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啊，拓荒者！》的地域化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拓荒者论文,地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啊，拓荒者！》是薇拉·凯瑟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发表于1913年，此前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历山大的桥》，出版后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苏珊·罗索斯基评价这部作品是“用一些已经存在的概念和想法来构筑一个外在的故事”(Rosowski，The Voyage Perilous 33)，指出作品形式和内容的脱节。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名字上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啊，拓荒者！》的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亚历山大名字的女性化，也就是说在这部此后大获成功的作品里，凯瑟将在《亚历山大的桥》中的詹姆斯式的跨国恋题材改为《啊，拓荒者！》里的边疆拓荒题材，使先前的“概念和想法”在内布拉斯加的大草原上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一部“美国史诗”(Stouck 26)。内布拉斯加地方生活叙事成为小说获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通过内布拉斯加这一特定地域的选择，凯瑟解决了文学创作中最基本的问题——普遍与特殊关系问题，是一名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艺术家对题材进行深入考量的结果。从小说出版的社会语境来看，内布拉斯加拓荒题材也呼应了当时文坛盛行的地域小说热和蓬勃兴起的美国化运动，是美国化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因此，小说一出版，立刻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本文试图从地域化叙事策略的角度，分析小说如何通过内布拉斯加地域叙事，将荒野、花园美国传统文学原型融入地域特色，通过荒原-花园叙事模式，从三个层面上完成小说主题的建构：首先，通过表现人地关系的荒野叙事，再现拓荒者对空间地貌彻底改造的历史事件，歌颂作为拓荒者形象出现的美国精神的缔造者：其次，通过富于地方特色的日常生活叙事，建构地域共同体社会生活图景，再现了美国梦中建造人间伊甸园的乌托邦美景；第三，在地域共同体叙事之中融入经典文本的主题，将欧洲图景置入新大陆内布拉斯加地域景观之中，使历史在现实中得以再现，使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的拓荒事件成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完成从地方特色到人类生存形而上的提升，成为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喻。 一、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的荒野叙事 荒野意象是美国文学重要的原型之一。对于早期的移民来说，广袤的美洲大陆既是一片荒野，更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召唤着移民们远离欧洲的腐败和迫害，奔赴能实现理想和自由的福地。联系当时的清教思想背景，荒野是人之子战胜魔鬼的地方，新大陆是“神的应许之地”。战胜荒野、在新大陆建造人间的“伊甸园”是清教徒的神圣使命，是早期“美国梦”的核心内容。因此，在美国文学传统中，荒野和花园是美国梦叙事不可分割的整体。利奥·马克思在其代表作《花园里的机器》中指出，早期“人们对美洲产生的种种意象中，一方面是可怕的荒野，而另一方面则是花园……它们每一种都是根深蒂固的隐喻，是一种诗画的观念，展现了价值体系的本质”(Marx 9)。因此，“清教思想与自然结合，不仅建构出美国新大陆这一空间的独特性，形成地域归属感(a sense of place)，而且以此归属感为基础，建构了美国的民族意识的认同”(朱新福2)。《啊，拓荒者！》的荒野叙事通过内布拉斯加的地貌特征具体化了这一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荒原的无序和威胁被消除，在人的意向性活动中被刻上了人的烙印，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给人以地方的归属感。