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和工资“俱乐部”：来自地级市制造业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俱乐部论文,制造业论文,地级市论文,工资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7月 中国的制造业向东部和沿海城市集聚已经被国内许多文献研究证实(文玫，2004；范剑勇，2004)。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量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移动，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本文以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研究对象，使用产业地理集中度来度量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情况，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做出2007年地级市制造业平均工资和地理集中度的四分位图。如图1和图2所示，在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同时，工资在空间上也出现集聚，形成工资“俱乐部”现象。①高工资“俱乐部”中的一些城市制造业也高度集聚。的确，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产业集聚地存在工资溢价(wage premium)。②范剑勇(2006)曾指出集聚效应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循环积累的机制下空间集聚进一步加强，导致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对比图1和图2我们可以观察到，各工资“俱乐部”内部城市之间的产业集聚程度差异很大。这提醒我们思考，“俱乐部”中城市制造业的工资是否与其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有关？进一步，通过图3工资和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双变量局域空间相关指数(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集聚地图，③我们可以看到高工资—高集聚度(H-H)模式出现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制造业工资高的同时相邻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度也高，而低工资—低集聚度(L-L)模式基本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也就是说，当地的工资水平与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度存在空间相关。
图1 2007年制造业工资空间分布特征 数据来源：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400万中国地形数据库。下图同。 说明：本文在地图中用国界线来呈现南沙诸岛。图中港澳台地区缺乏相关数据，系统自动赋值为0，下图同。
图2 2007年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 那么，产业集聚和工资“俱乐部”两种现象之间到底有何联系？闫逢柱和乔娟(2010)认为具体行业地理集聚对工资的影响程度和机制不仅与行业特征有关，也与所在行业的集聚程度有关。这一研究仅仅考虑了产业集聚对当地工资的直接影响，并没有考虑地理上相邻的集聚地之间经济互动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对工资的间接影响以及这些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工资决定相互依赖这一互动效应，而这些正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地级市工资“俱乐部”现象进行解释，理清产业集聚效应的外溢机制。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三部分对本文的基础模型、研究方法、数据和变量进行介绍；第四部分报告研究结果，考察产业集聚地是否存在工资溢价和工资互动，并讨论产业集聚的好处是否外溢到相邻地区及其外溢机制；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图3 2007年制造业工资和产业地理集中度双变量LISA集聚 说明：利用GEODA软件制作双变量LISA地图时，国界线被自动滤掉，因此南海诸岛无法在图中显示。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表明，产业集聚地往往存在工资溢价。经济学家们试图对这一现象给出解释。在传统劳动经济学中，导致地区之间工资差异的因素往往为当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制度等。但是，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集聚地工人的工资溢价，集聚对工资的影响不可忽视，产业集聚通过不同的渠道作用于工资决定。首先，集聚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能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决定产生向上的推力(Ciccone和Hall，1996)。其次，集聚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从而提升其劳动技能，使其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或更快的工资增长率。Glaeser和Mare(2001)的研究就发现，城市作为企业集聚地有利于知识的外溢从而加快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城市工人更具有生产力。再次，集聚能使得企业和劳动力之间更好地匹配，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更换工作来提升工资。Kim(1990)用理论模型说明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和劳动力匹配的概率就越高，平均劳动生产率将随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而且通过企业和工人的工资议价，节省的在职培训成本转换为更高的工资。Wheeler(2006)利用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在规模大而且经济多样化的城市中，工资上涨速度要比规模相对小但更专业化的地区快，这主要是由于更换工作导致的。 但是，集聚地工资溢价也可能来自于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带来的分类(sorting)和选择(selection)效应(Combes等，2008)。高效率企业拥有成本优势，往往选择集聚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而低效率企业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往往搬迁至边缘地区(Ottaviano，2011)。类似的，劳动力异质性也会使高能力的劳动力选择进入那些机会更多、期望工资更高的大城市工作(Combes等，2008；Venables，2011)。Behrens等(2010)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城市规模内生化，以考察集聚经济、分类效应和选择效应如何相互作用。