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政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157-08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者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以诞生，后者则宣告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分崩离析。尽管苏联解体的全部原因在完整意义上迄今还是一个有待于继续探究的世界性难题，但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上长期而严重的失误无疑是解体的重要原因，而70多年来苏联政府对犹太人民族政策的发展演变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就1917至1991年苏联历届政府犹太政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分下述六阶段作一纵向考察，以期推动犹太史和苏联史的学术研究。
第一阶段：列宁时期的对犹政策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1917年至1924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对犹太人实施的平等宽容政策。
苏联的犹太人属于外来民族。早在公元1世纪，一批从罗马帝国镇压中幸存下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地区建立了犹太聚居区，然后又陆续迁往东欧各地。到18世纪末，东欧犹太人主要聚居于克里米亚、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等地。19世纪末沙皇俄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1897年俄国共有520万犹太人，约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一半。①沙皇政府对犹太人基本上是采取高压和歧视政策，大多数俄国犹太人被强制在固定居留区——“栅栏区”内生活，除了商业上的一些接触外，几乎与非犹太人社会隔离。在19世纪欧洲不断兴起的反犹排犹的恶浪中，沙俄事实上成为反犹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之一。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大批俄国犹太人在绝望中源源不断地背井离乡，逃往美国和巴勒斯坦等地，形成了犹太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据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中，有130万俄国犹太人移居他乡。②
1917年俄国革命的发生，揭开了苏俄犹太人的历史新篇章。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3月16日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所有歧视犹太人的法令，犹太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③但在当时动荡的形势下，这一政策直到经过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建立后才得以实施。
1917年11月1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宣布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原则。④据此，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摆脱沙皇专制枷锁的数百万犹太人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文化自治权。苏俄政府取消了对所有各民族（包括犹太人）由于宗教和民族不同而受到的种种限制，帮助犹太人出版报纸、刊物，建立犹太剧院、开办犹太人学校。另外，俄共（布）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犹太部，负责管理和协调犹太人事务。正如当时马克西姆·高尔基所说：“犹太人的解放是我们革命最美好的成果之一，给予犹太人同俄国人平等的权利，使我们从我们的意识中抹去了一块可耻和血污的痕迹。”⑤
因此对俄国犹太人来说，十月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结束了沙俄政权迫害犹太人的狂潮，犹太人在俄国的境遇得到史无前例的明显改观。这一方面是列宁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结果。列宁从走上社会舞台开始，就曾严厉谴责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极其憎恨大俄罗斯主义，主张俄国境内各民族应该享有平等、自决的权利。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要保障犹太人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列宁的民族自决和平等的主张，不但在理论上抨击了沙皇俄国的民族政策，而且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成为指导政府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
十月革命后犹太人的境遇得到改善的原因还体现为另一方面，即大批犹太人士积极投身于苏维埃革命洪流。面对沙俄政府疯狂的反犹恶潮，部分进步犹太人士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下，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加入改变俄国社会的革命斗争，包括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民族平等和解放犹太人的政策感召下，许多犹太人对早期的苏维埃政权给予坚定的支持，各级革命政权中均有犹太人代表。犹太人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和列宁一起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革命队伍中许多犹太志士纷纷进入新政权的各级权力部门，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新政权和新制度下，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得到激发，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情贡献给新生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大批的犹太族青年加入俄共（布），参加红军，义无返顾地投身于保卫新政权的国内革命战争之中。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大批犹太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各级政府机关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仅在新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犹太族出身的就占了4名，他们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据统计，当时在556名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有448名是犹太人，占80%以上。