因此，地方建构的过程，就是人类塑造地景并将历史和欲望书写于其上的过程。人与地方因此可以相互定义彼此，人是某个地方的人，地方是某些人的地方，地域书写的重要性在小说中由此可见一斑。 《啊，拓荒者！》共五部，第一部为《荒原》，共五章，着力于荒野叙事。这一部分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内布拉斯加荒野景观转化成角色形象，参与小说情节的建构，分别以敌对者、启示者、情侣的角色完成其叙事功能。小说开篇直接向读者展现荒野景象，描写出极其恶劣的空间环境，以主人公富于象征性地进入荒野拉开史诗的序幕。在这一大段的景物描写中，人物和场景都极富于象征意义，被苏珊·罗索斯基称为“美国文学中对空间秩序之需求最有力的描写之一”(Rosowski,"Willa Cather and Fatality of Place" 81)。小说以俯视的视角呈现一个天黑前气候恶劣、阴暗灰蒙的荒野，渲染出沉重压抑的气氛。整个草原被笼罩在茫茫雨雪之中，狂风大作，小镇“正在风中挣扎，努力不让自己被风卷走”(凯瑟159)①，“随意搭建”的低矮房屋在“灰蒙蒙的草原上挤作一堆”，在呼啸的寒风中，正要“朝着茫茫旷野”“离群而去”。在茫茫旷野上，寒冷的天气、飞旋的狂风控制着整个草原，灰暗的房屋像是“一夜之间被搬来”(159)，突然着地，挣扎着不被驱逐出荒野这片领地。小说使用拟人化的语言隐喻了一场人与自然力量悬殊的对抗，“挣扎”、“挤做一堆”、“缩成一团”将房屋人性化，暗示出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役中人的弱势与艰难处境，似乎自然正要将人类驱逐，从它的空间里抹去。荒野成为战场的隐喻，人类岌岌可危的处境暗示着对拯救者的渴望。 亚历山德拉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了，作为一个战士，一个英雄的形象进入了狂风大作的草原。她“身材颀长、体格健壮”、“步伐矫健而坚定”、“就像一名年轻的士兵”、“明澈碧蓝的眼睛凝视着远方”(159-160)。主人公由远至近，从身材步履到装饰穿戴最后定格到面部神情特别是对眼睛的特写，随着视角的平稳拉近，亚历山德拉一步步走向前景，逐渐占据了整个空间，她作为拓荒者形象得以确立。在这一象征性的景观中，人与环境形成对立的双方，拓荒者的主题得以彰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开端的这一段景观叙事，采用了俯视的全知视角、人与荒野对比手法和拟人化的描写，使景观承担了两方面的功能：首先，明确了小说探讨人地关系的主题，荒野与主人公成为冲突对立的双方，奠定了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新一代拓荒移民的形象。其次，运用俯瞰式视角进行的充满象征意义的环境描写，赋予小说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具有史诗风格，潜在地将内布拉斯加这一特定地域里发生的故事并入美国历史的书写之中。 小说进入第二章后，随着亚历山德拉的马车进入故事演绎的中心——分水岭，逐渐展开荒野叙事。第二章的开篇依然是一幅地景的描写，与第一章宏观俯视的视角不同，采用的是亚历山德拉父亲柏格森的视角。柏格森是一位病人，被限定在自己屋子的病床上，每日只能坐在病床上遥望土地。叙事视角的拉低和限定，使宏观叙事转变为个人对现实境遇的观照，暗示柏格森与土地的关系是疏离的。 亚历山德拉家住的矮木屋位于凄冷荒原的一道山岭之上，以挪威命名的小河虽然代表着早期拓荒移民将荒野变家园的乌托邦梦想，事实上却并没有将所谓的农场与荒蛮的自然区分开，大自然似乎并不理会人类的一厢情愿。“在一个新开拓地区之所有令人迷惑的事中，最让人垂头丧气的事莫过于举目难寻人为设置的界标”。在柏格森的视域里，矮小的房屋“蜷缩在低洼地带”，“压根就看不见”(168)。“耕地则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犁痕之毫无意义就犹如远古民族在岩石上留下的淡淡划痕，模糊得使人觉得那很有可能是有冰川作用形成，而非人类艰苦奋斗的一种明证”。十几年的漫长劳动却没能使柏格森在这片荒野上留下多少印记。“它仍然是一块野性未泯、暴躁乖戾的土地”(169)。这片土地对柏格森先生来说一直是个灾难，是个望尘莫及的谜，他只能把这片未被驯服的荒野交给亚历山德拉。小说巧妙地运用柏格森的叙事视角传达了双重意义，关于住宅周围环境的描写真实再现了分水岭上的一家人生存的窘迫，部分早期移民拓荒生涯的失败；另一方面，限定式的视角也暗示一种主观的甚至是谬误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柏格森与土地之间的彼此疏离对立的关系，解释了这种陌生是导致拓荒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章以父亲的去世结束，父亲的死亡代表了旧的人地关系的结束和新的人地关系的开启。 