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三大要素拉力弱化探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拉力论文,要素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其增长原因也一直是诸多中外学者探究的理论热点之一。在我们看来，支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可归结为三大力量：市场拉动力、投资推动力和企业改革力。无疑，这三大要素仍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主导力量。但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是可变的。每种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的拉力也不是恒定的。如今，虽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名称”未变，但每一要素的内部状况却发生了质态变化，并因这种变化而程度不同地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个别要素甚至出现了拉力衰竭之疲态。为此，我们必须探明这一经济增长新态势中的内在成因，采取相应的调整改革措施，强化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力。
（一）
改革伊始，我们面临的市场格局是供给不足、需求过旺的供不应求卖方市场，那时几乎是有产品就有市场，是企业就能盈利，市场机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十分强劲。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尤其是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已从整体上步出了“短缺经济”的窘境，初步形成了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的供过于求买方市场格局。由此而导致了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失业人员增多，国货销路不畅，经济一线人员感到“日子”不好过，显示出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在减弱。我们认为，市场外在拉力弱化是由其内部质态变化所致。这种变化表现在两方面：
1.市场需求总量已处于基本饱合状。一定时期的居民购买力是一定的，因而市场总容量也不是无限可扩的。改革以来，三种迅速成长起来的供求力量共同填满了原有的市场需求“空地”，使市场需求已达到饱合状态。（1）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已基本上得到满足。80年代，我们对改革前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居民购买力迅速增加，由此形成旺盛的消费需求促进了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经济增长也主要靠扩大消费需求和增加消费品生产来带动。然而，从80年代末开始，以消费需求为拉动的轻型化增长格局在逐步消退，至90年代中期，这一补课性的消费拉动阶段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已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量变积累阶段，消费支出增长平稳，结余购买力大量增加。如家电产品，在大城市普及率已达80%，中小城市也有70%。结余购买力在没有新产品消费诱导和多样化投资手段刺激的情况下，只能被逼向储蓄，形成“储蓄待购”。当然，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在预算硬约束下，只有选择储蓄，以便积累消费基金伺机而购。所以，目前在消费品市场上便形成了“买不起的人”不买、“买得起的人”也不买的产销对峙局面，二者都无奈地选择了储蓄。因而尽管储蓄利率在下调，但储蓄总余额却上升的“怪事”也就不足为怪了。（2）国内供给能力增长迅速。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拉力。在市场需求强劲力量拉动下，各类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获得了超常发展，且发展过程呈典型的数量扩张粗放型增长，产品供给能力增长迅速，市场丰富。供给能力增幅超过需求能力增幅，简单的数量充填，很容易使市场供求在低水位上形成饱合点。（3）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对外开放以来，国外产品以其比国货拥有高质量、多功能、易操作及销售方式灵活多样等多方优势，通过正常和非正常的渠道，大规模迅速地涌进中国消费市场，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挤占了许多属国货占领的市场空间，与高速增长的国内供给能力携手“对付”并不挑剔的市场需求，低层次的供求平衡也就无需多少时日可待。尤其是自1996年4月份中国承诺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以来，国外产品更如虎添翼，进入中国市场势头更劲，竞争力更强，这将对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形成巨大冲击，国货争夺已处饱合状的市场空间将更加艰难，弄不好就会“打内战”。国内彩电市场已拉开了“价格大战”的序幕，这也许是日后国内企业“全面内战”的先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视。
