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两种论文,是怎样论文,战后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黄金年代的形成及其制度基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根据麦迪逊提供的资料(表1)，黄金年代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几乎是1820年以来任何时期的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是此前任何时期的两倍；投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资本积累速度大幅提高；出口额的增长超过GDP，其增速是1913—1950年间的八倍，是1820年以来整个19世纪的两倍。表2给出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1973年、1973—1979年以及1979—2000年这三个不同时期的GDP增长率，在黄金年代结束后，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在长波理论中，战后黄金年代对应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弗里曼和卢桑在《光阴似箭》一书中，把该时期称作“石油、汽车、机动化和大批量生产的时代”。以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为原型的大批量生产制度，构成了这一时期技术—经济范式的典型特征。这种生产方式在战前就出现了，战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扩散到大多数经济部门。福特主义劳动过程是泰勒主义和半自动化装配线的结合。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操作以及完成操作所需要的时间，都是由装配线决定的。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在其最初引入时，曾在某些国家遭到工人的抵抗。但逐渐地，随着资方力量的增强，工会以提高工资为条件进行了妥协，认可了资方在投资和组织生产过程中的权力。
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方式的普及过程，还伴随着各国产业后备军的重建，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最终完成。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完成了农民脱离土地、向雇佣劳动者转变的过程。由表3可以看到，在欧共体国家非农业部门就业量的增长中，新增劳动力的不同来源及其各自所作的贡献。在表中各个时期，来自农业部门的移民始终是对就业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但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开始，该因素的作用就开始稳步下降。到60年代末，“农业当中的就业已经下降到不足整个大陆就业的15％，对工业来说，农业劳动的弹性供给已不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段，将劳动从农业配置到工业基本上完成了。”①
在1950年的日本，自我雇佣者、农民、家庭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为60.6％，雇佣工人的比例则为39.3％。1970年，前者下降为35.8％，后者则升至64.2％，完全扭转了此前的结构②。1955—1970年间，日本非农业部门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了1500多万人，在此期间劳动力人口增加了900多万，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则下降了600多万③。在美国，以工资和薪金为生的人口在1945—1961年间增加了1500万人，即增加了35％④。在战后产业后备军的重建过程中，妇女加入就业也在一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在1950—1970年间，受雇佣的成年妇女增加了71％⑤。
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有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扩大投资创造条件。日本学者伊藤诚(宇野学派的著名代表)在解释战后日本成长时也指出：“对于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而言，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有利于企业的劳动市场条件和由此而来的相对低廉的劳工。”⑥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金德尔伯格也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之所以对长期增长有利，在于它能压制工资，提高利润，并促进投资⑦。金德尔伯格试图以刘易斯模型来解释战后繁荣的出现，而在曼德尔看来，刘易斯模型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未能考虑到，在前资本主义部门消失后，产业后备军事实上还可通过资本深化被持续地创造出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为例，由于战争的影响，产业后备军曾一度濒于消失。但在50年代，工人大量为机器所取代，产业后备军又得以迅速重建，并为60年代前半期的极度繁荣创造了条件⑧。
第二，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不仅为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且造就了一个主要由工薪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工薪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完全仰仗于市场，其人数规模的扩大直接增加了市场上的购买力，并深刻地塑造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的特点。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所催生的各种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发展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些行业一方面吸收了大量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又借着上述无产阶级化所造就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而得到了发展。
战后黄金年代的产生是以一系列制度形式的确立为前提的，这一点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识。根据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分类，这些制度形式涵盖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等不同维度。从功能上看，这些制度涉及了投资、创新、分配、消费、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