高效率的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而更高的工资待遇又会吸引更多的高能力劳动者进入，两者通过集聚地的劳动力市场实现高效率匹配，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因此，考虑到企业和劳动力的区位选择后，在集聚经济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集聚与工资之间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此外，即使不考虑异质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由于集聚地本身的特征能同时提高工人工资和城市规模或人口密度，如果这些特征被遗漏，集聚效应也可能被高估。 已有研究通过更微观的数据控制更多个人、产业和地区特征，并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Combes等(2008)利用法国1976-1998年微观面板数据综合考虑了集聚、禀赋和分类效应对空间工资差异的影响，他们发现导致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技能，而且劳动者会同时依据自身技能和城市劳动生产率进行分类，固定个人、时间、产业和地区效应并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方法控制分类效应后，集聚经济依然存在但估计系数变小。将同样的数据加总到地区层面3位数行业，并采用历史人口和土地性质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他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Combes等，2010)。④但是在这一研究中，他们将其他地区的就业密度通过地理距离加权作为市场潜能放入回归方程中，发现相邻地区的就业密度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意味着集聚经济可能外溢到相邻地区，但对其机制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还有一些学者发现，本地的经济活动，特别是那些关联产业，可能会受到相邻地区产业基础的影响。Alanon和Myro(2005)的研究发现，企业在选址过程中不仅考虑当地的资源，而且也会考虑相邻地区的“工业环境”，相邻地区的制造业专业化水平和产业的多样化程度都会影响本地企业的进驻。但是，Amiti和Cameron(2007)的研究却进一步证实，即使企业间存在纵向联系，集聚的好处也具有本地化(localized)特征，不会外溢到相邻地区。另一些研究发现，集聚地之间工人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会使得两地企业的工资决定相互作用，有利于工资水平上升。Combes和Duranton(2006)认为工人是所在企业知识和技术的载体，集聚地的共享劳动力市场发挥了外溢管道作用，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将会提高工资以吸引当地其他企业的工人，而原有企业为了减少工人流出也会适当提高工资。他们将这一影响称为“窃取”(poaching)效应。⑤这意味着，如果相邻地区集聚产业相似，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差异不大，那么劳动力更容易在这些地区之间流动，集聚地在竞争压力下更容易因“窃取”效应而发生工资攀比这一直接工资互动行为，从而使得这些地区工资决定相互依赖。此外，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等的共享也会使本地企业节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率(Fujita和Mori，1996)。也就是说，产业集聚的好处可能通过产业关联、劳动力流动、基础设施共享、知识外溢等溢出到相邻或相似产业结构的地区。 那么，中国制造业工资“俱乐部”现象该如何解释？是产业集聚效应导致集聚地普遍工资较高？还是因为产业集聚的好处外溢到了相邻地区，促使这些地区工资上升，从而出现了工资“俱乐部”现象？目前国内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大多围绕劳动生产率展开，集中于集聚的产业外部性，也就是马歇尔经济和Jacobs经济(范剑勇，2006；傅十和和洪俊杰，2008)。另外一些学者则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同时讨论了集聚过程中市场潜能效应的货币外部性和经济活动集聚或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对地级市工资水平的影响(刘修岩和殷醒民，2008；杨仁发，2013)。这些研究对理解集聚效应的空间外溢渠道非常有启发。还有一些学者也考虑了集聚的地理外部性，直接度量集聚经济在空间的外溢效应(Ke，2010；柯善咨和姚德龙，2008；张浩然，2012)。这些研究都支持集聚经济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存在溢出效应的结论。但问题在于，直接从生产函数出发考察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大的难处在于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往往缺乏投入要素尤其是资本的数据，从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Rosenthal和Strange，2004)。而且，这些研究对于选择和分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也缺乏讨论。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将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为地级市二位数制造业数据并加入地理信息形成空间面板数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以下几点贡献：⑥(1)从集聚效应外溢和工资互动的角度对制造业工资“俱乐部”现象进行解释，研究集聚效应外溢的渠道，为理解地区间收入差异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2)与国内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采用地级市制造业空间面板数据，不仅能控制行业特征以及空间自相关的影响，而且采用滞后变量和空间面板中的固定效应模型，尽可能降低内生性造成的偏误。(3)在新经济地理学两部门模型中，因为模型简化的需要，制造业空间集聚和专业化是一致的，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制造业的集聚规模、专业化水平和就业密度对工资有着不同的影响渠道。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同时考察了这些集聚特征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4)本文构造了合理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考察相邻城市制造业集聚规模的差距对工资互动效应和集聚外溢效应的影响。这对地区间产业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三、基本模型、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基本模型 尽管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当涉及空间维度的理论研究时，采用最广泛的还是Ciccone和Hall(1996)的模型。本文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工资模型，从理论上描述制造业集聚对这一行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机制。该模型最关键的假设是单位土地面积产出取决于经济活动密度的外部性，因此地级市i制造业每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函数如下：
