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与政权更迭——民主转型与民主制的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政权论文,不平等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3-0070-12
罗伯特·考夫曼(著)①
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是向民主制转型的驱动力吗?不平等的民主国家更容易转向威权主义吗?在对发生在欧洲的朝向民主制的转型分析中，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谱系(Lipset，1960；Marshall，1963；Moore，1966)，且在对民主化进行新比较史学分析时重被提及(Collier，1999；Rueschemeyer，Stephens，and Stephens，1992)。最近以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试图将政治不平等归结于理性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假设，即政治不平等源于公民偏好的选择而非制度因素的作用(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2001，2006，Boix，2003，2008；Przeworski，2009)。
除了逻辑上的分析，还有其它几种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理由去质疑这些新分配冲突模型的预期。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这些分配冲突模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是却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一个社会越不平等，弱势群体要求更加公开和竞争性政治的诉求就越大。然而，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精英集团就愈加害怕朝向民主制的转型，因此其压制来自底层挑战的诱因也就越大。鉴于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理论模型已经取决于其他各种因素，例如压制底层诉求的成本或者财产的流动性。
即使有这些改进，试图揭示不平等和政体类型之间关系的努力也只是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在典型案例中，收入分配和民主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越平等的社会越民主。然而，不平等和民主的转型或回潮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显著。
我们关注1980年到2000年之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政权更迭。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民主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这不仅包括拉丁美洲、东欧、东亚和东南亚那些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包括非洲在内的大量低收入国家(Bratton and van de Walle，1997)。尽管这一时期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比民主回潮的国家多，但是也有许多的国家转向了威权统治。
对第三波的短期集中关注不仅发现了大范围的政体转型的样本，而且这种大范围的政体转型也和国际环境中的重大变化有所重叠。冷战期间，左右两个阵营的独裁者都可以利用大国竞争来获得外部力量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苏联的衰落和最终解体为民主制带来了更加宽松的国际环境(Boix，2011)。
如果对“分配冲突”类转型采取一种极其宽泛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有55％～58％的民主转型符合——即使这种符合比较松散——“分配冲突”模型所指定的因果机制。因此，就算界定非常宽泛，也有超过40％的民主转型根本不符合。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分配冲突转型发生在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结果与理论的预期是不相符合的。所有转型中大约有30％发生在那些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转型绝大多数是由于分配冲突所导致的。这一发现对于不平等的其他测定方法是有力的支持。这些结论不会必然推翻分配冲突理论，但是可以表明分配冲突理论的适用范围是不确定的，并且只能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运用。
基于非分配型冲突转型的大量案例，我们发现了几个关于民主制的替代性因果分析方法。在一些案例中，外部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在许多案例中，其他国内的因素导致了在位者在没有受到底层强大挑战的情况下放弃了权力。精英统治者们有时会受到来自非统治精英或者那些背弃了执政联盟者的挑战，这些人从开放民主中看到了利益。在其他案例中，精英统治者们在没有大众压力的情况下放弃了权力，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能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
只有很小比例的(不到1/3)民主回潮符合理论所假定的精英—大众动态机制，并且我们再次发现这些转型的发生率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很小。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替代性的因果机制。在一些案例中，在位的民主政府不是被寻求抵制再分配的社会经济精英所推翻，而是被那些许诺进行更多再分配的威权平民主义领导者所推翻。然而，甚至更加普遍的是，民主回潮要么是被打破阶层界限的冲突所推动，要么是由纯粹的精英内部的冲突所引发，尤其是由军队派系发动政变推翻在位者的冲突。
我们的分析受到了对方法论的关注和对问题实质的关注的双重激励。与对不平等和政权更迭之间关系的定量考察相比，我们建立了一个对案例内部因果过程加以观察的定性数据集(Haggard，Kaufmanand Teo，2012)。我们的方法和其他这类的方法不同，因为我们的方法考察了所有在两种知名的数据集里被标记为转型或回潮的非连续性记录的国家和年份。这两种数据集分别是第四政治体(Polity Ⅳ)②和由普热沃尔斯基等人(Przeworski et al，2000)所发明并由Cheibub，甘地(Ghandi)，弗里兰(Vreeland，2010)，所推广的二分法编码方案。
