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发展战略预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越来越取决于创新体系在创造、传播和使用知识方面的效能，科技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改变经济结构的重要驱动力，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战略核心要素[1]。但科技创新成就只是产业发展潜质，必须经过其他创新要素的催生和带动，才能实现其经济社会价值，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和现实生产力。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与科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动力[2]。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及制度创新协同作用方能驱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 开展创新发展综合性预见活动的必要性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创新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科学、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逐渐被社会各界所认识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重要战略报告都直接以创新为题：如《卓越与机遇：21世纪科学与创新政策》（英国2000）、《创新美国：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达至繁荣》（2004）、《创建创新型欧洲》（2006）、《创新25战略》（日本2006）、《面向知识经济的创新十年计划》（南非2007）、《创新国家》（英国2008）等。面对技术、市场与创新管理的复杂变化，主要科技领先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对于科技与创新都格外重视，已制订或准备制订国家创新法，如：《创新法》（巴西2004）、《创新和竞争力法案》（美国2006）、《研究与创新法案》（瑞典2008）、《国家创新法案（草案）》（印度2008）等，明确将创新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在创新逐渐成为发展引擎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展了新一轮技术预见或预见工作，以寻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有比较优势的创新及科技领域加强前瞻部署，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创新效率效益，改善生活质量。预见活动的范围已广泛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资源环境等创新发展的不同方面，传统范畴的技术预见难以适应社会创新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要，产业预见及长远决策等与创新发展相关的各类分散式及组合式预见活动逐渐兴起。如果预见观念和方法仍局限于传统视域，或只是进行简单的组合式预见，已难以把握创新发展趋势。特别是传统体系的拓展和结构优化难以通过还原为部分找到创新路径，新的组分、新的联系往往被排除在预见对象范围之外而被忽视。
事实上，虽然各国各类预见活动的预见目的、范围、活动层次、组织方式、预见方法、实施程序及成果应用不尽相同，但预见活动的整合趋势日益明显，都关注创新能力提升，都寻求扩大创新发展竞争优势，都强调更好地适应或促进创新环境的变化、主动赢取未来，都注重全方位规划、全过程协商。即便是技术预见，主题也不再局限于对特定技术领域发展或科技发展进行机率性预测，而是从创新体系角度来对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机遇进行综合性战略分析；程序和方法也不再局限于专业层次头脑风暴和大规模德尔菲调查，而是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和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因此，在相关预见活动基础上开展更高层次综合性预见活动的必要性及趋势已经越来越强烈和明显。
2 开展创新发展综合性预见活动的可能性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知识、信息、人才等创新资源流动加快，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技术更新与技术转移速度越来越快。由于创新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创新风险随之增加，各国都希望有限的创新资源能获得更大的科技发展与社会经济效益，也关心目前的决策在将来会有什么潜在的结果和影响。正是由于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对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想要参与或影响科技、产业及创新政策和创新发展战略制定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创新环境、创新基础、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创新需求和创新管理等创新发展问题为精英和公众所共同关注。一些研究文献和实践运用已开始淡化技术预见和预见的区别，或将技术预见和预见通用[3]，说明技术预见和预见具有战略一致性。不仅与创新发展相关的预见活动由于内在的关联可以进行整合，预见活动本身要避免作为学术活动被边缘化，还须与政策上的预见和战略上的预见相综合。
在技术预见经典定义（B.Martin,1995）基础上，UNIDO认为：“技术预见是评估政府、学术界、工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等未来发展需要和机会的过程，旨在识别可能产生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的战略研究和新兴技术领域，以长远地维持私人部门产业竞争力”[4]。目标虽然依然聚焦在战略研究和新兴技术，但预见范围已扩展为评估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和机会。
