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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闪烁着永恒光彩的字眼。千百年来，人们提到它，便会想到一代代人为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弘扬真理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甚至牺牲生命。可见，在一般人的心中，是把真理视为珍逾生命、高于现实、倾注着人生的理想与热爱的东西来追求的。但是，长期以来，知识界对真理的理解过于狭隘片面，使真理不但没有恢复其在生活实践中的本真意义，反而失去了激越人心的情感张力，在某种程度上，真理被科学化、抽象化、教条化，成为科学命题的别名。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对真理进行一次新的定位，以期走出当前真理探讨的误区，还真理以光辉。
一、走出当前真理探讨的误区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真理的内涵作了种种不同的界说，得出了种种不同的真理定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真理本质的关注并没有超越主客二元界限，认为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哲学范畴，真理的本质也只能在主客关系中获得解答。这样，我们通过不同真理观对主客关系的认同，便不难把讨论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真理定义、予以归类：（1）真理在主客观关系上，应是主观符合客观，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本质在于其客观性，只有坚持真理的客观性，才能在真理问题上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一无论，这便是传统哲学的真理观了。（2）真理在主客观关系上，更应重视主观性，应该是客观符合主观，因为任何客观都是人造的客观，离不开主观的客观，这是以高清海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的真理观。（3）介于二者之间的真理观。这种观点认为单纯强调主观符合客观或单纯强调客观符合主观都失之偏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主客观相统一，才能得出正确的真理概念。如有人便把真理定义为：“真理是符合其客体的理性认识。”在这里附加上了理性两个字，便是为了突出真理的本质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兼具主观性的，是主客统一体。
上述三种真理观，基本上概括了当今真理探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不同流派，但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三种真理观的对立，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传统真理观与主体性哲学真理观的二元对立，因为第三种真理观尽管强调主客体兼具。但是由于它没有找到主客观统一的现实基础，这种兼具便成了拼凑，所以它只能是不彻底的，是动摇于二者之间的。这种情形颇有些象恩格斯论及一切二元论者是不彻底的唯物和唯心论者一样。
明白当前真理论争的实质，我们便不难辨别，两种真理观究竟孰对孰错，如果二者都不全面，那么真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来，传统真理观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如为了贯彻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认为真理的本质是客观性，为了遵循辩证法，把真理划分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为了阐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又把实践作为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形式上的符合与面面俱到，却无法掩盖其致命缺陷。由此，主体性哲学便对其发难了。在高清海所撰的《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载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8期）一文中，批判的矛头集中在三个方面：
（1）认为传统真理观仅强调主观符合客观的单面关系，不重视主观性的另一面，这样无形中就缩小了真理的领地，使真理仅停留在科学认知的狭隘领域内，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在现实生活中，真理是一个宽广得多的概念，它不但包括科学认知，还包括生活实践。在科学认知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主观应符合客观，但是在人改造世界、建设新生活的求真活动中，也仅仅是主观符合客观吗？而后者委实更能体现人之为人、人之求真的本性。就这样，主体性哲学肯定了主观性，并把生活实践纳入到真理范畴中来。不仅如此，在肯定主观性之后，进而认为主观性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的，是更高层次的东西：“人们需要认知客体，是为了超越客体；人们需要反映客观，是为了突破客观……引导人们突破物的局限，超越自然规定的界限，在人和物之间建立起以人为主导的统一联系，这才是人们所以需要理性和理性应当发挥的真正的和基本的功能。”