2.市场结构已发生了质态变化。改革以来，我国消费品市场在供求总量态势发生转折的同时，市场供求结构也因居民个人收入快速增加，以及国内外供给能力迅速成长，而发生了质态变化。这种悄然而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吃穿用转向高档化。改革以来，我国吃穿用方面大致经过两次消费需求热点：第一次是以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老三件”为中心的消费需求热点，在经过“六五”和“七五”时期的改革与发展后，已基本上“冷却”了；第二次是以现代家电为中心的消费需求热点，在经过“八五”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也旋即消失了。经过这两次消费需求热点的形成与消失，目前我国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费需求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从发展状态来看，将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势态，不会再现大起大落不稳状；从发展趋向看，将会出现追逐高档化趋势，也就是对以名牌及新效用为特征的新产品，表现出较大的需求，而低档产品则只有较小需求。（2）住与行已进入“新三件”的形成期。以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私人现代通讯工具为代表的“新三件”消费需求，目前已进入了新的消费热点孕育期。这种消费需求与吃穿用不同：一是其价格高，通常是吃穿用方面消费需求的几十甚至几百倍，因而这种消费需求的形成需有一个较长的居民收入积累期；二是消费周期长，从其满足后的周期维持来说，这种消费一经满足，就会有一个较长的消费过程，始终处于平稳的发展状态。价格高，需要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往往是自我积累难以达成，需要有外力（如政府）培养支持；消费周期长，说明其消费数量平稳，因而具有很大的可测性。（3）生命生物需求异军突起。所谓生命生物需求，就是指有关人体健康、生命延长、青春保护与延续等方面的需求。从目前状况来看，这种需求主要有保健需求（各种保健药物、保健生物品、保健器械及保健设施场所等）、青春需求（皮肤与头发及五官的保护、乃至性需求维护等）、化妆健美需求（各类弥补自身缺陷或短处的化妆品及手术等）。上述各类生命生物及相关需求，自“八五”后期就迅速增长，在众多的消费需求中异军突起，目前其增长势头甚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人富命贵”，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保健意识增强，其相应的消费需求也必然增加。而且这类产品通常是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大，可以带动许多相关产业发展。（4）精神享受需求旺盛。精神享受需求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教育享受需求（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及各类再教育等）、文化享受需求（电视电影、音乐歌舞、文化戏剧及摄影美术等）、休闲享受需求（渔猎等）、旅游享受需求、娱乐享受需求、服务享受需求（各种社区服务享受、钟点保姆）等。尤其应指出的是，这种精神享受需求还包括自我价值实现享受，如自己出钱出版自己的作品、制作个人头像挂历、非商业性的个人音像制品等。上述这些精神享受需求，就其增长速度来看，完全会在不远的时期超过物质享受需求的增长速度。（5）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极快。所谓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就是指在消费享受上不具有排他性的产品需求，其中包括公共交通设施、公共通讯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如果按衡量公共产品需求状况的标度即拥挤度来看，我国公共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是极快的。道路拥挤造成的乘车难与行车难，公共通讯设施紧张造成的装电话难及打电话难，等等，都是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快的表现。
市场需求总量饱合和结构质态变化，必然加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只有那些功能新、质量高、价格低、售后服务好的产品才能取得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必须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市场态势，根据不同的需求状况，采取不同的供给政策，包括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的积极调整，培育新的需求热点（一般需要5年左右），开拓国际需求市场。尤其要注重企业供给调整周期，加强生产的预见性工作。否则，无视市场需求变化，跟在需求之后调整产品供给结构，就会因为企业调整滞后性特征而始终是“慢两拍”，也必然在市场竞争中吃败仗。
（二）
投资推动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特别是国家的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在对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重点企业、重大设备投资及一些关键领域上的大规模资金注入，对于国家重要改革措施、方案的出台及运作上的资金支持等，为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基础上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国家资金投资所带来的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是实现中国重化工业阶段发展战略的基础保证。然而，国家资金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财源，十几年的投资增长与经济改革，使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银行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债务包袱，国家投资能力明显下降。特别是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投资主体已日趋多元化，国家投资比重逐渐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势必减弱或放慢。主要表现在：
