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为一个论文,发展阶段论文,过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西谚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在西方的经济增长学者看来，罗马就是一天建成的，他们甚至认为罗马从来就存在。以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性人物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长期以来只承认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并且从不区分发展阶段。这个唯一的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就是所谓新古典增长，或称索洛式增长。定义这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为代表人物，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形成的(Solow，1956)。这种增长理论关注三个增长源泉：与储蓄率相关的资本积累、受人口增长制约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技术进步和其他效率改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TFP)。由于这个理论假设由于劳动力供给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所以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发生。这一假设有两个引申的含义：第一，落后经济体可以实现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第二，一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自于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外生源泉，即所谓“索洛残差”或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对后凯恩斯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替代，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脱胎于该理论模型的一系列经济增长理论，如拉姆塞—凯斯—库普曼模型、内生增长理论、条件趋同假说和检验等，或多或少地具有对当代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源泉和增长机制的解释力，然而，这些理论既不适用于解释典型贫困陷阱的传统经济，也不适用于解释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当代发展中国家，因而在解答经济史意义上的国家兴衰之谜，或者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努力提供政策建议时，常常感到力有不逮和捉襟见肘。人类有着长期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历史记忆，当代贫穷国家仍然处于不发达的非新古典阶段，要求经济学家在研究视角上不再持熟视无睹的态度，进而在理论分析上放弃削足适履的偏见。 在经济学说史上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进入21世纪时，才有重要的经济学家承认，在索洛式增长之前的确存在着马尔萨斯式增长阶段，并且尝试将两个阶段或类型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参见Hansen and Prescott，2002)。同一作者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应该存在一个过渡的增长阶段。青木昌彦(Aoki，2012)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库兹涅茨阶段(K阶段)以强调其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虽然青木昌彦不情愿接受刘易斯模型的自我解释，认为该模型机械地综合了两个不同的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模型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模型，但是我猜想，他坚持以库兹涅茨而拒绝以刘易斯来命名这个发展阶段，是因为后者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假设距离新古典圭臬甚远，所以，接受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主流发展类型或阶段，从方法论和具体的分析角度来看必然更难驾驭，以致无法保持理论的一致性。 为了全貌地描述人类经历以及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史，我将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类型或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M类型增长)、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L类型增长)、刘易斯转折点(T类型增长)和索洛新古典增长(S类型增长)(蔡昉，2013)。这样一种划分，旨在把解释后起国家的赶超过程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演进过程，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的逻辑之中，不仅赋予二元经济理论更大的解释力，也增强经济增长理论的包容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关键是传统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从而一国可以通过两部门之间的转换，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条件实现经济发展(Lewis，1954)。刘易斯若隐若明地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但是，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早期工业化国家撇除在二元经济模型之外。 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具有外生的性质，如从发达国家引入的产业和企业帮助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部门，外来的医疗卫生技术可以迅速而显著地降低死亡率；而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这些过程都是内生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缓慢发生。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后起国家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有与无之间的根本差别，而只是在统计意义上显示出来的快与慢或显与隐之间的程度差别①，则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便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般阶段，刘易斯理论应该得到更高的重视。相应地，经济增长理论也就面临着一个重塑甚至再造的巨大挑战。 经济史学家为解释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中西方差异，提出了一个经济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并围绕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及其各自的、大相径庭的解读(最近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黄宗智，2002和彭慕兰，2003a)。当然，这些不同的材料及其解读，旨在回答何以出现18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的“大分流”，或者针对中国来说，如何解答“李约瑟之谜”。本文的目的却不在于此，而是尝试回避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跳出支离破碎的史料拼凑怪圈，从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出发，集成那些已经被挖掘的公认历史事实，论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上都存在着一个传统经济内卷化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不同于马尔萨斯式的贫困循环往复，而是进入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的起点，因而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早期过程，一旦现代经济增长部门具备了伴随着吸纳剩余劳动力而扩张的条件，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便开始。 本文就方法论而言将从三个维度展开，相应地服务于三重目的。第一，就经济增长理论来说，目前尚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统一的分析框架。为了有助于这个分析框架的形成，本文尝试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来填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逻辑断裂带。