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前所述，在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中，取得了最突出成就的是业务派，是那些以职业性劳动从事着正常的鲁迅研究活动的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他们缺乏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理论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他们是在这个时期的文化整合运动中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理论话语也就是他们的理论话语，但他们赖以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却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理论话语之前形成的。这种理论话语与内在文化思想的脱节现象，对这个派别的影响是带有根本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点：
一、自耗性。就其真正的文化思想，他们原属于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瞿秋白、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以胡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派，以张定璜、李长之为代表的人生－艺术派，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部分知识分子在具体从事业务研究时也属于这个派别。由于他们之间文化思想上的差别，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便不免存在很多根本的分歧。但他们的理论话语却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那里接受过来的，因而他们往往把彼此之间的业务分歧提高到政治思想的分歧中来解决，即使那些毫无政治目的并且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的冬烘先生也常常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当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以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姿态进行学术性的争鸣，这使他们进行的纯学术研究也常常充满政治斗争的火药味，造成了这个派别的自耗性斗争和相互排斥。在这个时期，业务派始终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完整实体。他们各自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联系要远较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密切。这大大削弱了他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力量。
二、严重的价值缺失感。这个时期的文化整合运动的实质是确立现实政治思想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它的结果必然是剥夺知识分子职业性劳动成果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这时的业务派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理论话语，也就意味着丧失了确定自己业务活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的社会思想尺度。在这种理论话语的形式下，知识分子的业务活动是以对政治的作用来衡量的，业务为政治服务，其接受主体是政治家和工农兵群众，但这些接受主体又同时被当作在政治立场上更先进的人物，知识分子则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种关系中，接受者（政治家和工农兵群众）被指认为教育者和审判者，宣讲者（知识分子，则被指认为受教育者和被审判者，知识分子怎能感到自己的业务活动是有其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呢？当然，他们在思想深处未必承认这种双重关系的错位，但这同时也使他们感到自我理论话语的违心性质，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卑屈感。这种卑屈感同样也是自我存在价值缺失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这时期的文化整合运动摧毁了业务派知识分子的独立的话语形式和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摧毁了他们自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感觉。
三、社会主动性的缺乏。一个无法感到自己的职业劳动的普遍社会价值和意义的阶层，是不可能对本民族的社会和社会思想的发展采取更主动积极的态度的。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全部被系于政治领导的战略决策上，知识分子只是在其领导下活动，不能与之有任何本质不同的意见，因而他们也就不能产生对现实社会和社会思想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的研究活动是盲目的，是一种按照向来的学术研究的表面形式进行着的惯性运动。这表现在鲁迅研究中，其矛盾就更加突出。鲁迅是在中国历史上以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和社会思想并表现出了最大主动性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当业务派丧失了这种主动性，就很难在人生体验和审美体验方面找到与鲁迅作品的契合点了。不能不说，这是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在思想和艺术的研究中不可能取得更高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
四、在业务研究中不具有自身的完满性。任何时代、任何个人的研究活动都不可能是真正完满的，但在正常的条件下，每个研究者的研究至少应当是自我完满的，即在他所能够认识到的范围内是完满的。这种完满性的缺乏是这时期业务派鲁迅研究较之此前和此后鲁迅研究都更为显著的弱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乃至反对陈西滢、梁实秋、苏雪林的鲁迅观，但我们感到它们是完满的，即在他们的文化思想基础上，他们的鲁迅观有其必然性，但对于这时期的业务派的鲁迅研究却不能这样说。例如在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中。资料工作是最具独立性的工作，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根据，不假外求，不接受逻辑推理制约，正像我们常说的，事实就是事实，能理解的是事实，不能理解的也是事实。但这时的资料工作也不具有自身的完满性。整个的资料工作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现实政治允许的，被大量发掘出来，而现实政治所不需要的，则任其沉埋在历史的资料堆中和人们的记忆中。这样，即使每一条资料都是完全真实的，但所有资料所堆积起来的事实的大厦却是结构残缺的。个体的精确性并不意味着整体的精确性，整体的精确性是由理性框架的精确性程度体现出来的。我们之所以称它是不完满的，是因为能发掘这方面资料的研究者，同时也是能发掘在同一层次的另一些资料的研究者，能记得鲁迅对胡风的批评意见的人，也应是记得鲁迅对胡风的肯定性的意见的人。在资料搜集的同一原则下，它们应是同时被发掘和整理的，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说明研究者并没有达到自我研究工作的完满性。资料工作尚且如此，思想艺术上的研究就更加会是如此。