1.财政资金拮据。依靠财政出钱搞改革、搞各项投资，使国家财政赤字越滚越大，加之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财力被削弱，使国家财政的应有功能在逐渐萎缩，已实际上沦为简单的“吃饭财政”。目前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左右。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家财政恐怕只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已无力他顾。因为到2000年基本上消灭财政赤字，每年消耗掉100亿赤字就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任务十分艰巨。如税制（增值税）改革，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的财力，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变了调，以1993年为基数，富余省市高抬基数，中央不得不与地方逐一谈判并做出许多妥协。目前，60—70%的开支在中央，而中央的收入却只占到20%，收支能力极不相称。1995年国家财政虽然增收500亿元，但财政要办的事也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财政收支状况仍不见好转，诸如缩小东西部差距等全国性经济发展平衡问题，实际上已无力多顾。
2.银行资金吃紧。从银行资金投入的角度讲，十几年来的改革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得益于有巨额的不良债务推动。目前，不良债务已占到银行资金的50%，3万亿元的存款中一半不能用于信贷活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减弱。银行不仅不能扩大贷款规模，而且更为深层的负作用还在于银行孕育着潜在的信用危机。因为大量的银行贷款逾期不归，财政或银行贴息将不堪重负，信贷资金风险全部转嫁到银行身上，随着银行承担信贷风险能力的下降，银行信用就会受到威胁。企业对利率机制反应迟钝，银行就要沦为企业的“保姆”，老百姓就不得不去“学雷锋”——用自己的存款去无偿地抵抗通货膨胀的侵蚀，因为银行的贷款都是由居民的存款转化而来的。前几年，票子发得过多，搞了不少“泡沫经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等许多严重问题，从宏观上看资金供应（M[，2]）的确过松，如去年全国总产值也就5万亿元左右。与资金供应差不多是1∶1的比例，所以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十分必要；但企业尤其是效益好的企业却感到资金太紧，急呼“要憋死”，找政府、求银行松贷，这也是实际情况。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上下相反的正确意见”？症结就在于银行有50%的不良债务，一半资金无法用于正常的信贷周转活动，其投资能力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势必减弱。
3.直接融资多不规范。改革前由于投资渠道不畅，融资手段单一，居民大部分金融资产只能以储蓄方式存入银行，这也是中国长期资金缺乏的重要原因。改革中我们建立了证券市场，对拓宽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紧张、推动有潜力企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发育中的结构不合理和行政化操作，使其应有作用远未发挥出来。目前，中国的债券发行偏重于国债，企业债券比重极小，虽然国债因利率较高而深受投资者欢迎，但中国债券市场发育仍很有限。股票市场发育问题很多，主要是行政化操作。如股票能否上市，要由行政机构审批，为了达到目的，企业就得“攻政府关”，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搞好企业上；运行中缺乏淘汰机制，只要一进来，不管运营如何，都能站住脚，没有股息就派股，依靠股价波动来吸引投资者，投资者一进来，就被套住，股票市场成为吸蚀资本的“黑洞”；股票市场的基础是企业，但国家股、法人股却不能上市流通；政府直接参加游戏，出现内幕人士操作，导致股市成为政策市、消息市、投机市，而不是投资市，资本运营效率低，逐步丧失其保值增值的本性和能力。
行政化操作也出现在期货市场上，出了问题就关掉，而不是通过惩罚“犯规者”而使市场有序运转；基金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融资方式，但目前开发的品种极少，仅限于几种专项基金。
经济增长尤其是高速增长期，需以大规模资金投入为后盾。在国内资金全面吃紧的情况下，就必须着眼于吸收国际资本，借助于国际资本“蓄水池”的作用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国际上存在大量的游资急于寻找合适的投资场所，这正是吸收外资为我所用的良机，但因中外双方在资本运用形式上很难谈拢，达不成“共识”，所以，虽然大量外资在我们周围打转转，但总也进不来，或进来很少。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搞的“大呼噜”式的吸引外资方式，外商并不为之所动，甚至兴趣索然。我们知道，吸收外来资金是一项技术性、规范性极强的工作，有严格的操作规则和程序，需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和健全的融资场所等。在这些基本条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却热衷于大搞招商会，国内搞完了国外搞；各地都在纷纷举办具有本地特征和优势的各种“节”，这个节，那个节，“全国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如此表面上看热闹非凡，也极具轰动效应，但外商在吃喝游玩之后，并未把资本留下。还有的为了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搞过度让利，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反而使外商疑心，以为这是“套”，效果适得其反。其二，外商接受的方式，我方又存在许多障碍。目前，外资并不乐于在中国搞独资企业，而较多地喜欢与国有企业搞合资，以期在获得正常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谋取长期发展的政府保护。所以，他们喜欢选择亏损的国有企业，以资本运营和生产合作经营方式进入国有经济之中，并设法通过注入资本、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开发国际市场等把企业搞活，实现扭亏为盈。外商通过资本运营和生产合作经营方式进入国有企业，这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命运，目前我们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许多限制因素。
