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轨迹及战略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轨迹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重点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着跨世纪的重大历史转折，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已成为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中心”的头等大事。
一、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规定性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地区）总体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基本源泉、动作机制与动态路径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变量：一是经济发展阶段；二是体制条件；三是经济开放度；四是经济类型。对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体制条件”与“经济开放度”这两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大进程，只不过是对上海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而已，更能反映上海个性内容的变量则是“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类型”。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1994年上海的人均GDP已达15206元人民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GDP占全国二十二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十四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八分之一。1995年人均GDP已超过18000元。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内容。
从经济类型来说，上海属于城市经济类型，但传统计划体制下历史形成的大工业基地与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现代服务中心，使其既不是单纯工业基地型城市经济，也不是“产业空心化”的城市经济，而是工业基地与现代服务中心并存的混合型城市经济，构成了上海城市独特的“二产”与“三产”共同推动的经济结构。
因此，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有与全国一样的共性内容，又能其独特的内涵。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讲，上海与全国一样都面临着改变由传统体制内生的粗放增长形态的相同任务，这是共性的问题。但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来讲，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以及与此采取相应的结构调整政策、技术政策、人力源泉开发政策等措施则具有特殊性。其次，在中国二元结构背景下，就全国范围而言，我们既要坚持集约增长的方向，又要从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资金和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出发，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选择不同的技术发展政策，实行资金、技术、劳动力在不同地区的合理组合。但对于上海来说，则要站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其产业发展要尽量避免与农村工业化发生强烈的碰撞，并符合降低总物耗水平的要求。再则，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经济，在增长方式转变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要求，而且也表现在城市形态、城市功能、城市环境、城市空间区域等方面转变的特殊规定性上。最后，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增长方式转变必须融入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之中，率先转型，依托外地，带动全局。
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规定性，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水平紧密相关。从总体上讲，我国目前已进入了以重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投资推动发展阶段。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投资总量规模、投资增长速度及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等方面来看，上海目前仍处于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
（1）上海投资增长仍较为迅速，且规模庞大。1978—1991年间，上海投资年均增长率才28.67%。而在“八五”期间，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为3831.38亿元，是“七五”时期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46.95%。同时，“八五”平均投资率达到40%，比“七五”时期高出8个百分点。
（2）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之一。“八五”期间居民消费增长相对平稳，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10%，低于经济增长率2.5个百分点；而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平均增长22%，高于经济增长率9.5个百分点。
（3）以基本建设投资扩张居主导地位。1991—1994年间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仍达到57.83%。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44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为45.7%，而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为26.4%，低于基本建设投资19.3个百分点。
但上海近阶段的投资推动有其独特的内涵，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推动。一般意义上的投资推动大都表现为：（1）主要是工业化的投资推动，大规模投资集中在大工业发展上；（2）大规模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追求由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供的规模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形成的强有力的竞争力；（3）大规模的投资使技术被不断物化于物质资本中，从而带动技术进步。然而，上海近几年的投资推动的特点则表现为：
（1）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投资推动。长期以来上海的投资推动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上，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很高。“七五”期间，第二产业投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60.46%；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有所上升，为38.68%。但在“八五”期间，投资推动则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1991—1994年间，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从56.2%下降到27.02%，年均下降9.7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从41.6%上升到72.71%，年均上升10.37个百分点。
