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络论文,民主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 截止1999 年3 月， 全球互联网络（Internet）用户已经突破了1.67亿，联入网络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87 个，预计到2002年，用户将增加到3～10 亿（不同的专家和机构给出的不同数据极其悬殊，反映出对未来不同的认知）。毫无疑问，互联网络的发展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外在也最扩张的特征，它不但创造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在线空间”（Cyberspace），而且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
随着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在政治领域有两种关于民主的几乎对立的观念同时流传。乐观者认定，网络将带来权力的分散和直接民主的复兴。而悲观派则认为，与之相伴随的要么是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泛滥，要么是变种的政治控制得到加强。
这个时代“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注：E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讨论的就是互联网络的发展与民主的前景这个关系人类未来的初见眉目却又有些不定的课题。
网络对政治民主的积极推动
“民主”是政治学中使用频率最高、也最不能精确表述的主要概念之一。即使是《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也未能给出十分明朗的定义。（注：参阅《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为了使讨论不至于过多地被概念缠绕，我们把本文指称的民主更多地限定在政治参与和制度安排的层面。例如，我们既要从公众的角度考察，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手段和途径）改进了吗？利益表达和聚合的自由增强了吗？对政治候选人的了解和选择余地变多了吗？也要从制度的角度讨论，政治集权的程度减弱了吗？对政治信息的控制降低了吗？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更畅通了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手段吗？等等。对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看起来是推动民主的积极因素，反之则是民主的被削弱。
从当下可见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网络发展对民主的积极推动：
1.网络发展削弱了集权控制的能力。
被誉为信息时代思想家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把权力的分散视为数字化生存四大特质之首，认为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将随着网络的发展成为明日黄花。（注：参阅N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在互联网络出现以前，大型计算机及其对信息的垄断处理方式是权威、组织乃至技术精英统治的有力象征。反主流文化分子宣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以便使数百万人有机会调用世界上的各种数据库，这是大众获得自主权利不可或缺的条件。早在7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诸如以“社区记忆”为代表的民用局部网络雏形，其创意者的核心观点就是打破信息垄断，竭力分享和传播信息，他们认为信息不仅是一种工业必需品或者商品，由于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公众的生计都一天比一天更加依赖于信息，对信息的了解与掌握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生命线。事实上，一部电脑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集权不断趋于分权的历史。其中有两个意义重大的转折，一个是电脑从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机转变为普通百姓也可使用的个人电脑，另一个就是网络的兴起。前者类似贵族专有向平民化的转变，它强化了分权和平等的观念；后者使亿万台计算机连同电缆和卫星技术一起，交互作用，这一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庞大的蛛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潜在地具有颠覆作用，它扩大公众的选择机会也天然地符合民主精神。
互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一是扩大了社群的分化。与电视那种传统媒体的霸王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电视传播是单向的、选择面窄、自由度低，而网络的异步传输与交互式沟通使得个人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和吸纳信息，公民在面向世界的同时被尽可能地因兴趣爱好等而分化，它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当中。
二是促进了交流的平等。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制等级观念，一个平民通过网络访问总统变得比从前容易了许多；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的子弟访问同样的知识源泉；无中心散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
三是提高了参与的能力。比特（bit ）能以光速无障碍传播这一特质，结合网络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开创了信息多元传递和言论自由的全新局面，政府审查制度在网络上形同虚设；由于传播成本相对低廉，它使得财力有限的组织和个人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其思想的能力大大增强，完全受大众传媒控制的状况得以改观。
网络的分权、平等和能力特征，在削弱集权控制的同时明显拓宽了民主的内涵。
同样重要的是，网络这种可以把五大洲迅捷联系起来的无孔不入的传播形式，造就了更加有分量的全球舆论空间，一国内部的事务将越来越多地引发世界范围的讨论。它虽然还不具备使政府从此规规矩矩的作用，但它提高了藐视全球舆论的代价。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精明的政府正在把全球舆论当做一种干预他国的有效武器加以运用，而大国的霸权也在遭遇强大的全球舆论的反击。
2.网络发展改善了民主参与的技术手段。