（2）认为传统真理观仍是一种直观认识理论，这种理论仅强调对物的单纯的反映性认识，没有真正地认识事物的辩证本性，无法阐明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认识本性和真理本性的阐释中，我们沿用的仍然是直观认识论的观点，从摹写论去理解认识本性，从客观性去说明真理的本性。认识和真理的本性既然已经定型，审判官在‘秋后算账’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3）认为传统真理观体系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如上面指出既然用客观性说明真理本性，是真理本质，但为何在谈到检验真理的标准时，又引入实践概念呢？这就好比先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直立行走，但待到具体去判明某一事物是不是人、符不符合人的本质时，不是看它能不能直立行走，而是看它能不能劳动，这实际上就自相矛盾，出现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定义，两个审判官了。
高清海通过对传统真理论的深入批判，一方面，重新肯定了主观性，肯定了人们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理性自觉精神，这对摆脱传统真理论的狭隘束缚，推动认识的深化，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从真理客观性的一端走向了主观性的另一端。尽管高清海没有作出明确的真理定义，但从他肯定主观性比客观性起着更大的作用，以及认为真理应具有人性本质来看，其以主观性为真理基座已昭然若揭。不过值得提醒的是，高清海在论及人性本质时，字面解释仍是实践，但他所理解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实践，是与主观性相等同的概念，所以在具体的论述上，高清海仅在主观性上打个引号，便可二者兼顾了。
主体性哲学实质上是把实践纳入主观范畴中，赋予主观以实践的超越精神，使其在坚持真理的主观性，对传统真理观的批判上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传统真理观也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也同样地把实践纳入到客观性之中，则一切批判又不成其为批判，被批判的东西又重新复活。例如认为实践本身是客观的，有自身规律性，所以真理既然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当然是包括生活实践而并非只有科学认知了。于是主体性哲学的第一个批判落空了。又如主体性哲学认为传统真理观是直观反映论，但是既然实践可以当作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来理解，那么这个定义自身就包含了实践，就不是直观反映论了，主体性哲学的第二个攻击点也落空了。最后，论及的传统真理体系自身的内在矛盾也将不存在，因为实践就是客观性，真理的本质也是客观性，那么检验真理的东西仍然是客观事物自身，仍然只有一个真理定义，一个审判官。
这两种真理观的交锋，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仍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单纯的客观很容易被驳倒；同样，单纯的主观也容易站不住脚，双方聪明的地方在于都把实践纳入到主客观范畴上来，形成实践的主观性与实践的客观性。故而真正驳不倒的不是真理的主观性，也不是客观性，而是实践性。
但实践能纳入到主客观范畴里去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一个独立而非附属的概念，不是实践依附于主客观、证明主客观，相反，应是主客观依附于实践，是实践的内在环节。故而实践的主观性与实践的客观性这两种提法都是不科学的，它违反了起码的逻辑常识，即错误地用母概念来修饰子概念，造成主客不分，不但意识的统一性受到怀疑，而且也降低了马克思将实践引入在思想认识史上的伟大意义，使早已被历史地扬弃了的主客观之争在新时代重新复活。
既然以实践来充实主观性或客观性行不通，它表明以主观或客观为本质的真理论已走到尽头，但从他们双方均利用实践来间接地承认对方，却给予我们一个有益启示，那就是真理必然包含主客两面，而使主客两面实现内在统一的东西，无疑正是实践，所以真理的本质也只能到实践中去获得解答。
二、真理是实践的自由形态
真理在实践中，真理的本质既不是主观性，也不是客观性，而是实践性。这一观点，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早已近似地表达了。马克思在论及共产主义——这一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最高真理时，这样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既否定了共产主义是应当确立的状况（客观性），又否定了它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主观性），而得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践性）。可见马克思是把真理问题当作实践问题来看待的，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而当前学术界在真理问题上之所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弄清真理的实践本性，把真理概念与理论概念混同起来。例如，尽管高清海倡导对真理的理解，应从狭隘的科学认知角度解放出来，走向社会生活领域。但由于高清海本人没有对真理内涵作出严格的界说，故而他所谓的真理非科学化，实质上不过是一种非自然科学化；所倡导的真理走向社会生活，在学术讨论中实质上被置换成了真理还是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社会科学）。这样真理仍然是被束缚在科学认知的狭隘领域内，仍然是科学命题的别名。
可见在实践中谈真理，与承认真理本质的实践性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仅指出真理应涵盖社会生活，故而还是处在社会科学的统辖之下；而后者才明确指出真理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社会，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由此真理方才恢复了它的完全形态，才从科学认知中独立出来。