从第三章起小说自然地将叙事视角转移到亚历山德拉，以亚历山德拉的视角观察土地，标志以亚历山德拉为主体的新的人地关系的建立，荒野作为启示者向亚历山德拉开启。沿着这一路径，渐进式地拉近亚历山德拉与土地的距离。第三章开篇叙述亚历山德拉去拜访草原中的隐士伊瓦尔。伊瓦尔的生活与草原上的动植物完全地融为一体，“像一只北美郊狼一样”(177)住在自己的洞屋里。借助伊瓦尔，通过他与草原融为一体的自然状态，亚历山德拉进入了草原的中心：“站在他的洞屋门前眺望那粗犷的原野、明媚的天空以及在骄阳下如白浪般起伏的荒原，或是在那片暝寂清幽中侧耳聆听云雀的欢唱、鹌鹑的扑棱和知了的颤鸣”(179)，在见证草原的生机和美丽的同时，伊瓦尔朗读圣经也在她耳边响起：“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留在山间/赐荒原百兽以饮水，野驴得解其渴……”(《旧约·诗篇》104：10-11)荒野通过自然人伊瓦尔，完成对亚历山德拉的启示，其本质是早期“美国梦”的核心：这是一片神赐的土地，充满了奇迹和生机，她担负的是“天定命运”的使命。这次经历之后，亚历山德拉与土地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此后，她不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而是直接实现与土地的交流。小说紧接着描写她驾着马车对整个分水岭进行巡游，花了五天的时间跑遍了分水岭的每寸土地，遍访各地农户请教农业知识了解土地行情。当她再次回到自己土地上时，曾经的主客体对立关系变为互为主体关系。她与土地就像是一对情侣，从相互怨恨到逐步理解到最后融合：“它在她眼里显得美不胜收，显得富饶、雄壮而瑰丽”，使她“如痴如醉”“泪水模糊”；而土地终于第一次感到“有人怀着爱心与渴望将脸朝向它”，“以前所未有的顺从向一个人的意志低下了头颅”(195)。彼此的相互敞开使先前父亲柏格森对土地的那种陌生感消失了，所有的界限被扫除：“她对那片土地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新的关系”(198)。而它们也“热切地委身于犁铧；犁尖到处、泥土伴着轻柔而快活的长叹乖乖地滚到一边……”“沉甸甸的麦穗把麦秆压向刀刃，割起来就像剪裁丝绒似的”(199)。从此，这片沉睡的西部草原向亚历山德拉敞开胸怀，热情拥抱。主体与客体实现了相互认同和融合，荒野叙事完成。 在荒野叙事中，小说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农事活动的具体细节，而是以象征的笔调围绕人地关系这一核心，通过叙事视角的变化建构特定的景观和事件，一步步地表现作为行动主体的亚历山德拉与土地的不断相遇，在荒野转化为地方的同时建构主体自我身份，实现了从欧洲流散移民、荒原的闯入者到共和国的拓荒者、伊甸园主人身份的转变，是美国梦的真实再现。 二、以地域共同体日常生活为中心的花园叙事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经说过，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鲍曼2-3)美国人在新大陆建立“上帝的花园”的梦想在《啊，拓荒者！》中以地域共同体日常生活叙事表现出来，小说的花园叙事是以19世纪末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移民生活场景为核心建构的。“一定的地域”、“社会交往”、“共同的纽带”以及“认同意识”是共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于燕燕5)。荒野叙事结束后，小说以地域共同体建构花园叙事，内布拉斯加地域共同体成为传统、习俗、宗教等各种社会关系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载体，是欧洲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美国早期自由的“农耕”理想社会生活的有机统一。整个区域由一个个民族定居点为单位组成，每个定居点存有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各民族和人群之间通过英语这一共同语言和对内布拉斯加的地方认同连结在一起，凝结成牢固的地域共同体。 小说在第二部展开“花园叙事”，开篇依然是景观描写，刻意与第一部形成鲜明对比，全景表现人间花园的美景： “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巨大的棋盘，一块块麦田和玉米地在这张棋盘上划出一个个深浅相间的方格。电话线沿着一条条纵横以直角相交的白色道路嗡嗡鸣响。