产业空间集聚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分为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Wheaton和Lewis，2002)。前者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并提高了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匹配效率，这对工资产生了向上的推力。后者主要体现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产业地理集中的过程中，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在这一行业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更多，工资上涨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将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和专业化效应。鉴于它们对劳动力工资的不同作用机制，我们假定地级市i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CONC为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规模，度量了集聚的规模效应，
为城市化经济，
为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的其他因素，δ和γ分别为制造业空间集聚规模和城市化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同时，假定劳动力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
)、制造业专业化程度(
)和其他因素
，即
，其中，
分别为人力资本和制造业专业化程度对劳动力质量的弹性。对(6)式进行对数化处理，我们可以得到：
除了以上因素外，已有文献认为其他行业特征也影响着工资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行业对外开放度和所有制。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利润也影响着工资决定，利润越高的企业支付能力越强，平均工资往往越高(Blanchflower等，1996；Mahmood，2003)。本文也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用X表示相应变量的集合。综上所述，本文基本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本文重点关注制造业集聚的3个变量：密度(N/A)、规模(CONC)和专业化水平(SPEC)对工资决定的影响，这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只有αλ＞1，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正外部性才大于拥挤效应带来的负外部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的理由如下：首先，这一方法能够控制空间相关，避免经典的OLS回归导致的严重偏误。其次，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能更完整地衡量集聚经济。Combes等(2011)曾指出劳动者在大城市通过学习提升能力后，即使流动到其他地方也能获得更高的工资。一般的计量模型可能忽视了这一动态机制进而低估了集聚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则可以通过将相邻地区相关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包括进来而弥补这一缺憾。再次，空间计量模型能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集聚地有些特征无法用具体的指标衡量，而相邻地区的制造业工资也许能反映这些潜在因素。最后，考虑到工资和集聚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采用集聚变量的滞后项进行计量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建模之前，往往需要建立相关的空间权重矩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产业集聚和工资集聚的空间特征进行直观描述。考虑到在空间距离较近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交界的城市也可能发生经济互动，本文选择用经纬度来计算城市之间的距离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具体方法如下：
其中，对角线元素
=0，d为门槛距离。本文使用STATA软件和国家地理信息系统中城市中心经纬度坐标数据计算所有城市间距离，门槛距离d为保证不存在“岛”时，城市i距离城市α最近距离中的最大值。⑦ (三)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1.数据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地级市，地级市的范围是地区层面，包含了市辖区及所辖的县。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包含企业所在地、所处行业、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等信息以及各项经济指标。由于2004年前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企业数量差异非常大，为了在时序上可比，本文仅选用2005-2007年的数据进行加总，生成地级市二位数制造业数据。此外，部分城市特征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08)。为了使两部分数据匹配，本文将3个截面的地级市统一按《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调整为287个。其中，由于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缺失，本文将拉萨这一城市拿掉，每一年的样本调整为286个地级市。⑧相关的地理信息数据来自于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1∶400万中国地形数据库。 2.变量描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平均工资(wage)，由工资总额/年末从业人员数而来，并根据各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为2005年不变价格。解释变量的构造如下： (1)要素投入和行业特征。传统文献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认为工资水平的决定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进而取决于要素投入，如人均资本率(K/L)。行业的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包括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本文使用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EXP)度量货物贸易维度的对外开放，外资资本占实收资本比例(FOR)度量资本维度的对外开放。