五、缺乏自我保护机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话语，没有自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明确意识和价值标准，缺乏社会的主动性，必然导致自我保护机制的破坏。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人之能在社会中立足，最基本的条件是它能向社会证实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能使社会亲身感受到它们。一个木匠不会因为是一个木匠而被社会所忽视，就是因为他能向社会证实自己作为一个木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能使社会感受得到它们，而这时的业务派的知识分子却不具有这样的条件。文化整合运动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放弃了能证实自己独立价值和意义的价值标准，社会主动性的缺乏又使他们与整个中国现实社会和社会思想的发展失去了有机的联系，使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不但没有在减少中国社会思想的大破坏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了推波助澜的一股文化力量。这样，它就不再有任何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机制，内耗性的斗争更加强了它的软弱性。不难看到，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业务派知识分子几乎是最受歧视的一个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是很残酷的，但其斗争有起有伏，失败时固然受到公开的政治迫害，但在顺利时却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即使失败，也掷地有声，把自己的独立思想留在社会上，为后来的被平反留下了明白的证据。而业务派的知识分子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反右时被作为右派，反“左”时被作为“左”派，享受不到政治的权利但却经常受到政治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被分为两条路线，但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都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其地位仅高于地、富、反、坏、右。恰恰因为它是无力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是未触即溃，这个庞大但无力的派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退出了文化阵地，其鲁迅研究也宣告中止。
及至现在，部分大陆和港台的知识分子仍把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作为否定鲁迅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根据，但这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分析态度的表现。鲁迅是在三十年代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统帅毛泽东的肯定性评价的，那时的评价是从被专制并在反抗这专制的社会阶层做出的。这个评价支持了鲁迅在大陆中国的崇高地位，但却被这时期的鲁迅研究所扯裂。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从其政治斗争的角度硬化了鲁迅，其观点受到现实政权的保护而愈益强化，而在这时期的业务派的鲁迅研究中，鲁迅反被弱化了，它弱化的是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和审美追求上的摩罗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业务派的鲁迅观随业务派的消失而消失，而被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硬化了的鲁迅却被留存下来，作为一个文化偶像被利用。它说明的不是鲁迅自身，说明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鲁迅观。鲁迅思想到底在这一段历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中维持了外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只有三种思想：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毛泽东思想；三、鲁迅思想。其它所有的思想即使存在也不具有最终的裁判权。而这三种思想则在不同的范围都具有自己独立被运用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基础部分，它因其革命性和在当时世界的巨大影响而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并且具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国际性和现代性，标志着它与中国其它各种政党的本质区别。但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是在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学说。它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回答的不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它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的精神物质的固有区分方式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建立起来的，阻碍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根本问题不是承认不承认客观实在性的问题，而是人在整个世界和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是人有没有独立思想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是科学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问题。人对人的思想服从扼杀了人的独立思想的权力和能力，它同时也把主客观关系的问题推到了极次要的位置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西方同时发生着迅速变化的两个文化子系统间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一方面，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着，经济基础发生着巨大变动；另一方面，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上层建筑历经变革。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更中阐释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为它们变化的总体规律找到了客观的依据。但在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长期处于相同的停滞不前的状态，这里不存在谁不适应于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并非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已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的要求，恰恰相反，这个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于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在于中国在现代世界所感到的民族危机的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它当时存在的重重矛盾。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也没有直接的描述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与工人阶级贫困化这样一个尖锐矛盾中产生的，并且是为解决这样一个矛盾而存在的，它为当时的社会改造描绘了一个社会蓝图，同时也为之注入了新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也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注入精神的鼓舞力量，但在中国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经济的平均主义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更有市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社会群众当作儒家的大同社会来理解的。列宁主义是在俄国政治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政治革命所采取的形式并不同于俄国。