从墓地入口望去，可见十几幢涂饰的非常艳丽的农场住宅；一个个红色大谷仓顶上的镀金风向标隔着绿色、褐色和黄色的田野相互眨眼。当那种往往整整一星期也不停一停的风吹过这片具有活力和毅力的高地远野之时，一座座轻巧的钢制风车整个骨架都在颤动，把它们固定索拉得紧绷绷的。”(199) 人类在荒野上终于建造起自己的花园，大草原先前“灰蒙蒙”的粗陋表面已经被规整为“一张巨大的棋盘”，被拓荒者规划成为深浅相间的耕地。拓荒者们像艺术家一样用白色的道路、红色的谷仓、镀金的风向标，绿色、褐色和黄色的田野，把草原点缀成绚丽缤纷的人间花园。“这片土地洋溢着一种坦然、快活、青春的气息”，天空和大地“被奇妙地融为一体，仿佛大地是天空的生命，天空是大地的气息”(200)，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幸福祥和的景象。人与环境形成了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互为彼此的关系，荒野成为花园。小说视角一路向西②，进入花园内部，由两个并列的“驰向”将人们的视线最终定格到亚历山德拉“坐落在几英里外小山上的一幢高大的白色房子”(204)上，与开篇荒野中“挤做一团”的“低矮房子”(1)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山巅之城”③隐喻的这栋房屋统领着整个农场，俯视着美丽富饶的田野。小说用“高大的白色房子”来暗示与它的主人亚历山德拉之间的象征关系，亚历山德拉身材高大，肌肤雪白，通常穿戴一身白色的衣裙，这座高大洁白的房子就是亚历山德拉本人的人格外化。大农场“收拾得格外整齐，管理的格外细致”，“随处可见的井然有序和精心安排”，这是亚历山德拉性格的外化，也暗示着关注、理性、秩序是维持共同体的必然因素。这样，在位于挪威河畔的小山上俯视四周的房子就代表着亚历山德拉在这片土地上的位置：“实际上你会觉得亚历山德拉的住宅是那片广阔的原野，是她最能表现自己的那片土地”(204)。亚历山德拉是这片花园的守护者，是司管这片土地的女神。④这幢白色的房子里收留着各类人群：与人类疏远却与自然形意相通的伊瓦尔因为“经营不善”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认为是疯子、精神病要送进疯人院，亚历山德拉收留了他；说一口瑞典话，喜欢光脚、害怕用浴缸洗澡的李老太也在亚历山德拉这里找到了舒适的居所；一群只会说瑞典语在厨房里嬉戏的女孩子可以在这里一直住到她们出嫁。在起居室，亚历山德拉把父亲在老木屋里用过的简陋家具以及家人的画像和母亲从瑞典带过来的东西全放置在里面，与祖先和传统相伴。亚历山德拉的房子像是一个大的庇护所，⑤体现了一种对多元化的包容和对传统文化尊崇的态度。在美国早期文化中，新大陆是所有渴望逃离压迫、迫害的欧洲人最大的庇护所，山头上这座房子的象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白色房屋的隐喻，亚历山德拉成为花园的守护神，自此展开以描写地域共同体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叙事。为了表现共同体社会生活，叙事集中在公共空间展开，人物的活动也是以表现在公共空间里的相互关系为核心，通过亚历山德拉的行走将公共空间紧密联系起来。她似乎总是在路上，一条条的道路把她和分水岭的农舍、教堂、果园、墓地紧密联系起来。她驱车向住在下游的有经验的农者了解土地和作物，向外地来的有知识的年轻人学习最新的科学耕种理念，在挪威教堂、法国教堂或者归正派教堂自由选择星期天的去处，去参加社区的义卖会、教会事务、财产分配等，通过这些富于地域特色的场景描述，展现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意义。 共同体生活的意义在阿梅达死亡的事件中被充分展现。小说将阿梅达的葬礼叙述成一次公共事件，只以极其简练的笔触交代其家人情况，而将重点放在教堂、墓地和草原三个公共场景上，用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抒情笔触将三个空间连接起来。在教堂场景中，阿梅代的葬礼和盛大的坚信礼仪式先后举行，葬礼举行时，参加坚信礼的新教友已经列队坐在了教堂的前排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之上，“一张张清秀而虔诚的面孔看上去都很漂亮”(297)，仪式上死亡和新生并列，悲痛兴奋、泪水欢颜相互交融，新旧更替中，阿梅代的死亡不再是一个私人事件，其生命在共同体里得到了重生，生命的归属和意义在共同体里得以实现。对人生最重要时刻的分享是连接共同体群体的重要纽带，表明对身份、价值、生命意义以及共同体自身的认同。在墓地场景中，当迎接主教的马队经过正在挖掘的阿梅达墓穴时，小伙子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从墓地移开，“转向山上那座红砖教堂，教堂尖顶上的镀金十字架正闪耀着金光”(297)。