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误区论文,方针论文,九一八论文,不抵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8-0060-11
1949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政府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p124)。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p172)。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p310)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p81)。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国民政府的指、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他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p102)他所要求于国民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问题，东北易帜后仍暂时缓行。至1931年2月26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月22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此事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p37)。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p52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p592-593)。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站到自己一边。张学良更借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月18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p121)1931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嗳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1931年5月1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p554-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由东北当局自行规划和实施。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p97)[12](p120)自1922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p60-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p60-61)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年12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p91-92)
至1930年11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月6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答：“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p389-398]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国民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p524-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p618)。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p48)。自1928年12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p478)。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国民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p114)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著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p309)。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月16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1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p537-541)4月19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p460)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6](p462)
有的著述评论说：“1931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p670]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他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4](p60-61)
二 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有些论著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或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
有的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3](p173)（注：郭雄城回忆载《东北日报》，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谈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这些电文（报），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出处见参考文献[18]。）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月18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这种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且不论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p126)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13](p275)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p173)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来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祟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p475-476)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的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的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p293-301)[20](p291-300)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资料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p117)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9月18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9月18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p126)蒋氏18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日才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18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述，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p27)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不知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起源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选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平沈（阳）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23](p248)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他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这段回忆编得都有点荒唐。
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方针，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借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著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24](p11-12)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月19日或20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未回到南京。蒋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的），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p53)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26](p24)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27](p66);[23](p264):[28](p210-217)如果这两则回忆属实，也是在事变前命令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免予日方借口，遂其扩大事态、发动武装进攻和占领的狡计。此与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之事变发生后，仍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凭日军宰割，尚不相同。
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问题作过分析：
当时荣（臻）厅长、王（以哲）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据二十一年（应为民国二十年）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抵抗”的‘鱼’电，那是二十年八月六日（应为九月六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荣臻厅长的。原电：‘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十时三十分钟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及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现在回头想起来，‘不与抵抗’系以（日方）‘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的错误。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理，就不应作消极的‘不抵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力一大错误。[2](p288-289)
王铁汉身为一名团长，对上层决策未必了解。他敢批评当年在东北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未批评蒋介石与张学良。但他将事变前遇有敌人寻事（挑衅），力避冲突，“不与抵抗”，与事变发生后敌人已开始进攻“占领”，仍命令“不抵抗”两种情况作出区分，应是有道理的。其实，遇敌寻衅，忍让退避，决不先开火，是为事发前确定之“力避冲突”方针；至事变发生之后，遇敌开火进攻，不加还击，甚至让出阵地，是为“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敌攻，反而自解武装，即发生伤亡，亦不还手，“束手缴械”，让出营房城池，任由敌方占领，这是彻底、绝对的“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极致，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也。我以为，“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没有界限，只是后者为前者发展至极端而已。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主义”有别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事变前，蒋介石主张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的回忆资料，台湾学者刘维开撰文考析，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原始档案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他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之回忆，刘维开亦考订：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几乎不可能有时间见面。[28][29]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犹需考订核实。
四 澄清之四：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有些学者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两段文电连在一起，试图论证：“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无论九一八事变前或是九一八事变后，都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他们写道：“9月23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的急电中，已经隐讳（晦）地说清了这个问题：‘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电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个‘官方’只能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是不言而喻的。”[30](p30-31)
这段论证存在不少问题，须作讨论。一是猛一下从时间看，国民政府发布的告民众书在前（9月23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在后（24日），这一叙述容易使人误解张学良因执行国民政府“避免冲突”的指示而抱不抵抗主义的。然而，张学良24日电中所述是9月18日夜之事，远在国民政府告民众书发表之前好几天。须注意者，看这段话时不要按语句的前后顺序将事情的前后顺序弄颠倒了。
二是事变前避免冲突的方针对事变后实行不抵抗可能不无影响，但二者性质不同，前已论及。而且，事变发生后“避免冲突”的指示，显为对“全国军队”遇到可能发生的日军挑衅情况而言，至于东北，那里已经发生冲突，而且日军已经大肆进攻并占领许多城市了。
三是说“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解释颇值得商榷。张学良电文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经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应指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电令各军”，因为只有张学良才可能直接对东北军各部下令。当然，这里主语“我方”，是相对于日方，强调指中国一方。力避冲突，本是中央政府的意旨，张学良亦同意此主张，并下令执行。故“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即东北当局按照中央指示下令之意。如“官方”指蒋介石，后面“官方根据前项命令”，就只好理解为蒋介石根据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命令了。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相反，“官方”应为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电文内容就解释得通了。就词义而盲，“官方”系相对于民间之意，并非专指中央。当年通用的语言，地方当局也是可称作“官方”的。这里且举一例佐证。《申报》曾载：“太原8日专电官方接京电，中央将于太原设西北政治分会，任阎为主席，明今日内可发表。”[31]官方即指晋省地方当局也。
四是引述者解释“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理由是，“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这也说得似是而非。蒋介石固然可以被称为“官方”，张学良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军政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被称作“官方”呢？张学良固然可以请示蒋介石，东北军内部亦可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既担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这一全国性职务，同时他又是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军完全可以向他这个“官方”请示的。事实经过亦为如此，下面再述。
五是可以补出张学良9月24日电文“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后两句话：“未几，日军攻入北大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得已，乃退出营房。”[6](p499)电文意思非常清楚：9月18日夜，“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东北军将领荣臻、王以哲请示张学良），“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指张学良根据此前避免冲突的命令），不许冲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攻入北大营内……我军不得已，乃退出营房”。事情的经过不是一清二楚吗？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 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追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12](p245-246)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日夜至19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央政府报告。[26];[32](p414)当年张学良的多次通电、谈话都是这样叙述的。这里引述一段当年张学良本人的叙述。9月20日晚，张学良与外报记者说：“18日夜，日军突袭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他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此举实毫无理由，且为未有之先例。……其作此行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分扰期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个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6](p494-495)这段话中“余……令部下……不得抵抗”，“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是张学良本人下令不抵抗的。
五 澄清之五：国民政府处置事变方针可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观点，是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但是，果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可以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究竟以何方针处理事变，因情况比较复杂，对此要作专门研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分析。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33](p82)从此电看，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蒋命令不抵抗云云，没有根据。蒋氏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似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蒋氏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13](p281)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1.重视并加强外交方面对日斗争。2.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连剿共也要停缓了。3.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4.对于日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过去一些著述动辄即谓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故九一八事变时对日采取不抵抗方针云云，并不合事实。当时他在国内着力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想弥合双方分歧。终因粤方坚持要他下台，后他不得不辞职下野。
前述几位论者所引国民政府告民众书的内容，只引了其“避免冲突”的内容，而对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还有诉诸国联、准备抵抗的内容未曾述及，似不全面。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34](p1199)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
或者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事变之初，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13](p281)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 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13](p283)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3](p285-286)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7](p132)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35](p1205)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13](p288)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7](p136)。6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7](p136-137)
10月5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10月6日议决：“（一）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分割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二）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36](p25-27)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13](p290)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37](p781)
国民政府有准备抵抗的决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10月8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蒋氏答：当然有准备。[38]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13](p301)。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由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12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但张学良拒绝执行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擅从辽西撤兵。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此处不细说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一些著述所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南京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39](p441)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是与“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六 张学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但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9](p609-610)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40](p93)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41](p118-119)
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42-43]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44](p170-174)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谈话记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45](p431-434)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最有力的澄清。
（原作于2001年6月，2003年元旦后改定）
【收稿日期】20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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