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安全”的价值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依照人类发展理论，真正的发展动机应该集中在人们所过的生活上——他们有何作为？他们是否有能力活得更久？他们能否避免夭折？他们能否幸免可以预防的疾病？他们能否避免成为文盲？他们能否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们能否获得解放和自由[1]？而对上述目标构成威胁的是疾病流行、粮食危机、教育缺乏、政治压制与人身侵犯、社会冲突等等问题。在冷战终结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军事威胁的日益减弱，上述问题逐渐凸显，成为了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这种挑战不同于传统的对于国家等抽象共同体的武力威胁，而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种挑战。
首先，全球化与冷战终结所导致的政治及经济上的转变，虽使得世界大战以及跨国战争的威胁随之大大减少，但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冲突却越来越多，使得国民在国家安全的状况下却不能获得安全感。其次，日益蔓延的诸如贫穷、营养不良、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国际难民、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传染病、自然灾害等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在发展道路上不容回避的新威胁。这两种因素都使得“不安全”之所在从民族国家及其同盟转移到了个人与社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威胁因传统军事威胁的降低，被国际社会加以“安全化”，衍生出与传统安全相对照的诸多概念，如“非传统安全”、“非军事安全”、“综合安全”、“跨国安全”、“全球安全”、“新安全”、“可持续安全”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以“人本安全的新维度”为题，系统论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即现今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本安全”观(Human Security)①。
人本安全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加拿大接受了这一理念并将其阐释为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一些国家还联合创立了“人本安全网络组织”，以在全世界推进人本安全。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与绪方贞子(Sadako Ogato)任共同主席的“人本安全委员会”则在更高的层次上接过了这一工作。这些首创的工作已经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兴趣，人本安全概念自此引起了较为广泛的阐述与讨论。以人本安全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所、中心、课题小组及学位授予项目开始在世界各地设立，关于人本安全的出版物开始在各大图书馆陈列，专题业务通讯不断出现，学术会议、研讨会及专题讨论会也在各地召开。
然而，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人本安全概念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同时，针对这一新安全观的批评之声也是不绝于耳。本文即试图从定义表述、概念内涵、价值基础、实际应用等方面对人本安全的价值争鸣做一系统的评述，以全面地反映国际社会对于人本安全理念的认识与评价。
二、人本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由于人本安全是一种针对传统安全观而提出的批判与反思性概念，且自UNDP首倡以来，时间不长，因而现有的大量文献尚集中在探讨这一概念的定义与内涵上。这种讨论与争鸣由于有着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官员以及全球学术界的广泛参与，故而十分热烈。总体来看，由于人本安全涵盖了包括经济、就业、健康、粮食、环境、人身、社群、政治、人权、教育等内容广泛的议题，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就依其主观价值、认识或关注的重点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论者如何界定，这些定义都是以UNDP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本安全概念为基础和参照系的，其主要的关切点都是人的安全，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②。
虽然人本安全概念的系统提出是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之中，但此前的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就已经提及这一思想。该报告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即“新的人本安全观”，这一新的人本安全观必须强调人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概而言之，旧有的安全观必须发生以下三方面的转变：从完全强调国家安全到更多地重视人的安全；从经由武力实现安全到通过人类发展达致安全；从关注领土安全到关切粮食、就业及环境的安全③[2]2。这些正是1994年报告所论述的人本安全理念的核心内容。
以此作铺垫，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以专章《人本安全的新维度》系统翔实地提出了人本安全概念。根据该报告的论述，人本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它首先意味着免于经受长期的饥饿、疾病和压迫等的煎熬，其次意味着免于日常生活模式遭受突然和有害的破坏——无论是在家中、工作中还是在社群当中。具体说来，人本安全就是小孩不会死亡、疾病不会传播、工作不会失去、族群紧张不会演变为暴力冲突、持异议者不会被迫沉默[3]22-23。该报告将人本安全大略地归为七类，分别是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并归纳出人本安全的四大本质特征：(1)人本安全是普世性的，国家不论强弱，人类无论贫富，都受到人本安全的影响；(2)人本安全的组成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当世界某地的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有国家均有可能卷入其中；(3)早期预防强于事后干预；(4)人本安全以人为中心[3]22-25。