“中等样本”设计方案的批评者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案既缺乏对个案以及少数案例细节的分析也缺乏以案例数量巨大而著称的计量经济模型所具有的精确性。但是，我们认为选择案例数量适中的研究方案特别有利于评估在这些案例中是否确实存在正式模型(正式模型非常典型地涉及策略性互动的复杂序列)所明确要求的因果机制，同时它也特别有利于检测那些涉及案例数量相对较少的理论，如民主的转型与回潮、内战、种族灭绝、经济危机和饥荒。
我们用因果过程分析法进行的统计具有实质性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双重价值。首先，我们的发现对政权更迭的分配型冲突模型所潜在的核心因果机制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包括不平等与特定类型的精英—大众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结论部分，我们提出了有关替代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并对政权更迭的分配型冲突模型理论提出了几种修正的方法：不平等或许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使民主政权不稳定，并且可能有其他的经济和制度上的因素限制低收入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其次，我们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对包括政权类型编码本身在内的简化形式的方案设计的有效性提出了重要的质疑。更加明确的是，我们的设计提出了一种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有效途径，即关注于替代性的转型方式而不是关注于对偏好变量采取局部均衡处理所产生的效果。
一、理论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2009，291)用最清晰的术语提出了民主转型的难题：“究竟为什么独掌政权的人会决定与他人分享权力而置自身利益和财富于风险之中?确切地说，为什么那些通过选举方式获得政权的人决定与所有其他人共同分享这些权力?”梅尔泽和理查德(Meltzer and Richard，1981)指出了所有当下政体转型的分配型冲突模型的分歧点。梅尔泽—理查德(Meltzer-Richard)模型假定生产率和收入的分布偏右，即大多数民众沦为分配的中低阶层，少数人拥有财富。人均收入超过了全体国民平均财富的中间值。只要选举的规则促使参选者求助于中间选民，人均收入与财富中值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大众就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获得更多财富。
在政权更迭的分配冲突理论中，尤其是在博伊克斯(Boix，2003；2008)、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Acemoglu，Robinson，2000；2001；2006)的研究成果中，这些理论预期被修饰并扩展以使民主政府存在的外部效应内生化。这些模型和我们将要在后面所阐释的不同，但是它们都立基于复杂的因果链，这些因果链同时包括结构上的以及博弈论的成分，如不平等、分配冲突以及现任统治者与其反对者之间有关国家政治制度的策略互动。在民主转型模型中，低收入群体——有时会与中产阶级力量联盟——会动员起来以支持财富的再分配并且反对那些维持不平等的权威机构。这些理论在如何集体行动问题上是模糊的，但假定了这个问题能够通过以下途径克服：通过改变有关现任统治的稳固性的信息或是通过当不平等程度加剧时增加动员的回报。面对被武力推翻的威胁——实际上，是通过革命——精英们会估算镇压与妥协的净成本，其中包括制度上的成本。当不平等的程度非常高时，民主化所带来的威胁就会过高以致精英们不能接受，从而选择对民众动员进行镇压。然而，当不平等的水平比较低或者处于中间水平时，精英们会通过容许民主转型的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来达至阶层妥协，从而使民众对财富再分配的诉求得到处置。
博伊克斯(Boix，2003)的《民主和再分配》是这一普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博伊克斯这样定义右翼威权政体，即在这种政体下对贫者政治上的排斥造成了持续的经济不平等。博伊克斯(Boix，2003，37)说：“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大众对于再分配的诉求就越高……(但是)随着潜在的财富转移水平的不断加大，威权者对于财富的欲望就会增长，民主化与民主的稳定性的可能性就会稳步下降。”民众再分配诉求能否转化为制度性成果取决于富者和贫者之间力量的平衡。博伊克斯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政权更迭是由来自外部的削弱了精英力量或者暴露了其弱点的打击所引发的(28～30)。一种必要——尽管不充分——的政权转型驱动机制的压力来自于底层：“一旦底层贫困者克服了集体行动困境，也即当他们动员起来并组成联盟和政党，那么财富增长所引发的镇压成本”会促使精英们达成制度上的妥协型。
博伊克斯也强调了资本流动性在缓和这种关系时所起到的作用(Freeman，Quinn，2012)。高度的资本流动性提高了精英们讨价还价的权力。相比之下，固定资产限制了富者的选择余地并使他们受制于民主制下的再分配，这样也使富者对这种再分配更加抵触。鉴于穷人动员起来的决定，上层社会当权者对其进行镇压的激励是不平等程度以及资产流动性的一个函数。当不平等程度低、财富流动性高并且精英们在竞争性政治中损失少的时候，民主转型最有可能发生。当不平等加剧并且资产固定时精英们有着更强的动机来压制民众的诉求。
尽管在思想上普遍相似，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的《民主与独裁的经济根源》(Acemoglu，Robinson，2006)一书中引入了几点创新之处。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同意博伊克斯的这一观点：政权类型是高低收入群体之间力量平衡的一个函数。尽管精英们垄断法律上的权力，大众潜在地通过他们动员的能力运用实际的权力来反对精英政权。和博伊克斯一样，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精心勾画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三阶层”模型，在这一模型里，精英们的压力来自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两个阶层的联合。然而，大众民主制的建立预设了低收入者群体因其绝对力量而参与政权。因为他们构成了多数，所以大众有时能够“挑战体制，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甚至制造严重的革命威胁。”
高度的不平等增加了威权精英压制大众再分配政治诉求的动机。基于这一观察，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增加了一项有关可信承诺的重要观点。当精英们面对来自底层的社会动员时，他们可以让出短期经济的妥协来化解威胁。然而被排除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之外的群体明白，精英们在来自底层的威胁平息后可以背信弃义。由于民主转型发生之后的民主回潮是有成本的，民主制度为精英们提供了一种做出可信承诺的方式，即承诺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也会更加平等地分配资源。
