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文论文,史料论文,系统工程论文,宏大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2)2-0011-05
一
回顾中国大陆二十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程，虽然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学术成果 ，但在整个学科的建设中，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却显得尤为薄弱。从1982年在暨 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始，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香 港作家梅子当年就说过：“首届讨论会突出表明，目前的资料搜集空白太多。”他认为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应该“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 ，“及时向会员提供最新的研究资料是刻不容缓的”①(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 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 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此后，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不停地呼吁和努力，而且，198 9年成立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也第一次把世界华文文学包含在内②(注：马良春： 《“中华文学史料学首届研讨会”开幕词》，见《中华文学史料》，上海，百家出版社 1990年6月第1版，第4页。)，但是，史料学的建设仍不尽如人意。直到最近一次2000年 于汕头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仍有人提出，应该“加强有关 资料(如华文作家、评论家小传、作品、评论集等)的收集、整理及交流交换，逐步建立 共同的资料库”③(注：朱婵清：《同心协力，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建功立业》，见 《期望超越》，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37～38页。)。
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料学仅仅当成是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而承 认它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的学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甚至 当代文学研究相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还存 在许多空白和不足。就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自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一庞大工程以来，全国共有七 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名专家参加编选了“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 丛书”(30卷)、“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近150卷)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 》等大型工具书。此外，还出版了大量有组织有计划的“史料汇编”、“文艺丛书”、 “文学大系”和“作家全集”，如《192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上 海“孤岛”时期文学资料丛书》、《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史料丛书》、《抗战文艺丛 书》、《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延安文艺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 新文艺大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 全集》，等等④(注：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见《论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21～224页。)。正是这 些文学史料系统地搜集、整理，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而且更积 极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而且，在 他们那里，“史料与史识，文学资料与文学理解，相辅相成”⑤(注：黄继持：《关于 “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90页。)。众所周知，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是依赖于华文报刊而存在的。 由于搜集不易，长期以来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一批战前的报纸合订本给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的机会， 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抄了百多本练习簿，拍了整千张照片。后来，他利用这些资料，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⑥(注：杜丽秋：《海外华 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汕头，《华文文学》1990年第2期。)，使原本默默无闻的 马华文学，一下子受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又如被柳苏誉为“香港新文学史的 拓荒人”的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 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 ·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 ：“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 多错误观念”，“香港文学史料一天不较全面公开及整理，香港文学研究就极易犯以讹 传讹的毛病，距离事实真相愈远。因此，整理原始资料，是刻不容缓的步骤。”⑦(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第69—70页、73页、74 页。)九十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又与郑树森、黄继持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 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 》、《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 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 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 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其实，大陆学人和研究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如 江苏学者吴颖文、汤淑敏于1989年初编辑完成《1979—1988台湾文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 》(大陆部分)，刊发在台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上；另一成果《大陆版有关研究 专著和作品选简介》，也附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 典》一书中。