从战略管理角度和在公司管理层面，战略预见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Martin Whitehill较早地从战略管理角度提出了“战略预见－战略研究的未来”这一命题，主要讨论了战略内容制订，聚焦内部战略管理，战略管理过程，战略环境背景，科学管理反思，战略执行等问题，提出了“内部战略管理－战略变化－外部战略”的战略思考框架，认为战略是如何创造未来，战略变化是学习如何达至未来，战略管理是如何调整组织以适应战略目标[5]。在国内，战略预见散见于企业战略管理、军事科学和危机管理等方面[6－8]，尚没有与技术预见相整合。技术预见研究方面，万劲波等论述了技术预见作为战略管理和规划工具可运用于科学技术战略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明确提出了整合技术预见与技术评估、发展基于竞争情报系统的技术预见、整合技术预见与产业预见、强化共性技术研发与创新预见机制等观点，樊春良探讨了技术预见和科技规划的关系[9]，任中保探讨了创新政策制订过程融合技术预见方法的思路[10]。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将创新发展相关预见活动整合为战略预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相关预见活动都具备相近的方法论基础。不仅相关预见活动本身由于创新发展的内在联系可以进行整合，预见方法由于共同的未来面向也可以进行整合。技术预见、技术情报、竞争情报、战略情报、技术雷达、路线图、技术评价和知识管理等前瞻性分析方法都可作为未来取向的创新政策和创新发展战略制定的分析工具。各国科技、创新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本来就具有规划和预见成份，预见与其他创新政策工具结合起来使用，可以明显改善规划和战略的质量。
（2）相关预见活动都具备相近的预见空间。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对于展望未来而言，15年已经是较长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权威预见报告和科学家强调避免做长远“预言”或“预测”，但如何顺应趋势、掌握机会、描绘愿景、创造未来，仍然是各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规划的重点。在社会创新发展的多层次系统之中，预见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复杂多变，愿景也需要不断更新调整，已然不能局限在特定领域或特定群体之中，预见空间的拓展使得整合成为可能。
（3）相关预见活动都依赖预见能力提升和预见文化培育。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预见组织、执行及评估不是单向的线性流程，要按照政府或产学研的创新管理及战略规划的全过程来系统构建，还要适时反馈并优化调整。由于创新主体多元化，预见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也趋于多样化，预见成果不再是单向传播的载体，而是多元社会需求和利益诉求协调、竞争和补充的产物。要支撑相关预见活动的整合，必须提升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预见能力，培育关注未来的预见文化。
3 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基本内涵和理念
讨论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应该回归发展和创新的本意进行界定。不同学科、学派对于发展和创新有不同理解。发展原本是哲学术语，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到新的运动变化过程。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持续引入生产体系。创新现已泛指以新颖方式对知识和创意加以运用、并以获取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的活动[11]。叶文虎认为，发展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求得“更好的、更有保障的生存”的努力和努力的成果[12]。
本研究认为，创新发展是指人类通过创造并实现对新产品或新服务的需求来提高经济社会条件，使所有人获得公正合理生活水平的过程和结果。创新发展战略预见（strategy foresight）即以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清晰的未来为目的而结合不同方法及技巧对未来发展的需要和机会进行系统化战略思考的过程。
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基本理念和思想主要由技术预见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演化而来。Georghiou认为，技术预见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技术预测，第二代引进了产业和市场，第三代增加了用户导向；UNIDO进一步认为技术预见的发展经历了五代，对应前三代的分散式预见，第四代是组合式预见，第五代是创新预见[3]。不同代预见由不同组织结构、项目类型及参与类型反映，预见的基本理念和目的也有差异。第一代关注技术领域，依靠技术专家；第二代关注科技-经济问题，加入了产业和服务部门专家；第三代关注科技－经济－社会问题，加入了社会领域专家及用户代表；第四代关注科技－发展问题，支持利益相关者加入；第五代关注创新－发展问题，组织及参与主体更为广泛。从预见领域和层次来看，从技术预测、技术预见到企业战略预见是第一代综合性预见；从产业技术预见、科技创新预见到创新发展战略预见是第二代综合性预见（图1）。
图1 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提出
历史演进的划分是阶段分析方法，实际的预见活动会体现出多代的要素及结构特征。总的来说，后代预见活动基本会对前几代的要素及结构特征进行适当传承和创新，除了组织和参与群体日渐广泛，理念和方法也有创新。以大学或研究机构组织的科技创新预见为例，既为确定新的研究主题及领域，也为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其预见内容与经济、社会、环境等议题和政府及公众的态度有关，因而预见主题非常广泛，最终还要根据国家社会未来发展需求及科技资源配置情况才能确定优先研究领域。创新发展战略预见显然超越了科技创新预见的预见范围及预见层次，可以归纳为高级综合性预见，其基本理念和目的体现为五个方面：
（1）系统探索未来的需要和机遇，以前瞻布局未来的科学和创新活动。科学预见和把握创新发展趋势，根据“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状况和未来重要程度确定对科学和创新活动进行优先支持的顺序，焦距创新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
（2）重新审视并调整科学和创新体系，以快速适应创新环境的变化。在创新目标与优先顺序设定的情况下，要结合创新发展的未来趋势，更加深入地诊断现有科学和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对创新资源、体制结构等进行适当调整。
（3）注重展望美好清晰的未来，以体现科学和创新体系的活力。在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创新预见成为展望未来生活、演示可用技术机会、评估科学和创新能力的窗口，对未来的承诺本身就是创新活力的标志。