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同意博伊克斯的这一观点，即尽管不平等增强了受排斥群体对民主制迫切要求的动机，它同样也增强了精英们进行压制的动机。高度的不平等对民主制来说是不利的。然而，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认为民主化也不可能发生在不平等程度低的威权统治下，因为这种情况下民主化诉求也同样减弱了。尽管在政治上受到限制，但是受排斥群体享有社会收入的分配。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得出结论：不平等和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倒U型”样式，民主转型最可能发生在不平等程度处于中间水平的时候。
强调以下这点非常重要，即理论不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化东西，而会通过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策略互动而运行：大众一方集体行动的动机和精英一方进行压制或妥协的动机。当不平等程度处于中间水平时，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的不满足够促使他们动员起来，但又不足以招致镇压(Burkhart，1997；Epstein et al，2006)。
博伊克斯(Boix，2003)、埃斯莫格卢以及罗宾逊(Acemoglu，Robinson，2006)将他们的论证扩展至民主制的稳定性，同样也扩展至民主制向威权统治的倒退。他们的理论中暗含着这样的假设：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是罕见的；正因为此，很少有人关注不平等和民主崩溃之间的关系。但是，博伊克斯假定不平等的程度和倒退为独裁政体的可能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线性关系。在高度不平等的民主政权中，来自底层阶级的再分配压力会更加强烈，这就促使精英们部署力量对抗当权者以免其重又实施独裁统治。尽管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提出了一种不平等和民主转型之间“倒U型”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高度不平等的水平下实施民主化的国家“不会稳定，因为政变非常有诱惑力”。对于精英们来说反抗民主制的成本比在民主政体下进行财富再分配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要小。
二、方法：因果过程观察
乍一看，这些理论看起来是经得起相对简单的检验。不平等的程度是否与朝向和背离民主制转型有关呢?然而，实证检验被以下事实所复杂化，即不平等的不同程度会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分歧以及数据质量相当低劣这些事实。我们还发现，通常用于研究设计的衡量民主的措施仍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
检验这些理论的问题不仅仅受到数据的限制，还与大多数跨国民主化设计的简化形式密切相关。这些量化的模型通常是因果过程的干扰因素，而直接关注一些前提条件(指的是不平等的程度)与在这种情况下的结果变量，即政权更迭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关于过程跟踪和因果过程观察的文献所指出的那样，③实证性的问题不仅是先前条件是否与统计结果相关联的问题，而且也是先前条件是否通过规定的因果机制相关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了解的不仅是不平等是否与政权更迭相关联，而且这种影响是否通过分配冲突理论中所假定的特定因果机制发挥作用。
因果过程观察法包括以下两个阶段：(1)案例内的分析和编码；(2)案例的汇总(Haggard，Kaufman，and Teo 2012)。这种方法的核心特征是选择因变量，此方法用来检验特定的理论并且依赖于导致政权更迭的因果机制的鉴别。为了与通常的做法相区别或随机地选择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我们的做法是在相关时期(1980—2000)选取所有民主转型和回潮的案例。这些案例选自我们的数据库，来自Cheibub、甘地和弗里兰(Cheibub，Ghandi，and Vreeland，CGV；2010)之中关于民主转型和回潮的二分编码和来自于第四政治体(Polity Ⅳ)。对于连续的第四政治体(Polity Ⅳ)的度量，我们使用6分作为截止点来表示一种转型，6分是数据集本身所使用的一个参照点。然而，我们已经检测了替代的7分和8分的截止点，发现了一个规律：在我们的样本中，随着曲线的上升，分配冲突转型的百分比实际上分别下降到47.9％和42.1％，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
案例内的因果过程观察涉及行动者决策及最终的决策形式的经验次序的重组，这一重建是由理论所假设的为了产生预定的结果。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分析编码是否符合或是在何种条件下符合假定的因果逻辑。然后，这种编码可以聚集到第二阶段，以便能够将整个集合及其子集的特点考虑进去。
在建立政权更迭的因果过程观察数据集的过程中，我们从规定的因果机制开始，这种机制通过以下要素从不平等开始扩展：穷人的分配性不满或者——更通俗的说——通过中低收入群体的联合所产生的动员；精英对于镇压这些挑战或作出政治上的妥协的成本的计算；大众对于那些精英决定的重复战略回应以及政权维持或更迭的最终结果(Boix 2003，27-36，and 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181-220)。在第一个例子之中，我们试图证实分配冲突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导致或构成政权更迭的决定。对于民主转型，我们首先要鉴别威权统治者的决定是作出政治上的妥协或是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对于民主回潮，我们要鉴别通政府内或外部的挑战者所采取的推翻民主制的行动。每一次转型和回潮之后，我们会提供一个描述，即关于重构因果过程的描述以及评估在讨论中的关键性政治决定是否是分配性冲突的结果这样的描述。然后，我们会给出一个用来作出决定的编码和参考的正当理由。
给定时间段的所有案例的选择都具有我们称之为“第二阶段”分析的优势：单独因果过程观察的汇总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或是相关子集的人口的可行性分析。例如，我们尤其关注较高和较低的不平等案例，因为理论对于此类案例应该怎样表现有着特殊的期望。