然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犹太人平等宽容的民族政策只持续了7年，从1924年列宁去世后至3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的党内斗争导致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发生了急剧转变。
第二阶段：联共（布）党内斗争加剧和对犹政策
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后期，苏联官方的对犹政策是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联共（布）党内斗争及“大清洗”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1923年秋，列宁担心的党内斗争就已开始，斗争的双方正是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进一步趋于激烈。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通过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随之托洛茨基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历了这一回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随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矛盾开始突出。
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后，相近的理论观点、受挫的共同命运，促使托洛茨基和“新反对派”逐步接近，形成反斯大林的政治联盟——“托季联盟”。在举行党内大辩论后，1927年12月联共 （布）中央十五大决定将“托季联盟”主要骨干分子75人全部开除出党。到这时，列宁逝世后爆发的党内斗争暂告一段落，斯大林确立了自己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领袖地位。
这场党内斗争的后果之一便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场党内斗争的反对派主要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均是犹太人所决定。所谓“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因其主要成员是犹太人，所以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其客观效果也自然带有打击犹太人的性质。“托洛茨基分子”一词当时是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斯大林便提出要“清洗国家机关和党机关中的民族主义分子”，⑥并说党内“百分之五十的党员是商人”，⑦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商人”其实指的都是犹太人。这场运动期间，斯大林首先向政治局建议把加米涅夫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撤换下来，由俄罗斯人李可夫接替。斯大林就曾说过，在俄罗斯国家里由一个犹太人领导人民委员会是不明智的。⑧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里果真没有一个犹太人了。到20年代末，所有犹太宗教学校被关闭，宗教书籍被禁止出版。1930年，联共（布）中央的犹太局也被解散。
虽然一方面在党内排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犹太人，导致国内犹太人尤其在政治领域受到压制。但另一方面从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后期，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对犹太人主要还是采用拉拢政策，实质上是以同化为主要目标，以推进苏联的民族国家建设。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也说：“斯大林当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从来不简单地以个人的好恶行事。”⑨在推行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非常需要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苏维埃国家。他要采取措施使苏联境内的每一个民族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运动尽职尽责。这一时期苏联犹太人的经历集中体现了这一政策的实质。当时纳粹德国污蔑“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犹太人改变和统治世界的阴谋”，在世界上煽动反犹主义。斯大林正是利用这一国际形势来拉拢苏联犹太人的。
“比罗比詹计划”就是明显一例。1928年3月28日苏联政府宣布远东的比罗比詹为“犹太垦殖区”，动员犹太人来此移民定居，开发当地经济。显然，斯大林政府“希望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冲动使他们在中苏边境上一片空旷的沼泽和森林地带定居下来。”他们还希望从散布各地的犹太人那里取得金钱、同情和移民。⑩1930年苏联建立比罗比詹民族区。1934年5月7日又宣布此地为“犹太自治州”。到1940年，这个“犹太自治州”已成为比较发达的工业和农业区。然而动员大批世界犹太人移居此地的宏伟计划未能实现。集体化运动、“大清洗”运动大大降低了那里的环境吸引力，西方犹太世界的支持也随之缩减。
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对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政府、企业部门乃至军队中发挥不小影响的苏联犹太人来说，则无疑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与已被驱逐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16名被告死刑，并随即执行。而托洛茨基也于1940年8月在流亡地墨西哥被刺身亡。随后，大批苏联犹太人被波及和株连。在1934—1938年的“大清洗”时期，几乎所有犹太文化事业被取消。大多数犹太领导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或被杀害，或被送往劳动营。1937年，当时的内务部长普列汉诺夫曾说：“在警察掌握的所有政治犯中，70%是犹太人。”(11)
第三阶段：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与对犹政策
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政府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对国内犹太人由先前的压制政策转变为实施亲近和利用政策。这种支犹政策一直延续到战后初期。
由于“大清洗”运动的惯性，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定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政府仍然地对其境内的犹太人实施压制政策。1939年二战爆发不久，相当一部分由波兰逃亡苏联和苏联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被斯大林强行迁移，据估算，当时强行迁移的总人数大约在45万到150万之间，其中犹太人占四分之一。(12)另外苏联官方对纳粹反犹政策保持缄默。反犹主义思潮在苏联逐渐又逐渐抬头，直至1941年德国的入侵才使斯大林改变了上述对犹政策。