汕头大学《华文文学》杂志自1988年第1期不定期开辟“文学史料”专栏 以来，先后刊出了新加坡林文锦的《南洋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回忆战前新马文坛 的一次文艺论争》、陈春路和陈小民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泰国李少儒的《“五四 ”爆开的火花——泰华新诗发展简史》、陈贤茂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晓刚的 《台湾新诗研究资料索引》、菲律宾王礼溥的《菲华文艺六十年》、马来西亚孟沙的《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开展文运十八年始末记》等文章。而且，大陆学者从事这项工作 也有自己的优势，卢玮銮教授就曾说过：“我能看到的只限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所藏的 有限书刊。据所知，内地各大图书馆同样藏有这些书刊，甚至比香港两家大学更完备， 例如国内就有《循环日报》、《珠江日报》。假如国内研究者能在这方面用力，所掌握 的第一手资料必然比我丰富。”⑧(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 追迹香港文学》第69—70页、73页、74页。)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一贯擅长世界华文 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在2001年5月于福州召开的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 上所提交的论文《天马·海风·新青年——1930年代菲华期刊的若干资料》⑨(注：文 载汕头《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从厦门大学图书馆中新 发现了几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菲华文艺期刊《天马》、《海风》和《新青年》，不仅印 证了当事人林健民先生的回忆，而且还纠正了林先生在时间记忆上的错误，弥补了长期 以来菲华文学研究论著对这一段菲华文艺期刊语焉不详的缺憾，对撰写完备的菲华文学 史将不无裨益。
二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里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 列鉴别整理的工作。王瑶先生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就特别强调应当重视“对史 料进行严格的鉴别”。他说，有关一些文艺运动以及文学社团或文艺期刊等方面的文字 记载，常常互有出入；特别是一些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性质的东西，由于年代久远或其 它原因，彼此间常有互相抵牾的地方，“这就需要经过一番考证审核的功夫，而不能贸 然地加以采用”⑩(注：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见《王瑶文集》第5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8—19页。)。他的这一番话对于世界 华文文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部分)时，为了扩大学术视野，有意把台港杂文 也纳入当代中国杂文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在检索国内台港杂文研究资料时，我特意查阅 了这一学科较权威的一本学术研究指南。但是，在少得可怜的有关杂文的信息中，我还 是发现了编著者对史料未能进行“严格地鉴别”，导致了以讹传讹。如书中介绍到台湾 杂文家柏杨时，用了一段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字来解释“柏杨”这一笔名的由来：
据介绍，河南多柏树，亦多杨树。柏树冰雪长青，可于世千年；白杨挺立深山幽谷， 风中哗哗作响，颇动人心魄。这是他名字的由来，更是他性格的写照。(11)(注：王剑 丛等编著：《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14页 。)
这段文字美则美矣，但却离事实太远。我们只要看看柏杨有关的自述文字，就知道该 笔名来自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横贯台湾中部公路之旅所经过的一个原住民村落——古 柏杨。那么上述望文生义的文字从何而来呢?原来，它的始作俑者是河南旅美记者李成 ，他在一篇介绍柏杨的文章中曾这么写道：
河南多柏树，也多杨树。柏树有鳞鳞的叶子，龟裂深褐的皮色，冰雪长青，树龄可达 千年。白杨挺立在深山幽谷之中，风来时哗哗作响，动人心魄。这是柏杨的性格，也是 他名字的由来。(12)(注：李成：《十年铁窗三部书——台湾作家柏杨印象记》，汕头 ，《华文文学》1985年试刊号。)
如果说上面这个例子对学术研究无大碍，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新近我在翻阅两本大 陆学者所著的当代散文研究专著时所发现的错误，则是不能原谅的。一本专著在《隔岸 江花——台港女性散文透视》这一节里，有以下一段论述：
台港当代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女性文学的奋起和勃兴， 出现一批很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量和质都令人刮目相看，为之震惊。如台湾 的苏伟贞、阮秀莉、季季、凌拂、李昂、龙应台、胡台丽、廖玉蕙、琼瑶、张秀亚、席 慕蓉、三毛、简媜等，香港的施叔青、陶然、张凤仪、小思、亦舒等，才情勃发，感 情丰富，成就斐然。(13)(注：李华珍：《中国新时期女性散文研究》，合肥，安徽大 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90页。)
我们姑且不论文中所列举的作家是否都具有代表性(如香港似乎就不应该遗漏西西)， “张凤仪”恐为“梁凤仪”之笔误，仅从把陶然先生强行纳入巾帼之列，确实让人啼笑 皆非。而另一本专著在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形成的女作家群体显示了强大的 阵容和创作实绩后，紧接着写道：“而台湾作家张晓风、梁凤仪、龙应台、三毛等作品 又使女性文学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14)(注：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75页。)这下子更干脆了，索性把梁凤仪划 归到台湾作家之列。我孤陋寡闻，充栋宇、汗牛马的书刊委实看不过来，只好弱水三千 ，取饮一瓢。可就在这少数过眼的图书中，竟然发现如此浅层次的错误。不知这两本书 所犯的错误是否具有代表性，它们出版于九十年代中期，出现这样的纰漏实属不该。这 已经不是早期资料匮乏带来的问题，相信只要稍稍关心一下台港文学的人，或者查阅一 下目前并不难找到的有关文学史著作或作家辞典，就不至于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另外，从“柏杨”笔名的由来这一例子，我们还可以发现，搜集资料只是史料工作的 第一步，随后还有众多繁重的任务，比如史料的考证，比如版本的鉴别，比如笔名的辨 认，等等。