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经济发展和国家主义理论模式的短和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人们研究日本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出现的根源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解开“东亚奇迹之谜”抱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他们相继建立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模式。
目前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主要有：环境和形势理论、文化背景理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国家主义理论（statist theory）。虽然这些理论在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各持己见，但它们都有各自的长处。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国家主义理论最流行，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这一理论。研究国家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1.发现该理论被世人接受的原因，即它的优势所在，以使我们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有比较好的了解。2.提出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以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理论的完善。3.引导人们去了解其它非主导理论的内涵。
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理论的学者们选择了五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是：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阐述了政府在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理论模式可以按照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国家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理论模式来描绘。信奉国家主义理论的西方学者认为在东亚五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相同之处，这四个方面的相同之处便构成了国家主义理论模式的内涵，它们是：
1.有一批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杰出人物的独立而稳定的统治；
2.在政府的引导下，国家和私人企业和紧密合作；
3.政府特别强调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的社会分配平等；
4.政府不但懂得使用而且能够有效地使用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以促进经济的发展。[①]
二、国家主义理论的优势
（一）与环境和形势理论相比，国家主义理论的优势在于注意把国内与国外因素相联系。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环境和形势理论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一学派认为有五种因素促成了东亚经济的发展，这五种因素分别是：美国援助、旧社会秩序的崩溃、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的紧迫感、大量渴望工作并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大军以及对日本成功模式的了解和熟悉。[②]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艾兹拉·沃尔格（Ezra Vogel）指出，只有当这五种因素同时具备时，他们才能对东亚一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进步。[③]沃尔格同时还强调，虽然这五点因素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但仅用它们来解释“东亚奇迹”的出现是远远不够的。然而，他却并没能理清这五点因素与其它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这就使他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漏洞。
在谈到美国援助时，人们也许有理由承认美国援助与东亚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美国对东亚援助的高峰时期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而“东亚奇迹”的出现则是60年代以后的事情。退一步讲，即便美国的援助对东亚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国外援助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往往只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效，而不会持续长期有效，关键的问题是要内因发生变化。
日本和其它亚洲四小龙有一支渴望就业、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劳动大军。这是环境和形势理论学者的又一观点。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虽然素质高的劳动大军的存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并非一定能带来高的劳动生产率。这里存在着如何使一支素质高的劳动力队伍焕发出活力的管理问题和体制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不仅需要私人企业内部的努力，而且更需要依赖政府的宏观控制。
沃尔格理论的缺陷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某些环境和形势因素。他说：“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征服和战争消灭了保守的东亚政治秩序。而这种旧的政治秩序有可能禁锢东亚国家接受新的事物”。[④]在其著作里，沃尔格把日本的殖民统治与南朝鲜的政治变革相联系。他再三强调正是由于发生了日本的侵略才使得东亚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更适合于经济发展，管理也才变得更有效率。
沃尔格的论调不能不让人觉得他是在为侵略、为战争唱赞歌，至少在客观上他的理论效果是如此。事实很清楚，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是在他们获得独立之后，而不是在独立之前，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表面上是为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式，但并没有根本改变殖民地落后的社会状况。相反，正如马克思在评论英国消灭印度农村公社时所指出的那样：“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⑤]
综上所述，环境和形势理论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夸大了环境和形势因素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没有看到这些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相比之下，国家主义理论的力量乃在于它不仅考虑到了国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而且也承认东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环境及形势因素，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以揭示东亚经济的发展。
