉及了赞述先辈、友于同辈和慈爱晚辈等内容。
曹操、卞太后和大司马曹休死后，曹植都分别撰写了诔文。体会这些诔文的内容，不难发现，曹植特别注重述祖德。在《武帝诔》中，他追述自己的先人“胄稷胤周，贤圣是绍”，代代先人都有德有勋。颂赞曹操“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1]（卷一）。《大司马曹休诔》嘉许曹休“明德继踵，奕世纯粹。阐弘泛爱，仁以接物”[1]（卷三）。
曹植于兄弟满怀情谊。弟弟曹整出养族父，曹植心有留恋，作《释思赋》，“痛别幹之伤心”[1]（卷一）。两个妹妹被汉献帝聘为贵人，多愁怨，曹植作《叙愁赋》，对两个有教养的妹妹离别亲人，“委微躯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1]（卷一），表现了深沉的痛惜和悲伤。曹丕称帝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剪除枝干，迫害兄弟，不允许曹植同他的兄弟任成王曹彰和白马王曹彪等来往，但这并没有割断曹植同他们的敦睦之情。在曹植的一些作品中，对此有饱含眼泪的抒写。任成王曹彰死后，他作《任成王诔并序》，颂扬曹彰“幼有令德，光辉圭璋。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1]（卷二）。黄初四年(223)，曹植和曹彰、曹彪等俱朝京师，曹彰在京城暴死。日后，曹植和曹彪本想同路相偕返回封地，但遭到拒绝，曹植悲伤不已，愤而写成了长诗《赠白马王彪》。诗中有对死去的曹彰的痛悼，更多的是抒写与曹彪的离别，将眷恋、痛恨、悲伤和强做宽慰等复杂的情思熔为一炉，真切地表现了兄弟间的死生之戚、离别之情。
亲爱、养育子女是父母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在这方面，曹植可以说是一位慈父。第一个女儿金瓠生下一百九十天便夭折，他写了《金瓠哀辞》，对女儿的夭折深表悲痛与自责。第二个女儿行女“生于秋季，而终于首夏”，他写了《行女哀辞》。辞云：“伊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难裁：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1]（卷一）由对女儿的哀悼，进而体悟到人寿之不可期。
家族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亲族伦理是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够延续下去，与家族有密切的关系。家族不止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载体，同时也是培育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基地。曹植诗文中叙写的亲族伦理道德有溢美、陈腐的一面，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超越封建宗法伦理的真实的亲爱之情和求善之情，仍能感动人心。
（四）重信义轻利害。曹植喜欢广交朋友，虽然前期结交朋友含有谋取权势的因素，但这是次要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所表现的重信义轻利害的真情实感。曹植身为曹操之子，地位显赫，又富有才华，但他很少居高傲下，对朋友能以真情厚义相待。他谈及他同王粲的友情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1]（卷一，《王仲宣诔》）他对丁仪袒露自己重义轻利的操守说：“思慕严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1]（卷一，《赠丁仪》）曹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徐干少无宦情，生活困乏，曹植在《赠徐干》中对徐干的贫贱深表同情，并劝他出仕，表现了一种“亲交义在敦”的“知己”之情[1]（卷一）。一个人在安顺时，能以真情厚义对待朋友并不难，难的是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能坚持不渝。曹丕被立为太子以后，千方百计迫害曹植的朋友丁仪等，曹植悲伤难抑，写了《野田黄雀行》一诗。全诗用比兴手法，慨叹自己无权，责备自己不应过多结交朋友，希望朋友能被解救，获得自由。曹植对朋友的信义，不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对方的穷达而转移，非常可贵。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曹植诗文中的道德内容，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的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较少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更不见宗教方面的内容。
三
曹植有关道德内容的诗文，有一部分缺乏创新，搬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径直地扬善抑恶，道德因素远胜于审美因素。这一部分诗文并不算太成功，影响不大。影响较大的是那些能把道德内容和艺术表现融为一体的优秀诗文。这些诗文表现的是真善，但没有为表现道德内容而漠视文学的审美特点，也没有因为重视艺术而丢弃道德的内涵。曹植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根源在于他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
曹植是一位很注重道德修养的文人，深知道德对于做人和治国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1]（卷三，《求自试表》他嫉恨无德的小人，把“富而慢，贵而骄，残仁贼义，甘财悦色”之流，斥之为毒蝎[1]（卷三，《藉田说》）。曹植还认为无德而有爵禄是一种耻辱，“夫爵禄者，非虚张者也，有功德然后应之，当也。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2]（卷十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曹植重视道德，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并能付诸实践，对自己的“过失”能不断反省，以补前阙。曹植生活的时代，人们对道德的关注，常常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舆论上的，这方面容易做到；一是实践中的，这方面难以履行。当时不少统治者和文人在道德上重舆论而轻实践，而曹植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二者统一起来。因此，可以认为，曹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道德内化了，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灵魂，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有了这样的根底，在创作有关道德内容的诗文时，即使不考虑道德旨意，也不会是教条式的说教，而是道德与真情实感的相通相融，是德中有情，情中有德。
曹植曾把辞赋视为“小道”，这是他与立德和立功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他轻看文学。曹植生长在一个有着浓厚艺术氛围的家庭里，容易受到家庭的沾溉。《三国志·阵思王植传》说他“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2]（卷十九）。曹植对绘画和音乐等也很有兴趣，这从不同方面加深了他的艺术修养。在创作实践上，曹植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他曾表示：“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1]（卷一，《与杨德祖书》）他承认自己多“芜秽”之作，对这些“芜秽”之作，他能勇于删削[1]（卷三，《前录自序》）。曹植对文艺的爱好、实践以及严于律己，加上他卓越的才华，使他有异常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他常常能在司空见惯的人、事中，细微地体察人情世态和和山川风物，从中抉发出独特的心理感受。我们试举其辞赋加以印证。曹植写了不少咏物赋，有些是写动物的，如《蝉赋》、《蝙蝠赋》。蝉和蝙蝠，是人们常见的普通动物，但曹植对此却有一种为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艺术感受力。他触物兴怀，通过联想把道德延及外物，在对蝉和蝙蝠具体形象的描绘中，寄托了自己爱善疾恶的道德情怀。如《蝉赋》写蝉“清素”，“澹泊而寡欲”，“声嗷嗷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但它的处境危险，有黄雀、螳螂、蜘蛛、草虫的残害，有狡童的的黏缠，秋霜寒风也能使它丧命，这些都使它常怀恐惧[1]（卷一）。曹植对蝉的叙写，表现了他对那些具有贞洁品德的志士仁人的崇尚和对他们所处的危惧境遇和悲惨命运的同情。在这些作品中，道德内容与艺术表现是融为一体的。
收稿日期：200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