（2）城市化的投资推动。1980—1989年间，上海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总计才195.81亿元，而1990—1995年短短五年时间总计就达到861.72亿元。1979—1990年间上海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6.1%，“八五”期间其所占比重上升为22.57%左右，高出6.47个百分点。另外，“八五”期间住宅建设竣工面积累计达3526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累计达696.79亿元，其中后三年投资增长极快，为616.42亿元。“七五”期间住宅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3.2%，“八五”期间其比重则上升为17.04%。
（3）结构转换收益驱动的投资推动。据计算，三大产业投资结构变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1952—1990年一直是负值，九十年代后出现了正值（1990—1994年为0.0101）。这表明投资推动是受结构转换收益驱动的，从而使三大产业投资结构变动趋于合理化。
（4）非技术物化主导型的投资推动。在大规模投资中技术被物化于物质资本之中，主要是以新设备、新工具、新器具的添置为前提的。但上海在“七五”期间国有经济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建筑安装工程的投资所占比重为52.54%，而用于购置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比重只有34%。1991—1994年间，用于建筑安装工程的投资比重进一步上升为62%，而购置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为15.6%。因此，这种投资推动较少地直接带来技术进步。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上海目前尚处在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大规模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明显，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上海已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后期，其主要特征是，大规模投资开始从工业化发展转向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的“硬件”建设方面（包括城市基本设施和住宅建设）；投资推动的效益开始从以工业产品的规模收益为主转向以产业结构转换收益为主（尽管此阶段结构转换收益尚未充分体现）；投资推动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相对减弱，而带来的其他增长效应开始增强（如信息含量提高等效应）；从成龙配套和专业细化的全面发展转向产品、技术升级的重点发展。
如果说，与“资源推动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与“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是集约型增长方式，那么与“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就是准集约型增长方式。因为投资推动不仅使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进而使人均产量提高，而且也带来规模收益，以及将更多的新技术物化于资本物中带来技术进步。从这意义上讲，是与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同的。但由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规模收益的实现及技术进步，是以大量资本投资为前提的，所以又带有一定粗放型增长的色彩。上海经济处于投资推动的后期阶段，总体上还是一种准集约型增长方式。再加上在这一后期阶段对第三产业“硬件”的大规模投资，具有为今后发展打基础的性质，更会在一定时期内较大程度地降低投入产出率和影响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上海将从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准备向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的过渡。因此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区别于全国的不同之点，就在于不是从劳动力及初级资源推动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以投资推动为特征的准集约型增长，而是要从准集约型增长开始向以创新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的转变。
二、转变中的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轨迹描述
处在投资推动发展阶段后期，并逐步向创新推动发展阶段转变的上海经济，其增长方式正处于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之中，特别是从“八五”时期以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转变轨迹。
（一）增长形态趋于完善，增长基础仍不稳固。
在整个八十年代，上海经济增长是先于全国周期性波动回落和后于全国周期性波动回升，从而其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2个百分点。但在“八五”期间，上海经济增长则转变为先于全国经济周期的上升和滞后于全国经济周期的回落，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4个百分点。这一经济增长形态得以改善的关键，是“八五”期间上海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1）土地批租及置换。自1988年第一幅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以来，至1995年底上海出让各类内外销地块1591幅，出让土地面积111.11平方公里。通过土地批租置换出一大块资金，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在土地级差收益的驱动下，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开始从市中心地区往市郊地区迁移，目前市中心城区的工业用地已置换了约4平方公里。而在市郊，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占总出让面积的比重逐年地迅速上升，由1992年前不到1%上升至1995年的62%，累计出让土地面积已逾11平方公里，加速了城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2）金融热潮。“八五”期间，上海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先后发行了各类股票筹集资金300亿元，发行债券和融资券上百亿元。二级市场规模迅速扩大，1995年证券成交总额达55153.8亿元。此外，上海的资金拆借市场已形成多种形式的跨省市、跨系统的融资网络体系。1990年拆借金额仅699亿元，1995年拆借资金总额达到3492.79亿元，年平均递增37.96%。另外，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23个大中城市联网，系统会员单位达373家，自1994年4月运作以来，外汇交易量累计1062.9亿美元。在金融热潮的推动下，上海已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金融机构以及并存的组织体系。1995年底，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693家，约为1990年（1355家）的2倍。其中，40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和119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进入上海，不仅给上海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境外资金，而且推动了外商在沪的直接投资。