（二）与文化背景理论相比较，国家主义理论显得更加完善。
文化背景理论指出，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信奉环境和形势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尔格已经对这一理论做了有力的批驳。他说：“许多国家在没有儒家思想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化国家的过渡。在未来的21世纪初，一些没有儒家传统思想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将会实现工业现代化”。[⑥]沃尔格进一步指出：“如果文化背景理论成立的话，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却为什么至今没有实现工业化。如果用儒家思想作为唯一解释一国现代化的依据，为什么孔子的家乡却落后于他人？”[⑦]
文化背景理论还有其它的漏洞：第一，它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国具有同一种文化传统，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内它是强盛的，但在另一时期内，它却落后。第二，文化背景理论用儒家思想解释东亚经济的发展，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有许多人相信，儒家思想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最保守的文化思想，人们也可以将它视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庸之道。其主要原则包括：1.人们的言行举止不应该过激，而应当自我克制；2.强调遵命和服从；3.和谐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可见，中庸之道最严重的后果是使人们缺乏上进，不思变革。第三，反物质享乐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又一特点。儒家思想相信，强调物质享乐会带来享乐主义和纵欲。由此，儒家思想鄙视金钱，轻视经济发展。那么，怎么能单纯用儒家思想来解释东亚的经济发展呢？儒家思想几百年来一直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它是与落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怎么又会为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呢？
国家主义理论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时，在不否定其它因素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时，不自觉地强调了生产关系在经济中的作用，把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研究的突破口，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三）在所有其它东亚经济发展理论中，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解释东亚经济发展时，是国家主义理论的最强劲的对手。但是，自由市场理论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的米歇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代表。然而，他认为国家主义理论和自由市场理论都不完全正确。他说：“在所有持续不断的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当中，没有其它问题比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更有异议了。许多人把政府看作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和鼓励了核心工业的竞争力。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经济运行机制应当受看不见的手来控制，这些人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其逻辑结果都会导致企业的竞争力逐步丧失。一方面，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说，赞成政府支持经济的政策将会最终伤害企业经济，并只会导致更多要求帮助的呼声。另一方面，要求取消政府压力的人却忽视了政府在创造生产经营体制和鼓励企业竞争方面的正当作用。[⑧]波特认为，在东亚五国和地区，“政府的适当作用就像一种催化剂。它鼓励或激发着公司的愿望并把竞争机制推向更高的一步。然而，即便如此，整个过程有可能很困难或不愉快。政府不能创造竞争，只有企业自身才能创造竞争。政府的作用仅仅是部分的……政府成功的政策只是在于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公司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不是让政府参加到公司生产的过程中。除了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外，一般来说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⑨]总之，波特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政府不能创造竞争本身，只能创造竞争环境，在经济活动中必须由企业作实际工作。说得更确切点就是，即便没有政府所创造的这种环境，企业自身也能够竞争。如果波特的论述是对的话，那么，东亚五国和地区原来落后的私人企业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参与了与欧美工业强国的竞争？又如何能防得住外国企业打入并垄断国内市场？波特认为，在东亚五国和地区，政府在经济中并不参加到公司生产过程中去。然而，商品的实现要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几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政府的不同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很难否认在生产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人们还应当注意，很久以来，欧美国家一些大资本家往往担任政府要职，直接掌握国家机器为其经济利益服务。这种情况在东亚五国和地区也不能说不存在。因此，政府在东亚五国和地区是创造了经济竞争环境还是直接参加了竞争这点就更说不清了。
国家主义理论没有像自由市场理论那样在研究经济发展时，采取把政府和企业分开研究各加褒贬的方法。其实，目前，国家和垄断资本早已融为一体，列宁在谈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曾经指出：“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为一个机构，使千百万人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⑩]因此，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家主义理论比自由市场理论要科学一些。
三、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
学术研究看起来会有同样的命运：争论越多意见越多。我们对国家主义理论优势的争论同样会使我们发现它本身的问题。
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的第一问题是这一理论出现了逻辑上的漏洞。