战后初期，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加速投资造就了必要的条件。但是，要将利润转变为生产性投资，单凭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得到相应制度形式的支持。在各国核心经济部门，依靠集体谈判实现了阶级斗争的合法化，劳资之间由激烈的对抗转向合作。这种阶级合作关系有时被称为“资本—劳动协议”，有时则被称为“新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的制度结构由国家、企业和工会三方构成，国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管理方则向工会承诺，工人可在不远的将来分享由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同时国家也保证为工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以换取工会对工资增长的自我约束。在新社团主义结构下形成了一套让各方相互监督的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德国为例，战后不久就通过了有关“共决制”(co-determination)的法律，允许工人代表加入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制度也在战后逐步确立。新社团主义结构对于调节收入分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制度结构也促进了投资和创新，这一点在国内文献中有时受到忽视。在这种结构下形成的阶级合作，有利于新技术的引进；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收入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投资预期。此外，战后各国还发展出一套由国家引导企业开展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
在黄金年代，凡是生产集中度较高的部门，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大体是按成本加成制度形成的。这种定价制度意味着，寡头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按照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虽然也有人对这一制度的存在与否提出过疑问⑨，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黄金年代的鼎盛时期，成本加成的确是大企业的主要定价方式。在这种定价制度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由于集体谈判的存在，不同部门的工资成本大体按相同比率增长，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利用这一点，以挤压低效率企业的利润。
集体谈判、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大资本之间相互尊重的竞争形式，共同造就了工资收入追随生产率进步而增长的现象。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不断扩大使非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也得到了制度保证。在欧洲，转移支付与家庭津贴在GDP中所占的比率，从1955—1957年的8％，上升到60年代末的大约12％和70年代中期的大约16％。此外，政府在卫生、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1950—1970年，这类支出在OECD国家(日本除外)的增长率相当于这些国家产出增长率的一半左右。上述支出和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公共支出占GDP比率的大幅增长，该比率从50年代的28％，上升到60年代的34％和70年代的41％。公共支出的增长不仅有利于促进有效需求，而且削弱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增加了工人行使集体权力的可能性，巩固了在前述社团主义结构下的阶级合作。
各国内部调节方式的成功运作是与国际秩序或国际调节方式的建立相联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决策者普遍认识到，国际贸易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私有企业制度、发展国际安全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领导下，一整套有关贸易、金融和国际间支付的制度在1945年后得以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货币实现了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发挥作用。1957年，建立了欧洲共同体。20世纪50、60年代，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协调和美国的支持下，屡次开展了削减关税的多边行动。所有这些制度和政策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巨大增长。
在有利于战后黄金年代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因素。1951—1970年，全球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了32％。在70年代危机前，石油的价格一直处于低位。作为一种通用性投入，石油的廉价供给促进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开展。日本学者伊藤诚就此这样写道：“为了满足日益扩张的需求，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供给极大地增加了，但原油价格却围绕着一桶1.8美元的价格保持不变，甚至更低。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成品疯狂膨胀的出口价格相比，原油的实际价格实际上降低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原油的相对廉价，加之其供给的弹性扩张，对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创新而形成的严重消耗石油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结构而言，是一项基本的条件。它为成长中的石油化学工业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原材料，促成了拥有汽车的社会，并将能源的主要来源从煤转换成了石油。”⑩
二、黄金年代的积累体制：评调节学派的主要观点
以消耗石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体系以及前述一整套处于有机联系之中的调节方式，界定了战后黄金年代宏观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何全面地概括这些特征，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调节学派的概括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他们将这一宏观经济体制称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并认为在这一积累体制下形成了下述“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的增长，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以产能充分利用为基础的利润的增长，用于改善大批量设备的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11)。
图1 战后黄金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Boyer,R.,"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in Dosi,G.,et al,eds,1988,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p.85.