（3）开放型增长格局。“八五”期间上海对外开放力度增强，初步形成了开放型增长格局。1995年外贸出口已达115.7亿美元，相当于GDP的比重达38%。“八五”期间上海建设资金三分之一来源于外资，大项目平均规模达3500万美元。若按90年价计算，1亿GDP所需实际利用外资已从1985年的0.01亿元人民币上升为1994年的0.17亿元，上升了16倍，即1亿元所创造的价值有1/6是外资产生的。
在上述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撑下，“八五”期间上海经济周期性波动得以明显改善：其一，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较小，1991年的增幅为7.1%，之后四年稳定在14%左右。其二，经济周期性波动始终处于高位盘整态势。其三，经济周期性波动时间在逐步缩短。一般一个经济周期为5年，但从“八五”时期波动区间分析，经济速度一旦回落，数月后立即反弹。上海国民经济增长GDP周期性波动的实证分析表明，“八五”期末，上海GDP年度增幅与平均增幅的偏差均值已由“六五”、“七五”时期的15%左右下降到4%以下，离散度明显递减。
但是，上海经济高位稳定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是由大量资金投入来支撑的，而这一巨量投资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变革带来的一次性能量释放来支撑的，如证券融资、土地批租、引进外资等。这就可能使上海经济增长较容易受到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如宏观紧缩与控制等），而且也会受到体制能量释放趋于衰减的影响。上海的土地资源将日益稀缺，土地批租毕竟有限。过度依靠土地、资金投入将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金融深化、引进外资、房地产发展等均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总体上看，上海经济增长尚缺乏长期稳固的基础和支撑点。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与非协调化并存
“八五”期间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1991—1995年的GDP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8.3个百分点，而在整个80年代，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还不足1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7.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自90年代以后，上海就业结构变动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长期以来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格局被打破。1992—1994年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就减少了24万人。相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整个80年代的年均3.28%增长速度的基础上，1992—1994年间在其余两大产业就业人员负增长的情况下，则是以年均5.95%的速度增长。
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给上海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活力。1978年以来第国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每1亿元投资，提供GNP增加值0.45亿元，而第二产业则为0.35亿元，且第三产业投资见效快，滞后期仅为1年左右。同时，在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上海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基本符合一般规律。在80年代，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第三产业，但逐步趋于缩小，9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开始高于第二产业，这意味着生产要素将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三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讲，总的来说，是趋于缩小。1978年三者之比为1∶14.87∶7.16；1984年三者之比为1∶6.59∶4.56；1994年三者之比为1∶4∶4.48。
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中，三次产业间变动的非协调性问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八五”期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其产值结构变动。1990—1994年间，产值结构变动值为17.4，而就业结构变动值只有11.6。进一步的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主要是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化有较大的差异，其产值比重下降了6.8个百分点，而就业比重则只有下降了4.1个百分点。这表明第二产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滞留其内，未能充分转移出来。在产值比重下降远高于就业比重下降幅度的情况下，实际上意味着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出水平的下降。在此基础上发展第三产业，势必会带有某种“泡沫经济”的色彩。另外，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也较低，其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21.4%上升到1994年的34.3%，年均上升只有0.8%。
（三）城市功能向“三中心”方向演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尚有畸变倾向
与上海城市功能转变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其内部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从产值结构变动来看，邮电通讯业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其比重是趋于上升的，1990—1994年间上升了2.6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在1990—1994年时间阶段里下降了1.94个百分点，但从1980—1994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则是大幅度上升了15.63个百分点。房地产业比重也是持续上升，在1990—1994年间则上升了3.46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来看，三个不同的时间段（1978—1984年，1984—1990年，1990—1994年）的结构变动表现比较均衡，其变动值分别为7.52、6.52和7.89。在此变动过程中，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及社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尤其是房地产业及社会服务业就业比重从1980年12.45%上升至1994年的16.27%，上升了3.82个百分点，尤其在1990—1994年间增幅突然加大。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经过如此急剧的变动，目前已形成金融保险业、商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三足鼎立的格局。1995年上海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商品流通业、交通邮电业实现的增加值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0%；其就业比重也要占60%左右。这种变动是与上海城市功能转变的方向相一致的，有助于上海发挥“三中心”的作用。但在这一急剧变动中，第三产业内部也存着畸变的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990—1994年间，交通运输、仓储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均趋于下降，但前者的下降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交通运输、仓储业由于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会造成其就业比重的下降，但在就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其产值比重更大幅度地下降，就不是简单的对劳动力替代问题了，而是说明这一行业本身的萎缩。