三、人本安全的价值争论
自UNDP系统提出上述人本安全概念以来，其价值与作用一直是国际社会的讨论焦点。虽然人本安全概念因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而备受人们的推崇，在解释和应对新的安全挑战方面引人注目，但相关的批评也此起彼伏。以下即分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概要的梳理。
（一）对人本安全概念的批评
相关的批评包括定义宽泛、缺乏操作性、过于理想化、没有实质上的新意、安全主体顾此失彼、易遭利用、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嫌疑等等，其中又以其宽泛性与含糊性最受诟病。
1.定义宽泛含混。King和Murray批评说，即便是一些人本安全概念的坚定支持者也认识到，从轻说来，它阐释拙劣、难以量度，从重说来，则是一个模糊而逻辑矛盾的口号。它过于宽泛，试图将所有的福祉成分都收入囊中，这样反而变得没有意义。例如，UNDP所定义的人本安全的七个维度意味着一系列“潜在及相互联系和重叠的以人类尊严为中心的维度”，却没有提供一个将它们整合为单一概念的、条理明晰的架构[4]591。Lorna Gold则担心它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国际性行话中的时髦词汇或流行语，因为这一概念与其他像“全球公共物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公共善”(common good)等宽泛概念之间有着明显的交叉[5]。Roland Paris也对UNDP的人本安全定义的含糊性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特别有两大问题限制了人本安全概念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作用。首先，这一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本安全就像“可持续发展”——所有人都支持它，但少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其次，人本安全的最热心支持者倾向于为维护其利益而保持这一术语的宽泛性和含糊性，从而减弱了这一概念作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指南的作用[6]88。Lincoln Chen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人本安全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无法付诸实践[7]。这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假如人本安全是宽泛的，或许就难以为政策和行动分出轻重缓急。虽然一系列的相关术语已被提出——人民安全、难民安全、生计安全、环境安全、综合安全、健康安全，但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此多的不安全怎么能够被统归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哪一种威胁应优先考虑？又有哪一个可以被排除在外[8]183？Astri Suhrke、George MacLean和Sarka Waisova等学者也有类似的批评。Suhrke提出，UNDP的定义将潜在的人本安全威胁划分为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人身、社群及政治七大类，然而，在每一类型之中都暗含着发展问题，而它们是应当与人本安全问题加以区别对待的[9]265。George MacLean的观点与此大同小异，认为所有的个人福祉（包括教育、保健、免遭犯罪）都不应被视为人本安全的议题[10]。Waisova则批评说，对于人本安全概念所包含的一系列议题，UNDP没有提供一个充分的优先次序——它看起来包含一切而没有清晰的界限和目标[11]63。
2.过于理想化。一些人提出，人本安全概念“太理想化”，未能将“快速变动的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权力”这一现实世界的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它所投合的似乎既非最强大也非最弱小的国家，而是“中间势力”[8]183。按照Kristen Timothy的归纳，人本安全的架构迎合的主要是加拿大、挪威、智利、奥地利、爱尔兰、希腊、约旦及荷兰等中等强国[12]19。因而难以适应时代的普世需要。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峰会上，UNDP提出的人本安全定义曾被提交大会征求同意，但最终未被正式采纳，其主要原因也是与会者认为该定义过于理想化，并有可能危及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13]。
3.难以操作。不少学者视人本安全为一种安全政策议程，因而特别关注了可操作性问题。UNDP定义的宽泛含混的直接结果就是其可操作性的损失，因此这方面的批评可谓比比皆是，故而Matt McDonald评论说，这或许是对UNDP的人本安全定义最普遍的诘难[14]280。这种批评认为，难以看出人本安全方法该如何操作，在当前的权力和决策程序框架之下尤其如此[15]519。Lincoln Chen对此有一个精要的概括，他认为，人本安全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软心肠的”(soft-hearted)研究策略，而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hard-headed)研究策略，因此难以有效地执行[7]。
除此以外，另一个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是，考虑到个人安全的不同方面有可能互相冲突，如提高少数民族的权利有可能同时削弱国家或民族的一致性[11]63，那么，它将如何在相互竞争的需求和目标间做出裁决？当人本安全的不同成分（如环境与经济）出现矛盾之后，究竟谁的安全应受保护？哪种类型的利害关系又应优先考虑呢[9]265？是何者（国家、公民社会，还是私有部门），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应为保护人们的安全负责[16]8-9？这些都是UNDP定义难以解答的疑惑。
4.“新瓶装旧酒”。还有的批评者认为人本安全概念只是“新瓶装旧酒”(old wine in new bottles)，将传统的对“免于恐惧之自由”与“免于匮乏之自由”的关注加以综合而已。前者提出了政治自由，而后者强调了经济权利，这大体上又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人权主张相对应[8]183。而有些人更是将人本安全归结为人权的一种，或者说人本安全所诉求的理念应为人权的一部分。例如欧洲人权与民主训练研究中心出版的《了解人权——人权教育手册》即指出，人权界定了人本安全的意义。因为《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及安全的权利，就是指“免于恐惧之自由”；而《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公约》第9条所保障的社会安全权利，与其他经济社会及文化权相结合，就是指“免于匮乏之自由”[17]17。Gerd Oberleitner则将安全区分为“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及“国际安全”，同时从人权视角出发，认为三者都能从《世界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等人权条约中找到对应的内容[18]15-18。因此，所谓人本安全其实就是对一些人权维度的综合，它在内涵上并无新意。