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面对6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注：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一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而网络作为新的政治参与手段无疑更具威力， 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连线政治后，它必然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
1994年，加拿大政府公开了一份划时代的文件：《运用信息科技改造政府服务之蓝图》，使得加拿大成为最早面对相关问题的国家。在美国这个率先跨入网络时代的国家，人们更是已经看到很多喜人的变化。几年前，在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它通过一个双向的通讯系统，使居民可以经由电子设备真正参与地方计划委员会的政治会议，他们在家中按一下按纽，就马上能对地方分区、建设高速公路等建议进行投票，还可以参与讨论，发表广播演说。现在，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这一过程，并把范围无限扩大。
美国众议院院长金里奇上任不久就主持开通了国会的网络系统；商务部国家信息技术中心则创建了一个名为“联邦世界”（Fed World ）的全国性电子公告系统；正在建设的交互式“公民参与中心”（Citizen Participation Centre）则能把各种联邦机构的几千个地方办公室纳入其中，这样，公民可以很方便地同所有联邦机构的公共事务部门通信。
在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计划中， 一个更为健全的“电子公所”（Electronic CoMMous）将是未来“电子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一个国家能灵活自如，其政府高效、节俭，并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引导；能创造优质职位并造就出相应人才去担当此等职务；能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注：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等：《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从公众的角度看，网络这种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乃至政治控制的互动的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民众的情绪会左右议会的局势。政治家们可以立刻看到对公众意见的调查，网络将成为进行政治对话的一条主要途径。
从技术上说，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目前美国的家庭电脑普及率在40%以上，上网人数超过6000万）就具备了利用网络来进行政治投票或对重大问题实行全民公决的可能性，而别的后发国家也正在奋力追赶这种趋势。
A ·托夫勒夫妇把这种从依赖代表转为依靠人们自己的过渡称为“半直接民主”。（注：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6页。）而走得远的人欢呼，以前仅仅能在小国寡民状态实施的直接民主由于技术的进步已经能够在广袤的大国展开，以后议会和代议制民主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3.网络发展凸显了少数派权力。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很多年前就睿智地看到：“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如果“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注：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2页。）换言之，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对民主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庆幸的是，网络的发展也有利于保护少数派的权利。
前面已经提到，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引发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人们既可以自由传播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开放而且丰富的资讯中很容易地查找、订阅或点播自己渴望知晓的商业、文化和政治信息。网络中信息的分布和流动不再是线性而是网状，不再是一律而呈现了个性化，人群被不断细化。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聚会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注：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其后果是， 公民参与热情的高涨与个体意见协调的艰难并存，传统意义上一呼百应的政治动员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能实现了。
相反，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还必须看到， 那些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除去政府（含军队）外，主要集中在知识阶层和企业界，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参政水平远远高于普通民众。这就是为什么网民的绝对数量并不庞大而声势却已震撼世界的原因。
少数派权力的凸显将改变政治权力配置和系统运作的模式，并对民主制度一贯标榜的“多数同意”原则构成挑战。广泛的参与与少数派权力的互动也许将成为网络时代民主的主要特征，他们制衡的程度将影响民主的前景。如果乐观一点，它至少为弥补民主设计原则的美好与现实执行的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网络对政治民主可能的反作用
由于技术发展本身的矛盾性，在所有让人乐观的地方同时也可能让人悲观。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政府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电子荒野上，亿万个网民亿万种声音，多数同意的民主原则被伤害后难以找到有效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国家的崩溃；如果国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后果，就会想方设法加强控制；在另一个极端，无法控制的技术进步和信息泛滥，可能把人变成技术的奴隶，表面上拥有无数信息却失去了思想，把分析和判断信息的能力拱手让给技术专家甚至电脑本身。
应该指出，与网络推动民主的可见事实相比，网络对民主的反作用还更多的是一种可能。具体来说：
1.网络发展可能导致严重无政府状态或者更加隐蔽的信息集权控制。