因果过程观察的方法有很多优点，它可以通过定量的实证设计来丰富正式理论的检验。我们把它视为对于此种方法的补充，而不是对于这种方法的替换。在一个定量模型中，像不平等这样的结构性变量的影响或者像抗议这样的行为变量的影响，每一种结构变量的影响都通过跨越不同种类的案例集进行评估。一些转型是规定的因果机制的结果，而有些则不是。聚焦于平均处理效果掩盖了转型路径的异质性，正在讨论的变量或者非常重要或者没有任何意义。与此相反，因果过程观察并不关注这些正在讨论的变量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而是关注案例中转型的路径是否符合理论模型中所假定的因果过程。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关于不平等和政权更迭的定量研究多是高度非结论性的，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上也是更为有限的。然而，因果过程观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定量分析进行补充，这两种方式可以加强因果关系的推论。首先，如果因果过程观察显示，在大量的案例之中，精英阶层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冲突驱动了民主化转型，那么它就可以重新处理无效的统计结果。例如，因果过程观察表明，我们需要更好、更规范的定量模型和更适合的措施来处理不平等问题。然而，如果在大量案例中，这种冲突不是引发政权更迭的动因，这个发现将会是不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尽管不平等在定量分析中有统计学的重大意义，这种发现仍然可能是不确定的；如果因果过程观察显示不平等的影响是通过因果关系渠道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假定的博弈论模型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仍然将会发生。
原则上，多级模型能够用来构建这样的机制：利用结构原因工作，通过干预行为对制度施加影响(King，Keohane，and Verba 1994，85-87)。一些机制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机制只是中间变量的链接(Beck2006；2010；Gerring 2007；2010；Hafner-Burton and Ron 2009)。尽管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是对于简化形式的持续性依赖却说明：实际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重新编码数据库以符合更精确的理论检验，这样做的劳动强度过大。
三、朝向民主制的转型
近来，其他的定量研究一直继续研究博伊克斯(Boix，2003)、埃斯莫格卢以及罗宾逊(Acemoglu，Robinson，2006)他们所提出的挑战，却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像博伊克斯、安塞尔以及塞缪尔斯(Boix，Ansell，and Samuels，2010)考察了长时段和战后的案例(1850—1993，1955—2004)。他们发现土地的集中使民主转型更不可能，但是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却使民主转型变得更有可能。他们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反映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挑战了土地精英们，这一发现非常符合博伊克斯(Boix，2003，47-59)、埃斯莫格卢以及罗宾逊(Acemoglu，Robinson，2006，266-286)他们自己模型三个阶级变量的扩展。
其他数量有限的测试在文献中一般未能发现不平等和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达特和米特拉(Dutt and Mitra，2008)的一个横断面设计发现了由基尼系数测量的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关系，但是未能发现不平等和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克里斯蒂安·霍尔(Christian Houle，2009)用不平等的另一种测量方法建立了一个数据集：在制造业部门中收入的资本份额。通过使用由普热沃尔斯基(Przeworski et al，2000)、Cheibub以及甘地(Cheibub and Ghandi，2004)所发展的二分编码，霍尔证明了在1960到2000年期间不平等和民主转型之间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关系，但是不平等却是民主倒退为威权制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在对民主化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中，特奥雷尔(Teorell，2010，60)同样未能在基尼系数和民主转型之间发现任何关系。
(一)分配性冲突与非分配性冲突带来的转型
关于不平等和政权更迭的定量研究多是高度非结论性的，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上也是更为有限的。许多测量并未在经验上对这些潜在的因果进程进行建模，而这些因果进程在最为重大的有条理的模型中却起着规定性作用。因此，为了了解对这些因果机制的观察结果，我们在理论工作中需要解释这个潜在的因果机制。有两个机制处在中心位置。首先，精英们必须面对来自底层的附带政治要求的分配压力，或者是来自这种压力的清晰可见和迫在眉睫的危险。若没有这样的压力的话，就如普热沃尔斯基尖锐地指出的那样：说不清为什么精英会主动割让权力。其次，在最低限度的当前事件进展中，肯定还存在着关于镇压这些挑战会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精英作出制度上妥协的某些证据。因此，我们将分配冲突转型编码为这样一些类型，在此之中以下的两种类型都会发生：(1)对部分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或这些群体的代表(比如政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再分配问题上不满的动员会对统治精英手中的职权构成威胁。(2)镇压这些需求所产生的不断上涨的代价可能会使精英有动机作出政治妥协或者退出，这有利于民主派中的挑战者，通常显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序列(威权者的退让紧跟其后的大众动员)。
在对这些事件的编码中，我们以谨慎性的包容来编写这些编码规则，而这些规则使这一理论在没有反面证据下就能成立(Haggard，Kaufman，and Teo 2012)。我们的编码过程让我们能去考虑各种分配性的冲突，而无论是研究城市阶级斗争还是研究种族和宗教不平等的单个测量都还没有把握这些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必然围绕着与众不同的和明确的不平等而展开。经济上的弱势者和代表他们的组织不需要在反抗现行政体的运动中成为唯一的被动员者。虽然大众动员可能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对再分配的需要，但它也能被其他的不平等所激发。