明了真理是一种实践而非一种理论，会不会引起日常语汇的混乱，会不会使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观念受到怀疑和削弱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诸如此类的科学命题当作真理来看待，但却从来也没有人试着去反问一下，在这些科学命题、科学理论产生以前，难道人类就没有求真活动，就没有过真理追求，如果说有，这就表明科学命题本身并不等同于真理，并不与真理具有着始源的同一。因此，我们把真理本质理解为实践本性，不但不会搞混真理概念，反而使真理概念在日常意义上得以澄清！不过人们之所以长时期把真理与理论混同起来，也是实践所使然，当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发展至较高阶段，这时候人类绝大部分具有创造性的活动都必须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理论与实践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这样在日常生活中用某种理论来指代这一实践的全过程便成为可能，于是实践真理观便异化成了理论真理观，实践自身的真理性意义反而晦暗了。
因此，过去我们所谈的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实质上是在实践的意义上来谈的，如果仅仅是从科学理性的意义上来谈的话，真理也就不成其为真理，而仅是一个抽象的空壳罢了。这里我们试举一个布鲁诺之死的通俗例子来予以辩明。表面上看来，布鲁诺确实是为坚持太阳中心说，坚持这一理论的科学性而死，但稍加反省，却让人越来越感到迷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布鲁诺时代，有在后人看来远比日心说更科学更完美的理论，如果仅仅以科学性作为真理的第一标准，他为何不去追求一种完美，却要去选择这样一种并不十分完美尚需要以生命作代价来支撑的东西呢？他到底是在坚持真理，还是在坚持一种任性，一种冲动。即便是他选择了一种最完美的理论，我们会想，他之所以选择它，也仅出于一种偶然，他的死也仅使他偶然地得以成为一个英雄，因为哥白尼学说的正确与否，本就与他无关。这就是理论真理观所导致的荒唐而又无奈的结局。因此，我们是不是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呢？即布鲁诺之所以坚持太阳中心说，是因为他自己就在进行天文的观测与实验，他本人的实践决定了他选择这一学说，只要我们这样来看待问题，我们便由理论真理观向实践真理观过渡了。正由于哥白尼的学说已构成了布鲁诺现实人生的一部分，布鲁诺不愿放弃自己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便只能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真理而献身。因此，只有把真理当作一种实践、一种人生来看待时，我们才会明白布鲁诺为什么牺牲自己而去成全一种学说，他实际上是在维护着人之为人的至高追求，维护着人的价值与尊严！更进一步，当布鲁诺这种个体实践的超前性，最终汇入人类实践的历史洪流，他在维护自己的价值与尊严的同时，岂不同时也在维护着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他个人的悲剧岂不正是人类的悲剧？布鲁诺以其实践的不朽赋予了个体生命以永生的光辉！
把真理本质理解为实践本性，使我们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实践历程自身的真理性意义，重新找到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现实根基，但真理作为实践的人的至高追求，它必定不同于一般性的实践活动，更不能与常规实践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我们最后得出的真理定义是真理是实践的自由形态。我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科学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中涉及到了自由的问题，一般来说，对自由内涵的揭示还是相对固定的，一种是日常意义上的定义揭示法，认为自由是决定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 能力或冲动，如休谟认为“所谓自由只是指可以照意志的决定来行为或不来行为的一种能力。”（《人类理解研究》第85页）另一种则是在克服前一种观点上发展起来的，毕竟如果把人的恣意妄为、任性冲动也当作自由，自由便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上，而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的东西。因此，后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应包含着必然性，包含着一种秩序和法则，发展至黑格尔那里便是自由是内在的必然性。综合这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自由应是具有必然性的冲动。这个定义既突出了自由的冲动性本质，又兼顾了它的现实必然性，实际上孔子、马克思都是按这一涵义来阐释其自由观的。孔子的“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马克思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38页）尽管在这里孔子谈的是道德的自由问题，马克思描述的是现实生活的自由问题，但透过孔子的随心所欲却不逾矩，马克思的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可以看出他们的自由观与我们作出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自由是具有必然性的冲动这一定义建立起来了，更进一步，真理是实践的自由形态之定义域本身也完全得以彰显：