（4）注重集成各类精英的共同智慧，兼顾与社会公众进行民主协商。技术预见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参与者的范围日益扩展。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创新预见，战略预见不仅应吸纳各类精英的加入，也应兼顾吸引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5）重视建立互动式综合性预见网络，整合利用不同的预见方式。在分散式预见的基础上建立起多领域、跨部门的预见网络，无疑可整合利用不同的预见方式，通过学习、反馈来降低预见风险，适合在不同的系统层次进行战略集成。
总之，创新发展战略预见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预估社会创新发展的未来趋势并为未来及早做出必要的战略安排，以影响未来事件的发生，努力将现状导向一个理想的未来（ideal future）。所谓理想的未来，其实是现实的未来（real future）和想要的未来（desirable future）的综合。因此，进行社会创新发展的战略预见必须权衡现实基础和未来需求、兼顾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既强调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所针对的是规律性事件，遵循精英主义逻辑；也强调对社会需求的科学评估，重视在社会广泛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确立长远发展目标。
4 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基本框架和方法
发展和创新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在相互依存的复杂世界中，发展战略和创新政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已不能被局限于特定的公共政策范围。国家创新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制订必须系统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资源环境问题，以实现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让所有人受益。而传统范畴的技术预见基于以下假设：在明确的社会经济结构范畴中，特定技术的发展将有利于特定社会的发展[3]。但预见实践证明，特定领域、特定区域的分散式预见只能作为更大领域、更高层次预见活动的支撑，而不能替代综合性预见。B.Habegger指出，许多政府已认识到专注于单一问题往往不足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和机遇，因此开始尝试战略预见，有意消除政策领域和政府部门的传统界限[13]。虽然整合创新发展相关预见活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究竟如何运用战略预见来整合与创新发展相关预见活动，在理论认识及实践应用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文献非常有限。
叶文虎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构成的“环境－社会系统”在物质流动层面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人口生产、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之间的联系，人口生产和物资生产的主体是人，是人类社会，而环境生产的主体是自然环境本身[14]，物质流动层面的变化受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决定着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的走向。本研究基于三种生产理论[15]，从“从业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结构”关系角度构建了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基本框架，可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战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图2）。
图2 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的基本框架
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发达、物质生活水平较高且自然环境条件比较好，给人们一个“假象”，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使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实现经济发达、社会安定、自然环境美好的目标。遗憾的是，这种幻想不但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理论上也不太可能。在工业文明理念主导下所形成的种种支配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和模式，如全球化理论、国际分工论、梯度转移理论等，都是使人类社会要么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么以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基础和能力为代价，以侵害多数人权利和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16]。在开放环境下中国要实现由工农文明社会向环境文明社会跨越，将是十分艰辛的过程，需要依靠创新发展不断破解“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的难题。在西方框架下的努力将很难找到中国发展的出路，因此，最大的创新是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12]。