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揭示，在中西方的一定历史阶段上，都会出现一个时期，在农业中积累起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以致随后才会有二元经济发展。第二，就经济学说史来说，把刘易斯发展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框架，不仅有助于前者的再生和成为主流，也能够显著增强后者的理论解释力。第三，就经济史来说，鉴于研究者之间缺乏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面的共识，借鉴增长理论的统一框架及假说，或许有助于经济史学家重新认识和阐述历史逻辑，扭转分析历史数据中的碎片化倾向。 二、回到古典经济学 刘易斯在他那篇最重要的论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文是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进行写作、做出假设和提出问题的(Lewis，1954)。他声称回归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斯密和马克思都观察到了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以生存水平的工资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但是，刘易斯又自称着眼点是当代(20世纪50年代前后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同时不无谦恭地承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不适用于英国和西北欧发达国家。刘易斯把一个符合其模型的典型发展中经济体划分为两个部门，他本人和后来的讨论者常常使用不同的表述界定两者，我们这里统一称之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增长部门，前者以农业为代表，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和资本是过剩的，因而以大规模累积的剩余劳动力为特征，后者以工业为代表，其扩张的速度从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着能够以怎样的速度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尝试论证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被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这个二元经济特征，而没有真正回到古典经济学当年研究的对象上，因此也为自己埋下了被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再次遗忘的伏笔。例如，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2004)发现，刘易斯的理论不为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要害在于其关于工资不是由供求关系内生决定，而是由于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征而根据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外生决定的观点。虽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当代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观察后，逐渐倾向于承认二元经济理论对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做出的理论概括是有效的②，但是，既然刘易斯式的假说尚不被认为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经验具有解释力，这个理论就仍然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因此，如果理论和事实可以证明早期工业化国家也同样经历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则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得以增强，从而这个理论在学说史的意义上可以获得拯救。 斯密实际上是用刘易斯的方式解决了一个资本积累驱动力的矛盾。他观察到，从事资本积累的制造业者需要更多的劳动者，而这更大的雇用需求，倾向于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自然”价格以上，从而导致资本家利润的下降，使积累过程有中止的危险(参见杨敬年，2011)。然而，由于斯密同时发现了一个规律，即“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亚当·斯密，1996，第73页)，即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倾向于把工资提高到生存水平之上，进而刺激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扩大了劳动力供给，进而抑制工资的继续提高，及至将工资再次压低到生存水平之下，资本积累者的利润得以维持。我们也可以用新古典的方式以及反设事实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解释这个机理。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劳动力短缺的假设下，得出了相对于有限的劳动力投入过多资本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运用反设事实法则可以这样看，一旦劳动力短缺的假设被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便被遏止，经济增长则可以在投入增加的条件下实现。而这个增长类型，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斯密1764年着手写作，12年之后才出版的《国富论》，虽然被看做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其实在斯密写作的时代，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现代经济学赖以立论的现代经济增长也未具雏形。更为吊诡的是，斯密的研究号称以证据为基础，但是，他本人在写作期间可谓离群索居，既没有对经济现实的亲身体验和直接观察，也缺乏足够和不断更新的图书资料(加文·肯尼迪，2009，第194页)，所以，实际上他所观察的对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马尔萨斯是相同的，或者说，斯密研究的对象其实是马尔萨斯增长类型结束之际、现代经济增长类型成型之前的一个过渡增长时期，只是囿于特定时期的观察并且不懂得用发展阶段的划分准确界定这个时期的性质，斯密未能像两百年之后的刘易斯那样，把这个时期特有的经济增长类型准确概括出来，进而形成一种经济发展理论。 表面上，斯密观察到的“人口需求规律”与马尔萨斯所描述的贫困恶性循环十分相像，但实际上，前者根据在英国特定经济发展时期所发现的人口增长可以抑制工资上涨这样“一种聪明的机制”，显然不是马尔萨斯发展阶段所能够具有的，其实就是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的机制。本文的目的就是证明，斯密观察到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加以表述的现象，已经不再是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而更接近刘易斯式的增长类型，或者说他发现了能够导致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正是因为斯密与刘易斯的这种传承关系，而不是与马尔萨斯的某种内在联系，使其可以当之无愧地继续稳坐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宝座。 说斯密发现了刘易斯模型中的核心内涵，表达上当然不符合长幼有序的常规、历史发展的顺序和理论形成的逻辑。正确的说法自然应该是：刘易斯遵循了斯密的传统，把在斯密那里尚不清晰的观察提升为经济发展理论模型。然而遗憾的是，刘易斯没有勇敢地迈出下一步，即应用二元经济理论理解和说明欧洲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好，对古典时期经济发展历史的新古典解说也好，一统天下的力量过于强大了，以致最具创新能力的后来者也难免犹豫彷徨，最终无法摆脱被画地为牢的命运，未能与前者彻底分道扬镳。 三、作为起飞前提条件的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完全停滞的，而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演进的，因而马尔萨斯式的增长类型也并非在何时何地都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马尔萨斯均衡是指，任何有利于收入提高的扰动都是短命的，收入高于生存水平会导致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进而造成人口—土地关系的恶化；结果是，土地压力的严峻化最终又会把人均收入拉回到仅够生存的均衡水平上。但是，经济史学家发现，西欧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即尚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如1700年时，人均收入就显著地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了(Voigtlander and Voth，2009)。而另一些经济史学家则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Elvin，1973)。