网络导致了国家作用的弱化，在意识形态的控制方面尤其明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大摆讲坛，并且获得了比以往严格控制时多得多的支持。由于密码术的发展，以破坏国家为目的的罪恶计划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策划、组织和实施。在经济领域，庞大的“恐龙”型跨国公司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越来越趋于全球眼光，而把祖国利益搁于次要，有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不惜与政府抗衡。更让政府头疼的是一些网络公民把个人的自由看得高于国家安全和政府权威，计算机黑客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为了展示自己的天才，屡屡以侵入甚至破坏政府信息系统为荣。与从前的井然有序相比，这自然要被视为无政府蔓延的先兆。
其实，无政府状态不可能是网络时代政治的宿命。与利益相伴随的永远有风险，人类自古以来从未生存在一个完美的时空，如今人类也横卧在足以毁灭自身多次的核弹之上。更真实的情况是，主权国家在推动信息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牢牢把握着它前进的节奏。政府的忧虑更象是加强控制的借口。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容忍完全的自由，国家为了维持政权，必定会寻找新的手段和方法来保持某种控制。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制定了严格的互联网络使用管理规定，对组织或个人联入网络进行仔细的资格审查，对信息的流通实施技术上可行的监管（如控制网络的国际出口数量等）。当然这些规定几乎没有效果。
更加有效也更加可行的办法有两种，一是“信息轰炸”，即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使人们无从分辨，无法选择；二是“信息伪造”，即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欺骗公众，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加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这一事实我们早已从好莱坞电影大片中电脑制作的惊人逼真效果中领教到，而相比之下信息及其传播的伪造还要容易得多。过去造谣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听众，现在可以自由涂鸦的互联网却是全世界都在阅读的“一面大墙”。尽管普通公民也可以散布虚假信息，但是力量强弱的对比依然明显，一般组织和个人网上“涂鸦”的本领在很长时期内也不可能超过政府。把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区分开来将是对网络公民的巨大挑战。
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人们的每一笔电子消费、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次信息查询甚至私人生活，都能被电脑忠实记录，这使得权威当局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美国政府就一直试图通过政府强制性托管密钥的政策，以便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检查电子记录的内容。尽管政府可以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列举这样做的理由，但从民主的角度看，让政府掌握几乎可以了解自己全部隐私的密钥，应该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2.网络发展可能使有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得到强化。
有学者指出，“微电子革命引起的核心过程是信息渗透，即在所有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或者受到高技术信息机器的渗透，或完全为高技术信息机器所控制。”（注：利亚姆·班农等：《信息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受到控制机器的技术官僚尤其是计算机专家的控制。
“经典的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做出主要决策。”（注：L·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页。 ）这种状况在网络时代也没有根本性变化。由于技术越来越复杂化，网络时代的权力明显地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他们不但掌握行政权力，还掌握着计算机知识，指挥着大量被储存的信息。利用这双重的优势，他们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包括总统在内的民选代表并不控制作出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不得不依赖智囊和咨询机构，并只能根据他们提供的有选择的信息，推荐的有倾向性的备选方案来作出决策，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另一方面，利用掌握的计算机知识，技术官僚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设计决策模型，可以改变某个程序以使信息或决策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在心怀不满时对政治系统进行致命打击。正如加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扎斯克所说：“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注：西奥多·罗扎斯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95页。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人员威利斯·韦尔更警告说，电子投票系统很容易被操纵，以致“有些选举中很可能会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注：阿尔温·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与权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如果这种状况得到泛滥，其后果将是深远的和严重的。而防备这种情况却十分困难，因为这些专家们的工作超越了大量没有专门知识、没有专门设备的门外汉的判断能力。“民主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注：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 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此外，技术官僚和民众对技术的过分迷恋还会使民主本身失去意义。以无休止的民意调查为特征的肤浅的电子民主制造了消费者和选民至高无上的地位，让领导者饱受民意测验专家和公众情绪的无情摧残。罗扎斯克写道：也许有朝一日会有这样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公众是否同意以往计算总统支持率的方法。然后又有一次民意调查，这次是了解公众对上次调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看法。之后又会有对民意调查所进行的调查的调查。最后才是选举，然而选民选举的却是一次最准确的民意调查所反映的公共舆论。”（注：西奥多·罗扎斯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95页。）流于极端程序化的民主还是不是我们期望的民主？