“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三类结构”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互为基础、相互影响，每个结构性新变化都对社会发展有独特意义和影响。创新发展的水平和能力表现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三类结构关系”的调控水平和能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市场需求地域限制弱化使得对国际国内“三类结构关系”调控难度加大。调节物资生产的着力点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调整优化，即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生产效益和资源环境利用效益。调节人口生产的着力点是“从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优化，即人口数量、素质、从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调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国民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变得更少物质性，要求更多健康、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服务，使得服务相较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显得更加昂贵，进一步提升了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从业结构中的比重。调节好物资生产、人口生产可以缓解环境生产的外部压力，但并不能改善环境状况，必须通过人力介入加强补偿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资源结构－环境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主动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不仅可以缓解就业难题，还能获得长远的收益。
关于战略预见的整合方法，Laura A.Costanzo以案例研究说明了战略预见过程是一个在广阔视野下的学习过程，通过探索多种低成本机制来制定未来。非常规关键管理小组敏捷、清晰和结构化的管理进程及密切交流构成了影响公司发展战略预见和持续创新的重要核心能力[17]。Akio Kameoka等认为适当明晰社会需要的新兴技术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促进制订战略性技术政策对抓住社会需求和技术进步的未来趋势也非常关键，应开发集成战略计划方法用于推进和强化复杂创新系统，以实现对新兴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深刻理解[18]。Claudia Canongia探讨了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和技术预见的协同作用，提出了一个“技术趋势－经济分析－社会利益相关者”战略模型[19]。一些国家在开展预见活动的同时重视通过综合性的路线图分析将预见愿景清晰化。
发展的根本标志是存在价值的提高，创新强调的是新发现的价值增长及实现。2001年，OECD在《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力》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创新集群”概念，认为创新集群是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构成，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形成战略联盟或各种合作，具有竞争优势的集聚经济和大量知识溢出特征的“技术－经济网络”，强调创新集群是“以创新为目标”的集群[1]。创新集群成长壮大后就演化为创新经济，当创新经济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时，这个国家就是创新型国家。穆荣平提出，可以用“价值链”来整合“创新链”与“产业链”[20]。无论是组合式创新预见或战略预见，还是分散式就业、消费、服务、产业、技术、人口、资源、环境等预见或长远决策，关注焦点都是“价值创造及实现”。创新发展战略预见不仅有利于从创新体系角度来系统思考国家或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识别科技与创新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从“价值创造”角度来整合分散式及组合式预见，强化综合优势，使创新战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预期和适应未来环境变化。
5 综合性预见活动新近发展的概览及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预见和预见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并相互借鉴，预见范围不断扩展，几乎涉及创新发展所有相关领域[3]。不仅各类组织积极开展预见活动，综合性的国家预见项目、跨国的国际预见项目也逐渐展开，这些综合性预见已经具备科技创新预见或创新发展战略预见特征，值得深入分析和总结。
2006年7－8月，兰德公司相继发表《2020年全球技术革命：执行摘要》和《2020年全球技术革命：深度分析》[21]报告，对2020年全球技术趋势、驱动力、阻碍和社会影响进行了预见分析。报告指出，未来15年，中国、印度等将成为进步最快的国家，但也指出中国比发达国家存在更多、更强的科技发展阻碍因素，包括：研究资金筹集困难，研发投资不足；现代化、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仍然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其它少数几个主要城市；教育与文化体系仍然不足，教学通常并不注重独立和创新的思想等问题。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2025年全球趋势：转变中的世界》报告，预测到2025年，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仍较其它国家大，但支配力将在多个强权国家并存的世界中减弱[22]。
2007年，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在“预见2020”项目——“创新”主题报告中首次发布创新指数体系，对全球82个国家2002－2006年的创新力进行排名，并对2007－2011年的创新力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认为中国的创新力排名将从2002－2006年第59名攀升至2007－2011年第54名。2009年2月，依据“经商环境排名”（BER）模型将创新指数更新为2004－2008年，并对2009－2013年创新力排名进行了预测，中国已实现了第54名这一目标，预计未来五年将再前进8位跃升至第46位[11]。
2008年4月，澳大利亚创新中心发布了《2010创新议程：6大关键挑战》报告，强调政府和大学应建立明确的合作关系，以强化知识经济。6大关键挑战包括：政府对创新的积极参与；促进企业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加对高校的资助；拒绝“不计成本商业化”的知识利用模式；承认非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通过全面扫描（hoRizon scanning）、预期情报（anticipatory intelligence）、技术路线图、预见和分布式决策（distributed policy－making）等方式加强战略情报[23]。