真理作为实践的自由形态，它表明人类实践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个阶段，人类从既定的历史前提下解放出来，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对象世界，从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因此真理总是新的，总是与以往的实践形式截然不同的，在一个时代能成为真理的东西。必然是该时代人类实践的新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的任何实践，包括科学实验对当代人来说都不是真理，这就譬如十进位制的建立或牛顿万有引力指导下的科学实验，在它们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固然是真理，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种常识罢了，作为一种已经被超越了的实践方式，人类再也不会把它当作真理来追求。同样，象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结绳捕鱼，在原始时代是真理，在当代人眼里却是愚昧，它们都仅有历史的真理性而非现实的真理性。另一方面，真理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方式，它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与其它时代的人有着质的殊异，使这一时代人类的求真活动，在后人看来成为一个时代的风貌与精神的表征，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民族谋求自由与解放的道路无不如此。因此，真理性是最本质的时代性，是在人与对象世界的新对话中直接创造了一个时代。
真理作为实践的自由形态，正如自由概念之揭示，它还具有一种自由冲动的性质，引领着人走向一个人性遨翔的春天。在这时候既定的历史前提已化为人心的内在秩序，人不再受因果链条的限制而使世界重新恢复其广褒辽阔的空间。这时人作为一个征服者，作为站在自由的大地上创造着自由生活的人，人不仅是理性的人，是知情意合一的人，更是充满着创造的冲动，情感奔放，热情洋溢的人；人打破了因果链条的束缚，也就打破了自身的束缚，人以自己的实践为世界立法、为自身立法；人这时候不再服从某种外在的目的，而仅仅听凭内在的冲动，而人的冲动就是人的自由；人敢于而且能够宣称世界因“我”而展开新的画卷……正是这种“我本自由”的冲动性质，使真理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一种宏伟的力量，它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坚信自我的牺牲具有为人类殉道的悲壮意义；表现在群体身上，就如巴黎公社起义及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具有一种吞噬一切、冲决一切、不可阻挡、不可扼杀的力量。过去，学术界由于没有考虑到真理的情感因素，没有考虑其兼具自由冲动的基质，因此对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人民革命，所有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激进行为，要么是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要么便只能斥为一种疯狂、一种暴力、一种破坏自然演进的盲目躁动。殊不知正是情感的灿烂，铸就了人类求真的灿烂；正是人类自由之流殇，使真理成为活在人心中永久的太阳！
真理作为实践的自由形态，它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使人的求真与人的解放同步进行。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由于人的本质是实践本性，因此真理作为实践的最高形式，便构成了现实的人的最高本质，这种最高本质便是由实践的自由性所决定的人的自由性，是人作为一个全面的人，全面地占有着整个世界。因此，人类求真就不再是与己无关的东西，它本身便是人的本质的升华与净化，是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无限攀升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真理与解放又是同义语，它解放了人被束缚的类本性，使人重新获得了人所固有的那种全体的自由性，故而当我们反顾历史，便不难发现，人哪一次求真不是人自身的一次大解放呢？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南北战争、十月革命及中国革命，它们不仅仅是人类求真史上新与旧、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抗争，更是一次思想解放，人性张扬，使人类由此迈向了一个个自由进步的新生点。所以说堂堂一部求真史，便是一部人类自身的解放运动史；与真理同行，就是与自由进步，与人自身的彻底解放同行！
三、新真理观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
在得出真理是实践的自由形态之后，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人类求真的历程，看一看我们作出的真理定义是否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是否能在更大程度上统摄以往的真理派别。
在社会发展早期，人类因感受到个体命运的生灭无常、荣枯不定，便想寻求一个永久的驿站，作人生的指南，使自己从奴役中获得解脱，因追求的圆满不易而臻至自由的境地，于是一种寻求不动者的真理观就这样悄然降临人间。这种不动者最先被表现为缺乏动变的无生命物质。如地、火、水、风、原子等，它们成了构成世界大全的原始基质，发展到柏拉图那里，一个永恒的普遍王国——理念世界建立起来了。
理念世界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的求真有了一个稳固的居所，毕竟在理念世界中，理念是永恒不动的，人因认识这永恒不变的理念，自身就获得了永恒的存在、永久的人生。但这永恒的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遭到了怀疑，亚氏认为，不是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而是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摹本；在世界之上又置一世界，不但不能增进知识，反而搞混了知识。由此，亚氏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大无畏气概，把不动者真理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他那里，真正永恒不变的不是理念，而是事实本身，事实本身才具有永久的实存性。由此客观性建立起来了，而真理的主客观符合论亦是自亚氏而肇始。