3.网络发展可能导致信息霸权与阶层差距的扩大。
所谓信息霸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世界范围看，美国霸权和英语霸权表现得特别明显。互联网络上40%的网民在美国，80%的信息流量使用英语。美国人在网上的声音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得多。因此，网络的民主更象是美国人的民主。起码在目前看来，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很难一下打破。其他国家和非英语世界面临的处境艰难，连法国都在呼吁反对英语霸权。
第二，在一国内部，网络的发展也在把人群迅速分化为技术精英和普通大众。两种人在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是完全不平等的，人数不多的前者获得了信息霸权。一方面，计算机的日益普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真正懂得计算机运作原理，能够在信息空间自由翱翔的人并没有大比例的提高，有关网络技术和管理的专门知识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另一方面，在后发展国家，网上的驰骋毕竟还需要支付数额不小的金钱，这限制了网民的规模；即使是已经在网上的人们，也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驾驭信息或参与政治的能力。因此，网络发展使得天下皆同的说法还不是现实，现实是网络把人群分解成两张网。一张是高高在上的小网，那是精英集团，他们相互之间没有层级结构而是网状；另一张是低低在下的大网，绝大多数人在这张大网里。（注：参阅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4页。）
托夫勒正确地指出：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是随着新的传媒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这条大峡谷一样深的信息鸿沟最终会威胁到民主。（注：阿尔温·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与权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对网络发展与民主前景的思考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对网络与民主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但究竟要把什么样的民主带入21世纪？这不仅与网络的发展有关，而且与我们的认知有关。
1.技术的发展能够自动带来民主的重建吗？
网络——一如过去曾经出现的革命性媒体，是这场宁静却又激进的政治与经济权力重新分配的中心。一些人对此抱有强烈的信心，他们认为国家既然控制不住网络的发展，而网络又控制不住个人的思想，还打开了政治参与的全新路径，那么人们要做的就是顺其自然，在它的引导下，社会系统的齿轮会自动作出相应的调整，民主的重建是水到渠成的事。
这种观念未免天真。我们不能指望新媒体能够以其科技上的力量，在一夕之间解决工业民主的慢性痼疾。姑且不谈前面提及的有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控制，需要强大的制衡手段；更明显的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而“民主制要成功，需要一种乌托邦的远见——一条想走更加美好的社会的道路——一种超越狭隘的、宗派私利的远见。”（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我们尽早地为网络的发展设计规范，不单是为了民主，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
2.直接民主就是终极目标吗？
一些人似乎认为，网络最终导致大范围的直接民主，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辉煌的胜利，是人类政治所能实现的终极目标。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这种观念即使不是全错，也有大的谬误。这种观念必定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每一公民都能够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呼声。政府只需要按照多数人的呼声行事，就会是好的或正确的。我们已经谈到过，这种抽象或剥离出来的所谓公意其实是靠不住的。卡尔·波普尔清醒地指出，“被称为公众舆论的那个不可捉摸、含糊不清的实体有时表现出一种质朴的敏锐，或者更典型地，表现出一种超过掌权政府的道德敏感。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更为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加以节制，公众舆论对于自由会是一种危险。公众舆论作为趣味的仲裁者是危险的，作为真理的仲裁者则是不可接受的。”（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页。 ）民主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其成员自己的手中，这既是民主的优点，又是民主的弱点，既是民主的光荣，又是民主的危险。
我们应该确立这样一种观念，民主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的制度安排，它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如果忽略了民主的实质内容，越是看上去完美的形式就越可能把人类导入深渊。
3.如何处理自由与控制的关系？
这个论题可以转化为一个更简单也更刺激的观点：非法侵入信息系统的黑客是十恶不赦的异端还是对绝对权力的制约？是个人自由的无限扩张还是民主政治的平衡器？对此难以作出简单划一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缺少了黑客，信息系统的安全就是无人挑破的神话，信息空间的秩序和安宁就是死寂，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一样很难区别；同样，黑客没有伦理，就成了暴徒，自由没有疆域，就成了灾难。
或许，自由和控制都应确立一定的底线；或许，自由与控制斗争的空间恰恰是民主在成长。或许，“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被看作一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新建构。”（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把握一种尺度，否则， 我们就会犯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concreteneSS）”。
从长远的角度看，人们应该对技术的进步抱有信心。从茹毛饮血发展至今，技术的变革发生了无数次，总的来说，人类总是能够逐渐找到合适的生存方式，例如让世人担惊受怕的核武器，也因为核力量的均势而得以保持一种威慑下的平衡。看起来，人类把可能的后果设想得越可怕，出现那些可怕后果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网络以及它影响的政治制度，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