这两种现象都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逃脱，抑或两种现象都不是，还是两者分别代表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形呢？回答这样的问题，是破解大分流之谜所不可回避的。 在能够有把握地回答上述疑问之前，我们姑且放下关于导致欧洲人均收入更高以及中国形成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这个问题，先看看这种不期而至的更高收入水平在随后的时代所引致的一个结果——曾经出现但可能持续也可能中断的长期人口增长。根据速水佑次郎(2003，第56页)提供的数据，在1000-1750年期间，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经历了极为缓慢的长期人口增长，其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在欧洲及其后裔居住的地区、亚洲以及非洲之间差别并不大，分别为0.13%、0.14%和0.09%。然而，随后欧洲人居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亚洲的人口增长率稳定地徘徊，而非洲一度经历较大的波动。如在1750-1850年期间，三个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73%、0.45%和0.00%。欧洲裔在19世纪末便达到其人口增长的高峰，而亚洲和非洲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当欧洲裔人口增长已经减慢的时候，才获得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例如，在1900-1990年期间，三个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91%、1.48%和1.69%。③ 按照经济发展的顺序我们可以观察到，工业革命最早在欧洲发端和传播，进而扩展到欧洲人在其他大陆的居住地区，除了拉丁美洲地区一度获得较高的发展水平后，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及东欧一度落后外，西欧、北欧、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亚洲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率先发展之后，也得到迅速发展；非洲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正在加快赶超。由此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是在人口最先得到快速增长的地区实现的。经济史学家争论最集中的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和成长地。此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如何辨别一个特定的人口增长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永久突破，还是对马尔萨斯均衡的暂时偏离。这与前述对于欧洲早期高收入现象和中国“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辨别，可以说是同一个命题。 根据麦迪森(2009)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直到1700年，亚洲仍然生产了全世界GDP总量的61.8%，作为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对世界GDP总量的贡献份额为22.3%。由于亚洲、日本和中国分别有着更大的人口份额，这个地区和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均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幅度并不显著。在1500-1820年期间，亚洲人口增长速度略快于世界和西欧的平均水平，日本人口增长率略低，中国则显著高于世界和西欧的平均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增长率虽然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与西欧保持大体相同的水平，但由于其人口增长更快，所以到1820年，中国GDP总量虽然占到了世界的32.9%，人均GDP却不仅显著低于西欧，也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就其人均收入落后于西欧乃至世界平均水平而言，亚洲国家呈现了大致相同的轨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随后的1820-1870年期间，中国的GDP和人口都陷入负增长，从此作为世界性“大分流”中处于不利一方的代表性国家，大幅度地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 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学家所谓的“大分流”时期界定为1600-1950年期间④，可以看到，这个分流的一端所呈现的图景是工业革命滥觞于英国，并迅速传播到西北欧和北美及至整个西方，另一端的图景则是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国家继续深陷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大分流的主要表现便是人均GDP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从本文的目的出发，我们不拟考察人均收入的分化，而是仍然回到人口增长的差异上面来。 理解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并进行国际比较，常常会被数据显示出的不稳定甚至具有断裂性的变化所迷惑。例如，中国在1700-1820年期间人口迅速增长，远远高于西欧12个国家的平均值和亚洲的日本，然而在接下来的很长时期却又大幅度下降，甚至在1850-1870年期间为负增长(图1)。为了把扰动性因素从长期趋势中剔除，本文以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是否符合人口转变理论所概括的阶段性趋势作为判断标准。人口转变理论指出，在经历马尔萨斯式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之后，伴随人均收入的实质性提高，人口转变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新阶段，以至随后才会在更高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该理论简史可参见Caldwell，1976)。 这个人口转变具有本质意义并得到历史数据证实，因而特别值得强调的特征，是其起始于死亡率的稳定降低(参见Livi-Bacci，2012，第四章)。经济史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在西欧，传统的马尔萨斯式人口抑制机制发生了变化，“农业长期歉收和传染病危害造成人口危机的现象已逐渐减少，到19世纪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罗斯托，2014，第71页)。换句话说，只有在死亡率实质性下降的情况下，高出生率仍然保持其惯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才得以大幅度提高。我们由此可以确立以下判断准则：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人口转变就是符合规律的长期趋势，是跨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最初表现，否则便是因特殊的或者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扰动性变化，表明一个国家尚未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根据这样的判别标准，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比较的经济体之间，人口增长加速的顺序，与经济起飞的顺序完全一致。无论是就进入后马尔萨斯人口转变轨道的时间，还是就具备经济起飞条件的时间，非西方世界显著地滞后于欧洲国家，恰好构成所谓的大分流时代。西欧(而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口从1700年以后便处于长期性和趋势性的上升阶段，并且因其内生性质，即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以死亡率下降为主要机制，逐步进入了人口转变的正常轨道，永久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⑤因此，这一人口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西欧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从而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才于20世纪开始显著减速。例如，库兹涅茨(1989，第34页)提供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数字，充分显示了这个变化过程和机制。自18世纪中期之后，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则直到19世纪中期保持相对稳定，到20世纪初才显著降低，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现为一个倒U字型的变化轨迹。日本作为在亚洲第一个承接了工业革命薪火的国家，则是自1870年之后才开始人口的快速增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人口转变进入更高阶段，人口增长才显著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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