调节学派认为，在这一良性循环中，以下两组关系最为关键，它们构成了“黄金年代宏观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第一，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存量(即资本—劳动比率)平行增长；第二，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平行增长。按照第一组关系，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体抵消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这意味着，黄金年代的产出—资本比率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定义上看，产出—资本比率的变动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能抵消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就会降低产出—资本比率，并为利润率带来负面影响。
调节学派的代表布瓦耶曾用图1形象地描绘了上述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图中可以看到，工会接纳了技术变革和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管理方则允许工人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围绕货币工资的集体谈判扩散到全社会，保证了工人阶级消费标准的持续提高；收入和消费增长促进了投资，为投资品部门带来了高额利润；而投资又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使整个过程不断地自我循环。
根据调节学派的上述模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需而实现的。这一点也符合黄金年代各国的实际。从国际角度看，世界贸易的增量主要发生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内部，换言之，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是互为市场，彼此为对方提供需求。从积累的源泉来看，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的是企业自留利润。阿姆斯特朗、格林等人指出：“1961年，78％的公司法人投资来自利润留存。余下的部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8％，来自向个人的借款(工人的储蓄和靠投资收入者的收入)。到1973年，源于自有利润的投资比例下降到64％，厂商借款投资部分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6％。”因此，“积累的兴旺基本上是自我支持的。它既增加了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产品)，又保证这些剩余(产品)找到市场，从而使雇主的利润得到稳定增长。”(12)承认战后积累的上述特点在理论上有着重要意义。从罗莎·卢森堡到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就有强大的声音，认为一旦离开对资本主义以外世界的剥削，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就难以为继。而上述现象意味着，至少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主要是内源型的。
调节学派的模型尽管拥有上述优点，但该模型所依赖的关键命题之一，即产出和消费大致并行的增长，是以相对脆弱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这些假设是，第一，资本积累的推动力被全然归于消费；第二，消费的增长被全然归于特定的制度形式。从理论上看，这些假设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大机构中，积累才是真正的主动轮，消费的变化毋宁是被动的，并非自主地决定积累的力量。其次，消费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外在的制度形式，积累过程本身也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1991年，布伦纳和格里克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对调节学派的理论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概括了在积累过程中内生的、导致需求增长的四项来源：“(1)迫于要求技术变革的竞争压力，通过利用随处可得的新劳动力，进一步增加对资本的投资(对资本品的需求)；(2)通过追加资本品投资而雇佣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新的消费支出；(3)在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中通常可预期的、并和技术变革相伴而生的工资增长；(4)非生产性支出。”(13)相对而言，调节学派忽略了这些内生的需求，并将消费的制度性增长作为推动积累的根本动力，最终使其沦为消费不足论的理论变种。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平行增长，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因为这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好处完全由工人来分享，利润份额或剩余价值率在长期内没有任何变化。这样一来，调节学派若要坚持这个命题，逻辑上就应得出如下结论：在战后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率并未明显提高，或言之，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饶有意味的是，在调节学派的文献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直白的表述；该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暧昧而充满矛盾的。笔者只在日本学者伊藤诚那里发现了明确的结论。伊藤诚在理论上接受了调节学派的解释，他宣称：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和产品工资的增长大体相一致，在战后黄金年代，“马克思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一种由于生产率增长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份额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内并未发挥作用”(14)。在这里，伊藤诚彻底地贯彻了调节学派的逻辑，最终暴露出该理论的内在矛盾。
对伊藤诚的观点可以提出以下质疑，第一，以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生产率相比较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从定义来看，产品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全部净产出(净增加值)的价格，而实际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消费品价格。但问题是，工人并不会以货币工资购买消费品以外的投资品，从价值实现的角度看，劳动力价值只能以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品价值来衡量。用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劳动生产率比较，并不能作为衡量剩余价值率的可靠方法。调节学派有时还把实际工资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改换为消费与产出增长的关系，这在逻辑上也是不严格的。消费的增长可能来自资本家乃至工人以外的非生产阶级消费的增长，并不完全是由工资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消费增长也表明了这一点。第二，伊藤诚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前后矛盾，在进一步讨论1975—1985年间的日本经济时，他又放弃了以产品工资代替实际工资的做法，直接将日本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较，并提出在此期间，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有显著进步，另一方面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结果带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从他提供的数据来看，同一时期日本制造业部门产品工资的增长是大体接近于生产率增长的(15)。
图2 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生产率比率：1948—1970年
资料来源：Brenner,et al，Regulation Approach:Theory and History，New Left Review,No.188，1991，p.94，Figure V.