外资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因而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强的工资支付能力，通过技术外溢、正的竞争效应等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率进而影响工人的工资水平。因此，通常发现所处行业越开放，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越高(Feliciano和Lipsey，2006)。所有制垄断，国有企业支付的工资往往要更高，通常认为这是由行业垄断造成的(陈戈等，2006；叶祥林等，2011)。陆正飞等(2012)用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也证实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过度支付。本文采用国有资本比例(SOE)度量国有垄断对于行业工资的影响。行业平均支付能力，我们用人均利润(profit)来表示。而且，国有企业的过度支付行为多大程度上能由盈利能力的提高来解释还需论证，本文同时控制国有比例和盈利能力两个因素对此进行考察。 (2)人力资本。在劳动经济学中，人力资本越高，工资往往越高。而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也发现，集聚地因其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通常吸引能力更强的劳动力流入，即存在劳动力选择效应。因此，在研究集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时，控制人力资本尤为重要。由于缺乏产业层面的人力资本数据，本文采用城市层面的数据——每万人拥有的高校学生数来构建人力资本指标。⑨ (3)产业空间集聚特征。本文重点关注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工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借鉴Wheaton和Lewis(2002)的处理方法，本文用集聚规模(CONC)和专业化水平(SPEC)这两个变量来描述制造业空间集聚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上的特征：CONC由制造业地理集中度来代理，本文采用每一城市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制造业总从业人员的比例构造，度量制造业空间集聚规模。SPEC为制造业专业化程度，借鉴Glaeser等(1992)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相对专业化水平指标代理这一变量，由每一城市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当地从业人数比例除以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国从业人数比例来构造。制造业就业密度(N/A)，由于本文考察的对象界定为地级市的地区层面，用行政区划面积构造就业密度会低估行政区划面积较大地区的集聚效应。综合考虑，本文利用制造业就业量除以城市建成区面积衡量制造业就业密度。 (4)城市化经济(URB)。除了制造业自身集聚的外部性外，城市集聚导致的产业多样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已有文献通常将这一外部性归纳为城市化经济。本文采用地级市产业多样性来描述这一影响。我们采用1减去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erschman-Herfindal)来度量城市产业的相对多样化程度，即
，其中
表示城市i中产业j从业人员占当地从业人员比例，
表示城市i中产业j从业人员占产业j全国总从业人员比重，j=1，…，19。⑩当城市中产业分布相对均匀时，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趋于0，相对多样化指数趋于1。
需要注意的是，在享受集聚正外部性的同时，集聚也造成土地等非流动要素的价格上涨和公共物品的相对稀缺，形成“拥挤效应”，不利于集聚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在研究中还不能精确分离集聚的正负效应，因此已有的集聚指标，如就业密度，往往度量的是集聚的净效应(Ciccone，2002；范剑勇，2006)。此外，制造业在某一地区高度集聚也导致了激烈的竞争。Porter(1998)认为竞争将提高集聚地企业劳动生产率。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激烈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给工资带来下行的压力。因此，控制住制造业专业化效应和城市化经济后，表示集聚规模的产业地理集中度也将部分反映出产业集聚的竞争效应。 3.制造业工资空间分布特征。为了比较不同年份制造业的工资集聚情况，本文对2005-2007年制造业工资制作了Moran散点图，描述制造业工资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呈现了平均意义上的工资集聚的特征。(11)如图4、5、6所示，从Moran散点图可以观察到，制造业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工资集聚。从时间维度上看，这一集聚程度在3年中持续上升，分别为0.0557、0.0656和0.0791。
图4 2005年地级市制造业平均工资Moran散点分布
图5 2006年地级市制造业平均工资Moran散点分布
图6 2007年地级市制造业平均工资Moran散点分布 结合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现状，本文接下来探讨以下3个问题：(1)制造业集聚地是否存在工资溢价？(2)相邻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工资互动？(3)这一互动是否是由于集聚经济外溢到相邻地区造成的？ 四、回归结果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考虑到集聚与工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在回归中集聚特征都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基本计量模型为：(12)
为了控制非观测的固定效应和空间自相关效应，本文将选择同时固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在具体模型的选择上，Anselin和Florax(1995)提出了判别准则，并在后期进行改进提出了适合空间面板数据的LM检验(Anselin等，2008)。本文据此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比较LMERR、LMLAG及R-LMERR、R-LMLAG，我们可以发现，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优于面板空间误差模型(SEM)。为了更清楚地查看地区制造业工资之间的相互依赖机制，接下来将分别报告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面板SAR模型如下：