这是死亡被神圣的信仰所超越的象征，“阿梅代已经到达了那个千百年希望和信仰的最终目标”(296)，死亡不再是恐惧悲伤的事情，在共同体中意味着回归和永生；草原场景是整部小说最富于感染力的部分，对永生灵魂的信仰带来的是对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的热爱，40名迎接主教的法国小伙子的马队飞驰在阳光普照的内布拉斯加草原之上： “……一旦来到晨光照耀的麦田之中，他们就再也控制不住胯下的骏马和青春的活力。一阵火一般热烈的激情席卷着他们。他们恨不得有一座耶路撒冷让他们去解放。他们所经之处，奔腾的马蹄声打断了许多农家的早餐，把许多妇女和儿童引到了一座座农场住宅的大门跟前。”(297) 这种活力和激情呼应着小说开篇的诗歌《大草原之春》，“从那百年沉寂的嘴唇”中发出了青春的歌声，青春“怀着难以抑制的柔情/怀着不胜翘企的渴求/怀着迫不及待的欲望”(155)，在尽情地歌唱。一切都是新的，充满了渴望和激情，教堂、草原、青年对应着信仰、创造和活力，饱含了对共同体生活的赞美和歌颂。至此，花园叙事达到顶峰。 三、地域的超越与历史的轮回 凯瑟创作《啊，拓荒者！》的时间是1913年，此时，西进运动已经结束。这部小说是凯瑟对童年生活在西部草原那片土地上人们拓荒精神的回忆，同时也是对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总统威尔逊致力于美国化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回应。1893年，F·J·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是一篇论述西部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特纳从区域地理的角度强调西部边疆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在文章中论证了美国民族的个人主义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在这一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有很强的地域决定论色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认为：“发生在西部的这个过程瓦解了旧的政治边界，消融了民众中的差异元素，催生了共同体精神，促进了广大区域内的合作意识，对参与促成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些人来说，它在物质和政治发展中就像是一个单一的巨大的合伙人”(Link 312)。威尔逊从国家有机体概念出发，强调西部在促进整个美国大陆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之下，威尔逊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新边疆”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是以美国化为核心目的的。两人均将发生在19世纪末西部的拓荒事件置入整个美国历史和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去评价，《啊，拓荒者！》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社会主流思潮的回应，西部环境的典型化使历史在地域中演绎，同时赋予小说很强的史诗特点。 为了将地域叙事提升到史诗的高度，《啊，拓荒者！》巧妙地将圣经、惠特曼、密支凯维奇的文本融入拓荒叙事之中，通过打磨一幅幅场景将欧洲图景移植到新大陆的内布拉斯加景观之中，揭示出作为地方特色的拓荒叙事与美国化以及与整个欧洲文明史的关系，使历史在现实中复活。小说大量汲取圣经故事中的意象和隐喻，如上文的花园荒野叙事分析，通过将其地域化使圣经隐喻转化为拓荒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伊瓦尔类似于东欧传统中的“圣愚”形象，小说通过伊瓦尔之口两次直接引用圣经教义，一次是上文提到的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伊瓦尔朗读圣经的声音与风声、鸟虫鸣唱相应和，启示亚历山德拉土地的神圣意义。另一次是伊瓦尔内布拉斯加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默读《诗篇》第101篇，预示亚历山德拉将在暴风雨中、在死者的坟前和世界达成新型的关系，使亚历山德拉从丧失埃米尔的个人伤痛中走出，从历史的高度完成对世界的重新理解和自我主体空间的再建构。 