正因为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对接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所以像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从这种理论自身获得领导中国政治革命的能力，真正体现了这个革命所需要的思想和理论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49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理论话语肯定下来，但它向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政治关系中，它被越来越获得了崇高地位的毛泽东思想所取代，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世界马克思主义阵营发生了大分裂，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是作为区别于修正主义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而肯定的；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乃至文艺学的学说被掌握和运用，但恰恰是这个越来越多地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层，却同时丧失了自己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主动性。他们之失去了社会的主动性，不是因为他们较之别的社会阶层更不懂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变动丧失了主动性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在思考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思考着整个现代社会改造的途径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学理性的知识被运用于解释各种零碎的、具体的事实，解释现实的政策和措施。一切被当时认为正确的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根据，一切被当时认为错误的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予以批判，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认识世界的理论基础，而只成了解释现有结论的方式。我们常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实际上并不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而是一个失去了主体性的社会群体运用某种理论学说的必然结果。不能不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对接直至这时还是没有真正实现的，因而它也没有真正浸入到中国社会思想中来。一切的社会矛盾并不因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无法显示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实质意义。不论是胡风还是批判胡风的人，都无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不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毛泽东思想是这时期中国大陆的第二种、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权威性理论话语。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政治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总括说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思想，这套战略和策略思想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政治革命的胜利，夺取全国的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格局，这使毛泽东思想具有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已被已往的历史证实了其作用和意义的毛泽东思想，一是在新的条件下尚未证实其正确性的毛泽东的现实性政治策略。实际上，1949年以后的各种政策和措施都是以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形式予以推行和实施的，也就是说，实践过程中的任何成功和失败都同时被纳入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框架中来。毛泽东本人的健在使社会群众不可能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绝对剥离开来，因而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分歧也无法仅仅由毛泽东思想所显示。社会群众往往是通过对自身的否定来弥合实际感到的矛盾的，“不理解”是那个时期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众在检查自己的思想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它是在意识到自我与当时的权威性话语的差别时肯定权威性话语、否定自我的直感感受的一种语言形式，它同时也取消了自我表述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但是，人类是需要表达的，人类只有在不断地表达中才能把自己的直感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次，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明确化，形成与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相适应的思想，并通过对这种思想的意识发现并确定自己的独立性，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一种思想不论多么伟大，都不能代替每一个人的这种独立思考。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从人类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特定个体而存在的，任何别人的思想对自我的存在都没有绝对的适应性，理解别人的思想只是理解别人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与别人构成特定关系的一种需要，而不是使自己变成别的人。一个民族的人民需要了解自己的领袖，但却不会变成自己的领袖，他得以自己的思想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可能统一，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不可能是统一的；二、从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来说，人类的思想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上，只有通过社会各个成员的独立思考，才能丰富人类和某个民族的文化，推动整个人类或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就每个个体人的精神需要来说，假若一个人仅仅在对权威性话语的服从中意识自己，他就永远无法感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这种形式下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只是这种权威性话语的价值和意义。而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将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漠的、迷惘的。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假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鲁迅思想作为一种权威性的话语形式存在在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是多么重要了。它是一个没有被剪断的“五四”传统，通过他才把在前的“五四”传统和在后的新时期文化连接成了统一的、脉络分明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不论鲁迅的作品在这个时期曾被做过多少误读甚至有意的歪曲利用，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即它并不产生于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一基础上。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在对人的精神需要的强烈感受中建立起来的，它直接关连着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是通过激活人的内在精神而激活中国人的生命活力、实现中国国民性改造这一根本目标的一种精神学说。