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政府对犹太人转而采取了利用政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8年底。这种利用政策与先前的同化政策有本质上的区别，与苏联战时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斯大林继续强制其它非俄罗斯民族进行迁移，以防止他们与敌人联合，而惟独对犹太人网开一面，通过亲犹政策以吸引国际上同情犹太人势力的对苏援助。
1942年2月苏联成立一个犹太人组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领导人是俄共（布）中央委员、前国际工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犹太戏剧著名演员米霍埃尔斯和莫洛托夫的夫人捷姆丘任娜。根据最近公布的档案披露，其目标是收集德军暴行（包括迫害、屠杀犹太人罪行）的材料，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和文化宣传活动在国内外揭露德寇罪恶嘴脸，同时宣传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特别是犹太人在卫国战争的作用和贡献，力促在国外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国际上争取反法西斯斗争的世界援助，包括以美国为重点的募集现款等。(13)“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去美国向富有的犹太人寻求援助，但更主要的是制造舆论，尽早开辟第二战场”，(14)以减轻苏联的压力。当时，苏联的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都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在对内对外反法西斯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同时，该组织积极联系苏联国内外犹太团体和西方新闻界。这一系列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帮助苏联赢得了美国的物质援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时积极参与抗德侵略的卫国战争，而且与世界犹太人联系（主要是美英犹太人），动员各种力量共同抵抗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为苏联扭转战局、击败纳粹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该委员会也是克林姆林宫控制苏联犹太人的重要机构，当时苏联政府不允许犹太人成立任何其他的犹太组织。
另一方面，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及随后国内战争一样，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犹太人在抗击纳粹德军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犹太裔的红军指挥官更是军功显赫。根据1939年的人口统计，大约有300万的犹太人在苏联。战争爆发最初的6个月时间内，苏联的犹太人约有 100万被纳粹逮捕，在战场上阵亡的将近20万。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为保卫苏联而英勇战斗，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1.1万余人中，犹太族出身的占据总人数的第5位，即俄罗斯族8160人，乌克兰族2069人，白俄罗斯族309人，鞑靼人 161人，犹太人108人。(15)犹太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数在苏联各民族集团中比例最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统计，当时约有50万的犹太人参加了苏联红军来抵抗德国纳粹的侵略，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自愿者。这一事实说明，苏联犹太人已将国家的存亡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融为一体。
由此可见，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政府考虑到自身的国家利益、国际地位以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犹太人的作用等因素，苏联对犹政策出现实质性的改变，由战前对犹太人的压制政策变为亲近、利用犹太人的政策，这有助于二战中的苏联获得外部世界力量特别是美英方面的国际援助。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苏联政府仍然保持对犹亲近政策。“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后保留下来，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联合会，其活动仍然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最引人注目的是， 1947年5月14日，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次明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苏联还在当年秋天促成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争端作出有利于犹太人目标的国际裁决。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仅3天，5月17日苏联便予以正式承认，8、9月双方互开公使馆。苏以关系进入“蜜月时期”。当时包括苏联犹太人在内的世界各地犹太人对苏联政府这一重要立场充满感激。
战后初期，苏联政府采取上述明确的支犹政策，既有苏联人民对遭受纳粹大屠杀悲惨命运的犹太民族普遍同情的感情因素，又有苏联政府继续争取美国犹太人好感，维持苏美友好关系，以及谋取在中东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此后尽管苏联犹太人对政府充满信任，努力地融入苏联的“主流”社会，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另外一种命运。
第四阶段：斯大林执政后期的苏联对犹政策
40年代后期，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再次发生逆转。直到斯大林去世，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由支持变为愈演愈烈的打压。这段时期后被苏联犹太人称为灾难的“黑暗年代”。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主张把克里米亚划为犹太人自治的聚居区。这便引起了斯大林对委员会成员民族主义倾向的怀疑，他认为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本国事务，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中夺取克里米亚。(16)斯大林对犹策略也就由此变为排犹政策。苏联政府当时指控这个委员会同美国一起准备在克里米亚建立起犹太人前哨阵地，由此引发了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打压。