国家主义理论学者麦缪尔·卡斯托斯（Manuel Castells）在说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时，这样写到：“如果仔细分析香港自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人们可以发现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条件上的决定性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微妙的、不直接的，但与其它东亚三国和地区的直接干预相比，香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非不重要。”[(11)]人们不能理解卡斯托斯的观点。因为，一个政府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怎么会既是“决定性的”，又是“微妙”、“不直接的”呢？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则其应当是直接而一目了然的。进一步讲，如果卡斯托斯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又怎么去理解约翰逊的观点呢？因为，约翰逊认为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引导”，而不是“决定”或“控制”经济本身。这点在他的理论模式中可见。
由此引出国家主义理论的第二条不足是，它不能回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最为有效这一问题。虽然国家主义者论述了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优势，但是，他们并不能告诉人们政府干预经济的“极限点”在那里。
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时，只强调政府的干预将会引起误解，甚至导致人们不能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界限。事实上，国家主义学者中的一些人已经犯了类似的错误。尽管他们中一些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但至今还没有对政府如何划定干预界限做出回答。难怪有人批评道：“所有这些有关东亚经济发展的新观点无非就是要说明：如果有什么促使经济发展的话，那就是国家的领导作用。谈到南韩经济，他们已经认为它的成功就正如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的成就一样。”[(12)]
与第二个问题相连的第三个问题是，人们应当怎样确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约翰逊认为东亚经济之所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政府领导下公私合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约翰逊的解释，在这种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而是引导。他写道：“自从意味着日本企业和政府合作的引人注意的字‘Japan Ics’发明后，本人发现这个词被错误地理解为日本政府控制下的企业。但是，日本、朝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经济的控制。他们仅涉及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共存，这点必须解释清楚”。[(13)]
然而，在他后面的谈论中，约翰逊却举出了许多例子表明政府怎样“控制”私人企业的活动。谈到财政控制时，他写道：“然而，在三个经济中，最持久的特征就是政府依靠财政和货币手段引导和控制私人的活动。”[(14)]在研究南朝鲜大财团时，约翰逊认为：“朝鲜的大财团从另一方面讲，必须依靠由政府控制的贷款机构，这是朝鲜政府和私人企业关系的核心，在发展私人经济力量上有重要的意义”。[(15)]这样说来，他在定义上就出现了混乱。人们不清楚政府的引导作用（guidance）和政府的控制作用（control）之间的区别了。如果政府能完全控制金融，政府为什么控制不了私人企业并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呢？
第四，是不是所有的国家主义政策都完美无缺呢？当然不是。那么，既然每副药都有它负作用的一面，他们采取国家主义政策诊治经济时，怎样才能使它的负效应最小呢？国家主义理论学者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例如，“有一批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杰出人物独立而稳定的统治”。然而，在那些国家和地区，与此相伴的常常是专制统治的反民主倾向。“在政府引导下，国家和私人企业的紧密合作”。然而，腐败经常伴随着公私的合作。
此外，在约翰逊国家主义的四项原则中，哪一条原则在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目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中，政府官僚机构的作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贫富差距问题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所以，约翰逊的四条原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人们便不能知道了。
最后，国家主义理论没能向人们说明只要政府在经济中一直发挥作用，东亚经济是否会一直繁荣下去。其实，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事情。30年代大危机时，美国政府采用了罗斯福新政，从此以后，西方国家似乎把政府干预经济看作是诊治经济发展的特效药。但是，从70年代起，这副药的疗效却带来了很多负作用并最终牵制了经济的发展。当东亚“经济奇迹”出现之后，西方学者试图从东亚经济发展中找到医救西方经济的新药方，于是，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国家主义理论最盛行。但这派理论的核心仍是“政府的作用”。这看起来好像人们走了个圆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所以，我们能否说，国家主义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它没能将政府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联系，没能将政府的作用与具体的经济发展背景相联系。
注释：
[①]这四条原则是总结于：Frederick C.Deyo(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②][⑥]Vogel,E.,"The Little Dragons: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91,83.
[③][④][⑦][⑨][(12)][(14)][(15)]Ibid.,p.85,87,84,86,15,147,161.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8页。
[⑧]Porter,E.M.,"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I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No.2,1990.
[⑩]《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5页。
[(11)]Henderson,J.& Applebum,R.,"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Newbury Park,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q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 Professional Publisher,1992,p.64.
[(13)]Deyo,F.(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 Industrialism",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