就以笔名的辨认为例，它本身其实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香港学者杨国 雄在整理香港早期的文学资料时，从1936年8月18日、25日和9月15日的香港《工商日报 》“文艺周刊”上，发现一篇署名“贝茜”的文章《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这篇 文章虽然不完整，但对于了解香港早期新文艺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贝茜 ”是谁，却一时无法知道。因此，杨国雄感叹道：“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往往发现路途 崎岖，辨别笔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其他如作家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某一件史事的 商榷，都是要花很大力量来解决。大多数研究现代文学史都不是当时的个中人，做起研 究功夫来，常有产生‘隔’的感觉，而当时身历其境的作家，又因岁月悠久，缺乏文字 资料的支持，所忆述的事情亦可能有遗误。”(15)(注：杨国雄：《一点说明》，香港 ，《香港文学》1986年1月总第13期。)卢玮銮教授在整理选编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 9年)香港的文学资料时，也碰到许多类似的困难，“作者的笔名众多”，她说，“这时 候可能因为政治关系，也可能因为一个人写很多文章，不方便用同一个名字发表，所以 一版之内的不同名字，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有些甚至连作者自己也忘记了，例如 ：端木蕻良曾用过很多笔名，他在晚年忽然想起，才告诉我们”(16)(注：郑树森、黄 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香港文学资料三人谈》，见《国共内战时 期香港文学资料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页。)。
而2000年8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上，台湾清华 大学吕正惠教授谈到“欧坦生”小说的“发现”及寻找作者的过程，更具有典型意义。 从原先误以为“欧坦生”是蓝明谷，到最后经过一番追查，才发现原来竟是丁树南，这 不仅仅是一个笔名的辨认问题，确如吕正惠教授所指出：“欧坦生短促的三年创作生涯 之所以值得重视，不只是因为他写了《十八响》和《鹅仔》两篇优秀小说，也不只是他 在‘二·二八’之后发表了《沉醉》和《鹅仔》这两篇为台湾人打抱不平的小说。作为 一个富有正义感并具写作才华的外省文艺青年，他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来到台湾，参与、 见证了这一复杂的历史年代。当八九十年代台湾意识兴起，许多人以此为出发点审视这 一时期，无非是想证明他们的理念。谁也不会想到有欧坦生这样的例子，谁也更不会想 到，欧坦生只是‘一个例子’而已，相关的现象几乎都还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发现 欧坦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需要更积极的挖掘这一年代，以还给它历史的真面目。” (17)(注：吕正惠：《发现欧坦生——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一个侧面》，南京，《世界 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4期。)(编者按：欧坦生即丁树南，在陈辽主编的《台港澳与 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第67页中即已指明，该辞典1990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个笔 名的考证就让我们深深感到它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作者的“正身”，更重要的是廓清 历史迷雾，还历史本来面目。难怪吕正惠教授在“欧坦生”事件真相大白后，会感到一 股小小的“震撼”。
三
现代文学史家黄修己教授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 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 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18)(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 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 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正是有感于此，我在1997年4月于 福州召开的“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即“世界华文 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的前身)上，特别谈及，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 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 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再加上渠道 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 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 “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1 9)(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第69—70页、73 页、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此，我当时在会上曾呼吁： 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此基 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 、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 版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当然，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更需要“甘坐冷 板凳”的奉献精神。2000年，我又在《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浅谈华文文学研究的资 料建设》一文中，再次谈到：“随着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我强烈地感受 到资料建设是一项最基本也最迫切的工作。如果不占有充足的第一手资料，许多研究成 果无异于沙上建塔，是空中楼阁，经不起时间的推敲。”(20)(注：文载《香港作家》2 000年第6期。)
上述观点其实也是老生常谈，只不过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新兴学科而言，显得 尤其必要。我之所以有感而发，而且一谈再谈，正是因为自己在研究中深深体会到这一 难处。因此，我在这篇小文中提到一些学术著作中的讹误，绝非故意鸡蛋里挑骨头，吹 毛求疵。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如拙著《20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部分)， 卢玮銮教授在来信中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香港部分“资料处理尚有可商榷处”。我提出 这些问题，无非是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人，尤其是中青年学 者，下笔一定要慎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不要想当然，对历史负责，也对 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