先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世界知名的犹太人戏剧导演、国立犹太人剧院的艺术领导人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在1948年2月死去，官方的说法是死于车祸。1948年11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迫解散，其所主办的报纸停刊。接下来的几周里，苏联境内其他很多的意第绪语报纸和设在莫斯科的犹太出版机构也被关闭。1948年12月，苏联官方开始了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和一批著名犹太知识分子的逮捕，连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也未能幸免，他们被指控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中心”。
与此同时，“反世界主义者”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也开始在整个苏联文化界兴起。“世界主义者”是指苏联文艺领域里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被说成是一些没有国土的背弃和仇视俄罗斯传统的人，被抨击为“国家虚无主义”、“否定国家传统”、“屈从西方势力”的“普世主义者”，以及“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犹太人在莫斯科乃至全苏联的几乎所有犹太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剧院、报纸，都被查封。一些犹太人办的刊物和出版社被封闭，所有的犹太剧院和其他一些机构被捣毁。在运动中，许多犹太作家和诗人因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有牵连而被捕，不少人最后死在审讯室里。大逮捕也波及到了莫斯科一些工厂的技术专家。对犹太人的怀疑和歧视达到了严重地步，入党、参军、进入科研部门和外交机关等，也都遭到各种限制，甚至在高校招生中也对他们设置重重障碍。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第一次标志着对苏联犹太知识分子的公开攻击，运动一直延续到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正是这场所谓“无祖国世界主义者”进行的大举进攻，构成了此后“医生阴谋案”的序曲。
1949年2月16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解除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А·Г·古尔维奇的职务。以此为肇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医学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开始了对大批犹太著名教授、大夫和医务人员的查究和迫害。在当时浓重的反犹主义氛围下，向中央告发犹太医生和医务人员的事件连连发生。调查结果上报后，经常是随书记处一纸决定，便把被告发者撤职或开除党籍，最后再由国家安全局将他们逮捕、关押。就这样，对一大批犹太医学家从告发、调查到处分、逮捕，周而复始，循环上演，几乎成了当时迫害犹太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固定机制和模式。(17)在这期间，一大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迫害。
1950年7月4日，苏联内务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马林科夫上报了一封告密信，信中告发犹太人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所谓“不法宗派活动”，并提供了一长串被告密的犹太人名单。由此案情逐步扩大，在按“多米诺骨牌”式发展的一系列逮捕和审讯中，株连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又牵涉到几年前的日丹诺夫“医疗案”。这样，便引发了著名的“医生阴谋案”。
1953年1月11日，塔斯社广播了“一群医生谋杀者被捕”的消息。报道称，根据犹太女医生季马舒克的揭发，苏联安全机构逮捕了克里姆林宫一批进行“恐怖主义谋杀行动”的医生。他们企图“通过谋杀性治疗，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而且这个医生暗杀集团成员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被逮捕的10多位著名医生中，包括给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看病的鲍·科甘教授，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教授等，连他们的家属也未能幸免。当局还宣布，这些医生中有6位是犹太人，是美、英等国的间谍，企图谋害苏联领导人。随后成千上万名的犹太专家受到株连，甚至连犹太医学专家研制的药品也禁止使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务部在1953年4月4日发表公告：“经查证表明，逮捕医生是不正确的，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18)受株连的医生获释并被恢复名誉。但已有两名犹太医生科甘和维诺格拉多已在审讯监禁中不堪折磨而身亡。
第五阶段：冷战时期的苏联对犹政策
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冷战格局和阿以冲突的国际大背景下，苏联犹太人成为苏联官方在对外关系上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以政策的牺牲品。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官方政策时紧时松，纷繁复杂，社会上的反犹情绪并未减弱，从而使苏联犹太人的处境更为动荡不定。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很短的一段时期里使苏联犹太人舒了一口气。随着“医生阴谋案”的公开平反，因该案受牵连的人士（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被释放并恢复名誉，官方舆论也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要捍卫宪法所保证的公民权利。一时间，苏联犹太人似乎希望重生。苏以外交关系重新恢复。莫斯科的犹太教堂又开设了传教师学校，以意第绪语演唱的音乐会获准举办，意第绪文的文学杂志又得以出版。
然而这种宽松环境并没持续多久。随着阿以冲突的激化和美苏对峙的冷战推进，苏以短暂的“蜜月时期”很快结束，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苏联便转而支持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并召回驻以大使。为了配合这一外交取向，苏联国内发起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强大舆论攻势。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在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与美苏联盟对抗的中东角逐国际格局下，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为苏联政府的既定国策，苏以关系进入持续20年的“冻结时期”。因此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在理论上苏联政府认为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都持以否定立场，但由于犹太文化的特点，在实践上，苏联政府对外政策上的疏以立场难免使国内政策带上反犹主义的色彩。由此，苏联官方对国内犹太人的排斥、歧视、压制政策事实上仍然不时出现。犹太人仍然不得在某些范围（外交、外贸、党及保安机关和政府的领导职位）内活动。他们在教育、工作和旅行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在恢复使用死刑的打击经济犯罪运动中，特别热衷于追捕、控诉和判处犹太人，被判死刑的半数以上是犹太人。(19)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严重的过失，致使苏联民族关系中潜伏下尖锐和复杂的矛盾问题，对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产生了不良影响。