关于在缺乏实际动员情形下的潜在威胁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编码问题。正如，埃斯莫格卢以及罗宾逊(Acemoglu，Robinson，2006)在辨别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权力时所指出的，几乎在每个案例中，穷人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但旨在清除潜在的长期威胁的改革战略之基础却依靠于可能性评估和精英认知时局的眼界。而这些改革与那些将精英的反应引向更为当即的挑战的权宜之计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我们也警觉地意识到了编码挑战：实际上，随着分析的杠杆效应的对应下降，任何事件都能被编码为存在着底层挑战的事件。但是，在关于要求民主改革的大众动员的近代历史的既有之处，我们把潜在威胁也加以考虑。
我们把所有的事件进行编码，在这些事件中，来自下层的威胁根本没有发生或这些压力就如同“非分配性转型”那样，只表现为起着边缘性的因果作用。为什么在缺少重大的下层压力时，精英会退让或作出制度性妥协，而这种妥协不止威胁着当下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而且也会延伸到无限的未来。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Huntington，1991；Linz and Stepan，1996；Collier，1979；O’Donnell，Schmitter，and Whitehead，1986)，从封闭的政治体系到民主的过渡可以有多种路径。我们将其归为三类：由国际压力所驱动的路径、包括了精英内部冲突和变节的路径、以及当权威权者做出退让的路径，此路径中威权者相信，他们自己能通过限制民主的再分配影响来控制转型后的民主秩序。
国际因素在很多的第三波民主转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Boix，2011；Whitehead，1996)。在包括格林纳达(1984)、巴拿马(1989)和海地(1994)的一部分案例中，外部的干涉采取的是军事形式。但特别是在冷战末期，多边和双边的经济援助变得更加不能容忍，那些显得该对经济管理不当和彻底的腐败负有过错的非民主政权。在一群收入低下的非洲国家中，威胁撤回和撤回援助在转型中发挥着尤为显著的作用。
即便我们把国际压力放在一边，底层的威胁也不是使精英默许民主化的制度性变化的唯一国内压力。在非分配性冲突事件中引起转型的一项通常原因是精英内部的对抗。比如，当政权内的派系寻求对当权者的替代时，或者当对抗产生于政权外部的精英挑战者的联合时，这些对抗就可能源于那些构成威权联合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们之间的竞争(Slater and Smith，2012)。在很多事件中，我们发现，对精英而不是对大众挑战者的让步显得与刺激富人反对穷人的分配性冲突一样重要。
甚至当精英们相对团结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能在降低镇压成本时，保持政治进程中的影响，他们仍然会默许甚至引发民主变革。当权的精英能以几种方法来如此行事，包括通过对能赋予他们有效否决权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或通过对能扩展出其他社会分化来平抑分配性冲突的政治党派的组织。主导性的党派向当权的政治精英提供特别的组织性的优势。这一优势可以在更具竞争性的背景中重新排布。
注意到每个我们所描述的可选择的国内因果机制——精英内部的冲突或变节，以及由于对转型后机会的自信，威权主义精英放弃政府职位——可能会出现在与当即的下层威胁的薄弱环节密切相关的实事中。在这样的威胁有限的地方，精英更可能控制变革。在其中穷人没有通过纲领性的政党、工会或其他组织得到动员的社会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贿选、赞助和其他形式的庇护主义控制手段，该控制手段能保证精英甚至在名义上的民主体制中也能控制政治(Kitschelt and Wilkinson，2006)。
(二)不平等和分配性冲突转型的发生概率
在本文中，我们也指出了基于政体转型编码程序的三种事件的分布。这些事件根据三种不平等的测量而排列。这三种测量是：克里斯蒂安·霍尔(Christian Houle，2009)的对制造领域内收入中的资本份额(capshare)的测量；基尼系数，其来自德州大学不平等研究项目的被评估家庭收入不平等(EHII)数据库(2008)；以及万哈宁(Vanhanen，2003)的土地不平等测量。
29％的转型发生在被收入资本份额测量法和基尼系数测量法判定为高度不平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且34％的转型发生在被土地分配测量法定判为前几位不平等的国家中。更多有问题的和与理论对立的期望值都存在于博伊克斯(Boix，2003)、埃斯莫格卢以及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的研究中。在高度不平等的案例中有一个实质的分配性不平等发生率。在用基尼系数法测量不平等的时候，大概有75％的高度不平等的转型是分配性冲突转型，而用土地不平等测量法时，这样的转型只为60％，用收入的资本份额测量法时，这一发生率为75％。
关于在民主转型中分配冲突的作用的理论预期是什么?我们发现分配冲突在具有推动力的转型中起着因果作用，这一推动性的转型占55％的CGV转型和58％的政治转型。这些转型案例数量很大，但在这些案例中不占有压倒性的份额。我们发现，非分配型冲突的高百分比有力地证明了，不平等和分配型冲突之间的联系是条件性的。但即便这些发现也需要被我们编码法则的包容性所调和。虽然下层的压力在大量的中等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南韩和南非中起到了十分明确的重大作用，但在对因果机制的权重存在大量模糊性的地方，我们广泛的编码法则也使得对这些作为分配冲突的案例的等级划分成为必要。具体案例中的模糊性来源于以下三个要素中的一个或多个：
(1)某些分配型冲突转型发生在小型开放经济体中，这些经济体非常易受到捐助方和其他国际因素之压力的影响，而且这些压力又可能是决定性的。
(2)抗议活动的阶级基础构成了第二大模糊性来源。在很多案例中，抗议活动往往被中产或更高的中产阶级所主导。即便我们看到了包括穷人在内的跨阶级合作的存在，这一模式的阶级动力也会招致疑问。
(3)模糊性的第三大来源包括了对在反抗需求中对再分配不满所发挥作用的判断；在很多例子中，难以将再分配的需求同对保护特权地位的不满情绪和对专制主义的当权者或国家主义主张普遍的不满相区分。
尼泊尔就是个例子。这一案例中的关键决定是得到军事强人同意的，阿里·赛义布(Ali Saibou)将军召集国家会议，之后该会议承担了过渡政府和竞选组织者的角色。分配型的抗议者在赛义布决定对当局做出让步中起到了作用。抗议起初来自代表了39000名公务员的尼泊尔工会和代表了近6％的乡村学龄人口的尼泊尔学者联合会(Gervais，1997，93)。两者都艰苦地对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的顽固的调整计划，但这一冲突没有吸纳穷人的加入。正如热尔韦(Gervais，1997，105)写道的，“被调节政策所抬高的政治赌注趋向于对现代部门中组织化团体的利益做出同对传统特权阶层一样多的让步。”即便不论我们编码决策的包容性，这种转型过程直接映射了潜在的梅尔泽—理查德(Meltzer-Richard)模式(在该模式中穷人甚至中产阶级的利益被挑动起来反对富人)最多也只是模糊的。