(二)产业集聚地是否存在工资溢价和工资互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作用 1.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回归结果。普通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仅考虑了空间距离远近对产业集聚外部性的影响，面板SAR和SEM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人均资本(lnK/L)、利润(profit)都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一点和已有文献的结果一致。但是，利润的回归系数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控制利润的影响后，国有资本比例(SO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有企业过度支付的行为依然存在。但是，城市层面人力资本(STU)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用制造业自身人力资本指标更能反映劳动力异质性对行业工资的影响。此外，对外开放对行业工资的确存在推动作用，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资本流动都显著促进了行业工资的上升。
本文重点关注集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如表3第2列和第5列所示，没有控制制造业地理集中度(L.lnCONC)时，相对专业化指标(L.lnSPEC)显著为正，专业化水平提升对工资的直接影响的确存在。但是，产业多样化(L.lnURB)对工资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与Martin等(2011)基于法国企业数据的研究结论一致。相关研究认为，专业化和多样化对某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往往取决于该产业自身的特征(Henderson，2003)。一般而言，处于成长期的产业往往受益于多样化经济，而成熟期的产业往往受益于专业化经济。同时，制造业就业密度(L.lnN/A)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 将制造业集聚的规模—地理集中度(L.lnCONC)考虑进来后，以上回归结果发生一些变化。从表3第3列和第6列来看，制造业专业化对工资的作用依然显著为正，专业化水平每提升1%，工资上涨0.0146%。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就业密度(L.lnN/A)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制造业的拥挤效应显现。经典文献认为就业密度度量了经济活动的密度，在经验分析中得到的估计系数往往反映的是集聚的净效应，当拥挤效应大于集聚的正外部性时，集聚的净效应就为负。柯善咨和姚德龙(2008)关于中国工业集聚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与此同时，制造业的集聚规模(L.lnCONC)对工资的积极影响非常显著，集聚规模每提升1%，工资增加0.1056%。在本文中，尽管我们用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标分别代理了相同产业和不同产业企业集聚导致的部分正外部性，但是除了文献中通常考虑的这两种效应外，集聚地可能存在其他的正外部性。集聚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推动工资上涨(Porter，1998)。吴三忙和李善同(2011)与Batisse(2002)关于中国制造业专业化对产业增长的研究发现，专业化对产业增长的作用为负，而多样性和竞争的作用为正。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空间相关的影响不可忽视。在仅考虑地理相邻的影响下，从SAR所报告的空间估计系数ρ的显著性来看，相邻地区间的工资决定的确存在相互影响，邻近地区制造业工资的上升会引起本地区制造业工资的上升。这种攀比效应可能与集聚地企业对相似劳动力展开的竞争有关。在劳动力市场共享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为防止其他企业对工人的“窃取”导致企业效率降低，在其他地区制造业提高工资吸引工人的时候，本地制造业也倾向于提高工资。在中国，劳动力流动性不断增强，同时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现象严重，这都为“窃取”效应的发生创造了条件。SEM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集聚与工资的双向因果关系后，λ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2.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回归结果。仅基于地理距离建立的空间矩阵最大的问题是只考虑了地理上的相邻，而没有考虑相邻地区经济的差异，将所有相邻地区与本地区的关系都设为相同，不能完全体现相邻地区经济上的相互影响(林光平等，2006)。一般而言，相邻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与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越相似，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工资互动可能性越大。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引入经济空间权重矩阵
。其中制造业地理集中度(CONC)为3年的平均值，W为上文根据地理距离构造的0—1矩阵，E则表示相邻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的差异。E的定义具体为：
也就是说，在众多相邻地区中，给集聚程度和本地区相似的地区赋予更高的权重。 检验结果如表3第4列和第7列所示。与地理权重矩阵结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其他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基本没有变化，但是SAR回归结果显示ρ的估计系数变大。也就是说经济距离的远近的确影响到了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相邻地区产业地理集中度越相似，越容易发生工资互动。 (三)产业集聚的好处是否外溢到了相邻地区 以上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产业集聚地的确存在工资溢价现象。但是，这种集聚的好处是否随着劳动力流动和经济互动外溢到了相邻地区？如果存在外溢，那么工资“俱乐部”现象可能就是地方间经济良性互动的一个结果。 为了进行对比，本文首先将2005、2006和2007年的样本分别采用经济权重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13)结果如表4第2到4列所示，在截面回归中，制造业空间集聚规模(lnCONC)的扩张对当地工资依然有非常显著的推动作用，但相邻地区制造业空间集聚规模(W-lnCONC)对本地区工资的影响却为负。值得注意的是，相邻地区专业化水平(W-lnSPEC)对本地工资作用显著为正。 考虑到集聚和工资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接下来，本文在2007年的回归中用2005年的集聚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最后一列所示。首先，我们可以发现，本地制造业就业密度(lnN/A)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拥挤效应非常明显。对相邻地区的影响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其次，相对专业化水平(lnSPEC)虽然对本地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相邻地区的工资水平却有显著的正影响。这意味着，专业化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地区之间通过专业化分工可以共享集聚的好处。另外，产业多样化(lnURB)对本地区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这与中国制造业的性质有关。在中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较少，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往往已较为成熟，更容易从专业化而不是多样化中获得好处。这一指标对相邻地区的工资水平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最后，制造业空间集聚规模(lnCONC)对本地工资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但是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却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规模效应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是本地化的(localized)，不仅没有外溢到相邻地区，反而抑制了相邻地区的工资增长。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发掘。(14)