首先，勃列日涅夫错误估计了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盲目地认为苏联已经实现了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这种人为地掩盖民族矛盾的看法，最终导致苏联民族矛盾大爆发。诚然，犹太民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依然存在；其次，勃列日涅夫继承和宣扬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认为俄罗斯是苏联的“领导民族”，从而把其他民族贬低为“次等民族”，其结果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这种沙文主义的恶性膨胀，对于犹太民族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犹太人在苏联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由于苏联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受到各种无端的猜疑、嫉妒、排斥和打压，民族意识被压制，移居出境的要求被限制，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满苏联当局的犹太人。随着6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向苏联政府提出移民申请遭到拒绝后，那些被拒绝者成为苏联内部一个特殊的群体。尽管他们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苏联政府，而是希望政府允许他们移民国外，但他们还是遭到苏联政府、克格勃的逮捕和镇压。1970年6月，先后有34名犹太人因计划劫持飞机而被捕，被严厉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1971年来自苏联各地的犹太民族活动家在莫斯科甚至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为抗议政府对犹政策而静坐示威。
此后犹太移民申请被拒绝者公开的抗议在1977年达到高潮，但苏联政府还是继续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1980年10月至1981年12月间，大批犹太活动家遭到逮捕和审判。1981年至 1982年间，苏联对犹太人镇压的措施又有所加强。据非官方统计，1981年初这些犹太“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约为4万。(20)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成为苏联后期西方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计划的重要切入点，西方国家公开以“关注苏联人民的人权状况”为由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渗透。
第六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对犹政策
1985-1991年，由于政治动荡、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犹太人离心倾向日益增强，苏联犹太人的移民问题更加突出。而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妥善解决民族问题，而且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急剧掉头政策，客观上对苏联社会产生极其不利的消极影响，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全面承袭了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观点，即使在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及1987年6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后，他还声称：“我们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21)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危险性，因此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到来时，其应对是接连失误。为了推动苏联社会全面改革，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新思维”。其中倡导的公开性，导致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地表达他们的反犹观点。1987年7月，苏联知识界一部分知名度相当高的人士联合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直言不讳地提出：“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最上层越来越多的职位如今被一批属于犹太种族的人所占据，‘智囊团’实现‘锡安长老’计划已不只是一个幻想，而是再现实不过的事实。这一‘智囊团’其实是‘犹太智囊团’，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22)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极右派的报刊经常刊载各种反犹文章，宣扬“这帮犹太佬的全部历史就是掠夺、压迫和损害其他民族的历史”。此外，一些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也在媒体上纷纷抨击犹太移民运动。可以说，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到苏联解体，官方发起的反犹主义虽已停止，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的反犹情绪并未减弱，反犹言论依然屡见不鲜，反犹事端依然层出不穷。苏联解体之前，大批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海外，这与苏联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民间反犹主义之盛行不无关系。