与脱离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相关的不满情绪的性质也值得特别一提。在三个这样的国家(克罗地亚、马其顿和白俄罗斯)中，编码毫无疑问是非分配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关于分配型的大众动员是完全不存在的，或者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独立的政治进程是精英内部过程的结果。但是在波罗的海国家中，以及在乌克兰、蒙古和亚美尼亚，关于参与大众动员的群体所提出的要求的性质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在关于建立编码时咨询的几个地区问题专家反对轻易地将这几个国家划分到分配冲突类型中，它们应该被视为跨阶级的分裂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跨国帝国崩溃的结果。在这些国家中，我们认为政体内本地居民和俄罗斯人之间冲突的迹象使一种“分配性冲突”的编码是恰当的，但是承认跨越阶级界限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愿望的至关重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指出，在之前讨论的几个模糊不清的案例中，大众反抗是在严重的国际压力背景下展开的。然而，在其他案例中，反抗是软弱无力的或是完全不存在的，且外部的干预是明确的。格林纳达(1984)和巴拿马(1989)的转型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军事行动。在海地(1994)，当21000名国际部队准备登岛时，军事统治者通过谈判让出了权力。在科摩罗(1990)、佛得角(1990)、中非共和国(1993)以及塞浦路斯(1983)的转型中，来自捐助者或大国赞助者的外部的政治经济压力同样是决定性的因素。
精英内部冲突在大量的非分配型冲突案例中看起来意义重大。我们可以以巴拉圭1989年的转型为例。巴拉圭转型的关键点是一场宫廷政变，它推翻了老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并发起了一场宪法改革的进程和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这场政变是由斯特罗斯纳的二把手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General Andres Rodriguez)和执政的科罗拉多党(Colorado party)的一个派系领导的，后者希望通过精心策划一场“非个人化”的转型来延长一党统治。大众的反抗并没有严重威胁到政权(Lambert，2000)。
在墨西哥，执政的革命制度党(PRI)主要受到了商业精英和一个反对党即国家行动党(PAN)的挑战，它们外在于政权及执政联盟，且所要求的是更少而非更多的再分配。大众对于地方选举中涉嫌欺骗的抗议增强了国家行动党在与执政党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力量，但是政治左翼力量在使现任政权丧失权力的过程中只扮演了边缘性角色。在其他案例中，精英向其他重要精英的妥协让步的表现，在巴基斯坦是军方默许议会政治家接管权力，在泰国是军方与国家北方新兴政治经济精英的和解，另有国民党与台湾本土精英的和解。
最后，在大量的案例中，现任威权的精英在这样的假设下——不管合理与否——开放政治，即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政治体制来限制其再分配的影响。土耳其军方在1983年将权力移交给一个新的平民政府，但是这只能发生在粉碎左右暴力派系之后，这种左右暴力派系的存在曾经一直是20世纪70年代末土耳其政治的特点。当土耳其在1983年初逐渐重开政治空间，军方也否决了围绕着能带来关键政策领域否决权的树大根深的政治家和既定的体系而组建的政党。虽然军事精英对于一个已经运作的反对党的胜利感到惊讶，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大众动员的威胁影响了允许选举或允许结果有效的决定。
在智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改革进程，在那里，即将离任的政府建立在一个特殊的机制基础上的，通过该机制军方将继续实施监督，而政府的支持者也能被高度代表(Haggard and Kaufman，1995)。这些机制包括建立起对军事机构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能限制新任政府权威的宪法和司法保障体系，以及分配即将充满旧朝权贵的参议院议席。在肯尼亚、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在新的自由化的环境中，竞争积极成功地进行时，统治当局逐渐地放弃权力。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包括匈牙利和蒙古，也符合这一模式。
从我们对于民主化转型的探讨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尽管肯定有一些民主化转型是由符合理论的分配冲突的方式来驱动的，但是这些案例从任何系统化的方式来看好像都与不平等的水平无关，定量研究结果的缺乏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在来自底层的大众压力缺失的情况下精英并不会让出权力的假设被替代转型路径的高发生率所质疑。考虑到这两个方面，这些结论表明，这一理论至多是不明确的，需要更明确的界定它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再分配冲突浮现出来。我们将在结论部分再次讨论这些问题。
(三)民主制的崩溃：因果过程观测
尽管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2006)以及博伊克斯(2003)针对民主转型问题提出不同的预测，但是他们认为当民主制确实出现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时更容易倒退为威权统治。正如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所简洁描述的，“在民主国家，精英不满于高度的再分配，其结果就是着手推翻民主统治”。这一观点与早期的“官僚制威权主义”理论相符。“官僚制威权主义”曾出现在拉美南部国家(O’ Donnell，1973，对该理论的批评可以参见：Collier，1979；Linz and Stepan，1978；Valenzuela，1978)：巴西(1964)、阿根廷(1966)、智利以及乌拉圭(1973)，并波及其他地区(例如，1987年的韩国)。
与民主转型的定量分析数据不同，跨国分析数据在证明不平等与民主的稳定性不兼容方面更具有说服力(Dutt and Mitra，2008；Reenock，Bernhard and Sobek，2007)。霍尔(Houle，2009)通过资本份额这一创新的测量方法来验证不平等和民主稳定性的关系。他发现，在1960年至2000年，相对于劳动力，高回报的资本明显破坏民主的稳定性。我们使用土地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万哈宁指数复制霍尔的模型。尽管土地没有显示出效果，但是，不论是在1960到2000年间，还是1980年到2000年的第三波期间，基尼系数仍是民主崩溃的重要指标。