（2）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有较大的起伏波动。进入90年代后，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均处于上升，但前者上升幅度远大于后者，特别是房地产业产值比重突然增大，更属于不正常现象。金融保险业的产值比重在此期间是下降的，而其就业比重则是稳步上升的。通常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就业比重是趋于上升，这主要是其产值增长对劳动力就业的拉动超过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技术替代率，而金融保险业在产值增长放慢，且比重趋于下降的情况下，其就业比重趋于上升，至少说明其发展中存在着粗放型的色彩。
（3）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均趋于下降，是一种极其反常的现象，说明上海的技术创新社会化、产业化服务十分薄弱，距离确立技术中心地位的目标相差甚远。
（四）工业趋于升级化，调整力度尚嫌不足
1990—1994年上海工业结构出现了更为剧烈的变动，产值结构变动值为64.39，远高于其1986—1990年的17.47的变动值。在此变动过程中，总的趋向是工业升级化：一是重化工业比重上升，轻工业比重下降；二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三是工业六大支柱产业为上海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支柱产业的比重由1990年的31.4%提高到1995年的45%以上，占全市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57%；四是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
工业升级化调整，使上海工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1994年与1990年相比，重工业化程度提高了0.3225；高加工化程度提高了0.2492；技术集约化程度提高了0.1572；结构高度化指数从1.7260上升至1.9696。“七五”期间每增加1元GDP，工业总产值将平均增加3.18元，“八五”下降为2.1元。每增长1%GDP，“七五”期间为1.97%，“八五”下降为1.07%，降低45%。这表明了工业总产值转化为有速度有效益的GDP总量比例增大，绝对值增多。
然而，这种工业升级化调整是初步的、不彻底的，与上海城市功能转变的要求相差甚远。（1）工业升级化调整缺乏新的核心技术的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未形成气候，只有现代通信产业稍具规模，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因此这种工业升级化调整更多的是在规模效应与市场营销开拓方面下功夫，包括六大支柱产业实际上也只是进口替代产品而已。这种升级化调整虽然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只是一种生命周期中进入“中年”阶段的改善性调整，而不是重新焕发青春的开拓性调整，所以其增长潜力是有限的。（2）工业企业的行业老化问题突出，与内地产业同构形成的低水平过度竞争严重，市场份额缩小，从而导致经济效益趋于下降。（3）传统工业的收缩十分困难，特别是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其进展远落后于工业升级化调整的要求。
三、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定位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八五”期间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在八十年代中所没有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新特点，其总体趋向是良好的。但是，在这一增长方式转变中尚存在一些问题，距离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甚远。对于正在转变中的上海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给予的基本评价是：
1.上海正处在投资推动的后期阶段，准备向以创新推动发展阶段过渡，因此“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其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并将成为上海近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结构调整中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结构转换收益，是上海近期经济增长集约化的基本标志。尽管目前第三产业发展受制于体制约束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稳定性和较大的波动，但它却是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之一。
2.上海近期以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为主的大规模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即期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水平，具有粗放型增长的色彩，但这种大规模投资是为大都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奠定物质基础的。从动态过程看，这实质上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前奏曲，更何况它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还历史欠帐的成份，因此它是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可否认，在这类投资建设中也仍然存在投资浪费、效益低下等问题。
3.上海工业的升级换代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以六大支柱产业为核心的工业升级化，是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但在上海工业结构与各省市工业结构趋同化，工业生产行业和产品出口结构上的撞车现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以及与“一个龙头，三中心”战略目标的要求相比，上海工业升级化调整的力度还不够。
4.上海不断挖掘原有工业基地的潜力是实现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放弃原有工业基础，轻视工业发展，固然是错误，但更要注重于上海综合加工和精细组装的优势，发展城市型工业。工业投资中的重化工业化倾向，继续大规模地发展上海原材料工业，是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上海原材料工业比重与国外一些大城市以“城市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相比已属过高，其生产规模严重超过本市基础设施、自然条件以及城市环境容量的负荷，违背了作为全国和世界经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要求。