5.安全主体的顾此失彼。Krause和Williams特别关注了“主体性”(agency)的问题。他们认为，既然国家看来已明显是实现个人安全的“主体”(agent)，UNDP的定义将个人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就会冒“回复国家契约理论”的风险[19]46。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个人构成了安全的指涉对象，人本安全就不能充分处理所有议题。因此，将个人作为安全指涉对象并非总是理解不安全的特殊情势的最好方法，如“认同与族群差异的议题”就可能被忽视。他举例说，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就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而非个体受到威胁的[14]281。与此相呼应，Yuen Foong Khong也对试图将人类个体安全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辩驳了“将人们的安全置于首位会带来和平”的说法，认为将国民的痛苦界定为一种值得引起国际注意与应对的安全问题，并非是最明智的做法[20]231。与此相联系，批评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人本安全被树立为一种目标时，将为谁的利益服务？举例来说，国家负有为其人民增进福祉的责任，然而国家在行使权力时是各不相同且区别对待的。换句话说，权利和资源的获取及其定义常常是与民族、种族、阶层和性别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16]8。
6.易遭利用。关于人本安全合适的主体问题引发了又一个关注点，那就是人本安全有可能被行为者（主要是国家）利用来提高其合法性或国际名望。因为如果国家以人本安全来补充传统的安全关注事项，就存在这种可能：安全的机制和优先顺序基本未受触动，而人本安全的关注事项被添加到安全的话语之中[21]215。简而言之，国家就有可能无需在政治实践中竭力对人本安全的关注事项加以制度化，即能因其获得正面的接受人本安全理念的印象而获益[14]281。加拿大政府的相关作为正好引发了人本安全有可能为国家所利用的问题。首先，加拿大在世界体系中的中等强国地位，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安全理论是与其直接的国家利益基本一致的。其次，正如Jockel和Sokolsky指出的那样，加拿大对人本安全理念的接纳并不意味着干预的政治性质有所改观[22]17，加拿大政府依然对于应在何时何处以人本安全的名义实施干预有所选择[23]239。在这个层次上，就存在着寻求将人本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关注事务相混合的危险，正如一些学者已经倡导的那样[24-25]。
7.普世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的悖论。对于人本安全的另一种批评指向的是“普世主义”及其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缺陷。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将人本安全描述为一种“普世的关注”[3]22，并表明人本安全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对于所有地方的人们没有两样。对此，Krause和Williams就认为，将个人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就有将个体抽象化并忽视认同尤其是集体认同及差异的危险[19]46。Kim和Hyun也对人本安全的普世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人本安全是以“西方的看重民主、更看重自由市场经济承诺的观念”为基础的[24]40。与这一观点类似，McDonald认为人本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发达世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式设计方案”，因而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具有局限性[14]293。此外，还有人批评1994年《人本安全报告》所确定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本身就是颇有争议的对象，因为不同的国度对应该包含哪些权利持有十分不同的观点。这正如Pheng Cheah等社会批评家指出的，人权主张就是由“受全球资本主义驱使的国家利益”模塑而成的[16]8。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应由谁来决定哪些构成了安全需要的“最核心”？什么才能使人们感到安全？④“安全”这一术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16]8-9？综合批评者的观点，UNDP的人本安全定义虽然有着普世主义的雄心，却最终陷入了不自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淖。
（二）对人本安全概念的肯定与辩护
虽然UNDP提出的人本安全定义招致了广泛批评，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这一概念的价值正是存在于其整体性(holism)和包容性(inclusiveness)之中”[6]102，或认为很有必要从“将人本安全视为政策议程的视角”转移开去，而将其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加以审视。此外，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批评和修正意见，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辩解意见，并对UNDP的人本安全理论作出了正面的评价。