在亚氏之后，对真理的追求便转化成了对客观性的寻找，而这亦是科学探索世界的任务，于是求真与科学实践合而为一。进一步，随着理论与实践对应关系的形成（前述），真理便在日常语汇中异化成了科学命题的别名，传统真理观完全形成。
传统真理观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不变的基础上的，因此直到康德二律背驰的发现，其内在缺陷才被揭示出来。康德认为，既然世界是有限的与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复合的与世界是单一的；世界是必然的与世界是自由的；世界有第一因与世界无第一因。这些互相矛盾的命题都能同时成立，那么所谓不变的事实，纯粹事物自身不过是人的虚设而已，而人在自己的思维中显现的真实。这样自康德特别是经由费希特哲学的发展，真理又由客观性向主观性过渡了，实际上当前主体性哲学真理观，就是这样的一个变种，由此真理便长期在主观客之间徘徊、妥协，在争论中形成了我们开篇所探讨的三种真理观，最终这一切都被实践真理观所统摄。
可见实践真理观是人类真理发展的必然产物，不过它的诞生，却是通过对不动者这一永恒事物的寻找而形成的，那么这种对不动者的寻找，是否符合我们提出的真理定义呢？我们认为，是符合的。人类渴望摆脱当下事物的奴役，渴望自由永久的人生，并付诸行动，这便是求真，只不过这种对自由的寻求，人们一开始不是从自身的实践去求证，而是寄寓于一个异在的世界，由此，在对不动者的寻求中真理远离了人。由此，再经历一番周折，我们才重新找到了回来的世界。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种对彼在的寻求，有可能使真理远人；因此，他一方面在理念王国的巅峰上设置了一个与人相关的善的理念；另一方面，在《理想国》的结尾又引入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他认为灵魂寓居于理念王国之中，认识理念就是获得灵魂的纯净与完美，从而在生命的千年轮回中，获得下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可以说，柏拉图的灵魂说弥补了真理离人这一理论的误区，却又滑入了迷信的歧途。而亚里士多德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自他而开辟的传统真理观，自然经不起人们的询问：难道这个真实就这样重要，以致人们要付出生命作代价去苦苦寻求吗？
新真理观的诞生，一方面确是历史及逻辑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则回应着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层呼唤。在科学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是有着神奇魅力的。这时候，每一项科技的发明与应用，如瓦特的蒸汽机发明、爱迪生的灯泡发明及莱特兄弟的飞机发明等等，都极为深广地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于是，科学成了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并起着支配作用的因素，人们在生活中凡事以追求客观、精确为第一准则。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还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崛起，使一个扩大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及宽泛分工成为可能。在这个时候，从事科学仅仅成了一种普通职业。这样真理的追求就不再是以科学性为第一标准，而是与人的选择、需要相关了。于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便应运而生。实用主义真理观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但它全部的矛盾性乃是来自于生活的矛盾。它一方面承认科学王国对生活王国的事实上的统治，维护科学的至尊地位，因此在真理本质上坚持传统真理观，认为真理：“它意味着观念与实在的符合”。（詹姆士《实用主义》第101页）但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求真与人的需要，与人的生活相关，因而着重强调其功效实用性，甚至提出了“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同上第104页）我们认为，恰恰当实用主义者在非本质意义上探讨真理时，恰好道出了真理的本质，道出了最接近于实践性的真理论。詹姆士有一句话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它（真理）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个事件或过程，就是它证实它本身的过程，就是它的证实过程。”（同上第103页）
无疑地，实用主义是因西方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走近了真理的实践本性。同样，由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与西方现代化历程有某种相似性，因此当代中国也重新掀起了真理探讨的热潮。事实上，实践真理观的诞生，也消解了实用主义真理论自身一个永久的矛盾，在实用主义真理论那里：一方面真理是科学；另一方面真理又是生活、是效用。实际上得出了两个相矛盾的真理体系。而现在我们用实践本性来理解真理本质，把生活王国与科学王国看作是人类实践分化的产物。这样，不但消解了实用主义真理论自身的矛盾，也使真理在更高的程度上得以统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最彻底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也必将走向实践真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