这些结论用于定性分析时还能成立吗?因果过程观察在多大程度上与分配冲突理论的预期相符?在这些民主转型案例中，我们思考再分配的政治压力是否推动政权的更迭，在这些案例中即为民主制的崩溃。我们将这一类民主回潮定义为“精英应对”型，这与分配冲突模型相符。在这些案例中，精英破坏民主的方式有二：或者通过罢免依赖下层阶级或体制外群体的政治支持并积极致力于资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的现任政府；或者对政治竞争施加限制以防止有着明确再分配目的的联盟的上台。在这些案例中，存在着明显的分配型冲突，并且精英反对通过民主程序积极致力于更大程度再分配的政府、政党和社会组织。
我们也确定了分配型冲突倒退的第二种方式，在这种倒退中，现任民主政府被威权民粹主义领导人所推翻。这种回潮类型与我们所认为的由右派所驱动的预期不相符，但是这类倒退明显涉及再分配冲突，博伊克斯(Boix，2006，18，214-19)对此给予一定的关注。而在“精英应对”型倒退中，民主制的挑战者们诉诸扩大精英的利益，抑制民众的利益。在“民粹主义”型倒退中，威权挑战者呼吁民众的支持，将目标对准了精英。
最后，“非分配型”民主倒退是无效假设的明显案例，但是我们区分了两种亚类型。在一些案例中，支持倒退超越阶级划分：威权挑战者们利用对现任民主政府的广泛不满，引出诸如经济表现和腐败这样的广泛的结合性问题，这些都超出分配差异。在另一些案例中，纯粹是精英内部冲突导致民主回潮。军队——或者内部的派系——发动政变反对当局者，或者竞争的经济精英可能调动军队、民兵或其他武装力量反对民主统治。我们将这些非分配型冲突案例分别称作“超越阶级”型民主倒退和“精英内讧”型民主倒退。
(四)弱势民主综合症
我们不致力于详述一个第三波期间民主不稳定的替代性理论，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了一个“弱势民主”综合症，这一症状与越来越多的关于民主脆弱性的文献相一致(Diamond，2008；Levitsky and Way，2010)。然而，在转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强调至少一些国家的民主回潮可能是支配这两个有影响力数据集的编码规则的人为产物。
然而，政权更迭的分配冲突理论的弱点不是一个单纯的编码规则的人为产物。这一理论中所假设的因果机制也没有运转。泰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加纳、危地马拉等国的选举竞争是由与经济精英和军方当局有着密切联系的互惠型政党所主导的。在这些国家中，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国家存在明显代表穷人利益的政党、利益团体或者社会运动，这些穷人反过来可以作为引发精英干预的分配冲突的基础。
相反，政治精英内部的冲突——国内外之间——更有可能对民主制提出挑战，其中军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11个案例中的分配冲突与民主制的崩溃相牵连，军事很有可能被视为精英的代理(精英应对造成的民主回潮)或者是被排斥的社会力量的代理(平民主义者造成的民主回潮)。然而，在其他的许多案例中，进入到政治中的军事力量主要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在之前的军事干预已经确立了一个先例的情况下这种干预更有可能发生。
短期经济表现和民主回潮之间的关系也被详细地研究了(Gasiorowsksi，1995；Haggard and Kaufman，1995；Kricheli and Livne，2011；Teorell，2010)。普热沃尔斯基等人(Przeworski et al，2000)证明连续三年的经济负增长之后民主生存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平均而言，民主回潮国家的经济在倒退的这一年下降1.6％，这一数字处于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中间。低人均收入和低增长这两种都为挑战者采取行动提供了默许甚至是不满公众的支持。
总而言之，在第三波期间对于驱动民主回潮的因果机制的详细检验证明了一种更深层的综合征。在这一症状中，分配冲突扮演着一个令人惊讶的次要的角色。诸如低人均收入和结合短期危机的弱势制度这样的结构性约束似乎是这些弱势民主国家垮台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分配冲突理论可能仅仅比它们的倡导者所表明的要弱一些，我们稍后会强调几个关于政权更迭的替代性方法。尽管如此，从直观上来看，分配冲突理论的核心洞察力还是具有吸引力的，而且我们倾向于去寻找精细化的路径。路径之一就是去考虑不平等是否通过不同于分配冲突理论家们假定的那些来渠道影响民主制的稳定性。高度的不平等可能是“弱势民主”综合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例如，低增长和贫困造成的高度不平等(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反过来是与政治上不稳定、孱弱、低效的国家相联系的(Londregan and Poole，1990)。这种因果的路径可能有助于解释一种重要的低收入阶级的案例，正如我们讨论民主回潮的结论中所阐述的。我们稍后会回到这类国家的讨论中。
集体保护公民来反抗精英是分配冲突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因果机制，但是这样的做法将会完全放弃这种洞察力。动员这样保护的激励和能力在理论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或者被假定是不平等水平的一种功能或这样的激励和能力是被完全忽视掉的。奥尔森强调的“搭便车”问题使重新分配中共享的利益使大群体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这一假设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难题已经成为不仅是有关政权更迭的文献而且是关于革命、集体暴力以及抗争政治学文献的基石。
在缺乏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能力的情形下，无论是朝向民主制的转型还是背离民主制的转型都更有可能反映了狭隘的、内部精英的冲突。尽管这样的冲突必定有分配的成分在内——并且确实有高度冲突的成分——但是很难将他们根植于梅尔泽—理查德模型的阶级冲突的逻辑中。尽管我们在高度不平等的案例中发现了大量的分配型冲突的转型，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收入和资产的集中同样可能使精英有权力塑造政权变迁的过程。关于收入分配的转型效果可能是倒退的，也可能是进步的。
我们推测，分配冲突理论可能最终被证明在形式上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们依赖于集体行动的激励和能力，这些激励和能力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不平等的水平。那些可能使中下等规模群体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附属条件是什么?我们确定至少有三条研究路线，每一条都是我们在文中已经讨论的政治经济方法的潜在的补充，但是可能同样也是研究政权更迭的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研究方法。