小说娴熟地使用文本嵌入的手法，将内布拉斯加地域叙事与欧洲文明传承联系起来，在更大的时空中拓展小说主题的深度。小说的扉页引用了波兰诗人密兹凯维奇歌颂家乡的诗句：“那些田野哟，那些由五谷染色的田野”来指代西进移民在荒野重建家园的图景。内布拉斯加草原上的移民多来自东欧和北欧，密兹凯维奇民族史诗中魂牵梦绕的家园美景被移植在内布拉斯加草原上，表明移民们已在大草原上建成了他们新的家园，欧洲古老民族的史诗在新大陆上被重新塑造和书写：“如今那故事是我们在写，用我们所拥有的最美的一切”(325)。勃利思·斯洛特也指出凯瑟对波兰诗人密兹凯维奇的引用，史诗《塔杜斯》开篇赞美故乡的诗句：“那一块块田野，被谷物绘染成各种颜色，/金色的麦子，银色的麦穗……”可以直接对应小说第二部《邻土》开篇对家园的描写：“一块块麦田和玉米地在这张棋盘上划出一个个深浅相同的方格……一个个红色的大谷仓顶上的镀金风向标隔着绿色、褐色和黄色的田野相互眨眼”(Slote 15-16)。更进一步，上述景物的描写也自然地推演到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移民们从旧世界来到新大陆，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块块被开垦的土地，更是民族间的大融合。凯瑟的确喜欢用绘画和色彩的比喻来形容内布拉斯加草原民族的多样性。“来自欧洲殖民地的人们，斯拉夫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分布在我们古铜色的大草原上，就像是画家调色板上涂抹的各种色彩”(Cather 237)。 为了将西部叙事美国化，表现美国这一新兴民族文化及传统的多元有机统一，薇拉·凯瑟选取了最能表现美国精神的诗人惠特曼的文本。小说标题取自惠特曼的同名诗歌《啊，拓荒者！》，显示出小说主题与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精神相契合。小说以诗歌《大草原之春》为题词，诗歌主题为土地与青春，大草原的独特景观衬托着拓荒者的奋斗精神：“青春就像野蔷薇如火如荼，/青春好似云雀在田野上高歌，/青春宛如一颗星薄暮中闪出”(155)；惠特曼诗歌中的拓荒精神被具体化、内布拉斯加化，美国人所肩负的“天定命运”、建造自由民主人间花园的使命落在大草原的青年身上，形象化为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拓荒者群体在内布拉斯加土地上演绎的开疆辟土的故事。 小说对地域的超越还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将西部拓荒史和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这部小说出版之时，西部的经济已被纳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链，开始进入商业化和工业化社会，大型盈利公司代替了以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早期杰弗逊自耕农社会的乌托邦已经解体。因此，小说在将西进运动提升到历史高度的同时，也暗示出这一辉煌时代的结束。被读者和评论家们反复讨论的两个梦便是这一历史观的体现：一个梦经常出现在亚历山德拉的少女时代，她被一个“像阳光一般金黄，周身散发熟透了的玉米地的气息”(272)的男性抱着行走，男性代表农耕文明中大地之神的形象，在神灵怀抱的亚历山德拉建造人间花园的梦想必然实现。另一个梦则出现在埃米尔死后，男性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白色披风”，“青铜一样闪着幽幽的光”(311)，亚历山德拉被他带走很远并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这是死亡之神的形象，暗示拓荒者的历史使命已经告终，一个时代终结了。梦境的象征意义成为整个拓荒者群体与土地和历史的关系隐喻。小说结尾亚历山德拉和卡尔“双双进了屋子，把分水岭留在了他们身后”(236)，像是舞台上最后的谢幕。从土地到家园最终再回到土地，是一段拓荒史的完成，是凯瑟所说的“第一个周期的结束”，⑦小说结尾用抒情的笔调再次歌颂了拓荒者精神和业绩，并将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融入永恒不息的人类生存进取的周期循环之中。“幸运的土地哟，它终有一天会把像亚历山德拉那颗心一样的心灵纳入它的怀抱，再把它们融进黄澄澄的小麦、沙沙响的玉米、还有青年们一双双闪亮的眼睛”(237)。 西部拓荒的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可以归纳成某个永恒性的母题，正如卡尔对亚历山德拉所说：“人类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就像这里的云雀几千年来一直唱着同样的五个音符”(224)。