1.综合性的价值。Matt McDonald评论说：“人本安全已被视为对正在增长中的‘安全的不安全’(insecurity of security)情势⑤的一种有潜力的应对理论。”他还提出了人本安全的三大贡献：第一是人本安全理论内在蕴含的对于“安全的不安全”的批评；第二是将政治议程向非国家的行为者开放；第三大贡献则看似矛盾地被一些批评者视为弱点。他论述说，人本安全作为一个包容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理论，被一些人批评为连简单的操作都不能完成的钝器[9]。然而，将环境变化、军事安全、人权及发展不均衡等如此多样的要素（通过人本安全理论）纳入安全旗下，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在起源与宽泛解决方案上的相互联系[14]293。而人本安全概念的跨国界构成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积累“更大的分析和政策价值”的道路[26]177。
在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Chen和Narasimhan也坚持说，人本安全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出现，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由新的全球力量（“冷战的结束、国际发展的新思考、全球化的力量”引发的对包括健康安全在内的人本安全的新威胁）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论证说，面对所有这些新兴的挑战，我们应采用综合性的策略，再也不能独自行动而不去考虑其他卷入其中的问题和参与者。这在复杂的人道危机中确实如此。同样，如果没有对国际性的贸易、移民和活动的监督、控制及响应，要想控制全球性的流行病也是不可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也提醒全世界的人们，不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在一个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其他人的不安全会很快地溢出为自身的不安全。所有这些联系进一步证实，人本安全这一概念应该是综合性的，而不应被分拆为严格限定的或肤浅的狭隘区域[8]189-190。因此他们提出，人本安全有必要坚持为一综合性的、整合性的概念，并认为人本安全应该根据“其试图响应的威胁的性质”而定义，尽最大可能地根据“其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基石’、其对新战略的洞见或者其动员和激发形形色色的支持者的能力”来定义。此外，他们还乐观地展望：“‘人本安全’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同样的潜力”[8]190。
Sakiko Fukuda-Parr则格外赞赏人本安全概念对“因遭突然变故而导致的人类福祉层次上的威胁”，而非仅仅是对“绝对层次上的剥夺和匮乏”的关注。因为前一种威胁影响到了所有层次的人们——无论贫富概莫能外，因而更具综合性与包容性[27]36。
2.时代效用与女性关注。Fukuda-Parr还从全球化所引发的变迁入手，论及了人本安全视角的实际效用。她的观点是，全球化引发了快速的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及技术革新，由于这种变迁速度太快，以至于应对政策难以跟上其发展步伐，这使得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往往需要一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这种情形下，人本安全的视角特别管用，因为它强调了“为这些行动而制订的全球政策的优先权”[27]37。此外，Fukuda-Parr还提出，人本安全视角的整合性对于女性特别有用。因为“全球化所固有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带给女性的冲击不可能通过“经济维度占主导的分析方法”来解决，而人本安全包容“基本的经济、社会需要及与冲突有关的威胁”的更为宽广的框架就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27]37。
3.应视为一种安全理论而非政策议程。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国家无需‘身体力行’(walking the walk)却能从‘夸夸其谈’(talking the talk)中获益的可能性”，McDonald退一步地指出，只从口头上接受人本安全理念，也会有助于约束其行为，从而改善人本安全的实现环境[14]282。因此他总结说，人本安全应当被视为一种“学说”，而不是“安全的政策议程”[14]278。简而言之，很有必要从“将人本安全视为政策议程的视角”转移开去，而将其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加以评价[23]239。因此，那些将人本安全看做安全政策议程而批评其缺乏可操作性的诘难，在前提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4.针对修正定义的反批评。针对一些学者如King、Murray和Kanti Bajpai对于人本安全的修正意见，Roland Paris、Sarka Waisova、Bellamy及McDonald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例如，Sarka Waisova就指出了King和Murray的人本安全定义的两大弱点。首先，其定义与人类福祉和发展即经济现象密切相关，虽然这种联系使得这一概念便于实证检验，因为经济数据更容易获得，但这一定义却排除了人本安全的社会、文化及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其次，这种基于经济指标的人本安全概念太接近（或真正地等同于）人类发展指数[11]66-67。Bellamy和McDonald也评论说，Thomas与Tow对人本安全效用的评价对于正在进行的“安全是什么”及“应为谁提供安全”的讨论是一大重要贡献。然而，由于两个主要原因，他们的方法是有问题的。首先，他们通过努力缩小安全指涉范围，达到了使这一理论适应国家政策制订者需要的目的，但却冒了“将各个地方的个人不安全根源具体化”的危险。其次，他们所提出的人本安全概念看起来与人本安全议程所固有的规范性关注对象有很大程度的不一致[28]373。
此外，Roland Paris认为，King和Murray提出的只包含“必不可少”的五大关键福祉指标——贫困、健康、教育、政治自由及民主的人本安全定义[4]585及Kanti Bajpai提出的“人本安全审计”主张[29]1，都面临着似乎是在人本安全研究中特有的问题。一是他们认定某些价值比其他的更为重要，却没有给出这样做的清楚的理由。另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人本安全的核心价值可能是困难的，不仅因为对于人本安全的意义少有共识，还因为这一术语的含糊性有其特定目的：它整合了各式各样有时甚至是难以驾驭的国家与组织的联盟。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保持一定程度的含糊性，以使联盟的成员最小化其个体间的差异，从而尽可能地在其网络中容纳各式各样的成员和利益⑥[6]94-96。