（三）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中外概莫能外。改革十几年来，我们正是依靠企业改革的力量，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之外，又发展了一部分非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既互相补充、互相协调，又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并成为中国经济的两个基本增长点。然而，目前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条腿”却都有些发“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减小，因为二者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1.非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约束条件增多。改革中发展起来的非国有企业，以其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和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及适应能力，对国有经济的改革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其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发展，使其构成了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却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是：（1）发展环境亟待改善。一是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存在着事实上的某些“非企业待遇”，导致非国有资本“离国出走”，大量资本外流。仅去年就有100多亿美元的非国有资本流向国际市场。这一方面会加剧国内资本紧张局面，而且其产品若打回国内市场，又会对国内企业形成冲击。二是由于地域内的“名誉歧视”，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国有企业的成长，使一些经营者在企业发展起来之后，未能及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甚至制造一些相反的舆论影响，致使一些非国有资本进行异地流动，造成一些不应有的资源浪费。（2）经营者素质制约。非国有企业建立之初，一般规模都较小，经营项目单一，技术难度小，经营者尚能驾驭。但发展起来后，靠经营者的“老底子”，就难以招架，其经营管理素质见绌。另外，许多个体、私营经营者，原本都是在体制内“毫无希望”才被迫跳出来的，其思想素质、经营能力、发展观念等基础素质自然参差不齐，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负面影响。目前，一些地区运用“三名效应”（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名牌老板）来强化非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自律性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用“助理制”（聘请优秀人才当助理）实现资本与优秀人才相结合，效果都不错。（3）管理体系落后。许多个体、私营、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关系都是建立在以家庭、亲情等血缘关系基础上，这种落后的管理体系超越其适应阶段后必将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无法抵御市场经营关系的冲击，并将被后者取代。因为血缘关系与市场关系是相矛盾的，市场关系“终将揭开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4）产品结构调整缓慢。大量的非国有企业的产品结构对应的是过去的市场消费需求，当市场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后，其产品就难再“适销对路”了，且其调整产品结构周期缓慢。一是看不到“二次创业”的必要性，抓不住调整机会，在适时调整时，举棋不定，待憣然醒悟后，已是“萧瑟秋风时”，最后因决策失误，而痛失调整良机；二是有些企业在调整过程中，贪多求快，战线拉得过长，结果因管理能力、生产技术、经营资本等不到位，而调整失败。可以想见，这种调整是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其难度将不亚于创业之初。
2.国有企业面临重重困难。对于国有企业的境况现在几乎人人在谈，天天在谈，“病因”诊断出不少，“处方”也开了许多，可国有企业还未从整体上“活”起来，可见其面临的问题多，解决的难度大。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搞活和发展，面临着三大难题：
第一，沉重的历史包袱难卸。传统体制为国有企业积累了许多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让其负重而行，去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市场较量，这种决定命运的竞争其结果显然是事先就决定的。同时，我们说企图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办法去解脱历史包袱，也是徒劳的。历史包袱是旧体制的历史积淀，虽然不能“退回”给旧体制，但也必须用历史手段解除，而且不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也无法谈如何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概括起来讲，国有企业现在身负四大历史包袱：（1）各种负担。包括冗员负担、债务负担、退休金负担、办社会负担、技术落后负担等。这些负担进入国有企业产品成本后，该盈利的企业也得亏损，成本高，自然没有市场竞争优势。解决这些负担将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没有一个通用的、规范的办法，一卸就掉，所以，应采取“非规范的办法”，即政府不要下文件去统一或推广某一种办法，而应把试点权下放给企业，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负担情况设法解决。可以一个地区一个办法，一个企业一个办法，一种负担一种办法，目的是为了先解除负担。