鲁迅一生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他始终立于反抗权威性话语的立场上为各种受压抑的思想争取着表达的空间。“五四”时期，他反抗由传统支持着的权威话语，为西方各种新的思潮、流派、思想、学说寻找在中国文化内部的表达空间；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他反抗由传统和英美派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各种权威性话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的压抑，为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表达争取社会空间。只有鲁迅，是各种被压抑着的思想愿望的守护神，是中国人“说”的权利的执法者。显而易见，鲁迅思想的这一特点在这个历史时期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权威性，它也起到了压抑的作用，但这种压抑作用只在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政治话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实际作用的，严格说来，真正起着压抑作用的并不是鲁迅作品自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对它的思想法权化。作为一个独立思想家的鲁迅，则几乎是当时各种被压抑着的独立思想的受容器。不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但这样一个事实则是不容否认的，即在当时任何一种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上的思想在受到当时权威话语的压抑时，它都能够从鲁迅的作品中获得一种支持力量，使其不是在违心地放弃自己的思想的前提下以求得与权威性话语的完全一致，而是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更深入地思考现实社会思想本身的状况，从而逐渐形成仅仅属于自我的、与现行观点不同的认识。这种支持力量在别人那里则是极难得到的。事实上，在这个历史时期确也以鲁迅为轴心形成了一股虽小但却清晰可见的文化势力。这股文化势力虽然彼此未必完全一致，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永远保持着自己思想的相对独立性，永远与当时千变万化的主流文化保持着一定距离，并且不屈服或较少屈服外界的压力。胡风集团是这个时期受迫害最惨重的一个文化群体，但也是执着于自己的独立见解最坚决的一个文化群体；围绕在冯雪峰周围的一批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大都被划为右派，他们有所让步，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至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五七年之后，李何林等一批鲁迅研究专家，虽经历次的政治运动，但始终坚持着自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独立观点。他们都是更加亲近乃至景仰鲁迅的知识分子。我们完全可以说，恰恰是鲁迅，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注入了精神的力量。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应忽视更广大范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没有在精神人格上强壮到公开表明自己思想的独立性的程度，但在内在的思想认识上，则是保留着自己的独立见解的。他们明确意识到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所肯定的鲁迅与自己从鲁迅作品中所直接感受到的鲁迅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在内心更加景仰和重视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个鲁迅，而对当时的主流文化则保持着明确的心理距离。如果说从胡风到李何林保持着的是鲁迅的意志论的思想传统，这部分知识分子保持着的则是对周围环境的冷峻审视态度，他们的思想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暴露而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加深着理解和同情。由于他们在当时还不可能正面表达自己对现实人生的独立把握，所以我们极难明确确定哪些知识分子属于这种类型、哪些又不属于这种类型，仅就我的判断，王瑶大概体现了这类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第三类情况是鲁迅所提供的文化范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不论怎样努力把鲁迅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潮流等同起来，但鲁迅所实际提供的文化范例却是迥然不同的，这使人们有可能以其提供的范例而得出并阐释自己的独立主张。秦兆阳的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李何林、巴人、钱谷融关于人性及艺术性的观点，何其芳关于阶级性与人性关系的论述，都分明与鲁迅提供的实际文化范例有关。这些观点都还是零碎的、分散的，大都停留在当时主流文化的内部，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观和文学观，但它们却向主流文化和权威话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而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则是需要其它不同的理论形态的。综上所述，鲁迅在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阶段的历史上，有被歪曲利用的一面，但同时也起到了为任何其他人所不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更多的还是潜在的，但没有这种潜在的作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就失去了自身的根据。
实际上，一个社会上有多少种文化传统，就有多少种积累自己的独立思想的方式，但在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整个历史时期，它们都不可能独立地取得自我存在和发展的力量。显而易见，在当时，假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青年，当意识到自我的某些思想观念更接近孔子或胡适的时候，他不会在自己的思想内部找到心理的平衡，因为当时权威性的价值观念阻碍他们以这种思想意识自我和自我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即使他们真的在心理上与之相认同，他们也是找不到表述方式的，即无法在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发展并完善自己的思想。但是，假若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更接近鲁迅而更远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思想潮流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他可能在自己的思想上保留它并发展它，形成自己较为独立的思想认识，而在外在的表述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以鲁迅的观点为依据阐释自己的认识为某些思想的表述提供了可能性。这在从“文化大革命”文化向新时期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看得格外清晰。