Claudia Fuentes Julio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这种含糊性的作用，他提出，对于人本安全的理解虽然含混，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别，但却能形成有益的互补。因为这种更为弹性和整体性的观点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世界不同地区所面对的人本安全威胁并不雷同，能用以评估这些威胁的资源也不一样。换言之，不那么严格区分的观点能使我们获得一种可以同时分析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免于恐惧之自由”与“免于匮乏之自由”的全球视野[30]3。
基于这些理由，Paris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既然如此，那么学者又何必力图将人本安全改造为一个可供使用的分析工具？为何要坚持“将人本安全定义从那些愿意保持其宽泛性和含糊性的人手中掠走”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追求呢[6]96？
四、总结与讨论
上述围绕着UNDP提出的人本安全概念的价值论争，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的矛盾与分歧。首先是针对应否提出人本安全这一新概念以修正传统安全观而引发的争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人本安全的理念价值”。其次是针对“UNDP的人本安全界定与阐释”而引发的讨论，关注的焦点是如此定义人本安全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问题。简而言之，前者是新安全观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后者则是人本安全观的倡导者对于应该如何界说人本安全而做出的评论。然而，无论何种范畴的争鸣，都反映了人们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带有强烈的文化的、民族的、地域的、阶层的色彩，打上了形形色色的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学科的价值观烙印。
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因此，人本安全也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目标。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唯其有了人本安全的保障，才能获得长期有效的发展，所以人本安全又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障。因此，无论从目的还是手段的角度来看，如何实现人本安全都是人类社会在前行过程中需要认真应对的一个关乎安全、发展与政治的基本问题。故而在面对冷战终结、全球化、国际秩序与规范的变化、不断增长的族群冲突、环境恶化、疾病流行和其他危机之时，发展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的社会学科都将其作为一个焦点问题加以细致的探究。但基于学科侧重与价值理念的差异，各学科选用的角度往往不同，强调的安全重点各异，理想的实现路径也不一致，因而对于人本安全概念的价值判断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取得广泛的共识。
此外，人本安全观是一种新的安全诉求，以其综合性的视角，整合了国际关系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发扬光大，可以说是一个综合体现了千百年来全人类所崇尚的“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的集大成且富有意义的概念。但正因为它是一种新生的东西，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更不可能因应不同主体各不相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诉求，因而关于人本安全价值的争论还将长期延续下去。不过，无论是正面的肯定还是反面的批评，都有助于人们对传统安全理念做出全面的思考，为树立新的人本安全观奠定有益的基础。人本安全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整合的理念，正需要在这种不断的论辩中修正自身、臻于完善，以引领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做出深刻的反思与观照。
［收稿日期］2006-12-2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或译为“人类安全”、“人的安全”、“‘人’的安全”。这里依其“以人为中心”来看待与考察安全的核心理念而译为“人本安全”。
②对于人本安全概念的梳理详见刘志军、刘民权《人类安全：概念与内涵》，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38-46页。
③此后，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界定了下列种类的风险：自然的、健康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Table 8.1)。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也曾提出几种与工作有关的安全的形式：雇佣安全、工作安全、劳动安全、技能再生安全、收入安全、代表性安全(Cf.ILO,Infocus Programme on Socio-Economic Security,2000,mimeo)。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在其2000年格鲁吉亚国家脆弱性评估报告中则列举了下列风险：社会衰败（包括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冲击）、自然灾难、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威胁、个人风险(IFRC Georgia,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2000)。这些分类与UNDP的分类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受到《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本安全概念的影响。
④例如，美国人民是更关注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是更在意“爱国法案”对公民自由的强制性限制呢？
⑤这种情势是指在传统的安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层次上对于军事事务的持续优先考虑使得个人更不安全，对于全世界所有人面对的最紧迫的威胁未能做出充分的反应。
⑥例如，“人本安全网络组织”的公报对人本安全概念的描述就比加拿大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相关阐述要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