如解决冗员负担，主要是总量而非结构问题，因为我们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挤着近13亿的人口，本身就“超编”。因此，在内部挖潜的同时，应进一步对外开放，利用我们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利用国际经济发展的力量，来减轻我们的就业压力。解决债务负担也一样，可以运用国家注入资本、债务重组、闲置国有资本购买、利润冲减等多种方法齐抓共上，能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解除其他负担思路亦然。（2）政企不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喊了十几年，情况仍没有很大改观。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抓住企业不放，因为企业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地方政府都会得到好处；现在体制改革了，亏损企业增多，自主经营能力差，地方政府得不到实惠，又是企业抓住政府不放。现在各地在改革中，创造了一些办法，迫使政企分开。一是通过改变内部资产结构的办法使政府减少干预。即在国有资产中，引进非国有资本，从而形成混合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方式，决策由董事会作出，政府不得不减少干预；二是通过减少“婆婆”的办法，使政企分开。即上海、深圳的作法。把过去许多行政管理机构撤并，统一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过去十几个、几十个“婆婆”减为一个，功能改变，“婆婆”少了，管不过来了，自然也就减少了行政干预；三是面对市场经济压力，政府主动“交权让位”。过去，政府这个“父亲”好当，盈利的企业有利税可收，亏损的企业可以享受国家财政、银行的各种补贴和优惠。如今，盈利的企业要落实各种自主权，亏损企业却都找上门来。所以，迫于市场经济的压力，地方政府主动交权，自觉地退出管理，通过变卖、转移、甚至赠送国有资产的办法，切断与国有企业的血缘关系。总之，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政企分家，就问题的本身而言，这是一个进步。而且，只有一家一家地分开，才能完成从总体上政企分家。（3）分配原则不合理。传统的收入分配原则，难以适应新体制的要求，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积极性都不高，这与分配原则不合理直接相关。厂长（经理）的工资只相当工人平均工资的2—3倍，可他却推动着几亿、几十亿元的资产运转，承担着巨大的市场经营风险，个人收益与推动的资产数量、担负的市场风险不对等相约，自然有怨言，心态不平衡，各种问题和漏洞就出来了。所以，实行年薪制不失为一种校正不合理分配原则，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的好办法；工人也不甚关心国有资产运营状况，在市场经济面前，“铁饭碗”的优势日渐缩减，只有劳动收入，而没有资产收入，使其与非国有企业劳动者的横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使他们觉得“主体”还不如“补充”的经济地位高。所以，工资固定、奖金封顶，没有资产收益分配权的分配原则，很难使职工把个人收益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联。（4）管理效率差。一是管理观念落后。传统经济体制只强调人与人的分工不同，而不讲求个人能力差别，因而自觉服从管理、讲求竞争、按能力分工和分配的观念就树立不起来。更有一些人错误地把全民所有概念理解为人人可以随意占有，导致“是自己的东西要拿，不是自己的东西也要拿（偷）”的行为泛滥；二是管理结构难以协调。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是“三大力量”（书记、厂长经理、职工）的耦合链动关系，如何做到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形成一种正向矢量是一个复杂而又难运作的问题。改革以来的“三心论”导致互不买帐、互不协调，“一心论”又互相拆台、互相摩擦。对这一问题，大家都去定义，然而谁都不去管理，以致形成许多法律规章的解释都互相矛盾，实践中就更难以运作。
第二，产权及产权转让方式低效。关于产权的讨论，可谓是“持续高温”和“久攻不下”。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理论上难以用一个简单的定义去涵盖其丰富的内涵，具体运作中困难就更多。但产权问题、产权改革是绕不开的，是经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关节点。我们理解，所谓产权，实际上是同一财产关系外在化或不同财产关系互相融合而产生的派生权利的界定与安排，以及与此相关的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就是说，产权是在物的归属已充分界定（公有或私有）、拥有独立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如何解决外部性权利的支配与使用，它强调用法律系统规定和安排派生权利，进而达成一种协调的互惠关系及共同利益的顺利实现。依此来理解科斯“走失的牛与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这一经典案例，就是牛和谷物的各自所有权已被充分界定，即财产的归属性质已定，在此基础上讨论“让牛吃谷物”与“不让牛吃谷物”的合理性及其效率问题。因此，产权与财产的所有制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不应把二者混在一起讨论。当然，二者是有联系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分析基础。关于我国的产权改革，争论的焦点是产权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我们认为，我国的产权是名义上的清晰而实际上的模糊。说清晰，它只是行政管理关系上的清晰，且已得到法律体系上的保证——国有财产归全民所有，国家是全民的代理，它又委托厂长、经理经营；说模糊，是因为国有产权没有在所有制关系已界定的条件下，去进一步规定和安排其派生性的权利，无法实现其相关的利益及效率，也无法达成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和共同利益。