苏联政府宣布实行公开性后，为了取悦西方犹太势力，在犹太人问题上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有几份全国性报纸如《消息报》和《真理报》等刊载一些谴责反犹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改用了含中性意义的“犹太人”一词。莫斯科还开设了犹太文化中心，犹太人可以学习希伯莱语，犹太剧团也建立起来了。同时，戈尔巴乔夫政府还极力肃清弥漫于苏联社会中的反犹主义氛围，改变过去一些反犹的歧视性做法。1987年开始，所有因信仰犹太教而获罪的犹太人相继获释，其中一些也被允许移民海外。同时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也有所改变，例如，在莫斯科的图书节上设有犹太书籍的展厅，允许少量苏联犹太人前往美国学习犹太教法，并允许他们获得学位之后返回苏联。此外，犹太人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状况也相继得到改善。
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政府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政策明显变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措施的推进，迫切需要西方的外交、经济和舆论支持。因此，在西方“人权外交”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认真对待苏联犹太移民问题。1986年苏联部长会议在通过了对移民问题的新规定，它不但明确了移民的申请资格，同时还对拒绝移民的理由做出明确规定，以使移民问题的处理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987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苏时会见了40名苏联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要他们“坚持下去”。他表示，尽管美苏关系有所改善，但人权问题仍然是个主要问题，美国决心帮助犹太人离开苏联。1990年苏联公布《公民出入境法》后，犹太移民出现了新的高潮。1986年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仅为914人，1987年达到8155人，而1990年当年苏联犹太移民就有20多万人到达了以色列。
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推进改革的政治角度来解决犹太人问题。一方面，政府允许前一时期移民申请遭拒绝者离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国内自由派人士和国外相关的批评，从而为其改革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改善犹太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是为了有利于扩大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犹太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然而事实结果并非如戈尔巴乔夫所愿。
早在1985年12月27日，英国《每日快报》发表题为“释放15万名苏联犹太人的秘密交易”，副标题为“戈尔巴乔夫不顾一切的冒险让又一大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报道，预言戈尔巴乔夫政府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急剧掉头后果危险。该文明确提醒：“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如果完全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批准，是拿他的职业来冒险。”这一事实果然被该报言中，6年后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国家也分崩离析。大批苏联犹太人的离境，不仅加大了苏联各民族对国家的离心力，使整个社会凝聚力大大削弱，又从反面为苏联社会上的反犹主义提供依据和“炮弹”。而且由于苏联犹太人文化科技含量较高，苏联犹太移民中有专业技能的占一半以上，不少人在原苏联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要职，作用重大。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批文化和科技骨干离去，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使一些企业和科研部门陷入困境，这无疑使危机之中的国家雪上加霜。
由此而言，戈尔巴乔夫处理犹太移民问题上的失策，也是促使改革失败、加速苏联崩溃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
注释：
①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
②［英］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③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0页。
④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⑤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0页。
⑥⑦《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卷，第242、269页。
⑧Aron J.Katsenelinboigen:Soviet Union:Empire,Nation and System,Transaction Publishers London,1990,p.471
⑨［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58页。
⑩［美］泽夫·卡茨：《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页。
(11)参阅Lionel Kochan: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47.
(12)Gerhard Simon: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San Francisco,1991,p.180.
(13)沈志华（执行总主编）、丁明（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卷，第32、33页。
(14)［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573页。
(15)［苏］卡拉什尼克：《十月革命成果的保卫者的半个世纪》，莫斯科1968年版，第74页；［苏］查麦梁：《苏联的民族关系》，莫斯科1987年版，第5页。
(16)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1页。
(17)［俄］R·科斯特尔琴柯：《红色警察的俘虏》，199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98页。
(18)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9)［美］泽夫·卡茨：《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页。
(20)白玉广、宋正：《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21)［苏］《真理报》，1987年11月3日。
(22)Aron J.Katsenelinboigen:Soviet Union:Empire,Nation and System,Transaction Publishers London,1990,p.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