内布拉斯加拓荒叙事重复着先人的故事，就像《圣经》的《出埃及记》一样，历史又一次地轮回，发生在远古埃及与迦南的故事重新在欧洲和新大陆上演。然而欧洲的教堂毕竟不同于古埃及的城堡，大平原的辽阔也不同于迦南的富饶，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在不同的空间棱镜中折射出独特的色调和光影，所以亚历山德拉拓荒的故事虽然是历史叙事的又一个轮回，但它自身却别有一番景象，正是小说的浓烈特色的地域书写赋予它一种时代精神和史诗品格，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分水岭上移民的故事，挟带着新大陆的故事、美利坚的故事、大平原的故事一起被卷入人类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从作家个人创作来说，《啊，拓荒者！》对小说家的意义重大，这部小说的成功，使凯瑟最终找到了自己创作的题材和形式，成为代表美国西部文学的地域主义作家，“凯瑟的地域主义”也因此为她开启了迈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的那扇大门。 ①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威拉·凯瑟：《啊，拓荒者！》，沙伦·奥布赖恩编，曹明伦译，《威拉·凯瑟集—早期长篇及短篇小说》(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以下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美国的西部观念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基督教传统认为上帝之城在西边，欧洲已经堕落。西部象征着天启的神圣土地，美洲位于欧洲的西部，清教徒把走出欧洲进入北美的历史看做又一次的“出埃及记”，美国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发生在18世纪的西进运动更是让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担负神圣的使命。因此，美国历史是建立在“花园神话”和“帝国神话”之上的。甚至连本杰明·福兰克林在和一位年轻的艺术家谈论艺术时也对西部寄予了厚望：“艺术永远都是在向西行进。毫无疑问，自此以后各类艺术将在大西洋我们的一边得到繁荣”。因而在美国文化里，西部观念自始至终都是与美利坚民族的命运和全球使命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西部观念历史梳理的进一步理解，参见王庆奖：“论西部观念与美利坚民族的使命”，《新疆大学学报》9(2001)：60-66。 ③建造“山巅之城”是美国建国者的理想，在英国清教徒登陆新大陆前夕，其领袖约翰·温思罗普曾放言：“我们要创建山巅之城，全世界将瞩目我们！”“山巅之城”出自圣经，“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高处，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参见《圣经》马太福音5：14-16。 ④评论界多将亚历山德拉的形象与古希腊罗马神话相联系，认为她是“大母亲”“大地母亲得墨忒耳”“谷物之神”的化身，兼有男性力量和女性的丰产、对土地的超常理解、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独立和自我抑制等特征。参见Reaver,J.Russell,"Mythic Motivation in Will Cather's O Pioneers!," Western Folklore 27.1(1968):19-25；宋运田：“薇拉·凯瑟《啊 拓荒者！》中的女性形象与古典神话”，《河南教育学院学报》5(2005)：42-45。 ⑤庇护所曾是将新世界田园诗化宣传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在18世纪早期，殖民者们把新世界描述成上帝应许逃避之处，可以远离欧洲的堕落、压迫和贫穷，“庇护所”是当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 ⑥见凯瑟1923年发表在(The Nation)上的文章“Nebraska:The End of the First Circle”。文章从历史循环论角度出发，认为以内布拉斯加为标志的代表美国西部拓荒史已经告终，被兴起的商业化文明所代替，旧的周期结束，新的周期开始。美国社会正面临着如何在转型时期继续保持拓荒时代所形成的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