总之，在积累过程中，实际工资虽然可以跟随劳动生产率进步而增长，但从长期看，这种增长不能妨碍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到，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实际工资与生产率的大体平行的增长，仅仅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短暂地存在过一段时间，大约在1958年以后，该比率就一直在下降。调节学派的始作俑者阿格列塔也指出，1958—1966年间，即在战后繁荣的高峰时期，美国私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实际工资，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以及利润率的相应增长(16)。根据布伦纳等人提供的数据，在1958—1965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不低于80％，私人经济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为45％；而在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40％，即从1950—1958年间的3.6％下降为2.2％。(17)再以日本为例，1955—1970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出实际工资50％—100％，剩余产品的吸收主要的不是依靠消费，而是依靠对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后者在1956—1973年间以22％的年率增长，是GDP增长率的两倍(18)。
三、曼德尔论黄金年代的形成
在《晚近资本主义》这部巨著中，曼德尔强调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战后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形式，他甚至使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进”这样的字眼(19)。在美国，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动员、冷战和麦卡锡主义而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增长，推动了过剩资本在黄金年代初期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行业的投资，用曼德尔的话来说，推动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诞生(20)。在战后繁荣期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完全工业化，即除了消费品和机器通过机器来生产以外，原材料和食品也实现了以机器来生产。曼德尔就此指出，这一发展带来了大多数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以及两大部类有机构成的均等化，第一部类在劳动生产率和有机构成方面的领先地位几近消失。从利润率平均化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取消了剩余劳动向生产力更先进的第一部类转移的条件，换言之，凭借生产力的地域间差异和部门间差异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做法已难再持续，在这种局面下，企业被迫把追求技术租金(超额垄断利润的另一种形式)作为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加快技术创新的持久压力(21)。
在“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全面工业化，和战后无产阶级化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布雷弗曼在谈及美国经验时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产业资本挤进农村和家庭，夺去两者所承担的生产和加工职能，把食品加工的半成品甚至成品都变作商品。这种对以往由农民家庭或其他家庭所承担的生产过程的征服，扩大了资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推动了无产阶级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新增的雇佣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和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妇女(22)。
曼德尔提出，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除了要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增长为前提外，还需要市场的显著扩张。在黄金年代，第四次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技术储备，为企业在投资于创新的基础上相互竞争提供了条件。在此过程中，第一部类通过投资于技术革命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并在自身内部造就了相互需求，同时也通过向第二部类提供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扩大了自身的市场。第二部类通过投资于新技术也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曼德尔写道：“在一段‘外延型工业化’时期后，资本投资采取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形式，尤其是在美国、西德和日本。第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对剩余价值产出的增长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在这些论述中，曼德尔始终强调了下述因素的作用，即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在劳动市场上造就有利于雇主的条件，将实际工资的增长约束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以确保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23)。
按照曼德尔的观点，积累的动力并非来自消费，但积累过程的持续却要求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张。这个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也呼应了前引布伦纳和格里克的观点，即在积累过程中会内生出新的消费需求。值得格外强调的是，在黄金年代，与投资高涨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化进一步扩大了消费需求的来源。在此过程中，以农民离开土地的形式而实现的无产阶级化，给城市化以额外的推动，由此形成的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和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投资高涨结合在一起，为黄金年代的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促进就业的投资主要是扩展型投资和创业型投资，这两种类型的投资——正如后文还将提到的——在黄金年代初期占据了主导地位。(24)在解释黄金年代产生的原因时，不应像调节学派那样，偏重于分析那些促进消费的制度，而应首先着眼于促进投资和创新的制度。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工资收入伴随生产率增长而提高的过程中，相对于特定商品的需求弹性也在变化，对农产品和其他传统产品的消费份额逐步下降，对各种新型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渐次增加。需求模式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型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促进了这些部门内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调节学派所倚重的福特主义调节方式，对于促进消费的制度性增长，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以曼德尔所描绘的两大部类投资高涨和市场的内生累积扩张为前提的。消费的制度性增长在理论上是积累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积累的原动力。
曼德尔的前述分析就其要旨而言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与其长波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依照曼德尔的长波论，一次下降长波向上升长波的转折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和市场的重大扩张。但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在他那里是不能通过内生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同时实现的，而且，“一般而言，资本主义获取头一个条件的方法与获取第二个条件的方法彼此相冲突”；这是因为，当剩余价值率增长时，群众的消费需求会遭到压制，进而妨碍消费品市场的扩张。曼德尔将此称作“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并提出这一矛盾只能通过非经济的“外生震荡”(如战争和革命)来解决(25)。