直至现在，人们往往把政治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作为新时期文化产生的基本根据，实质上，政治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恰恰正是中国文化的发展结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49年开始的文化整合运动的结果，当这种整合运动越来越把权威性集中于毛泽东个人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了利用它来解决一切人与人的矛盾的可能性。用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政治领导机构中的思想的或权力的分歧，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所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是“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的结果。但是，个人的崇拜必然伴随着对个人的期待，只有当社会群众感到仅仅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法保证自我的生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时候，他们才把这种期待倾注在对别一个人的绝对信任上。社会上，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上，是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满足这种期待的。当社会群众感到按照某个人的意愿不但没有实现自我的茫然期待反而白白地付出了自己的过多的牺牲的时候，个人崇拜的热情就冷却下来。在这时，他们要表达自己，但这时的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又却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思想在当时是依照加强个人崇拜的方向予以阐释的。恰恰在这时候，鲁迅的思想地位逐渐提高了起来。
鲁迅思想地位的提高是“文化大革命”从个人权力的斗争退潮至文化学术批判开始的。在个人的权力斗争中，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就是全部思想的唯一根据，没有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和他的暗示，任何当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研究都不可能独立地得出“刘少奇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结论，当时的全部文化批判就都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和鲁迅在这个批判中起到的只是一种理论的点缀。但当全国人民对这种纯个人的政治审判失去了初时的热情，这种权力的斗争就不能不同更广阔的文化学术领域相结合。由批林批孔派生的“批儒评法”就是这样一个以政治为骨、以文化为肉的批判运动。而在这个运动中，鲁迅思想首次由外在的点缀上升到了主要思想根据的地位。在当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立地位的权威性话语中，只有鲁迅思想直接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考察的思想潮流中，在这种批判中，不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即使毛泽东的著作，都不可能像鲁迅一样展开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剖析。在这时，文化批判的主力也发生了转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个人崇拜使社会对文化的需要直线下降，文化批判的主力渐渐转向了依靠抄社论、抄红头文件可以拼凑成批判文章的一些既无学识、又无思想、主要以其文墨达到进入政治权力集团目的的非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的作用降低了。这时在1949年以后进入学院派的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他们是首先被“解放”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业务上，他们有着胜任这种批判的知识基础。就其整体的性质，他们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但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实现的是由学术向政治的过渡，而在这时，他们实现的则是由政治向学术的返转。他们仍然是在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前提下从事文化活动的，但他们在这种政治斗争中实现的不是政治目的本身，而是在政治斗争中运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上海的“石一歌”，北京的“梁效”，就是主要由这样一些学院派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
当马克思主义政治派重新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从事政治批判的时候，业务派的鲁迅研究也有了存在的根据。这时业务派发展的基础是大、中学语文教学的需要和人们的求知欲望。由于“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中外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鲁迅作品的教学在中学的语文教学、大学的文学教学中自然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因而它成了业务派发展的坚实的基础。薛绥之《鲁迅作品注解异议》在全国各地语文教学刊物上的刊载和广泛转载，体现了以纯学术的态度进行鲁迅研究的倾向。在当时，有两家出版社和两家刊物在全国业务派鲁迅研究的重新形成与进一步发展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主办的《鲁迅研究年刊》、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读点鲁迅丛刊》初步组织起了全国业务派鲁迅研究的阵容。天津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学术复兴后的最早的鲁迅研究著作。必须注意的是，这时的业务派的鲁迅研究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业务派鲁迅研究有了本质的不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业务派是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社会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时的业务派则是在逐渐增长着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话语对他们仍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承担着当时权威话语的压力，同时也反抗着这种压力。正是在这一派知识分子中间，开始酝酿着对极“左”思潮的反叛。他们开始以自己的需要对不同的政治倾向进行分类，并把体现“文化大革命”方向的政治话语用“极左思潮”这样一个政治概念加以概括，而自己所期待的则是停止“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派政治势力的发展并获得决定中国命运的权力。因此，他们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最早的文化基础，并为这个路线提供了文化的话语。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时业务派的两种发展趋向：向理论派转化的趋向、向全面文化复兴发展的倾向。在这两种倾向中，鲁迅和中国鲁迅研究的作用都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反封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初的文化旗帜，它是在鲁迅思想传统中直接继承过来的，并且是由当时的鲁迅研究所艰难负载着的。当鲁迅研究重新转移到业务派手中的时候，文化的空间便被开拓出来。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整合运动越来越把人们的思想集中于倾听毛泽东一个人的指示，在这一人说十亿人听的简单模式中，是无法容纳全部人类文化的成果的。但要从业务上对鲁迅进行学术的研究，它所需要的文化积累就与中外古今的所有文化成果发生了关系，而其它所有文化成果也就有了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没有独立的百科全书，没有各学科的知识辞典，但人类的百科知识却开始以鲁迅研究的需要被组织起来。全国各大专院校分头进行的《鲁迅全集》的重新注释，薛绥之、韩立群主持编辑的《鲁迅杂文辞典》和拟议编纂的《鲁迅作品辞典》，使中国文化重新向中外古今的所有文化空间扩展。这是中国文化新复兴的开端。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我们应当向从1949年至1976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文化整合过程的极艰难条件下从事着鲁迅研究工作的所有学者致敬，不论他们在当时属于哪个派别，说过多少违心的话，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多少曲折的路，但正是他们，维系了中国文化走向新生的根本命脉。在顺利中的成功固然令人艳羡，但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的人却更加可敬。
（待续）
标签：鲁迅论文; 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