必须强调的是，行政管理关系和产权关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利安排，前者强调以人的隶属来界定相应的权利或义务，后者则强调以物的归属来安排相应的权利或义务；前者一般不能交换或转让，而后者则可依据市场原则进行自主交易。然而，二者在经济领域都表现为对资源的一种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这也是易把二者混淆的原因。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方式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行为均不规范上。（1）所有者的行为不规范。所有者的收益权有无及大小取决于其资本金的注入及其数量多少，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全部资金都由政府拨付，政府向企业收利征税是一种正常的所有者行为的话，如今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全部资金几乎自筹，但政府仍照收照征不误，这就很难说是在行使所有者的正常权利。侵犯经营者的权益，是所有者的“犯规”行为，也将大大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如“拨改贷”后，国家已不再向企业直接投入资本，企业转向银行贷款，但国家仍向企业收取利税，这就好比“一头牛被剥了两层皮”，企业的活力、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无疑会打折扣。（2）经营者的行为不规范。现实资本有效运营不仅需要产权清晰，而且要求经营者身份及其权利、义务是明确的。如前所述，当前国有企业中的“双层代理关系”（国家代理全民、厂长经理代理国家），不是一种财产委托、代理关系，只是一种适合公共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上的公共关系是对产权关系的一种否定。可见，在这种机制下产生的经营者，显然不是通过“经理市场”筛选的企业家，是假老板。在信息不对称和廉价投票权的促使下，“假老板”与职工这些内部人因利益上的关联性极易结成同盟，依法或事实上对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控制，其利益得到强化，从而发生“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内部人控制，其利己动机就可能转化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其决策通常倾向于自身的偏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直接侵蚀、消减所有者权益，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最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报刊上经常披露的某些国有企业经营者侵吞公款、转移国有资产归己、携巨资外逃等，都是内部人控制下的经营者的典型不规范行为。
第三，国有企业校正选位错误和调整过高比重任重道远。关于国有企业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产业选位应依据自身的相对优势，选择并进入那些不适应市场调节的垄断性行业或部门。具体包括：具有技术或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领域，有明显外部效应或外部代理的产业领域，需要巨额投资、具有较大经营风险的产业或项目。这些产业部门，非国有企业通常不愿进入或存在进入障碍，必须由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凡是市场调节易引发“失灵”或“误导”的基础性项目、公益性项目、一些关键性领域，都是国有企业应选择的产业领域。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却发生了严重的产业“错位”现象，大量地滞留在竞争性领域，形成该进入的领域进入不充分，不该进入的却大量滞存。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因自身困难和“产业惰性”，很难自觉地退出不该进入的领域，因此，校正其产业选位错误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运用强有力的物质手段，帮助国有企业退出。当然，这些校正措施都要受到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援助的财力规模等方面的硬约束。从这个角度讲，国有企业就不是如何“搞活”的问题，因为处于产业选位目标状态的国有企业是如何“保活”及“养活”的问题。
与国有企业产业错位相联系的是国有企业比重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比重过高，这是理论界的共识。如何降低国有企业在一般性竞争领域的比重，将国有资产集中配置在基础产业、关键领域和公共事业部门，各方面也提供了不少改革调整措施，但也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操作上的障碍。这一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进一步探索。西方国家一会儿大兴国有化之风，一会儿又掀起非国有化之波，其目的也是在探寻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比重。
经济理论的发现源于对实践的科学抽象，惟尊重实践，经济学才能成为经邦济世之致用科学。纵观改革十几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我们便不难发现，“十几年如一日”地顽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虽然它们仍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因其自身内部状况的质态变化，也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困难和考验，会使经济增长幅度下降，企业的日子将更加难过。以上所论，虽为一孔之见，但也绝非危言耸听，因为我们自信这是基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实践的一种理性判断。而且更进一步的意义还在于，对拉力弱化进行原因析说，是为了积极改革和有效调整以强化拉力，从而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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