笔者曾提出，曼德尔的这些观点暗含了在理论上未必成立的假设条件(26)。即使撇开这点不论，在把这些观点用于解释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时，也能发现曼德尔的自相矛盾。根据曼德尔的意见，战后繁荣的出现不能依赖市场的地缘扩张，只能靠两大部类投资于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内生累积性增长。这种累积性增长(也就是市场的内生性扩张)是在大规模投资发生后才出现的，而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却要求市场扩张发生在大规模投资出现之前，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在《晚近资本主义》解释第四次长波出现的一个重要段落里，曼德尔就舍弃了市场因素，仅仅把剩余价值率增长看作资本加速积累的唯一先决条件(27)。
曼德尔把投资于新技术革命视为战后繁荣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使其区别于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并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互通声气。在黄金年代，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美国，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毛额在GDP中的比率(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由1941—1950年间的9.9％，上升到1951—1960年间的12.8％和1961—1973年间的13.5％；在日本，该比率由16.3％分别上升到20.3％和27％。在德国，该比率由30年代的11％，上升到50年代的17％和60年代的18％(28)。表4提供了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60—1975年间的投资变动率，从中可以看到，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在1965—1970年间的增长率普遍高于1960—1965年。投资增长模式上的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巨大的技术鸿沟。对后者而言，黄金年代的投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赶超过程的产物。通过把来自于美国的先进技术与本土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欧洲和日本逐渐提高了自己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独立地开展了创新。以日本为例，在引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田生产方式，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全球汽车业学习的标杆(29)；在欧洲，则有“第三意大利”，大量中小企业在该地区形成密集的企业网络，发展出弹性专业化生产(30)。70年代以来，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为了解释各国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大量比较制度分析，最终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分析框架。相形之下，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理论偏重于分析各种制度在促进消费上所起的作用，相对忽视了那些促进创新和投资的制度，和新熊彼特派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按照新熊彼特派的观点，大规模投资于基本创新(即那些推动新部门成长的重大产品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笔者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试图将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相结合(31)。从经验上看，黄金年代那些增长最快的部门往往也是创新速度最快的部门。表5通过美国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弗里曼等人则提供了来自欧洲共同体的数据，1960—1973年间，欧洲增长率最快的制造业部门既包括技术密集型部门(如化学、塑料、电力和电子设备、仪器和通讯)，也包括收入弹性较高、产品的消费需求模式不断变化的部门(如汽车、耐用消费品、药物等)。前者多为投资品部门，后者恰好是调节学派所注重的面向消费者的大批量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增长率几乎达到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两倍。相形之下，诸如农产品、纺织、服装、固体燃料等部门在黄金年代的增长率则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32)。
四、结语
战后黄金年代的出现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相矛盾的。在曼德尔和调节学派的著作发表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战后繁荣的产生看作战后恢复重建的产物，而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造成的。调节学派和曼德尔则认识到，战后繁荣远远超出了恢复重建的范围，它意味着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期扩张阶段；马克思主义需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以解释战后繁荣的性质和成因。相较于调节学派，曼德尔因受其托派政治观点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决裂并不彻底，在其著作中不时流露出相互矛盾的思想。他始终不曾放弃下述观点，即自1914年以降，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历史性衰落的时代，即便黄金年代的出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他的不对称长波理论，事实上正是这种思想矛盾的反映。按照这个理论，类似于战后黄金年代的长期繁荣的出现，是各种非经济的历史偶然因素的产物。这样一来，曼德尔就大大贬低了内生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造就一次长期繁荣中所起的作用。
战后黄金年代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绵延数十年的发展阶段，其形成虽与各种历史因素相关，但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前提的，换言之，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现象。对于黄金年代的理论解释，需要在这些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将技术、制度、历史等不同因素尽可能地综合起来。与调节学派或SSA学派相比，曼德尔虽然试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运用于解释战后繁荣，却未能在方法论上发展出一种为调节学派倡导的属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依照这种分析，资本积累的主要变量是嵌入特定的制度形式之中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33)。另一方面，调节学派虽然注重于制度分析，并提出了积累体制这样的概念，却不恰当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以阿格列塔为例，在他那里存在以下未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有机联系视为黄金年代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主张，两大部类的这种有机联系主要是靠消费的增长建立起来的。在调节学派的日后发展中，消费的这种作用变得更为突出，消费和产出的平行增长被看作黄金年代积累体制的核心特征，这为伊藤诚日后否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铺就了道路。理论的片面性最终限制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由于调节学派把消费看作积累的原动力，其制度分析主要是联系消费而展开的。
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局限性提示我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创造性的综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只有经过各种制度形式的协调，这些规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非均衡和矛盾的性质。在此意义上，设想一种纯粹内生的、即完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推动的长期扩张，在理论上的确是一种僭妄。但另一方面，由这一认识出发也不应否定这些规律在推动长期扩张中所起的内生性作用。在解释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时，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半内生性”分析，其特点在于：第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只有“半自主性”，即规律的运作是以特定的制度形式为前提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而非只受到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二，在批判地继承调节学派进路的同时，扩大制度分析的范围，将那些与投资和创新相关联的制度形式囊括进来，以期更全面地揭示黄金年代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
注释：
①Eichengreen,B.,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217-218.