结合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特征和地区间工资“俱乐部”现象，本文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运用2005-2007年地级市制造业面板数据探索地区间产业集聚和工资“抱团”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工资“抱团”与地区间的工资互动有关，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都影响了相邻地区之间的工资互动效应。相邻地区制造业集聚度越相近，互动的效应越显著，越容易形成工资“抱团”。(2)产业集聚地的确存在工资溢价。制造业空间集聚度越高，当地工人的平均工资越高。这当中既有规模扩张带来的正外部性，也有专业化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3)集聚地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对工资具有正的空间外溢效应，但是规模的扩张对工资的影响具有本地化的特征，并没有明显外溢到相邻地区。(4)产业多样性并没有对制造业工资产生影响，但是制造业就业密度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密度过大，拥挤效应显现。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一方面，制造业高度集聚的地方工资相应也高，相邻地区工资攀比侧面加强了这一效应；另一方面，制造业在某地规模扩张带来的正效应不仅没有外溢到相邻地区，而且通过低效率竞争抑制了相邻地区工资的上升。这两种力量导致了工资“俱乐部”现象。在循环积累的作用下，地区间收入差距将日益扩大。但是，本文研究也发现制造业地理集中能够提升专业化水平，以此加强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可以带来集聚效应的外溢。这也意味着，为打破地区间制造业的工资“俱乐部”这一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加强相邻地区间关联产业的发展以形成错位竞争、相互依赖的经济合作关系，从而促使这些地区产业良性互动、共享产业集聚的好处。值得注意的是，地理距离的远近虽然影响着集聚效应外溢的结果，但是两个地区的经济距离，比如制造业集聚规模的差异也非常重要。这也意味着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相对更难获得发达地区集聚效应外溢的好处，因而更要注重当地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的改善，主动创造吸收产业集聚效应外溢的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 作者感谢复旦大学张军、范剑勇、唐东波以及上海社科院刘晓峰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对论文修改提出细致而中肯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西北、华北的内蒙古以及东北一些城市制造业高工资与当地的制造业性质有关。梁琦(2004)的研究指出，这些地区的自然禀赋优势相近，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相关资源加工产业，地区之间分工程度相对较低。 ②在已有文献中，工资溢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的工资溢价是指产业集聚地的工资高于非集聚地工资的部分。 ③双变量LISA集聚地图可以表示区域中某一变量与其领域另一变量均值之间的空间相关模式。 ④Ciccone和Hall(1996)采用人口密度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验证了集聚经济的存在。 ⑤Combes和Duranton(2006)建立了一个双头垄断博弈模型，描述同一地区的企业在劳动力共享收益和“窃取”效应带来的成本之间如何权衡取舍，但与“窃取”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还比较缺乏。 ⑥仅使用2005-2007年的数据原因如下：(1)2004年前后统计口径有变化，本文只取2004年后的。(2)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平均工资，由工资总额/年末从业人员数计算而来，但是2007年之后的工业企业数据不是缺少应付工资总额就是缺少年末从业人员数目，只能舍弃。 ⑦由于有些地级市非常偏远，如果门槛距离d太小，这些城市就会没有相邻地区而成为“岛”，这样的空间权重矩阵无法用于空间计量分析。 ⑧没有包含在其中的地级市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本文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时发现这些地区所占制造业的比例不足10%。 ⑨本文在随后的分析过程中，也试图用每万人拥有的高校教师数、教师学生比例代理人力资本，发现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 ⑩本文用地级市的产业多样性来度量城市化经济，产业多样性指标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单位从业人员数据构造，一共包括19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才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2)由于有些地级市没有高校，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会出现0的情况，因此在最终的计量回归过程中，本文没有对H取对数。 (13)空间杜宾模型具体形式为：
，其中，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SDM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当存在遗漏变量问题，而且遗漏变量与解释变量X相关时，或者当模型的选择存在不确定性时，SDM都是合理的选择(LeSage和Pace，2009)。 (14)一些学者的研究为理解这一结果提供了启示。魏后凯(2001)和周黎安(2007)曾指出在晋升锦标赛和产业准入限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实行地方保护，将外资引入开放性的行业，从而形成地区重复性建设，这直接导致了不同地区制造业构成雷同，从而带来地区间低效率的竞争效应。本文的数据是制造业加总数据，无法考察集聚地制造业结构的差异，因此上述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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