2007年，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与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启动了技术预见联合项目，日本在第8次技术预见中已将技术预见的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经济分析方面，将为第9次预见开发和试验新的预见方法；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希望通过技术预见联合项目对芬兰已经确定的战略领域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理解。2008年4月，《社会挑战是预见的基础》发表，难点在于确定未来社会挑战的过程，并建立未来可行的、具体的路线图。2009年5月，《预见我们的未来社会》发表，难点在于将德尔菲调查和参与性预见方法结合起来用于技术预见和预见过程[24]。
德国联邦教研部有重视预见未来的传统，不断引进新的技术预见方法以完善和推进预见研究。2008年7月，联邦教研部报道了预见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首先阐明了预见研究的目标：确定研究与技术的优先次序；确定研究与创新的交叉领域；分析技术与创新潜力领域及可能的战略伙伴；确定研究与发展的优先行动领域。其次指出预见研究的目的：旨在从早期就识别研究、技术与知识的价值，以便制定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科研政策。最后说明了预见方法的综合：主要包括德尔菲调查、数据挖掘和文献计量分析、访谈、专家讨论、顾问小组，其中国际顾问小组在把新趋势融入预见分析和准备行动建议的过程中扮演卓越角色[25]。
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芬兰与南非合作对南非的东开普省、西开普省及豪登省进行了面向2050年的预见活动。2009年8月发表了《创新预见概览报告》[26]，预见范围包括公共、私人、研究和高等教育部门，目标包括：向参与者介绍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性以及未来思考在帮助建立和维持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向参与者介绍一些广泛使用的预见工具和过程的价值及实施；鼓励参与者使用这些方法合作创造各省未来可能的愿景，并思考这些愿景出现的挑战和机会；要求参与者优先识别挑战和机会，从未来角度深入思考能够使最高优先级计划得到实现的行动计划；鼓励利益相关者实施这些行动计划；鼓励在预见活动的进行和实施过程中建立多部门、多学科的网络，加强持续的交流与合作；三个省份均没有预见经验，将通过“干中学”获得预见方法的初始培训，构建预见能力。
2006－2008年，中国台湾“经济部”委托工业技术研究院和资讯工业策进会执行了“2015年台湾产业与科技整合研究计划”。46位来自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策等领域的产学研代表参与了对台湾未来发展的展望调查。在兰德公司指导下，计划小组设计并进行了2000多份问卷调查，在调查共识的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确定台湾发展的愿景定位。10大产业发展策略的形成充分考虑了经济成长、社会公义和环境永续三大指标。通过整合技术预见与产业预见、资源评估和技术评估，最终形成《2015年台湾产业发展愿景与策略》。2008版重申了10大产业发展策略，特别强调了组合（portfolio）概念。认为在整体产业规划上，一味求新不如追求稳健（robust）成长，一步一脚印地迈向不可知的未来，以主力、中坚与潜力领域作为发展区隔，提出了产业组合发展思维，主张在不同阶段和规模中，产业应有不同的发展策略。技术选择也引入了组合概念，科技评估准则包括重要性分析与风险分析，重要性包括市场规模与社会价值两项评估要素，风险包括产业地位与技术风险两项评估要素，使政府研发资源得到最适当地运用[27]。2009年12月，工研院产经中心（IEK）发表《CHANGE for 2020》，指出未来十年台湾四大策略性新兴产业为云端运算（cloud computing）、健康照护（health）、新能源（new energy）与电动车（EV），两项关键策略是“亚洲动力”（Asia power）与“全球典范”（global model）。面对未来大都会（mega city）竞争，打造先导实验服务模式（living lab），将台湾经验导入亚洲市场，进而成为全球典范[28]。
2007－2009年，中国科学院开展了“若干重点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于2009年6月发布了《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系列战略研究报告，围绕八大体系凝练出了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22个战略性科技问题，规划了相应的至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报告认为现代化的历程本质上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历史，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科技革命的前夜，科技革命的发生取决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需求拉动，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创新和突破的革命性驱动。认为金融危机将加速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步伐，在今后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29]。
总之，预见活动作为人们把握未来发展需要和机会的战略工具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分散式、组合式或综合性预见活动的展开，探索了不少预见方法，积累了很多预见经验，组织和参与主体越来越广泛，预见范围覆盖创新发展的不同方面。不同国家之间开始通过预见合作将自身的技术预见成果与经验与合作伙伴分享，主要国际组织也开始重视支持跨国预见活动的开展，从预见内容及预见方法来看，已经超出了技术预见的传统范畴，预见活动正在进入第二代综合性预见即创新发展战略预见新阶段。未来，人们将更重视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的改善，创新发展战略预见无外乎“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本研究提出从“价值创造及实现”角度来预见和推动“从业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结构”调整优化，系统兼顾就业与消费结构改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环境保育等创新发展目标，可作为战略预见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国家都提出要走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创新发展战略预见必将引起各类社会主体的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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