②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90,p.145.
③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卷，林国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④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177.note 69.
⑤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181.根据麦迪逊的数据，1950—1976年，美国妇女在劳动人口中的比率从28.8％上升到39.7％。Maddison,A.,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OUP,p.192，Table C2.
⑥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Chapter 5; 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90,p.151.
⑦Kindleberger,C.P.,Europe's Postwar Growth:The Role of Labor Supp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⑧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177.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经济学》里也强调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的这一特点。Brenner,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London:Verso,2006,p.65.
⑨譬如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1990,Macmillan,p.238.
⑩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90,pp.34-35.从历史上看，1870-195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NP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均能源使用量的增长。而在1950-1973年间，情况颠倒了过来，人均能源使用量超过了人均产量的增长。参见P.Nore,“Oil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in F.Green and P.Nore,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Macmillan，1979,p.114。转引自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90,p.237,note 7.
(11)Jessop,B,“Fordism and Post-Fordism:A Critical Reformulation”,in Michael Storper and Allen J.Scott,eds,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New York:Routledge,p.33.
(12)阿姆斯特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第138页(译文略有改动)。
(13)Brenner and Glick,1991，“Regulation Approach：Theory and History”,New Left Review，No.188,p.81。布伦纳与格里克还提出：“我们的观点并非是要否定会产生严重的有效需求问题；我们的观点仅仅在于，通过第一部类相对于第二部类的更快增长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进行的积累，在缺乏保证工人消费标准的那些制度的情况下，本身并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必然产生有效需求的问题。”
(14)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90,pp.41-42.
(15)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1990,p.181.
(16)Aglietta,M.,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US Experience,English trans.London:Verso,1979,p.99.
(17)Brenner,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2006,p.61; p.63.
(18)Brenner,R.and M.Glick,“The Regulation Approach:Theory and History”,New Left Review,1991,No.188,p.94; 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90,pp.155-157.
(19)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178.
(20)曼德尔把德、美等国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上溯到法西斯主义执政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先是推动过剩资本投入军备生产，使相关国家得以摆脱大萧条的持久影响；战争结束后过剩资本又投资于新技术革命，从而形成了战后持久繁荣。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数次技术革命的界分，曼德尔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之间略有差异，他把战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不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原因是他未将18世纪产业革命考虑在内。
(21)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p.190-192.
(22)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9-250页。
(23)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p.168-169；p.179。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战后繁荣虽然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但也结合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体现于无产阶级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以及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强度的不断提高。
(24)关于不同投资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可参见高峰：《资本积累与现代资本主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7页以下；另见Freeman,C.,J.Clarke and L.Soute,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Connecticut：Green Wood Press，1982.
(25)Mandel,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144-145；Mandel,Long Wav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Verso,1995，p.111,p.113.
(26)“曼德尔两难”含有以下假设：利润率提高是资本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这个假设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的观点恰好相反，在后者看来，正是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投资于重大创新才成为企业的选择。对相关问题的评论，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128页。
(27)Mandel,E.,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p.190.
(28)Maddison,A.,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Jersey OUP,1990,p.40,Table 2.3；Eichengreen,B.,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22.
(29)参见沃马克、琼斯、鲁斯：《改造世界的机器》，沈希瑾、李京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30)参见Piore，M.and C.Sabel，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New York：Basic Books，1984。(中文本见派尔、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关于战后欧洲在技术创新上的特点以及和美国的比较，还可参见以下著作中的简要论述：Eichengreen,B.,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257-263.
(31)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Freeman，et al,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Connecticut:Green Wood Press，1982,p.128。另可参见p.129的Table 7.1以及p.130的Table 7.2。
(33)对曼德尔的进一步评论，还可参见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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