达到超越一种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来澄清这些条件可能没有必要，在这些条件下分配型冲突变得更有可能影响到政权的更迭。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时间点，博伊克斯(Boix，2003)、埃斯莫格卢(Acemoglu)以及罗宾逊(Robinson，2006)都指出，集体行动的能力在相对发达国家中可能更重要，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组织提供了社会性的基础。我们的案例研究同样显示了中等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反差，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在贫困国家中低收入人群集中于农业和城市的非正规的部门，后者的集体行动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在相对工业化的国家中，例如阿根廷、巴西、波兰、南非、韩国，分配冲突的转型卷入到甚至是由工人运动所引导的相当长时间的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中(Collier，1999；Drake，1998)。相反，在一些我们考察过的贫困的非洲国家的转型中，代表穷人的政治性政党和公民社会团体常常太软弱而不能抑制国家精英和其他更有权势的社会力量的掠夺性倾向。因此，通过内部精英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权的变迁(Bratton and van de Walle，1997)。在这些案例中，转型和回潮通常都最好地回应了对恶劣经济条件的普遍性反抗，这些反抗是由生活条件相对渐好起来的城市力量发动的，他们中的很多都与国家机器有着紧密的联系。
制度方法是解释集体行动的另一种新的尝试。在半威权政权中关于民主的或关于集体行动制度化机会的以往经验对于理解集体性的挑战如何随后被动员起来的可能是重要的。在拉美国家，最初是由国家资助和发起的社团联盟(Collier and Collier 1991；Schmitter 1974)，随后在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形成了反抗现任威权者的核心力量，正如一些与国家有着紧密联系的立足于劳工的政治性政党那样。
在更为一般的水平上，威权体制的差异可能型塑导致民主确立或回潮的行动者和分裂者。科利尔(Collier，1999)已经用欧洲和拉丁美洲早期民主化的转型从经验上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各种威权制度的大量文献同样对战后时期的转型提出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Geddes，1999；Levitsky and Way 2010；Magaloni and Kricheli，2010)。这种政体对民主的需求所提供的集体组织空间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例如，在半竞争政体下受控的竞争可能会为动员创造机会，这种动员随后演变成对政权本身的挑战。同样有可能的是受控的开放通过有组织的渠道招募支持者、受控的机会以及揭示诸如反对派的身份和实力这样的政治上有用的信息可能会对当局产生优势。
最后，社会运动和“抗争性政治”的文献提供了政治经济方法的最明显的替代方法。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强调的是政治性机会、资源以及文化背景的意义，尤其是打造一条与严格地关于集体行动的理性主义者的解释和强调如不平等这样的潜在的结构性条件的理论都相反的路径(Mcadam，Tarrow，and Tilly 2003)。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关于东欧和前苏联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运动的分析集中于抗争性政治文献中强调的因素。例如，库比克(Kubik，1994)对于团结一致的运动如何被动员起来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这一运动所围绕着的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返回波兰后随之出现的抗议性演讲。更广泛地说，贝森格(Beissinger，2002)关于前苏联反政府抗议的开创性工作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民族特性，而不是社会经济的不满，从而作为主要的激励来反抗苏联当局。正如我们在讨论编码时所争论的，这样的抗议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的反抗。它同样可以被视为对分配冲突方法的结构性和理性主义基础的一种替代。
关于集体行动来源的这些分析和分配冲突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不直接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甚至是抗争性政治的活力可能只是影响了分配冲突方法中强调的不平等的效果。不管怎样，鉴于我们研究结果中不可知论的这种性质，他们也可能被证明是具有竞争性的解释，这种解释摆脱了对潜在不平等的强调。一个重要的研究是利用各种机会在各种竞争性理论之间作出区分，根据观察来看这些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的。
最后一个理论说明涉及的是在我们的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性因素，它被限定在第三波时代中。正如在引言中所注明的，这一时期包括重要的国际系统性的变革，以及许多案例有着重要的国际性的维度特点。冷战的曲折终结消除了威权统治者从一些大国的赞助中获取权力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国内的政治行动者包括弱势群体的资源和算计。随着越来越宽松的国际环境，民主可以扩展到那些有着巨大阶级结构差别和不同程度不平等的国家。
注释：
①原文出处：本文编译自《美国政治学评论》2012年8月第106卷第3期。题为：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
②全球政策中心的Polity Ⅳ Project，由蒙蒂·马歇尔(Monty G.Marshall)和凯茨·尤格(Jagger)所编制，主要由政党竞争程度、公职人员的开放与竞争程度以及对元首的制衡程度三者综合而成。
③因果过程观察这一概念脱胎于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开创的较早应用于过程追踪的方法论。随后，又融入了正式模型的实证检验，其中包括“分析叙述”。尽管科利尔、布雷迪和西赖特(Collier，Brady，and Seawright)在因果过程观察和过程追踪之间做了区分，我们还是在实质上将它们看做是相同的。然而，我们更喜欢把它称为“因果过程观察”，因为它强调与特定理论检验的联系，我们建议较晚地运用这种特定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支持因果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