5.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结构大转换为基本内容，更需要通过体制变革的推动来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但目前上海经济增长方式仍受到较多的传统体制束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改革成效不甚显著，从而在众多方面表现出粗放型增长的痕迹。
从今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认为，上海作为一种大都市经济，并处于向创新推动发展阶段的过渡之中，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不应该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传统经济发展组合，而是经济信息化。经济信息化是上海实现“一个龙头，三中心”的基础，是增强上海对外经济辐射能力的前提，是使上海成熟实业重新焕发活力和转变成为一种新型实业的主要途径。
（1）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城市功能角度讲，就是从“商品加工中心”转向“信息处理中心”。上海的区位优势并不在生产加工方面，而在于要素的聚集和流动。在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我们不能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的规模效益上。按照我们的判断，上海工业化的规模效益尽管还有潜力，但在上海目前技术含量和发展等级的工业化水平上搞规模效益，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极高。一是面临着工业资源的竞争，上海在此方面不具有自然禀赋的优势；二是面临着生产成本的竞争，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其他地区；三是面临着工业品市场份额的分割，上海为争取市场份额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因此上海要确立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对外经济辐射能力，必须利用其区位优势，转变城市功能，逐步成为信息处理中心。事实上，在现代经济中，经济信息化具有最强大的辐射力。
（2）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产业结构角度讲，就是进一步实现以现代信息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信息业是产业高度化的标志。以微电子为基础的信息业的蓬勃发展，其产品质量指标按数量级提高，而成本却按数量级降低。因此信息业作为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以其独特的优势，首先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成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上海以信息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不只是建立在上海第二产业发展基础上的，还应以全国经济发展为基础。因而，上海信息产业发展的立足点，不能仅限于本市范围，而要以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为背景，为全国的经济活动服务。另外，信息产业也不只是第三产业发展问题。信息产业是由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服务产业两部分配构成的，横跨于“二产”与“三产”两大产业部门。因此实现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不是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而是这两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3）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工业发展角度讲，就是寻找新的核心技术，即信息技术，使所有的工商企业都必须信息化。现代经济表明，任何产品的价值都会由于加进去智能和信息内容以及服务而增加，甚至连大多数成熟产品通过增加信息的特色和功能也能现代化。因此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取得企业的提高和产品的改进，将成为使上海成熟的工业行业和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和转变成为一种新型实业的主要途径。
当我们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定位于经济信息化，那么上海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将围绕这一经济信息化而展开，其基本要点有：
（1）将现代信息业发展列为上海新的支柱产业加以培育。目前上海信息业尚处于第一阶段后期，传统信息业还占主导地位，即以传统的产业为基础，并以传统的手段来发展信息业，如科技情报、气象预报、广播电视、电报等。上海要尽快推动信息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信息业基本上与工业的调整发展和农业的相对下降相联系，在各部门的信息设备制造和使用上体现了信息技术的成就，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和数据化的情报资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信息业中反映现代高新技术进步的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成为主导地位。
（2）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上海今后基础设施建设将要从以交通运输、公用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以信息设施为主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海需要成为多用途的、信息通讯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只有具备更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才将享有关键性的竞争优势。因此，上海今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要大幅度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3）发展“城市型”工业。在以经济信息化为战略重点的增长方式转变中，上海工业发展的方向，首先是要打破内部自行协作配套的框框，突出重点发展；其次是在实行工业信息化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压缩“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工业，大力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轻型”工业，走新兴工业与高级服务业密切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发展“城市型”工业。上海在调整“城市型”工业发展中，应主要发展污染少、占地少、运量少、技术能级高、附加值高的“轻薄短小型”工业，以出版印刷、电气机械、精密机械、食品饮料、成衣服装等行业为代表。随着上海经济发展进一步成熟化，“城市型”工业结构将以新产品的试制、开发、研究作为重点，在市区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工业，并将批量生产工厂改造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型工厂。
（4）以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调整城市工业布局。国际经验表明，经济信息化的城市，其市中心地区往往是信息集约中心，工业用地比重是很小的。上海在城市布局上要按照经济信息化的要求加以调整，形成中心商务区—功能混合区—低级住宅区—高级住宅区的空间分布模式。
标签：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第二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